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和新左派（这二者不应混为一谈）提出的问题是值得重视的。正因此，“托克维尔悖论”的核心——改革是否会触发一系列不可控制事件，从而最终导致革命的爆发——引发了广泛的兴趣和热烈的讨论。这一讨论并未得出答案（或者说是一致的答案），但讨论本身足以反映出换届之际北京所面对的不确定性。
就在人们的目光还聚焦在薄熙来的倒台、谷开来的审判以及十八大的召开之时，在北京，已经展开了一场安静但趣味十足的对首次出版于1856年的托克维尔的经典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讨论。尽管看上去与当下关注的热点问题相去甚远，但事实上，对这一著作的兴趣反映了在知识分子圈子里普遍存在的对于中国制度的现状及将往何处去的担忧。
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无论是中国国内还是海外，都在聚精会神地关注着十八大以及十八大之前发生的一系列不平常的事件。但与此同时，围绕着一个看上去远离上层政治风暴的话题——即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却进行着一场引人入胜的讨论。托克维尔这部出版于整整一个半世纪之前的作品长期以来就一直是欧洲和北美历史及社会科学课堂上重要的一环。因此，这部作品突然之间成为了北京谈话中的热门话题，这看上去有些异常。
突然走红的经典
这一论述法国大革命的经典著作激起了巨大的兴趣，源于华生——这位在1980年代的改革大讨论中十分活跃的著名经济学家——发布了这样一条微博：我去了（中南）海里见我的老领导，他推荐我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他相信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在世界上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看，还是从今日面对的外部环境来看，都不可能那么顺畅地实现现代化；中国人民付出的代价还不够。
由于华生曾经在任主管金融的副总理王岐山领导下工作，所有人都假定华生所称的“老领导”指的就是王岐山。王岐山本人毕业于位于西安的西北大学历史系，并曾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显然，他在闲暇时间里仍然以阅读历史为乐。
有报道指出，王岐山于2011年9月访问了牛津大学，并在午餐期间与中国同僚进行了生动的对话。据称，王岐山表示：邓小平曾说过，需要几代人、甚至是十代人，付出艰辛的努力，才能使中国真正追赶上西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才62年，经济才发展了33年，我们真能立刻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国家？这很难。我们受的苦也许还不够多，或者付出的代价还不够大。简单地说，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一评论既捕捉到了当下中国普遍的不满，同时也觉察到了不知如何摆脱这一处境的情绪。正如一位博主所言：“毫无疑问，人民的生活水平要远远高于30年之前。但是，恰恰相反，人民对社会的不满要比任何时候更加强烈。”另外一位则这样写道：“看上去似乎改革成了我们眼前的旧制度立刻死亡的标志。不去改革反而更好，因为一旦开始改革，那么终点也将更快地到来……等死总比出去找死要好。”
托克维尔的中国悖论
对托克维尔著作的兴趣围绕着所谓的“托克维尔悖论”展开，即革命如果发生的话，也很少是在社会状况最糟糕的时候发生，而总是在状况改善的时候爆发，尤其是改革使得物质条件改善之时。
至少有一位博主将这一悖论归咎到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头上。对贵族的特权感到愤怒的法国思想家们提出了所有人生来平等的理念，他们为一个新社会勾画了蓝图，“但他们当中没有人有当政的经验；这些都只是他们头脑中的东西而已。”这位博主声称，令这些公共知识分子危险的，不仅仅是他们的理念被公众所接受，还在于很多贵族同样也支持他们的理念。“这些贵族们完全忘记了，一旦这些理论被公众普遍接受，就将不可避免地转化成为政治热情与行动，最终摧毁整个旧制度。”当然，最终的结果不仅仅是旧制度的毁灭，更是督政府和拿破仑统治下更加集权、专制、暴力的制度。他最后总结性地问道：“读到这里，你难道不觉得今日的中国就是当年法国的翻版？”
托克维尔当然是一位复杂而敏锐的思想家，他所思考的不仅仅是改良社会导致革命的爆发这一反讽，他也设想了渐进改革的可能性。尽管他倾向于否定当时的法国存在着这种可能性，他认为君主制成功地消灭了一切有可能减轻民主转型痛苦的社会力量，但他至少研究了渐进转型的可能性。因此，另外一位博主总结道，托克维尔认为地方自治政府和自由结社（这在今天被称为公民社会）是推动从专制到民主的和平转型的最重要元素。这两者至关重要之处都在于能够防止社会机构的崩溃——这将导致革命的爆发——并为制度性改革奠定基础。言外之意就是，过于成功地消灭了竞争对手的专制制度——比如法国的君主制——更有可能以暴力革命，甚至是更大的专制收场。
互联网上对《旧制度与大革命》展开的讨论的另一个主题是这样的反讽：法国思想家从平等的理想出发，法国大革命却以比革命之前更为集权和专制的政府告终。法国思想家“错误地把一个拥有丰富历史传统的国家当成了一张白纸，试图根据自己内心的欲望去描绘‘最美丽的蓝图’”。结果当然是血腥的恐怖统治。而在无政府条件下，对自由的渴望转变成了对救世主的找寻。尽管这位网友并未提及中国的经历，但很难想象他在写下这些句子时不会想起毛泽东将中国称为“一穷二白”的著名论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说道，我们的新中国就如同一张白纸，在上面可以描绘最优美的图画。但这位博主最后总结道，托克维尔被证明还是过于悲观了，即使在他进行写作的路易•波拿巴统治时期，法国人民也在进行着朝向民主的渐进改革，并在之后得以绽放；中国人民甚至能够做得更好。
总之，曾恰恰因为其血腥、决定性地终结了“封建”社会而被高举作为榜样的法国大革命，引发了新一轮不仅仅是有关自治政府、独立司法和宪政必要性的讨论，更引发了关于当下进行改革之困难性的讨论。十年之前改革者还对渐进改革的可能性持有乐观的态度，如今似乎很多人认为中国已经陷在了不可持续的当下与改革只会释放被压制已久的要求立刻实行民主化的需求这一可能性之间进退维谷。奇怪的是，这一对话并未对邓小平30年前启动的改革做出反思；其中有对1911年革命前俄国新政的反思，有对各种类型改革的反思，有对改革与革命关系的反思，但对赋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生命的改革却只有很少的反思。
难破的困局
很多有关中国社会的报告都会支持改革已经失去动力的观点。
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仍在发生，且没有停止的迹象。尽管无论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数量，还是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人员数量都不能确定，但近几个月来却有好几起影响很大的群体性事件，反映了地方当局在实施能有效地和平解决争端的制度——包括法律机制——方面无能为力。2012年秋季时国际注意力都聚焦在广东发生的乌坎事件上，稍后在四川的什邡和江苏的启东也出现了大规模的抗议。乌坎事件所围绕的是土地征用与交易的问题，什邡和启东事件所关注的则是环境问题。在什邡，市民们担心规划中的钼铜合金厂将会污染当地的环境。在这个遭受了2008年大地震灾难的地区，市民们会走上街头对一座新的工厂表示抗议，这本身就表明了人们对环境问题愈发关注、对政府的承诺愈发不信任。这一工厂获得了环境部门的许可，但市民们“仅仅因为我们不相信政府的承诺”就爆发了大规模抗议。类似的，启东事件抗议的环境问题在于造纸厂的排污管道问题。
这三起抗议事件，从抗议者的角度看都是以胜利结束的。钼铜合金厂和造纸厂项目都被取消了，乌坎抗议则以新选举产生的村委和叫停土地交易宣告结束。这些可喜的结果也许反映了人民的力量正在增长，但据此宣布公民社会正在成形还是为时尚早。著名的社会学家孙立平讨论过乌坎抗议事件的结果，他注意到这需要取消无效的合同，而这种解决方法只能在单一或少量的案例上发挥作用，而如果在更大范围内采用这种方法则会引发所谓的“纠错困境”。简单来说，“纠错困境”指的是：由于存在这么多问题，一旦有人尝试通过法律机制逐一解决这些问题，做出适当的赔偿，那国家将根本负担不起这笔费用。
腐败与大规模抗议紧密相关，因为土地征用问题和工业特殊交易带来的诱惑，都蕴含着腐败的机会，这常常是触发民众抗议的导火索。尽管有几起被广为宣传的对官员的检举，腐败问题看来仍然是难以对付的痼疾。正如最高人民检察院高级检察官文盛堂指出的，从2010年1月到2011年8月，人民检察院共对国土资源部的官员提出了1978起诉讼，这表明这个部门特别容易滋生腐败。自从1999年以来，一共有超过150个部级官员因经济犯罪接受了调查。他还注意到，推动诚信政府的框架目前“缺乏外部监督和参与”，因此容易流于形式。
很多中国人之所以对改革——以及由此降低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和腐败案例的数量——的前景不抱希望，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既得利益者”已经变得足够强大，足以阻止进行任何严肃的改革。例如，中国行政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就曾表示：“必须要通过坚决地切断政府官员与商业活动的联系，打破利益集团的束缚。”汪玉凯和其他人一样，敦促要实行官员的私有财产公示制度以及差额选举制度。他警告道：“推行政治改革的失败将意味着没有能力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危机。”
忧与思
围绕着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经典研究展开的讨论乍看上去也许显得与当代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及在国际事务上的昂首阔步不相称，但事实上，王岐山话语中提到的关于中国人民还要付出更高代价的担忧反映了这些日子以来萦绕在中国首都的氛围。
普遍的感觉是，当下的事态——政治改革缺席、治理糟糕、大范围的腐败、收入不平等加剧，等等——是不可持续的（正如温家宝总理表示过多次）。
但唯一一个表现出有处理中国问题的计划的政治领导人却是薄熙来。然而，这种民粹主义的新毛主义复兴运动严重依赖银行借贷，同样是不可持续的，但他的倒台却提出了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除此之外，还有什么道路呢？
薄和新左派（这二者不应混为一谈）提出的问题是值得重视的。正因此，“托克维尔悖论”的核心——改革是否会触发一系列不可控制事件，从而最终导致革命的爆发——引发了广泛的兴趣和热烈的讨论。这一讨论并未得出答案（或者说是一致的答案），但讨论本身足以反映出换届之际北京所面对的不确定性。（来源：多维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