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邓小平开启了打碎中国意识形态中阶级论的时代，在经历了三届中央领导层的改革开放政策演进后，以习李为代表的第四代改革派面对的困难显然要超过胡温。在过去将近35年中重新生成的中国社会新阶级一直没有官方和学术界明确的划定，但有两个新阶级确实已成长为权力诉求者，他们是1980代前后开始生成的新工人阶级和1990年代前后开始生成的新知识分子阶级。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群体庞大，他们有着强烈的改革诉求，并可能对未来中国改革起到推动作用。

这几年，形形色色的“群体事件”与微博反腐进程，它的背后原因并不复杂，这深刻地反映出两个新阶级的利益诉求。其中，新知识分子的政治与经济改革诉求最强，新工人阶级的社会改革诉求则最强。

作为一个过去深受阶级论危害的国家，今天，党章与教科书中仍然在使用的阶级性词汇已经不多，政治现实让它们失去了实践的合法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这三个当前中国政治文稿中仍在使用的阶级概念，在实际所指上已发生巨大变化。变化的背后是两大新阶层的出现，他们或将成为推动中国改革的主要源动力。

“工人阶级”这个词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政治术语，它是欧洲工业革命时主体劳动人群的阶级称号。在中国这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严重的城乡差别下，工人阶级实际上是一种高级社会身份，他们是公有制企业中的既得利益人群。1990年代，朱镕基主导的改革中大部分国企工人下岗，但在能源、通信、金融等垄断国企中的工人阶级仍然过着不错的生活，像公务员一样旱涝保收。

“农民阶级”是国家政权的核心基础，在和工人阶级这一概念联合使用时它的所指更为中国化。作为一个有千年封建史的大国，农民阶级的涵义一直很稳定；在近些年城市化进程中，农民阶级中一部人从农村和土地上剥离后成为“农民工”，后者已形成为一个新社会阶级，我称其为“新工人阶级”，他们源自农村、身份尴尬、独立谋生于城市并与国企工人有根本区别。

“知识分子”在狭义上指的是在事业单位工作的人，如老师、医生等；广义说，全体公务员（几乎全部为党员）虽以工人阶级先锋队为政治名称，但实际上属于知识分子队伍。理解此阶层的一个更好概念是“体制内”，它深刻地指代了“士”阶层在中国阶级关系中的独特地位，它们始终是最大的既得利益群。大学高考与公务员国考揭示了此阶层的成长路径，通过高考跨入大学精英门槛，通过国考确定“公家人”身份。那些获得高等教育但无法变成公家人或事业单位的人，他们要么成为自由知识分子，要么自主创业，在体制的边缘谋求自我的空间，我称其为“新知识分子阶层”。

以上分析可让我们看到中国社会变革中人群分化的基本路径，在这一路径分化过程中，中国出现了两个新的阶层， 即游离于体制之外的“新知识分子阶层”以及由农民转化而来的“新工人阶层”。他们虽然社会身份不同，但皆因处于主流社会的边缘而都对进一步改革有着强烈诉求。

新知识分子阶级是分解中国“官本位”体制的一个社会副产品，他们源自体制内分流出的知识人群。上世纪90年代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新知识分子群放弃国家供养体制而成为独立知识分子人群，如下海的官员与毕业的大学生，他们是第一批新知识分子来源。

在当时贫乏的社会保障下，他们以城市和沿海地区为生活地域，以国家开放的商业、技术领域为事业方向。在中国参与全球化浪潮的20年间，新知识分子阶级迅速壮大，尤其在互联网作为巨大推动力对中国社会结构进行改造的过程中。

目前，这一人群的阶级轮廓一直难以描述，它们藏在“中产阶级”、“白领人群”、“职员人群”等几个群体称呼中。但他们的特点是清晰的：一、通过高考制度接受了高等教育，但没有进入体制内；二、从事脑力劳动，广泛地分布在外企、民企中尤其在创新生产与信息领域如信息产业、文化产业中；三、他们是“三个代表”中新生产力的代表、先进文化方向的代表。

新知识分子的改革诉求主要有几点：在政治诉求上， 这一阶级对政治改革顶层设计方案的合理性抱有朴素的希望，对政治改革的执行抱有强烈的期望，尤其是对政治民主、司法公正、社会公平这三大问题上，他们的关注度是最高的；在社会诉求上，新知识分子阶级对现行教育与医疗体制持最强烈的批判态度，对公平教育与公平医疗的要求十分迫切；同时，随着这一阶级的成熟，他们对国家建立透明可靠的社会保障体系表现出焦虑与不满；在文化诉求上，他们的独立性非常强，基本上构建了自己的普世文化价值观和对商业流行文化的喜爱，并在体制外自发建构了新型社会文化生活，他们希望国家减少对社会文化领域的入侵；在经济诉求上，他们要求对垄断进行限制、拥护开放市场、主张对企业和个人减税、要求国家给予公平的市场待遇。

随着中国社会与发展的演进，新知识分子阶级作为一个阶层去要求它的权利只是近十来年的事。随着这一阶级的成熟和所处环境的急剧变化，他们对体制内知识分子利益群的腐败及社会公正性缺失产生不满，对改革放慢感到担忧，因此，他们是当下推动改革的动力中意向最为强烈的人群。 对于公平政治、公正司法、公平社会的“三公”渴望，这一群体也是最强烈的，但他们的政治身份一直是灰色的，因此，他们在推进中国未来10年最关键的深层次改革中具有强大的实力和接受能力，也可以说是改革再推进的第二级火箭。

下面再来谈谈新工人阶级。

新工人阶级出现要比新知识分子阶级早。应当说，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一个新的工人阶级就在慢慢形成了。由于中国公有制经济造成的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新工人阶级并不脱胎于旧工人阶级（国企工人），而几乎全部始自农民阶级，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改革开放伊始，大量农村劳力奔赴中国东南沿海和大城市，在中国参与的全球化大生产体系中，他们逐渐成长为新工人阶级。

中国改革开放后参与全球生产分工的新工业化运动不同于1949年后的社会主义工业运动，导致新工人阶级的身份与地位一直不清晰。无论是在东南沿海的生产线上，还是在城市的建筑工地上，新工人阶级是作为劳动力因素即人口红利而获取了它的合法性的。在政治意义上它们更接近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人群的表述。虽然在产业领域掌握了一定技能，但他们并不是技术与生产资料控制者；他们虽身在城市，但始终不是城市的主人；他们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却从发展中受益很少。

新工人阶级的改革诉求主要有几点：一、在政治上，他们没有明确而强烈的民主诉求，但对于现实政治下的官吏腐败和司法不公有深恶痛绝的体会，很多人甚至亲身参与了群体事件。他们对于政治改革的要求是朴素的，主要集中在政治清明、吏治清明的渴望上；二、社会身份诉求是新工人阶级当下最强烈的愿望（也是所有阶级中最强烈的一个），作为城市和城镇的准市民，很多人在城市生活了一二十年了，孩子都已经在城市出生并接受教育，但市民身份不明是他们最大的不满，户籍权利、教育权利、就医权利、社保权利等问题已成为他们获取市民身份的障碍，获取市民待遇的权利追求过程一定伴随着族群矛盾与社会冲突，因此，中国未来十年的社会改革对于这一群体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三、在经济上，他们的主要诉求是获取在城市和城镇的基本劳动权利与生活保障；四、在文化上，这一群体是传统文化的承载者，也是低级流行文化的吸收者，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复归抱着朴素的希望。

新工人阶级是中国消除城乡差别、完成经济腾飞过程中生成的新社会人群，他们在当下并不是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也不是最先进文化的代表，但他们急需从灰色的社会身份中走出来，获取社会改革带给他们的实际利益。新工人阶级人数庞大并正在成长城市和城镇的新成员，他们已经有两三亿人群，当下和未来十几年的中国，社会稳定与进步中最大的变数来自于这一人群。他们虽然在文化和观念上对改革还处于模糊的阶段，但他们会越来越能感受到自己是不是正在被改革利益所冷落，这些朴素的感受很可能产生来自底层的巨大力量，改变中国社会未来的走向。

所以，中国应该尽快启动针对这一阶层的社会改革，使这一群体走出灰色的社会角色尴尬，只有解决了这一阶层的问题，未来更进一步的改革才不会引起更大的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