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3年的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东亚是至关重要的焦点所在。政治经济实力的持续崛起与权力格局的变动相互叠合，使之成为具有内爆性的地区，东亚新领导人将面临最为复杂的局势。东亚各国领导人不仅需要形塑自身的政治权威，还需要锻造引领地区发展的领导力与合法性。

“50后”的历史观

无论国内政治还是区域政治中，信任是进行合作的基石，东亚新秩序需要寻找信任的资源。然而，在无政府状态中，各国之间首要的任务是自助，因此，安全困境就成为合作的障碍。2012年的东亚秩序中，信任资源大量流失，中日、日韩的领土之争、朝鲜两次发射火箭以及美日、美韩的双边的军事演习都削弱了东亚地区的信任基础。

2012年年末，中日韩三国完成了权力换届，三国领导人都属于50后一代，成长于冷战环境之中的领导人自是对冷战有比较深刻的印象。当然，年轻时代的经历未必能够决定一个人的政治观念，但却可以透过时间的隧道而成为一个人的政治潜意识。历史的印记已经清晰地显露于三国领导人的外交政策或者理念之中，如何“超越”历史似乎成为东亚地区新秩序的关键所在。

近代历史，尤其是二战的历史依然形塑着东亚秩序，成为各国外交无法绕过的“底线”。近日，日本的使者在韩国和缅甸遭遇阻击，历史问题依然无解。1月4日，新任首先安倍晋三的特使额贺福志郎前往韩国首尔与即将上任的韩国女总统朴槿惠会谈，韩国反日人士切腹抗议，而朴槿惠在会谈中指出，日韩需要正视历史，构建东北亚经济共同体。在此竞选期间，朴槿惠曾在媒体撰文倡导“东北亚和平与合作倡议”，东北亚新秩序的构建需要中日韩之间的“大和解”以及对历史的正确理解。东北亚地区的“和解”需要建立在共同历史理解的基础上，朴槿惠尤其提到了“慰安妇”问题，只有抹平历史的伤痛，和解才得以实现。对于朴槿惠而言，她可以“原谅”朝鲜对其母亲实施的暗杀，但是却无法绕过日本在朝鲜半岛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切腹抗议只是韩国民众反日的极端呈现。

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在缅甸访问期间拜祭二战阵亡日军墓，引起华侨的不满，尤其是赴缅作战的远征军老兵的抗议。麻生太郎的举动只是日本新任内阁历史观的一种折射，安倍晋三在竞选期间曾说后悔在担任首相期间没有参拜靖国神社，在大选中以压倒性优势获胜也使日本内阁更加保守化。小泉纯一郎任首相期间曾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却能够可以“长期”执政，安倍或许要模仿小泉之路，强化日美关系的同时，在历史问题上挑战亚洲邻国的“底线”。

习近平在担任中共总书记的“就职演说”中提到“民族复兴”——“近代以后，我们的民族历经磨难，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很明显，日本侵华将中国逼到了亡国的边缘。二战的硝烟已经散尽，但是战争的影响却依然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东北亚的发展道路，深深地镌刻在各国的灵魂之中。雅尔塔体系、波茨坦公告经常出现在外交辩驳之中。

一个人的认知模式总是受制于青年时期的经历、影响个人或民族命运的历史事件，50后一代经历了上个世纪60年代“世界革命”的洗礼，也有冷战的激荡以及各自国家政治转型的冲击，历史慢慢走远，而历史观却在塑造着现实与未来。

信任比黄金珍贵

领导人的决策过程受制于每个人的知识、经验与视野，而任何决策都是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做出的，从而导致一个非意图化的演变过程。东亚地区的历史问题成为各国领导人彼此信任的绊脚石，战争的记忆强化了一种脸谱化印象，尤其是“侵略”一词更是让彼此的理解与信任难上加难。

日本对东亚各国的侵略以及首相们暧昧甚至抵赖的表态都使其难以摆脱“侵略者”的脸谱，日本任何提升军备的动作都会被视为军国主义的复活，野田佳彦上台之后废除“武器出口三原则”，将自卫队提升为自卫军的说法不断传出，只能加深东亚国家对日本的不信任。对于日本而言，自卫队提升为自卫军不过是“正常国家”的重要标志而已，也许，只有日本像德国那样对侵略问题做出深刻的反省并赢得受害国的谅解之后，自卫军才会被接受。

中国政治经济实力快速提升之后面临着“信任赤字”的问题，无论“和平崛起”还是“民族复兴”都会令邻国感到不安。一方面，近代以来的大国崛起都伴随着血与火的战争；另一方面，东亚地区在历史上的朝贡体系与当下的国际体系理念相距甚远。“复兴”与“崛起”会勾起人们对历史的回忆，对于中国而言，“复兴”只是国家地位的历史性回归而已。以美国为主导的东亚结盟体系则强化了“围堵中国”的认知，虽然朴槿惠认为，“美国在东亚的持续驻军过去曾是、未来仍将是有助于地区和平及繁荣的重要因素”，但是却无法消除中国的不安全感。

安倍晋三上任后出访的第一站将是美国，修复“日美基轴”，此外，美国国会和总统通过的“国防权限法案”将钓鱼岛列入协防范围之内。这些都增加了中国对日美同盟的担忧，中日信任难上加难。

外交决策过程中各个利益集团或者党派会介入其中，外交活动的参与者并非如同弹子球一般理性、单一的主体。情感、恐惧、期望、先入为主等等因素都会影响决策者思考与应对外交问题的方式与方法。错误的信号可能会风起于飘萍，进而导致狂风巨澜。以中日钓鱼岛为例，石原慎太郎的“狂言”已经使中日两国准军事力量互相较量，中国的海监船与海监飞机力图实现对钓鱼岛的立体巡航，而日本自卫队则多次出动战机进行拦截，这种近乎“赤膊”的博弈，已经让钓鱼岛陷入了擦枪走火的危险。双方在钓鱼岛上投入了越来越多的资源，以信誉进行博弈，手段已经异化为目的。

历史恩怨、现实的利益纠葛以及决策过程中的“乱码”让东亚地区的形势紧张，战争的说法已经不胫而走，回望百年，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间接地引爆了一战，2013年的东亚会重蹈巴尔干的覆辙吗？

“不战”的底线

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的信任是脆弱的，决策者往往会高估对方联盟体系的团结性，将其视为铁板一块，比如日美同盟。当联盟体系走向固化的时候，战争的风险就在上升，以钓鱼岛为理由，日美军事同盟在强化，中美之间的军事博弈也在升级，这也是未来的隐忧。

即便“美国回归”，东亚地区的联盟体系并没有固化与对立化，这是与1913年的欧洲国际体系最大的不同。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同盟关系是“轮毂式”的双边同盟，此外，美国不会将自己卷入太多的军事承诺之中，从中菲黄岩岛对峙中，美国的态度可见一斑。美国在国防权限法案中将钓鱼岛列入其中，与其说是为钓鱼岛一战，不如说是避免中日之间因钓鱼岛而发生战争。若中日因钓鱼岛开战，美国则陷入两难选择之中，因此，将钓鱼岛列入国防权限法案之中是向外界释放一个信号：美国会介入钓鱼岛之争，以此来遏制中国进一步巡航钓鱼岛，防止中日两国擦枪走火。不战，应该是东亚的底线，任何一个国家僭越，都会使东亚地区陷入重大的震荡之中。大国间的联盟固化、势均力敌，而小国也加入联盟体系之中，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引发严峻事态。1908年的波斯尼亚危机实际是1914年危机的预演，奥匈帝国与俄国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1905年日俄战争失败之后，俄国将扩张目标集中于巴尔干，与奥匈帝国迎面相撞。并非普林西普的枪声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从巴尔干最先引爆而已。

东亚地区正经历一次权力格局的调整，各种矛盾计划起来，如果中日钓鱼岛危机持续升温，可能会引发地区局势的“蝴蝶效应”。现在是到了为钓鱼岛危机降温的时候了，中日双方需要一套关于钓鱼岛的危机管控机制，而非像安倍晋三那样“没有谈判余地”的强势表态，这只能让中方也采取强硬姿态。当威胁与恐惧螺旋上升的时候，“中日不再战”的原则或许就无法约束两国的行为了。

2013年，或许成为东亚新秩序的开始。经过2012年的波折与博弈，各方的底线逐渐明朗，各方需要避免错误知觉，建立起良好的沟通渠道，为东亚一体化注入新的活力。中日韩三国都进入了常人政治时代，需要以常人之心面对危机与挑战，以常识思维反思并超越历史的藩篱，使东亚地区进入常态发展阶段。

2013.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