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领导人终于实现了会面，这意味着中日关系到了止跌点。两国媒体对领导人会面的报道也出现了微妙的差异，中国媒体的报道中主要集中于历史、军事安全等原则性问题，重申了中国的立场；而日本共同社则突出了安倍提出的建立中日海上磋商机制。此外，中日领导人会面的视频和图像也显示了中日关系的温度，握手却很少有眼神的交流，就像安倍自己说的，“终于”见面了，也没有让大家“失望”。会面至少意味着关系不会在继续恶化了，然而，止跌并不意味着马上反弹，中日关系要回到正常轨道恐怕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去磨合。
此前，中日领导人是否见面一度成为APEC峰会关注的焦点，此前中国媒体也呼吁不要让安倍抢了镜，但中日领导人是否会晤的确是此番APEC的潜在主题。中日两个亚洲大国三年来并没有实现领导人的会面，尤其是两国领导人完成换届，高层交往还是没有恢复，中日关系也成了东亚的不确定性因素。因此，中日领导人会晤与否确实是比较棘手的问题：中国是东道国，需要对所有来宾 尽地主之谊，安倍当然也不能例外；若中日首脑还没有真正见面，中国作为正在崛起，并且志在扩大话语权的国家，显得有些不够大度。在这个传媒高度发达的时代，中国的不大度会被放大，因此，安倍”抢镜“也有双重的意思：不能让APEC主题发生偏离；不能因中日双边关系而损害中国多边外交的“主场”。
最近半年来，中日通过各种管道就首脑会面进行磋商，最终的成果就是四点共识，可以说，这也是中日关系目前能够达到的“最大公约数”，双方都作出了让步和妥协，在共识中也包含了各自的主张。中国强调在历史问题、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而日本则有意回避这些具体问题，强调在原则上愿意改善中日关系。无论历史问题还是钓鱼岛问题都是难以在短期解决的问题，能够做到的是将这些问题先冷冻或者搁置起来。
自2010年中日撞船事件之后，两国关系一路下滑，最终跌至1972年以来的底点，在四年的博弈过程中，中日之间事实上达成了“不战”的共识，这已经是目前中日关系的底线。这对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非常重要，不要轻言战争，包括民间舆论也是如此。随着中国军事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不战”共识需要得到两国进一步的确认，这对于东亚乃至世界和平尤为重要。但在不战的前提下，中日之间的和平竞争是难以避免的，毕竟东亚正在经历着一场权力转移。
有学者认为，东亚正在经历权力和平转移的第一阶段，2010年是中日权力转移的起始点，这一年中国GDP超过日本，当时中日关系正在冰冻之中。现在想想看，中日首脑见面可能意味着第一阶段正在完成。中国GDP超过日本，代表着东亚经济权力重心微妙转移，但真要实现和平转移，需得到两国的承认。四年间，中日关系龃龉不断，右翼色彩浓重的首相安倍上台之后，双方竞争不断升级，火药味也越来越浓，各种强硬的言论不断出现，比如将钓鱼岛作为靶场等等。
但最终中日都未发生类似中美撞机之类的高风险事件，在激烈博弈的背后也形成了一种“默契”：严格的风险管控，以防出现意外。如果和平指的是没有战争的话，那这四年也算是中日权力的“和平”转移。
无论中国还是日本，其实力的基础都来自于高速增长带来的经济实力。中国三十多年前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方略，而日本也曾实施贸易立国的战略，经济、贸易是中日两国所擅长的，也是权力的来源。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世界流行的是“日本第一”，21世纪的流行词是“中国第一”。中日两国都在一定程度上是东亚模式的代表者，在地区格局中的话语权也来源于此。中国在GDP总量上超过日本，意味着中日经济领域的竞争会更激烈，中国开始从总量到质量，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而日本则希望将GDP增速给拉上来，安倍经济学的本质就是扭转中日之间的经济差距，以免日本在东亚地区被边缘化。
而在经济竞争的背后，是中日两国新任领导人都在推动“改革”，国家和外交战略处于转型之中。这会为中日关系提供更大的转圜空间，也为时而摩擦的和平竞争开辟了通道。
中国自十八大之后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出并推动“一带一路”的建设，以周边外交为核心，通过“一带一路”向西开拓，中国将扮演欧亚大陆与亚太两大经济圈的枢纽和动力传送带，今年亚投行在北京落地，中国外交转型的意志已经得以体现。“一带一路”的战略既是外交优先方向的调整，也是中国发展战略的再平衡。为的是弥补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崛起对西部形成的差距。
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了数十年，但效果并不是很明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缺乏外交战略（开放战略）的配合，西部开发不仅需要国家的政策优惠，更需要一个全方位的开放体系。“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中国内陆边疆就变成了开放的前沿，中国的外交重心也会从东部向中西部偏移。中国向西看，西太地区的博弈与竞争烈度自然就会有所下降。
对日本来说，这是个机遇，但更是挑战，“一带一路”的战略里面，现在还没有日本的一席之地，中国发展的红利更多地会外溢到“一带一路”的沿边国家和地区。
安倍上台之后，日本的“变革”也是显而易见的，颁布“特定秘密保护法”、设立日本安全保障局、修订防务指针、解禁集体自卫权等等，这一列的动作推动日本走向”正常国家“。所谓的正常国家就是军事、政治大国，要在国际和地区外交舞台上有一席之地。安倍访美期间高调宣称“日本回来了”。而与中国的对抗，是日本能够不停地“刷存在感”的手段，美国总统奥巴马访日期间承认将钓鱼岛置于日美安保第五条，但安倍却没有投桃报李，在TPP上做出让步。
当更多的人关注和谈论的是中国的外交转型，对日本的外交转型似乎关注度也应提高，安倍第二次担任首相实施的外交政策与第一个任期有相似之处，核心点在于“海洋国家外交”、价值观外交，但更值得一提的是“正常国家”战略。
中国的“一带一路”外交和安倍的外交在东南亚地区有汇合点，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出发点在于此，而安倍几乎遍访东盟十国，中日之间在东南亚的竞争恐怕已经从实力转向智慧与规则，东盟主导东亚一体化犹如小马拉大车，中日两国在东盟的确扮演的角色更为微妙，在东南亚的竞争也更为技术化。APEC峰会为中国提供了机会，中国倡导亚太自贸区，既是为东盟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关系（RCEP）和TPP提供合作的平台，同时也是实现亚太经济圈与欧亚经济圈对接的纽带。
中国从东亚国家走向世界国家，“一带一路”是支撑；日本从世界国家回到亚洲国家，“国家正常化”是发动机，因此，东南亚的确仍是中日两国的叠合点，也是博弈场。
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者 孙兴杰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