常识告诉我们，越是带有普遍性、一般性、共同性的事物就越抽象，也越接近事物的本质。如此看，影响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自然是指那些制约未来中国发展的带有普遍性、一般性、共同性的问题，也就是影响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或本质问题。基于这一认识，本文围绕三个方面展开：（1）中国未来发展面临的大背景是什么？这是思考重大问题的逻辑前提；（2）中国未来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有哪些？这关系着未来中国社会治理的目标与方向，关系着未来中国社会治理的质量与效率；（3）面对这些重大问题，从中国实际出发，应该如何主动迎接挑战，未雨绸缪，掌握未来社会治理的主动权，把握正确的发展方向？

一、中国社会未来发展总体情势预判

中国作为全球社会治理母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其运行必定受制于全球社会治理母系统的整体运行状况。宏观地看，中国社会未来发展情势如下：

（1）加入WTO意味着，从此中国再也不会孤立于世界活动影响的巨系统之外，中国会影响世界的发展，世界也会左右中国的进程。而且，随着入世保护期的迫近，中国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与挑战。这些压力与挑战既有经济方面的，更有社会治理方面的，还有文化方面的。主要挑战在于，中国社会的传统治理系统，如何顺应世界性的潮流，与普世价值并行，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成为全球大家庭中的一个合格公民。

（2）以互联网为载体迅速发展的全球化，会使中国社会思想等各种信息的传递速度日益加速，这就对传统的意识形态监管制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为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的封锁几乎不可能。这会从根本上改变以往官民信息不对称的现状，从而使以公开化、透明化、公正化的社会治理理念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与常识。由于互联网这种快速便捷的信息专递平台的诞生，思想的产生、传递以及号召力将会空前的增强，这也会给社会治理者形成现实的舆论压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事实上，互联网的这种号召力与监督力确实不可忽视。

（3）以民主化为主要价值取向的社会治理潮流浩浩荡荡，或远或近的民主示范效应，每时每刻都在弘扬和倡导着这种自由人道的社会治理理念，任何国家和社会要融入人类文明的大家庭，实现国家民族的富强兴旺之梦，都必须或快或慢地皈依和追随这种价值，以免被世界共同体所排斥和不容。这就对社会治理体系改革相对滞后的国家与民族形成了无形的压力与挑战。因为，一切改革都意味着利益的重新分配，而政治体制改革更是如此，直接牵扯着现行执政者的切身利益。问题在于，人性自利的本性决定了任何既得利益者又不可能主动放弃自己的利益。

因此，在这三大总体情势压力下，笔者以为，中国社会未来发展面临的根本挑战有三：一是权力合法危机将会成为社会治理面临的首要挑战；二是权力的监督制约问题会成为制约和谐社会构建的关键问题，直接关系着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三是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诸如官民利益冲突、城乡利益冲突、东西利益冲突、贫富利益冲突、代际利益冲突，以及就业的冲突、活力与稳定的冲突、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冲突等等，都会制约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合而言之，未来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总体情势是：虽然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挑战大于机遇。

二、中国社会未来发展必须直面的重大问题

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实际上就是指中国社会未来发展必须直面的重大问题。为此，必须首先弄清楚“社会”的基本内涵。所谓社会，动态地看，就是指社会活动，无非是财富活动与非财富活动之和。财富活动是指创造财富的活动，又分为两类：一是创造物质财富的活动，即经济；一是创造精神财富的活动，即文化产业。非财富活动也分为两类：一类是与财富没有必然的、不可分离关系的活动，是完全不创造财富的活动，即人际交往活动；另一类非财富活动则是与财富有必然的、不可分离关系的活动，是直接不创造财富而间接创造财富管理活动，说到底，也就是直接不创造财富的管理活动。这种管理活动又分为权力管理及其规范和非权力管理及其规范：前者即政治与法；后者即德治与道德。于是，社会就其动态结构来说，无非由经济、文化产业、人际交往、政治、德治、法和道德7类活动构成。[1] 这样，关于中国社会未来发展重大问题的思考，实际上就是关于未来中国社会总体及其经济、文化产业、人际交往、政治、德治、法和道德7类活动面临的重大问题的思考。具体说，未来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总体及其经济、文化产业、人际交往、政治、德治、法和道德七个方面的重大问题如下：

第一、经济方面的重大问题。笔者认为，中国社会未来创获物质财富的经济活动，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三：

（1）如何在持续抓好创获财富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的同时，突出抓好“分配、消费”环节的建设问题，即抓好“共建共享”，特别是“共享”的问题。如果不抓好这“四个环节”，特别是后“两个环节”的问题，就可能因为丧失公正的经济秩序，不但使经济发展的动力减弱，同时也会阻滞，甚至终止创获财富的活动。

（2）如何大力支持和扶助民营企业做强做大，逐步降低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的比重，减少国有企业由于资源垄断和低效给全社会经济活动秩序的扭曲与侵蚀。

（3）如何既抓好大型骨干企业和项目的引进与扶持工作，又抓好中小企业的培植与扶持工作，要把大力发展草根经济作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以便逐渐培养和壮大中国未来企业家后备队伍，在市场中鼓励和培育现代企业家精神。核心问题是如何减少制约企业自主创新发展的各种制度性束缚，降低一切创获物质财富活动的有形与无形成本，特别是正税以外的各种行政收费、罚款，包括一切无端增加财富创造主体成本的所谓管理成本，力争中国社会一切创业活动治理的理想境界——“零成本”（不包括各种合法的税收等规费）与“零束缚”，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和动员全社会的创业热情。

第二，文化产业方面的重大问题。文化产业方面的重大问题就是关于精神财富创获活动方面的重大问题，也就是对精神财富的创作、出版、发行、教育、表演、学习、欣赏等等管理方面的重大问题。由于这些活动虽然都是关于精神的，但却不是精神活动，不是那种无法进行强制管理的无形体的大脑反映活动，而是可以进行强制管理的有形体的物质活动。因此，也就存在一个如何治理的问题。未来中国社会发展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有三：

（1）如何通过解放思想，探索文化产业管理的新路子，既能做好方向性的引导，又不会窒息全社会创获精神财富的活力。

（2）如何通过构建公平的社会医疗、养老保障机制，减少或消除因公平缺憾而导致的社会冲突隐患。

（3）如何切实落实九年制义务教育问题，缓解中小学教育中的公共资源分配不公问题，缩小城乡差别与贫富差别，建立贫困家庭子女就学保证机制。

第三、人际交往方面的重大问题。人际交往活动是指那些与财富没有必然的、不可分离关系的活动，亦即完全不创造财富的活动，如朋友来往、同学交往、血缘关系、同事交际、爱情婚姻、拐骗盗窃、打架杀人等等。这些活动虽然属于完全不创造财富的活动，但却是社会活动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着整个社会的治理质量与水平。因此，未来中国发展，在人际交往方面面临的重大问题是：

（1） 如何不断优化社会治安状况，为广大民众提供安全舒心的生产、生活环境。关键在于如何预防恶性案件以及危害市民人身安全案件的发生，及时处理日常的人际冲突，避免诱发大规模危害公共安全的事件发生。

（2）如何加强家庭、社区以及单位的文化建设，从基层从家庭细胞从单位群体化解人际矛盾，减少人际冲突。

（3）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奠定诚信的社会生活基础，减少每个市民的生产、生活成本。

第四、政治方面的重大问题。孙中山先生早就说过，政治是一种管理活动：“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2]政治是社会对于人们行为的权力管理，因而也就是对于人们的行为应该且必须如何的管理。政治的管理对象仅仅是那些具有重大社会效用的行为,这也决定了政治不能不具有“应该且必须服从”的力量，决定了权力是政治的本性：政治是权力管理，它要求被管理的行为应该且必须如何。如此，未来中国在政治方面面临的重大问题，自然也是权力的授予与监督制约问题，即民主、法治与宪政建设问题。目前只能受制于大系统的政治体制改革，但在整体性的整体改革未启动前，如何通过基层民主建设，通过不断创新民众的现实利益表达机制，缓解中国社会局部的政治危机，主要是官民冲突与权力失控、滥用导致的腐败问题，这是未来必须给予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具体表现在：

（1）如何不断巩固和强化农村民主化建设，提升农民自治的水平，理顺农村管理中的根本利益关系，继续探索农村民主制度建设的新途径与新方法。

（2）如何在城市社区开始民主化建设试点，缓解城市社会的危机压力。

（3）如何大胆试点和探索乡镇民主及区县以上的政权民主建设，为即将到来的整体政体改革积累丰富的经验与教训。

（4）如何在各级政府财政公开化透明化的民主化建设方面有质的突破，充分发挥人大的财政预算监督职能，不断提供广大民众切实需要的基本公共服务产品以及主体功能区，缓解财税方面的“官民”冲突与矛盾。

（5）如何在实质民主未实现以前，通过协商民主等多种途径，倾听民间呼声，尊重民意，更多地满足民众的共同需要。

第五、德治方面的重大问题。与政治不同，德治是非权力管理，是社会依靠非权力力量对于人们的行为应该而非必须如何的管理。德治的对象是人们的一切具有社会效用的行为，因而既包括具有重大社会效用的行为，又包括不具有重大社会效用的行为。就是说，德治是非权力管理，是社会依靠非权力力量对于人们的行为应该而非必须如何的管理。所谓非权力力量，就是使人应该而非必须服从的力量。它一方面是指使人自愿服从的力量，亦即所谓教育，如思想的灌输、熏陶、培养等；另一方面则是非权力强制，即舆论强制，如人们的议论、谴责、赞扬、批评等。中国社会未来在德治方面面临的重大问题主要有：

（1）如何通过全方位的教育途径，借助思想的传播、熏陶与培养等方法，凝聚全社会的积极力量，动员各种优质的精神资源参与和谐中国的建设。

（2）如何通过正确的舆论引导和管理，借助各种媒体，传播先进的文化与有益的信息，营造积极健康的社会舆论氛围，鞭打丑恶，揭露无耻，谴责腐败，倡导有助于社会繁荣与进步的价值观。

（3）如何摒弃落后的思想观念，特别是极左社会治理理念，清除腐朽落后社会治理思想的干扰与破坏。

第六、法制建设方面的重大问题。为了使经济、文化产业和人际交往以及一切具有社会效用的行为不致乱成一团而有一定秩序，从而保障社会存在与发展，仅仅有政治和德治是不行的；还必须有被管理者怎样活动和管理者怎样管理的行为规范。这种行为规范无非两种。一种是政治规范，是政治活动遵循的规范，亦即具有重大社会效用的行为应该且必须如何的权力规范，这就是法。另一种就是道德规范。未来中国发展法制建设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是：

（1）如何在国家根本大法的前提下，遵循社会创建法律的终极目的——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的利益总量，在地方立法权限内，不断优化有助于中国社会繁荣进步的现行法律体系。

（2）如何强化公正执法与公正司法力度，维护法制的公正秩序，捍卫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满足公众基本的公正需求。

（3）如何强化监督检察部门的保障与清洁职能，减少各种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滥用公共权力给广大民众造成的硬伤。

第七、道德建设方面的重大问题。道德建设的根本任务在于如何通过社会治理道德的终极目的——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的利益总量，从而发现和创建优良的道德规范，并使之转化为广大民众的稳定的心理品质。中国社会未来在道德建设方面面临的重大问题是：

（1）如何不断提升道德规范本身的优良性，最大化地实现道德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利益总量的终极目的。

（2）如何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集体主义道德主导下，突出完备集体主义的基本特征：1.即人道主义的，而不是整体主义的特征；2.这种集体主义，正如马克思所言，既不是利他主义的，也不是利己主义的，而是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之辩证统一；3.这种集体主义是一种温和的集体主义，是一种相对的、有条件的集体主义，而不是极端的、绝对的集体主义。它认为在集体与个人利益一致的情况下，对于个人利益追求的任何压抑和限制都是不道德的。[3]

（3）如何突出道德原则的层次性，既注重最高道德原则的导引与激励作用，更注重基本道德原则的激励与保证作用，同时包容和认可最低道德原则的社会价值，最大地发挥道德在中国未来发展中的治理作用。

（4）如何通过不断的制度与机制创新，减轻微观道德建设的压力。

（5）中小学品德教育如何根据教育对象的生理、心理特点，按照品德形成与发展的规律，将优良、科学的道德规范作为品德培养的基本内容，以培养合格的现代公民品德为基本目标，改革以往注重培养革命者职业品德的传统品德培养模式，让品德培养回归“使人成为人”的本分。

（6）如何改变以往重私德教育轻公德培养的现状，紧跟时代的文明步伐，为中国公民社会的构建培养一大批拥有优良的公共品格、健全的心智、强健的体魄的现代公民，造就一批富有社会正义感和人道精神的现代公德楷模与榜样，促进中国社会整体公德水平的明显提高。

总体而言，上述关于中国社会未来发展必须直面的重要问题，是就七个社会构成要素内部的冲突与矛盾提出的。就七个社会构成要素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而言，未来中国社会发展必须直面的重要问题如下：

（1）如何激发和凝聚中国社会发展的活力。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在于，推动社会发展的行为主体愿不愿意和能不能自觉参与到促进社会发展的活动中来。中国未来的发展同样在于，广大民众愿不愿意和能不能自觉参与到促进中国社会繁荣与进步的伟大事业中来。

（2）未来中国社会的繁荣与发展究竟是“谁”的繁荣与发展。具体说，未来中国的繁荣与进步，谁才是其成果的真正享有者。即，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和安排，从根本上解决“共建共享”的利益归属问题。既处理好当前利益的公正分配问题，又能兼顾代际间的公正问题，不至于为了所谓后代的利益而牺牲现代人的利益，当然，也不能为了当代的利益而牺牲后代的利益。更不能为了一部分人的利益而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利益。

（3）既然宪法已经规定“主权在民”，各级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那么，各级政府和领导如何通过制度创新，才能落实这一现代社会治理的根本原则，最大地体现广大民众的治理意志，满足广大民众的真正需求，改变以往以政府和领导偏好为广大民众偏好的现象，摆正位置定好位。

（4）如何防止政府公共权力的滥用、政府工作人员的腐败给广大民众的伤害，阻碍未来中国社会的繁荣与进步。

（5）如何探索和构建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表达机制，减少因言路不畅导致冲突与危机。

（6）如何在减少乱收费与强化财政预算方面争取新的突破，增加政府花钱的透明度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产品的公平分配。

三、因应对策与建议

上述分析告诉我们，影响和制约未来中国繁荣与进步的重要问题分有“七分一总”，八个方面。围绕这些重要问题，相应对策与建议如下：

（一）就经济方面的重大问题。建议：（1）要在持续抓好创获财富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的同时，突出抓好“分配、消费”环节的建设问题，即抓好“共建共享”，特别是“共享”方面的问题；（2）要大力支持和扶助民营企业做强做大，逐步降低国有企业在我市经济生活中的比重，减少国有企业由于资源垄断和低效给经济活动秩序的扭曲与侵蚀；（3）在抓好大型骨干企业和项目的引进与扶持工作的同时，要抓好中小企业的培植与扶持工作，把大力发展草根经济作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核心问题是要在减少制约企业自主创新发展的各种制度性的束缚，降低一切创获物质财富活动的有形与无形成本，特别是正税以外的各种行政收费、罚款，包括一切无端增加财富创造主体成本的所谓管理成本方面下功夫，力争创业活动治理的 “零成本”与“零束缚”。

（二）就文化产业方面的重大问题。建议：（1）通过新一轮的思想解放，探索文化产业管理的新路子；（2）着力构建公平的社会医疗、养老保障机制，缓解和减少因公平缺失所导致的社会冲突隐患；（3）切实落实九年制义务教育问题，缓解中小学教育中公共资源分配不公问题，缩小城乡差别与贫富差别，建立贫困家庭子女就学保证机制。

（三）就人际交往方面的重大问题。建议：（1） 要切实加强社会治安管理，提升治安整体质量。预防恶性案件和危害广大民众人身安全案件的发生，及时处理日常人际冲突，避免诱发大规模危害公共安全的事件发生；（2）注重家庭、社区以及单位的文化建设，从微观着手化解人际矛盾，减少人际冲突；（3）要通过制度创新，奠定诚信的社会生活基础，减少每个市民日常生产、生活成本。

（四）就政治方面的重大问题。建议：（1）要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农村的民主化建设，提升农民自治的水平，理顺农村社会治理中的根本利益关系，继续探索农村民主制建设的新途径与新方法；（2）要重视在城市社区开展民主化建设试点，缓解城市底层社会的危机；（3）要大胆试点和探索乡镇民主及区县以上政权民主建设，为即将到来的整体政体改革积累经验；（4）要在各级政府财政公开化、透明化方面力争质的突破，充分发挥人大的财政预算监督职能，缓解财税方面的“官民”冲突与矛盾；（5）要在实质民主未实现以前，通过协商民主等多种途径，倾听民间呼声，尊重民意，最大地满足民众的公共需要。

（五）就德治方面的重大问题。建议：（1）通过全方位的社会教育途径，借助思想的传播、熏陶与培养等方法，凝聚全社会的积极力量，动员各种优质的精神资源，参与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建设；（2）通过正确的舆论引导和管理，借助各种媒体，传播先进的文化与有益的信息，营造健康积极的社会舆论氛围，鞭打丑恶，揭露无耻，谴责腐败，倡导有助于中国社会繁荣与进步的科学价值观；（3）要摒弃落后的思想观念，特别是极左社会治理理念，清除腐朽落后社会治理思想。

（六）就法制建设方面的重大问题。建议：（1）在遵从国家根本大法的前提下，根据社会创建法律的终极目的——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的利益总量，在地方立法权限内，不断优化有助于中国社会繁荣与进步的现行法律体系；（2）强化公正执法与公正司法力度，维护法制的公正秩序，捍卫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满足广大民众基本的公正需求；（3）切实强化各级监督、检察部门的保障与清洁职能，减少各种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滥用公共权力给广大民众造成的硬伤。

（七）就道德建设方面的重大问题。建议：（1）不断提升道德规范本身的优良性，最大地接近道德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利益总量的终极目的；（2）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集体主义道德主导下，努力奉行完备集体主义价值观。要倡导人道主义价值观；奉行己他俩利主义道德价值观；接受温和的相对的、有条件的集体主义，反对极端的、绝对的集体主义。要告诉大家，在集体与个人利益一致的情况下，对于个人利益追求的任何压抑和限制都是不道德的；（3）要明确和突出道德原则的层次性，既注重最高道德原则的导引激励作用，更注重基本道德原则的激励与保证作用，同时包容和认可最低道德原则的社会价值；（4）要通过不断地制度与机制创新，尽快减轻微观道德建设的压力；（5）中小学品德教育要根据教育对象的生理、心理特点，按照品德形成与发展的规律，将优良、科学的道德规范作为品德培养的基本内容，以培养合格的现代公民品德为基本目标，改变以往注重培养革命者职业品德的传统品德培养模式，让品德培养回归“使人成为人”的本分；（6）要改变以往重私德教育轻公德培养的现象，紧跟时代的文明步伐，为中国社会培养一大批拥有优良的公共品格、健全的心智、强健的体魄的现代公民，造就一大批富有正义感和人道精神的公共道德楷模与榜样，以便促进中国社会整体公德水平的明显提高。

（八）就制约和影响未来中国繁荣与发展的根本问题。建议：（1）尽量减少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各种制度性约束与障碍，清理各种过时落后的法规制度，最大化地增加每个行为主体的自由。这是因为，“自由是每个人自我实现、发挥创造潜能的根本条件，同时也就是社会繁荣进步的根本条件。”[4]（2）未来中国社会的繁荣与发展要注意通过制度创新和安排，从根本上解决“共建共享”的利益归属问题。处理好当前的利益与未来利益、当代利益与后代利益，特别是当代人之间利益的公正分配问题；（3）要真心诚意地按照“主权在民”的现代社会治理基本原则，摆好广大民众与政府的主仆位置，力戒避免保姆替主人包办一切的霸道恶习；（4）要着力通过制度创新和安排，最大化地防止公共权力的越界与滥用，减少腐败给广大民众的伤害，挫伤广大民众献身未来中国社会繁荣与进步事业的热情；（5）要注意探索和构建广大民众切身利益表达机制，减少因言路不畅诱发意外冲突与危机的可能；（6）要在减少乱收费与强化财政预算方面争取新的突破，通过增加政府花钱的透明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争取民心，减少延缓权力合法性危机，在发展活力与稳定之间建立动态的平衡。

总之，影响和制约未来中国社会繁荣与进步的重要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重大课题。固然，对这些重要问题的界定和认识，难免充满争议与分歧。但各界对影响和制约未来中国繁荣与进步重要问题的探索、关注和聚焦过程，无不有助于在这些重要问题上形成共识，从而有助于这些重要问题、核心问题和根本问题的逐步解决。

参考资料：

[1] [3] [4]王海明.新伦理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748.

[2]马起华.政治学论[M].台湾:商务印书馆,民国66（197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