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高兴应邀参加这次座谈会。我作为杨先生的一个普通学生，想就杨先生的治学精神和学术人格谈一下自己的感受和感想。
我是1963年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尽管在那个时候，杨先生可能并不熟悉我，但我们之间的师生关系应该说还是确立起来了。1978年，我第二次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成了陈修斋先生和杨祖陶先生的硕士研究生。我们的师生关系，就更为直接也更为密切了。在与杨先生近半个世纪的接触中，我越来越多地为他的严谨治学的学术精神所感动，总觉得在他身上有一种普通学者虽然难以达到但却应当"心向往之"的东西。今天，我之所以发言，就是想把我所感受到的这种"东西"说出来，与大家共勉。
在我看来，杨先生，作为一个学者，其身上最可宝贵的"东西"，就是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我们可以将"为学术而学术"看作是杨先生的治学精神，也可以看作是他的学术人格。
要理解和了解杨先生的治学精神和学术人格，读一下杨先生的两篇文章很有必要。一篇是杨先生1997年写的，发表在《江海学刊》上，其题目是《21世纪中国哲学前景展望》。另一篇是2001年写的，发表在《哲学研究》上，其题目是《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现代价值》。关于第一篇文章，杨先生曾将其核心内容归结为三句话。第一句话叫"中国传统哲学研究应进一步'现代化'"；第二句话叫"西方哲学研究应进一步'学术化'"；第三句话叫"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进一步'现实化'"。我则将之概括为"三化"。杨先生是个西方哲学学者，因此这"三化"中对他来说最为切身的东西或最为切实的东西自然是"学术化"。这就说明杨先生非常注重哲学研究的"学术性"或"学术化"。 而在后一篇文章中，杨先生用"两种精神"来概括"德国古典哲学的精髓及其现代价值"，这就是"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和"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在我看来，这两种"精神"既是他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论认知，也是他的人生信条，既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学术品格，也是杨先生本人的学术人格。我之所以将杨先生的治学精神和学术人格概括为"为学术而学术"，不仅基于杨先生60多年的学术实践，而且也基于我阅读杨先生这两篇文章的心得体会。
至于杨先生为学术为学术的治学精神和学术人格本身，根据我自己的所见所闻，我则将其概括为四个方面的内容。这就是"生死相托"的学术志向、"安分守己"的学术美德、"独立不倚"的学术人格和"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
首先，是"生死相托"的学术志向。这是最让我感动的。2006年，杨先生的译作《精神哲学》出版，我当即写了一篇报道和评论。题目为《杨祖陶教授以79岁高龄推出力作<精神哲学>》。我并不是专门研究黑格尔哲学的，原本没有资格写这样的报道和评论。但杨先生的学术精神感动了我，使我不能不写。为什么杨先生的精神让我特别感动呢？杨老师出这本书时已经79岁。这在我们老家则称之为80岁。一个80岁的老人，每天干些什么呢？大多数农村的老人到冬天就躺在墙角下晒晒太阳，夏天就躲到树荫下聊天。也有少数老人不时地到田边地头看看，见到地里有个石头什么的，就拣出去。见到年轻人锄草锄得不干净时，就顺手将几根草拔出来。要干也就干这样一些事。但是，当我看到杨先生这本书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好像是一个80岁的老人还整天和年青人一样整晌整晌地干活，而且干的不是轻活，而是犁地、割麦子这样一类的重活。人上了年纪，体力不济，精力不济，这是自然规律。况且人还有惰性。干了几十年了，也该歇口气了。一个80岁的人和年青人一样干，啃的都是些硬骨头。哪来的心劲？哪来的精力？我觉得最根本的就是杨先生实实在在地将学术研究当成了他自己的精神生命，当成了自己安身立命的根基。不然的话，他这样做是很难让人理解的。这使我想到了贺麟先生。贺先生曾经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这就是：我宁肯和老婆离婚，也不肯放弃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这不仅仅是句笑话，而是有深刻的哲理的。贺先生假如和师母离了婚，只要他继续研究黑格尔，他就依然是个黑格尔专家，但是，倘若他中途放弃了黑格尔研究，他也就不再配作黑格尔专家了。所以，学者与学术研究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是生死相依、生死相托的东西。学术研究对于学者不是身外之物，而是构成其内在生命的东西，如果套用《中庸》里的话，我们就可以说：学术研究者，"不可须臾离者也"，可离非学者也。两千多年前，毕达哥拉斯派将哲学界定为"爱智"而不仅仅是"智"，是"philosophia"而不仅仅是"sophia"，其目的就在于突出哲学研究中的情感因素，突出对哲学的挚爱，对哲学的生死相依和生死相托。我觉得我们学习贺先生，学习杨先生，最根本的就是要学习他们的这样一种对哲学和哲学研究的挚爱，学习他们对哲学和哲学研究的生死相依或生死相托的这样一份真诚。
其次，是"安分守己"的学术美德。在杨先生身上，还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这就是多年以来，他赠送给我的每一本书的扉页上，都认认真真地写上"段德智学友惠存"或"段德智学友指正"字样。杨先生是受人敬仰的哲学前辈，又是我的导师，他竟然称我为他的"学友"，这怎能不让我感动呢？这事给我的第一感觉是杨老师有谦虚待人这样一种美德。但仔细想想，事情并不就这么简单，还有更深的意涵。这就是杨先生身上具有一种常人少有的平民意识。这在我们这样一个曾经长期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国家里，实在不容易。也许正是凭借这样一种平民意识，他才不仅谦虚待人，而且还能平等待人。然而，事情到此似乎还未说透。因为，无论是谦虚待人还是平等待人，都不能从根本上解释他何以将我或我们称作"学友"这样一个事实。为要解释这样一个事实，那就只有设定：在杨先生本人的内心世界里，他自己只有一种社会身份，这就是学者，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学者，以至于他将师生关系等社会关系一律化简为或还原为共同从事学术研究的朋友关系。现在想来，杨先生之所以做事从来低调，不事张扬，之所以长期心无旁骛、埋头学术，都跟他的这样一种学术境界和学术美德有关。然而，要做到这一步很不容易，没有极高的境界和学养不行，没有一个非常博大的胸怀也不行。我觉得，单单这一点，就够我和我们学习一辈子。这也使我想到了当代著名的政治社会学家贝尔。贝尔曾经相当严格地将学者与知识分子对置起来。在贝尔看来，学者主要有下述几个特征：首先，是凡学者都有"一个确定的知识领域"。其次，是凡学者都有"一个传统"。第三，是凡学者都在"一个传统"中生存，他不仅"照着讲"和"接着讲"，而且努力"自己讲"或"讲自己"。第四，凡学者都明白"接着讲"不容易，"自己讲"或"讲自己"更不容易。所以，他几年乃至几十年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辛勤劳作，摸爬滚打，力求拿出一点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真正新的东西。他明白在一个领域里能多多少少地讲一点自己的东西已经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了，所以，有成就的学者都往往自得其乐。孟子讲"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离娄章句下》），即是谓此。第五，是凡学者都知道自己的有限性，都知道自己几斤几两，都知道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在哪，从而都非常谦虚，"极少与他的'自我'纠缠在一起"。因此之故，他非常"本分"：他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自己知道的是一种确然性知识，就将其说成是确然性的；自己知道的是一种或然性知识，就将其说成是或然性的；他从不浮夸。知识分子则不同，他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知识分子既没有历史和传统，也没有自己固定的专业领域，他只有一个中心，这就是"自我"。知识分子的另一个特征在于他"自视甚高"，"他对社会的判断反映了社会对他的处置"。知识分子的第三个特征在于他的"独断性"。在知识分子那里，"根本无法区别""确然性"和"或然性"的知识。他常常将自己所获得的"或然性"的知识说成是"确然性"的。凭借贝尔关于学者的这个定义，我们就会发现：杨先生实在一个"为学术而学术"的相当纯粹的学者。虽然我们不能说杨先生在当代中国学者群中是最有成就者，但我们却完全有理由说他是当代最纯粹、最本分、最安分守己的中国学者之一。
第三，是"独立不倚"的学术人格。"自由"的前提是"自主"。所以，独立不倚的问题本质上是个"自由"问题。杨先生强调"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本质上就是一个人的自主自由问题。"为自由而自由"说说容易，但要真正实现出来就非常难了。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讲"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讲的就是这个意思。这里有个政治制度问题，但对学者来说，还有一个学术修养和学术人格问题。就学术修养和学术人格层面看，至少涉及两个问题。首先，是淡泊名利问题。学者虽然在多数时间里埋头于自己的专门研究领域，关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免不了要受到这样那样的诱惑。庄子讲逍遥游，讲自由，但他同时又强调我们不能为"名利"所"累"，不能"役于物"，但要做到这一步，就学者个人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淡泊名利"。也就是说，只有"淡泊名利"，才能不为名利所"累"，才能做到"独立不倚"。据了解，有一个学术机构曾经打算请杨先生出任一个比较重要的职务，但杨先生为了更静心地搞学术研究，竟婉言谢绝了。当然，一些学术职务还是要人来承担的。但杨先生不热衷这样的职务，谢绝这样的职务，显然与他淡泊名利的品德有关。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学者的学术态度。毋庸讳言，凡学术都有工具性的一面，都有其应当造福于人类、造福于社会的维度，但也都应当有其超工具性的一面，有其神圣不可侵犯的一面，有其本身即为目的的一面。而"为学术而学术"所强调的正是问题的这样一个方面。几十年来，杨先生尽管经历过"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等风浪，但他潜心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热情从未减退，一个根本的缘由正在于他不仅仅将学术研究当作工具，当作谋生的手段，而且更把学术研究当作目的本身，当作值得自己献身的事业。这也是值得我们后辈认真学习的。
最后一点，是"精益求精" 的工作态度。在当代中国学者中，杨先生出版和发表的东西虽然也不少，但却算不上很多。但无论是他发表的学术论文，还是他出版的学术专著和译作，都很有份量，差不多都可以视为精品。他之所以能产出这么多的精品，显然与他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分不开。仅仅从《耶拿逻辑》的翻译过程，我们就可以对他的这样一种工作态度略知一二。首先，在翻译过程中，他一丝不苟。一如他在《译后记》中所言，为了精确地翻译一个句子，乃至一个术语，他有时不仅要对照几个外文版本，而且还反复"翻字典"、思量揣摩，"甚至搜索枯肠"；为了精确翻译文本中有关微积分、解析几何、物理学和化学等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内容，他还一一专门请教有关专家。其次，为了方便读者研读原著，杨先生还精心编译了"索引"。"索引"这东西看起来就那么几页，但要编出一个好的索引却要花费很多时间和很大精力。况且，现在许多出版社不仅不要求译者编索引，而且有时为了避免麻烦，甚至将译者已经编好的索引还要撤下来。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杨先生不仅主动提出来要编译索引，而且编译得还非常讲究。还有，在初稿译出后，他还不厌其烦地多次修订自己的译稿。即使在审查清样时，对自己感到不满意的地方也不放过。据说，其中有几页由于修改得过多，担心责任编辑看不清楚，只好将这几页重新打印出来，随清样一起寄给责任编辑。所有这些都无不体现出杨先生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当然，为要精益求精，就需要眼界。没有水平，没有眼界，即使非常低劣、非常粗糙的东西，也看不出毛病，这样，精益求精也就无从谈起了。但要做到精益求精，光有眼界还不行，还需要有境界，有为学术而学术的学术人格。如果一个人从事学术工作时过多地追求学术之外的目标，他就会缺乏耐心，他就会为了及时实现自己学术之外的某种目标，而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成果抛出去。要这样的人精益求精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既是为学术而学术的学术精神的要求，也是为学术而学术的学术精神的重要体现。杨先生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确实堪称我们晚辈的楷模。
总之，生死相托的学术志向、安分守己的学术美德、独立不倚的学术人格、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一句话，为学术而学术的治学精神，这些就是杨先生近半个世纪给我留下的整体印象。在我看来，这些就是我们普通学者"未必能至，心向往之"的东西。当前，我国学术界虽然不能说是"物欲横流"，但风气也不尽"纯正"。在这种情况下，学习和弘扬杨先生这样一种治学精神和学术人格，对于进一步改善我们的学风，进一步繁荣我们的学术事业，其意义不言自明。
2012年12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