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不久，由于中央政府和英国交恶，位于粤港边境的关口全面封闭。自鸦片战争清朝政府割地之后，香港岛又一次被人为地阻断了与中国大陆的联系。我有一位极敬爱的导师，他的父亲当年正好携新婚妻子在港度蜜月，待要归来已不可得。内地有五个弟兄和80岁的老母，世代的根都扎在那里。他到处写信求助，甚至动用在学界的关系，仍无法逾越关口一步。二十年生死两茫茫，等改革开放之后中港关系缓和，他再带妻儿回到大陆探亲，母亲早已不在了。五个弟兄有四个饿死在三年大饥荒里，有一个溺死在了泅渡珠江的大逃港浪潮中。导师每言至此不禁泪如雨下。

关于大逃港的记述随着国家政治气候的缓和开始慢慢解禁。各种纪录片和报告文学面世，使得越来越多人得以清晰接近那段共和国讳莫如深的历史。在几十年前，大逃港这个话题属于政治禁区，因为它被认为严重威胁了内地的安定团结，更重要的是抹黑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脸面。随着逃港人数的增多，它已不再是简单的偷渡行为，而是作为一个重大的恶性政治事件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在宝安县（今深圳）的中港交界，曾经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解放军战士荷枪实弹，严防死守。一旦抓到偷渡客，会立刻遣送到监狱劳改，或者发配农村劳动。但即便如此，也仍然阻止不了愈演愈烈的逃港大潮。

今天香港岛上的香港人，有多少是当年冒着生命危险泅水或越界而来的大陆人，我们不得而知。在历次的逃港浪潮中，比较出名的大陆人就有著名作家张爱玲、著名音乐家马思聪、著名影评人列孚、著名编剧的梁立人、乐坛教父罗文、期货教父刘梦熊等。他们箪食壶浆，扶老携幼，用针线把衣服缝制称简易的充气袋，或者怀抱篮球权当救生圈，嘴里念着《毛泽东语录》的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鼓励自己和家人漂洋过海，奔往自由的国度。若是我们算上在1949以前因为中国局势的变化，不愿意屈臣于共产主义之下的逃港的人们，那么这里所指的为自由而殉难或罹祸的人数将会更多。香港的国学大师钱穆、饶宗颐等人，当年若非大梦先觉果断逃港，而是效仿冯友兰、傅雷留下为新政权服务的话，只怕以后不是１９５７年被“引蛇出洞”的右派，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惨遭批斗的“臭老九”了。

2011年的岁末，我临风而立，脚下是熙熙攘攘先进而摩登的深圳，眼前是一望无际的碧蓝的珠江海水。海风凶猛地扑面而来，搅拌着热浪，割得我的脸庞生疼。脚下坚硬的土地和眼前无底的海水，在我脑子里交叠成了一副吊诡的图景。我感觉仿佛有一万声凄厉的鬼叫在空气中纠缠碰撞，带来的比南极洲还冷酷的寒气却从足底升起来，足以将空间和时间冻僵。我怔怔地呆在那里，感到浑身的每一个毛孔都在流血，血液汇集成了一条殷厉的红毯延伸进珠江。殷虹从深圳的这头铺陈开来，最后连接了中国大陆的那头，即自由港香港。当年趟过这如血地毯的人们，是否都追寻到真正的自由了呢？那些不幸从地毯上掉落下的人们，是否已在海底得到安息？我所见的不是一水之隔的此岸和彼岸，而是一个古老民族不停断裂的流血的伤口。

不可思议的是在那个全国漫天红书高奏万岁的年代，在宝安，偷渡竟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屡禁不止，甚而党政机关干部都铤而走险，带头逃港。哪一家有人逃港成功，亲戚邻里不仅不避嫌，反而极力炫耀，大摆筵席，大放鞭炮，以示庆祝。以下一组已在网络开源的数据，可见那个时候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堡垒，在宝安这个地方已经千疮百孔，颓颓将倾。

“广州番禺的沙湾大队，出现了以生产队长为首、党支部书记和治保主任全部参与的偷渡事件。他们外逃之时，甚至还有数十名村民到海边为其饯行。”

“惠阳澳头公社的新村渔业大队，一共才560多人，短短几个月就有112人偷渡成功。大队党支部的6名支部委员，除一名妇女委员外，其余5名都偷渡去了香港。”

“1971年，宝安县公安局给上级的《年终汇报提纲》里写道，大望前、马料河、恩上、牛颈窝、鹿嘴、大水坑等许多村庄都变成了“无人村”，有个村子逃得只剩下一个瘸子》”

“1973年，西坑村的大部分青壮年，包括当年反外逃的积极分子、民兵干部都逃到了香港，有个组留下的最大的“男人”，是一个8岁的男孩。”

大逃港和大饥荒是分不开的。这方面的资料随着中央的开明不断被披露，民间的学者也不遗余力发掘相关史料。陈秉安的《大逃港》和杨继绳的《墓碑》有详实的记载描述，我们不须赘言。逃港和逃荒又催生了49年建国之后中国最大的移民浪潮。这批人我们今天称之为游民，游民的血水、汗水和泪水早就了今天香港经济发展的奇迹。今天我们考察他们的心态，也许可以略见龙应台在《大江大海1949》中的阐述----那是一种失去了固有根性又欲重建信仰的焦灼心理，是一种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的决绝精神。身世浮沉雨打萍，落叶不能归根，天地间还能有什么比得上这凄绝哀恸的大悲怆呢！

在今天的宝安县，还有一块专门祭奠逃港死难者的纪念碑。墓碑整整齐齐地插在青山之中，沉默不言。少有人前去祭扫，人气稀疏，有一种说不出的诡绝感。那块块突起的白色墓碑，就像是我们民族肌肤上兀然耸起的块块肿瘤，挤也挤不掉，它永远在那里立着，长着，等待时间垂悼。我去过那里，看到有的碑上没有文字，不过有好心人的花圈覆盖其上，权作世人对他们最后的铭记。近旁有一个老人，是当年的“拖尸人”。听他说当年每捞起一具溺水身亡的尸体，交给政府就能领一两个大洋。老人缓缓抽起一颗旱烟，烟雾轻袅而上，融进了墓园苍茫的气息里，仿佛在向我昭示生命的渺小和轻飘，无奈和浮沉。

在我的家乡厦门，曾经也流传一个段子，是被当作笑话讲的。说的是三年饥荒的时候人们太穷，正好蒋军空投宣传资料到我们这岸，号召游过台湾海峡，投奔中华民国。有人便真的趁夜黑风高，全副武装渡水登岸。一上岸就高举双手向岗哨投诚：蒋军弟兄们，千万不要开枪！我是来投奔蒋总统的！未曾料到没有游上台湾岛，倒是游到了中共好八连的驻地鼓浪屿上，这终究酿成了一大笑话。年轻的时候听大人说起，也跟着大笑。如今想起来，心里竟有一股莫名的悲哀，这岂是笑话，这是人间的大悲剧啊！那位向蒋总统投诚的兄弟，后来到底怎样了呢？他还活着吗？如果还活着，现在过的好吗？台湾海峡多长啊，东海的海水多深啊，大陆到台湾的距离可比深圳到香港远的太多了啊！我那些横越海峡的乡亲们，是否成功避过了两岸密集的警戒弹火，是否负载了亲人乡党怀疑而又担忧的期望。国共对峙，经年累月，乡亲或溺水死，或机枪扫射死，生而无知觉，死后无墓碑。悲乎！这岂止是一湾浅浅的海峡，这分明是一个民族断裂的伤口！每想到逃港和逃台的大陆同胞，心里就涌起巨大的痛楚，他们是那背上插着猎人的箭镞，也要带着最后一滴血，飞向温暖南方的大雁！是死也要把头埋向自由之日的向阳花！

邓公英明，改革开放，宝安变深圳，穷乡变特区。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之下，深圳速度一日千里，震撼世界。人民不穷了，自然就不逃了。邓公是明白人，他深知枪炮和屠刀是阻绝不了人心的，要让人民热爱自己脚下的土地，就只有给人民一个热爱它的说的过去的理由。

我们应该感谢香港人。当初偶有大陆偷渡客来港遭遣返，港人总是横刀立马，拼命解救。或推翻监车，或阻绝警察，帮助大陆人逃脱升天。在大饥荒的年代，港人常省下食物，通过邮局寄回大陆。中央政府出于政治考虑，一度下令禁止邮包入境，但是哪怕邮包全数打回香港，港人亦不放弃。若没有港人无私帮助和保护，只怕到港之后的偷渡客们又有一半要被遣返回国遭受炼狱，或在香港因水土不服而致于死命。伟哉，港人！大哉，港人！

公元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62年，中华民国100周年之际，我也逃港了。不是因为穷，而是为了自由。我目送着逃港逃台的同胞们远行的背影,希望有朝一日也能走向地平线，走向没有围墙和栏杆的人生！

参考书目:

http://faculty.salisbury.edu/~xswang/Research/Books/1949Simplified.pdf

《大江大海1949》 作者 龙应台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5952498/

《大江大海骗了你》 作者 李敖

http://www.gongfa.org/bbs/archiver/?tid-3975.html

《墓碑---中国60年代大饥荒纪实》 作者 杨继绳

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11/2011-06-29/99376.html

《大逃港》 作者 陈秉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