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我居住在浙江省西部的衢州，这是一座依山傍水清爽美丽，且原又十分宁静的小城。然而那一年小城的清新不再，夏天特别闷热，冬季特别寒冷。而比暑热严寒更加让人透不过气来的，却是可怕的“文革”武斗和“清理阶级队伍”。

从年初开始，城里的两派就围绕着夺权不断发生摩擦，开始是“文斗，”两派分别派出高手大字报大辩论，上台辩论的高手个个口若悬河，用动听的语言大声表白自已如何“紧跟”伟大领袖，是当之无愧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然后再用激烈的言辞攻击对方如何“保皇，”“反动，”是不折不扣的“现行反革命”。而且还有一绝，就是善于用伟人领袖的语录来互相攻击，这个刚刚背完一条马克思名言，那个就手捧小红书来上一段“最高指示”，领袖语录成了打人的棍子，你来我往，一个比一个厉害，互不相让。

不过这样的好景不长，很快双方就都觉得语言的武器己经不足以表达情感，便动开了巴掌拳头，巴掌拳头不解恨了，就改为动用石块砖头，很快又升级为棍棒长矛。我记得有几次在城东衢师大操场上的群众集会，最后都演变成双方石块砖头的大混战，天空中落下一阵阵砖头石块的茫茫雨点，不时有兩方头破血流的伤员们哭叫着，被人抬到就在广场隔壁的部队医院去紧急抢救。

就在对立双方的火气和暑热一起与日俱增的时候，北京有个中央首长很适时地往这堆火苗上浇了一盆油。这个首长不是别人，正是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她号召全国的造反派不能吃哑巴亏，而要“文攻武卫，”主动拿起武器来保卫自已。这下真象是失手打翻了“潘朵拉”魔盒，所有的妖魔鬼怪都倾巢而出，全国的武斗一刹那间甚嚣尘上，局势很快就如火如荼，闹得一发不可收拾了。

革命形势发展如此迅猛，衢州的两派人马自然都不甘落后，迅速抛弃了原先手中原始落后的“冷兵器，”瞄准了人武部军械库里先进的真枪实弹，几天功夫就把它给抢了个精光。双方人员都“鸟枪换炮”，纷纷戴上了钢盔藤帽，架起了轻重机枪，一下子全都武装到了牙齿，枪炮声开始“轰隆隆”地响作一团，全城居民吓得顿时忘了暑热，家家户户通宵达旦钻在桌子底下，心惊肉跳听着窗外那片越演越烈的枪炮声。

衢州城虽然不大，却也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城外不远处就有个军工大矿，那儿的职工非同小可，全都是些正规军刚刚转业复员的虎狼汉子。里面不少人在解放战争朝鲜战争时期久经沙场，屡战屡胜，这会儿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正愁着英雄无用武之地呢，这下好了，可以重操旧业了。他们集体参加了某个派别，这个派别顿时扬眉吐气，实力倍增。一辆辆“解放”牌卡车载着这些玩惯了战争游戏的好汉们雄纠纠进城，机关枪打得有板有眼，有经验的人一听就魂飞魄散，知道这是些身经百战的老兵们打的。只几天功夫，另一个派别就遗弃了满地尸体，降的降，俘的俘，余下的也只恨爹妈少给他生了两条腿，连滚带爬地溃逃到遥远山乡躲藏起来了。

一派掌权，大局初定，“革命委员会”轰轰烈烈地成立，不少造反武斗的有功人士加官晋爵，如愿以偿，小城似乎可以松一口气了。可是不然，“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伴随着寒冷冬季到来，整个城市又陷入了另外一种恐怖之中：声势浩大的“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了。

在我的记忆里，“清理阶级队伍” 是十年“文革”期间波及面大、手段惨酷而又造成严重后果的一个阶段，讲究的是“人人过关，”除了我们这些“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实在找不出什么“历史问题”来的中小学生，几乎所有的人都要上查祖宗三代，下查个人履历。企业单位都整日整夜紧张地开会排查，把所有存有疑点的人全都集中，有的还要关进“牛棚”审查，一批批押上台去接受批判斗争。许多在我们孩子看起来，昨天还是慈眉善目的长辈尊者，一夜之间就变成了面目狰狞的“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不是在牛棚里关押，就是在大街上扫马路刷厕所。

我不想再说那些具体的审查批斗过程，那里面的荒谬残忍实在是罄竹难书。只想说说记忆里面印象深刻的几个片断：在那个冬天及早春运动的巅峰时期，我曾在短短约一个星期时间里，在这个小城亲眼目睹了六、七条自杀了结者的尸体。

在水西门外，我看到一个中年妇女泡肿了的尸体在衢江混浊的波涛里载浮载沉，据说那是离江不远一个小学校的女教师，曾经在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

在一个僻静的里弄小屋里，我看到一个老头用颇为奇特的方式结束了自已的生命，他躺在床上，一条毛巾在脖子上打个结，然后把一头绑在床架上，另一头自已捏在手上，用力一拉……他的罪状是：解放前参加过伪军。

还有触电死的，上吊亡的……人的生命在那个寒气逼人的冬天，显得是如此地无足轻重，自暴自弃，分文不值。

酷暑寒冬，清查武斗，被别人强行剥夺的生命，自已主动了结的生命……这就是上个世纪的1967年，留在我少年脑海中的深刻记忆！

作者：王晓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省作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