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政治的黑暗、残酷和腐朽，司空见惯。政治是丑恶的、肮脏的、血淋淋的和不道德的，已经成为定论。
在中国，有一个尧舜禅让的美丽传说，但只是传说；这也是千百年来中国人的梦想和向往，仅仅只是梦想和向往。
然而，在人类历史上却还有这样一些政治人物，我们不能忘记，他们让人们看到了人类政治活动的另外一面。
1775年7月3日，华盛顿就任大陆军总司令。他把一支组织松散、训练不足、装备落后、给养匮乏，主要由地方民军组成的队伍整编和锻炼成为一支能与英军正面抗衡的正规军。通过特伦顿、普林斯顿和约克德等战役，击败英军，取得了北美独立战争的胜利。1783年《巴黎和约》签订，英国被迫承认美国独立。同年12月23日，华盛顿递交辞呈，解甲归田。
“打江山，坐江山”历来被有些人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历史上的许多领袖，几乎是本能的娴熟运用自己的战功和声名，来达到自己永久执掌最高权力的目的。然而，作为革命领袖的华盛顿，在革命成功以后，并没有把自己看作天经地义的国家统治者，他只是通过领导独立战争，把英国殖民者从本土赶出去，至于谁来管理这个国家，他不曾想过自己，更不要说理直气壮地去坐江山了。
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曾向美国来的画家本杰明·威斯特打听：“华盛顿打赢了我们，现在他打算怎么干呢？”后者答道：“听说他将返回他的农庄”。国王大吃一惊，不禁感慨：“假如真是这样的话，他将是世上最伟大的人。”打下江山之后，功成身退，有总统不做，有军队统帅不当，偏要回家做农夫，华盛顿是视功名利禄如粪土尧舜般的圣人。
1787年华盛顿主持召开费城制宪会议，制定联邦宪法，为根除君主制，制订和批准维护有产者民主权利的宪法作出不懈的努力。
1788年4月，华盛顿在致拉法叶特的欣中谈到总统任期时说:“依我看,除非道德败坏，政治堕落以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否则总统延长任期的阴谋决无可能得逞，哪怕一时片刻,亦无可能----更不必说永久留任了”。
1789年，华盛顿当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他组织机构精干的联邦政府，颁布司法条例，成立联邦最高法院。1793年，他再度当选总统。
1796年9月17日, 华盛顿在致合众国人民的著名告别词中宣布不再争取连任美国总统（《美国历史文献选集》，第66-67页）他说:“我已下定决心,谢绝将我列为候选人”，“我越来越认为,退休是必要的,而且是会受欢迎的”“我应当退出政坛”。时年他仅64岁。这篇刊登在费城《美国广告日报》上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声明，开创了一位享有盛名的领袖人物不当终身总统的先例,并为往后历任总统所效法。1796年12月7日, 华盛顿在国会发表告别演说，1797年3月3日, 华盛顿举行告别宴会,正式退出政坛，回到维农山庄园。
华盛顿从一个革命领袖到被民主选举出任第一任美国总统、再到他的第二任、再到他坚决拒绝连任第三任总统，他完成了划时代的人格塑造，避免了由革命领袖到独夫民贼的蜕变。相比于世界上大大小小的独裁者，华盛顿无疑是全世界真正的伟人，他在人类历史中必将永垂不朽。
无独有偶。在俄罗斯的历史上出现了叶利钦这样的政治家。
1991年6月，叶利钦最终以58．9％的选票当选俄罗斯历史上首位总统，这一年叶利钦60岁，
1996年，在种种的社会问题未解决下，叶利钦成功连任总统。
1999年12月31日，莫斯科时间中午12时，叶利钦最后一次以总统身份向国民发表电视讲话：“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我最后一次向你们致以新年问候，不仅如此，今天也是我最后一次作为总统向你们发表演说，我已做出了决定”“经过长时间痛苦的思考，我决定在本世纪的最后一天辞去总统职务”“我不止一次听到人们议论我叶利钦绝不会放弃权力，不会把权力移交给任何人。那全都是谎言，那不是问题所在”“我将辞职，在我的任期结束前告别你们离去。我知道我这样做非常必要。俄罗斯必须在新的政治家，新生力量，在精力充沛的强有力的睿智领导人的带领下跨入这崭新的千年。现在是我们这些当政多年的人离去的时候了”“我知道我已经完成了我这一生最主要的任务：俄罗斯决不会在回到从前的老路上去了，从今往后，俄罗斯只会勇往直前。我不应当阻碍历史的必然进程”“此刻，俄罗斯拥有一位强有力的人物，能够担当总统大任，在他的身上寄托着几乎每一位俄罗斯人对于未来的希望，我为什么还要贪恋这六个月的权力？我为什么要成为他的绊脚石？再等六个月又有何意义？我不会这样。这不是我的行事方式，这也根本不符合我的个性”“我已尽了我的全力。此刻我将辞职离去，这不是由于我的健康问题，而是基于各种原因。我已经被新的一代取而代之，这一代能够为你们做的更多，能够把工作做得更好”“临别之时，我想衷心地祝福每一个俄罗斯人，愿你们幸福，你们应该得到幸福，愿你们生活幸福安康！我亲爱的同胞们，祝你们新年快乐，新世纪快乐”。
新千年钟声即将敲响之际，叶利钦把其手中掌握的巨大的权力，拱手交给47岁的总理普京。他的行动又一次出人意料，又一次震动世界。因为最高权力掌握者一向把权力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有的“伟人”直到说不出话，口水直流，也不曾退位，一直到死才撒开牢牢攥住权利的手。所以几乎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叶利钦会提前半年结束自己的任期，就在只差几个小时就将成为“跨世纪总统”的时候，他辞职了。
当叶利钦在电视上向俄国人民作年终致词，说经过长时间和艰苦的深思熟虑后，决定退休，说俄罗斯需要新一代有活力的政治领袖带领进入新世纪，请求国民原谅他过去的行政失误，并为无法达成人民的期望而道歉时，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不管男女老少，都感动得热泪盈眶！
中国历史上一样有这样的政治人物。他们的高风亮节，他们的无私坦荡，让我们后人敬佩仰望，永远怀念！尤其在今天这个时代，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人人努力升官发财，不知道还有什么理想和信仰；而升官发财了的人，更不知道什么是人世间的真善美，什么是伟大和高尚。
清朝末年，维新派意欲变法图强。慈僖太后发动戊戌政变，维新变法运动失败。书载，谭嗣同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苦劝君东游，君不听。再四强之，君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于难。生死关头，谭嗣同选择舍身救国，慷慨就义。
他在狱中写下《狱中题壁》：“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表达出不怕死的大无畏精神以及惊天地、泣鬼神的浩然正气！随后，英勇就义于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时年33岁。在刑场上，他神色不变，最后留言：“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充分体现了一位爱国志士舍身报国的英雄气概。
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从斗争的策略上讲，先保存有生力量，他日东山再起，既可为国尽力，又可以减少牺牲，谭嗣同为何能逃却不逃，选择束手就擒、坐以待捕，选择杀身成仁？
鲁迅曾感叹“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谭嗣同认为，变法既然没有成功，他甘愿等死殉难，作为推动中国变革和进步的牺牲和代价，以唤醒世人，启发民众觉悟。如果只有献出生命，才能保证改革的成功，那么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自度不为人后，赴死敢为天下先。谭嗣同为了自己的崇高理想和奋斗目标，不怕牺牲，勇于献身，愿意舍弃一切直至生命，流血报国，视死如归，亦甘之如饴，即所谓“成仁取义，必无怛怖于其衷”。无私无畏的谭嗣同与贪婪自私的无耻政客的人格高下之分如同霄壤，他让人们看到了政治斗争的正义和光辉。
1915年末，袁世凯准备复辟帝制，自称皇帝，蔡锷抛出“为四万万同胞争人格”的誓言冒着巨大危险从北京辗转回到云南，组织云南军队发动了护国起义，出征四川，以寡敌众，同北洋军鏖战三个月，给了袁世凯沉重打击，为挽救民国作出巨大贡献。
民国著名记者陶菊隐在《蒋百里先生传》中说:袁世凯“心目中的军事新人物，陆军总长一席以蔡松坡为最适宜……蔡在云南做都督，他自然放心不下，若内调为军政首长，使他楚材晋用，无直接兵权而负建军之责(强化他私人的武力)，再派一名心腹做次长随时监视着他，那是再好也没有的……蔡的心理与百里的完全相同，建立国防是他们的第一义，无论内除国贼，外御强邻，必以练兵及训练军事人才为其起点。蔡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却有锐利的眼光和深刻的鉴别力，他何尝未看透袁所欲建立的只是为个人争权位的军队而非为国家御侮的武力呢，但是他很想将计就计，假手袁以完成现代化的国防。他认为家天下已非时代所许，新军人而施以精神教育，其思想及信仰必然和过去只知效忠个人的奴才式的军人不同，所以他很想吞下袁的香饵，进行其化私为公的建军工作”。
袁世凯给了蔡锷这个非北洋系的南方军人很大的荣宠，加昭威将军衔(昭威将军是“威”字号将军中排第一位的，足见蔡锷在将军府的地位)，入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表现出对他相当的赏识和信任。蔡锷在北京的两年，袁世凯对他优礼有加，先后给了他一连串的官衔，如政治会议委员、参政院参政、将军府将军、陆海军统率处办事员、全国经界局督办等。几乎每天召见，磋商政要。袁曾对亲信的曹汝霖说过蔡锷“有才干，但有阴谋”，其中就有“槛虎于柙”之意。
蔡锷以治病为由离开北京赴日本。在日本，蔡锷还曾上书袁世凯，“切词披布腹心，未蒙采纳”。袁世凯认定“此人之精悍远在黄兴及诸民党之上，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远走高飞必为心腹大患，并感叹“纵虎出柙”。
1915年12月19日蔡锷辗转到昆明，21日、23日他在给旧部的电文中称“袁氏诡诈阴险”“袁氏叛逆”。此后的宣言、文告中则一律列数袁的罪状，称其为叛逆、“国贼”“谋杀凶犯”。
蔡锷从不否认自己对袁世凯怀有一定的私人感情，他说“锷于项城多感知爱，惓惓忠言，盖上为天下计，亦下以报其私”。他曾表示袁世凯对他“礼遇良厚，感念私情，雅不愿其凶国害家之举”。但一旦袁氏背叛民国、背叛自己宣誓效忠的共和、帝制自为，他就要起而反对，毫无回旋余地。他起义反袁是为保卫民国，是“为时势和良心所迫”，是为了公义，不能“兼顾私情”。
蔡锷出兵讨袁，抱定必死的决心，他在1月31日的家书中说：“余素抱以身许国之心，此次尤为决心，万一为敌贼暗算，或战死疆场，决无所悔”。好友石陶钧也回忆他在誓师之时“早有必死之心，愿大家同归于尽”。陶菊隐说，蔡锷在举义前向滇军将校沉痛致辞：“袁势方盛，吾人以一隅而抗全局，明知无望，然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此次举义，所争者非胜利，乃中华民国四万万众之人格也”。其时，是否能打倒袁世凯毫无把握，护国之举从力量对比上看，只能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护国军入川之际，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之慨。
1916年5月16日蔡锷在家书中说：“袁世凯已打算退位，不久即罢兵息战矣。此次事业，较之辛亥一役，觉得更有光彩，而所历之危险亦大，事后思之，殊壮快也”。当袁世凯被迫撤消帝制、企图缓和举世汹汹的人心，以继续把持权柄，蔡锷在1916年3月30日给唐等的电文中指出：“其狡猾无耻，实堪痛恨”。他坚决反对袁世凯在一片唾骂声中脱下皇袍，还要继续做大总统，他在4月18日给政事堂统率办事处的复电中严正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人生几何，六十老翁以退而安天下，尚复何求？”要求袁世凯必须退出政治舞台。
袁世凯至死都不能理解蔡锷之反对他称帝，竟然不是为了一己野心，而是“为四万万国民争人格”。蔡锷早年进长沙时务学堂受教，胸怀和境界不是一般职业军人可比。他不愿做军阀，就是空前绝后之举。他在《军国民篇》中说得明白：“国魂者，国家建立之大纲，国民自尊自立之种子。”他所理解的国民人格只有建立在自尊、自立的基础上，这不是旧权迷心窍袁世凯所能认识到的。
当护国战争临近结束时，蔡锷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功成身退，决不食言。1916年5月7日，他致电唐继尧等：“至弟个人私愿，俟大局略定，决拟退休。非谓遁世，实病势日增，非疗治不可也”。5月26日，他在家书中也说，“而大局稍定，争权夺利者，必蜂拥以出。予素厌见此等伤心惨目之情状，不如及早避去之为得。一俟局势略定，即当抽身隐退，或避居林泉，或游海外”。
蔡锷如此渴望引退，对四川督军兼省长的官位毫不放在心上，乃至弃如蔽履，不仅是身体原因和为了实现当初的誓言，还有作功成不居的表率的意图。7月19日，他在给唐继尧等人电文中表示：需要有人身先引退，飘然远去，“实足对于今日号称伟人志士英雄豪杰一流，直接下一针砭，为后来留一榜样，未始非善。而锷处地位，纯系带兵官，战事既了，即可奉身而退，斯亦各国所同然”。
梁启超在蔡锷追悼会上称他是“天然之英雄”，“心地光明，毫无权利思想”。民国以来，多少总长、总理都不过蝇营狗苟之辈，奔着权和利而来，只有蔡锷“因国事维艰，出为国民争人格，心地纯洁”。他想起了蔡锷经常说的话，“人以良心为第一命，令良心一坏，则凡事皆非。”梁启超特别提到他们当年南下之前的相约，“此次举事，如不能成，决不亡命外洋，使国事更不堪问。故誓言各事不成，情愿身亡。”在民国百年以来数也数不过来的将军和元帅中，只有蔡锷敢说这样的话。这是一心想占据整个中国为己有的袁世凯们所不能理解的。今天又有多少人能真正懂得只有短短34年寿命的蔡锷呢？
１９１２年秋天宋教仁联合五党组建国民党，袁世凯所支持的共和党无法与他匹敌。他主张责任内阁、政党内阁，他认为“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
宋教仁在政治上表现出倔强的进取精神，同时又有极强的活动能力和丰富的宪政知识。谭人凤一语道破，“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
袁世凯说无论孙中山，还是黄兴都好对付，“顶难驾驭的，只有一个宋教仁……以暴动手段，来抢夺政权，我倒不怕；以合法的手段，来争取政权，却厉害多了”。 B\w`?)c 宋教仁辞去农林总长后，“袁极力牢笼，饵以官，不受；啖以金，不受。日奔走于各政党间，发表政见，冀以政治策略，为有次序之进行，改革一切弊政，一时声望大哗。”（谭人凤语）
袁世凯先是许愿，有意让他出任总理，刘揆一、范源濂等出面力劝。孙中山、黄兴、唐绍仪等也劝他就任。孰料“不恋权位，只重政见”的宋教仁坚持政党内阁的主张，坚辞不就。在为了民主政治孜孜以求的宋教仁看来，总理之位必须通过堂堂正正的竞争选举，组成纯粹的政党内阁，名正言顺地得之。封官许愿不成，袁世凯又施以物质金钱收买。特地召见宋教仁，赠送价值3000元的貂皮外套一件。 J0plQDe 袁世凯送宋教仁西装连尺码都非常准确，还送他交通银行五十万元的支票一本，请他自由支用，但他只略取少许（二、三百元），离京南下前夕即让赵秉钧交还袁，留信一封表示谢意： H<?yG-绨袍之赠，感铭肺腑。长者之赐，仁何敢辞。但惠赠五十万元，实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亦无用处。原票奉璧，伏祈鉴原。 e-t`\5b;
这就是宋教仁，一个有政治人格和操守的人，袁世凯的金钱无法收买他；一个有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的政治家，不是为了追求高官厚禄；一个“崭新的人”“非一般政治人物可比”，袁世凯的驭人之术在他这里失去了作用。 F+r6/e6a
在随后举行的国会两院选举中，国民党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宋教仁沿江东下，从长沙、武汉、安徽到上海，再到杭州、南京。一路上到处发表演说，阐述自己的宪政理想，言论风采，倾动一时。 0P >dXd)T 宋教仁这时已是众望所归，他如到北京，根据约法组织内阁是任何力量都没法阻止的。因此他１９１３年３月２日游杭州时所写的《登南高峰》一诗中就有“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这样的诗句，抒发他胸中的抱负，洋溢着胜利者的喜悦，坚信实现民主政治的时光已经指日可待。
动身北上那天宋教仁和《民立报》记者话别，对方请他慎重防备谋杀，他坦然地说：“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当并力赴之。” s ``L?9时代的潮流将３２岁的宋教仁推上了政治的浪尖，他虽然只是一介在野的平民，却成为万民瞩目的人物，依据约法，以国会为后盾组织内阁已成定局。他达到了他生命的顶峰，然而，宋教仁为他的宪政理想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x~\c'N
宋教仁试图把中国引上宪政的轨道，建立一个崭新的政治制度，中国几千年一脉相传的专制政治文化不会容忍，那些在共和国的招牌下继续实行专制的人们断然不能接受。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建立民主制度决非是那么容易的。宋教仁坚持要走宪政民主之路，注定和已经掌握政权的袁世凯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国根深蒂固的专制力量使中国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宪政民主的尝试彻底破产。标志就是宋教仁之死。宋教仁的鲜血在新生的共和国旗帜上划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谋杀中断了宋教仁的生命，也中断了中国有史以来最有希望纳入世界民主规范与轨道的进程，打碎了无数仁人志士美好的民主梦想，结果只能被袁世凯这样的官僚、军阀玩弄于股掌之上。
重读这段历史我禁不住潸然泪下，如果宋教仁以他的能力和威望与袁世凯妥协，他不但可以免遭毒手，而且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太多的人梦寐以求的高官厚禄。然而，宋教仁为探索在中国实行议会民主、多党选举制度这种全新的政治制度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中国只有一个宋教仁。他的死不是他个人的不幸，而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不幸。他的死预示着在这块古老的东方土地上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还将经历多少曲折、艰难，要献出多少优秀儿女的热血甚至宝贵的生命。宋教仁未竟的理想留给了后来人。他的精神和人格永远不能被亵渎，他对中国宪政民主的贡献永远不能被历史遗忘。
1912年1月1日，孙文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首期临时总统，誓曰：“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孙文就职的第二天给袁世凯的电报，孙文表示“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还声言“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推功让能，自是公论”。
1月15日，南方革命军的议和代表伍廷芳接到孙文电报，“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后伍廷芳又收到孙文电报，命其将议和的最后解决办法转告袁世凯。那就是“一、清帝退位，由袁同时知照驻京各国公使，电告民国政府，现在清帝已经退位，或转饬驻沪领事转达亦可。二、同时袁须宣布政见，绝对赞同共和主义。三，文接到外交团或领事团通知清帝退位布告后，即行辞职。四、由参议院举袁为临时总统。五、袁被举为临时总统后，誓守参议院所定之宪法，乃能接受事权。”(《总理全集》“文电”)
宣统帝溥仪2月12日下诏退位。2月14日，临时参议院接到孙文的辞呈并推荐了袁世凯。
孙文的辞职咨文中写道：现在“清帝退位、专制已除，南北一心，更无变乱”“本总统当践誓言，辞职引退，速举贤能”。
孙文结束了自己45天的临时大总统之职。15日，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在南京以全票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第二期临时大总统。
孙文对于让袁的解释，孙文认为“建设之事，自宜让熟有政治经验之人”“吾党不必身揽政权”。
有人认为，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位置让给袁世凯是被迫的，因为后者掌握强大的北洋军。愚深不以为然。按照某些“伟人”的性格脾气，我得不到的东西，你也休想得到，干脆打个稀烂，谁也得不到！我硬碰硬打不过你，那我就上山打游击！无限期打下去，我让你不得安宁，大家都别想有好日子过！反正最终倒霉受难的是天下苍生和黎民百姓。
孙中山真正做到了天下为公，还表现在没有培养和指定孙科为接班人。孙中山从来没有给儿子以特别的照顾，或者说偏袒儿子。孙科最初回国时，廖仲恺认为他在美国研究过市政，又有都市规划著作，是广州市长的理想人选。但孙中山认为他年纪缺乏行政经验而未允许，后在胡汉民的劝说下才正式委任。孙科后来与胡汉民不和，发展到互相猜忌，孙中山立即写信给他说：“正宜开诚布公，同心协力，以共扶危局。”孙中山选择革命事业接班人考虑过胡汉民、汪精卫和蒋介石，但是孙科不在选择范围之内。不象某些“伟人”说一套，做一套，煞费苦心、千方百计让儿子坐上自己坐到死才罢休的江山，不是自己嫡亲儿子，也一定要传位给有血缘关系的人。尽管是在漂亮的旗帜和口号的伪装之下，挂羊头，卖狗肉，但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当今世上祖孙相传的世袭制度，反衬出孙中山高山仰止的伟大人格和品德。
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台湾社会追求政治民主化的呼声逐渐高涨。1977年发生了中坜事件。1979年12月在高雄市发生的美丽岛事件，是对20世纪后期台湾民主化影响最深远的一次民主抗争事件，随之而来的对被逮捕人士的军事审判更是引起广泛注目。1980年代，第三波全球民主化浪潮进入尾声。1984年发生的江南案成为促使台湾于1987年解严的关键事件之一。台湾的“党外”团体一直透过私下发行的政论杂志，要求全面落实民主政治与言论自由。
面对来自国际局势和台湾岛内的压力，蒋经国意识到，只有持续发展经济、落实政治民主、建立更开放的社会，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才得以继续维持。
1985年蒋经国表示下届总统不会再由蒋家人担任。
1986年3月，蒋经国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组”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9月，蒋经国表示将要解除实行38年的戒严令，开放党禁，开放报禁。此言一出，岛内民运人士迫不及待地于9月28日集会，民主进步党成立。情治部门立即呈上反动分子名单，蒋经国未批，平静地说道:“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1986年10月7日下午，蒋经国在总统府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正式告知对方“中华民国将解除戒严、开放组党”。10月10日，蒋经国在“双十节”发表要对历史、对10亿同胞、对全体华侨负责的讲话后，指示修订“人民团体组织法”、“选举罢免法”、“国家安全法”，开启台湾民主宪政之门。
大幅度开放自由权利是否合宜曾遭遇党内质疑，“国策顾问”沈昌焕说:“这样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蒋经国之回应是，“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解严后当然应该更宽，不能更严，否则就是换汤不换药”。国民党必须改革的基调因此确定。
1987年7月15日，《国家安全法》开始施行，同日中华民国正式解除在台湾实施的世界上时间最长的戒严（金门与马祖则在1992年11月解除战地政务）。蒋经国确定“法统在法不在人”，民主改革不可逆转。随后又解除实施了三十多年的党禁和报禁，使得台湾人民真正拥有了自由组党、结社、办报办刊的权利。
1987年12月25日，蒋经国坐轮椅参加行宪纪念日大会，此时他已不能说话，“总统致辞”由“国大”秘书长宣读。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在台北去世。当天，台湾全岛鲜花销售一空，成千上万的台湾人自发街头列队向蒋经国致哀。
蒋经国在生命最后阶段开启的民主化大门，使台湾发生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
1991年4月，台湾“国民大会临时会”召开，制订“宪法增修条文”，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1992年5月，“阴谋内乱罪”和“言论内乱罪”被废止。
1994年，台湾“省长”直选，让台湾人民每人一票选举“省长”。
1996年，台湾举行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总统”民选。
在今天的台湾，蒋经国不曾因时间的流逝而被人淡忘，反声誉日隆。每次民调，对台湾民主、经济、民生等各方面贡献最大的领导人都是蒋经国。2240万人口的台湾，前往蒋经国暂厝的大溪的凭吊者，每年在100万人次左右。蒋经国执政时期，被认为是台湾历史上社会风气最好、最有希望和活力的时代。
马英九在《怀念蒋经国先生》一文中对蒋经国的评价也许最为平正:“我们可以说经国先生是一位威权时代的开明领袖，他一方面振兴经济、厚植“国力”，一方面亲手启动终结威权时代的政治工程。我们崇敬他，就因为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历练乃至意识形态的局限，务实适应变局，进而开创新局，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身影，不仅不曾褪色，反而历久弥新”。
蒋经国超越了自己，改写了历史，并最终赢得了历史，成为中国伟大的政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