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革命”爆发那年，我正好小学毕业初谙人事，“文革”中期又参军入伍到部队从事文化工作，算是从头至尾亲历了这场空前浩劫的全过程。在这儿零零落落回忆点当年的文化生活，从大点说，是为了不让中华民族的这段文化记忆成为可怜的空白。从小点说，则是为了给今天幸福的有些无聊的人们，增加点茶余饭后的笑料与谈资。

“文化大革命”冠着“文化”二字，听起来似乎发生在文艺领域。其实不然，“文化”只是个幌子，运动锋芒所指，却是囊括了全国方方面面的所有范围与领域，用当时流行的话说，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不过这场政治飓风倒确实是从文艺领域先开始刮起来的。几乎是一夜之间，全国所有的剧院电影院突然全都停演停映，所有的图书馆阅览室也都封存关门。人类古今中外几乎所有的文化遗产全都被冠上 “封资修”的罪名（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剧团演职员不能再演古装戏了，一件件五彩斑斓制作精美的戏衣道具如同小山一般堆上大街，和图书馆那些被查抄的书藉杂志一起，放上一把火烧成了灰烬。“破四旧”的那些天，白蝴蝶般的纸灰从早到晚纷纷扬扬满大街飘飞，伴随着一大群神情亢奋，呐喊着造反抄家砸东西的人们……这幅画面，便构成了我“文革”时最初的记忆。

电影院没有电影可看了，整天铁门紧闭，偶尔开放一次，也就放点《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我国成功试验原子弹》之类的新闻纪录片。不过也有一点好处，就是不用再掏钱买票，而全都免费白看了。也许当初“文革”发动者的本意，是想把古外今来所有的旧文化旧思想旧传统全都一锤子砸个稀巴烂，然后再在这一片白地上，创造出意识形态纯之又纯的崭新无产阶级文化。所以那个时侯，全国所有的传统文化几乎全部取缔，借用《红楼梦》里一句话，叫做“落得个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人毕竟有别于动物，人有思维，需要精神生活，高层次的文化生活没有了，那就自个儿想办法对付吧。于是一时间，全国各地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县里有，单位有，公社有，大队有，各派群众造反组织全都有……连中小学校的每个年级每个班都有。我还看见过那时七、八十岁的农村小脚老奶奶也组成 了“毛宣队，”整天呲着没牙的嘴上大街去唱歌跳舞。反正那时的文艺演出也不需要什特殊的服装道具，一身全国男女老少大伙都有的绿军装，一本七亿人民人手一册的红宝书，就可以从开头演到结尾了。节目内容也大同小异，一开始就两个类型，一类是鼓励大伙起来造反夺权的，如《革命造反歌》：“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云云。另一类是歌颂伟人和他光辉著作的，如“毛主席著作要天天读，一天不读问题多，二天不读走下坡，三天不读没法活，嗨嗨，没法活……”等等。再后来又有了全民大跳舞，除了“地富反坏右”等想跳而没有资格跳的，其他人员一个不剩，全都得上街跳“忠字舞”去，“跳不跳是态度问题，跳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于是一时间大街小巷乐声荡漾，人人都在翩翩起舞，跳得好看的不少，跳得惨不忍睹的更多。

那时侯官方最高档次的文艺活动是看“革命样板戏”，全国就演出那么七、八个戏，一年到头地看，反反复复地看，外加高音喇叭播放的唱段整天在耳边荡漾，于是就造就了古今中外文化史上少有的“奇迹”：几乎全国所有的人，不分男女老少，都能唱几句“样板戏”里的经典唱段，不少人甚至还能完整无缺一字不漏地全部背下来。

不过也许你还不知道，在那十年里面，这所谓的“样板戏”自身，其实也给折腾得够呛。上边先说要普及革命样板戏，把全国所有的专业剧团集中起来，照着中央样板剧团的模式一招一式地学，一字一句地练。我所在的浙江省金华地区那时有13个县、市，县县都有国办的专业戏剧剧团，这些剧团全都集中在当时正“停课闹革命”的卫生学校里，一连几个月什么事也不干，就专门“移植”革命样板戏。除了地方戏剧的方言旋律没办法改变，其他从台词到服装、布景再到道具、灯光一律照搬照抄，什么都不许走样，然后再一个剧团一个剧团地轮流登台，比赛谁学得更象那么回子事。

又有一年不知从那里吹来一股风，说是要把“革命样板戏”普及到最基层，于是几乎一夜之间，所有的公社（乡镇），大队（村）都开始不自量力地排演大型革命样板戏。笔者曾几次翻山越岭到一些偏僻的小村，深更半夜挤在水泄不通的人群里，看当地农民们排演的《沙家浜》《红灯记》……说实话，在当时那种艰苦的条件下，这可真是难为了那些可怜的农民兄弟姐妹，他们拿红墨水把好好的脸蛋涂得怪模怪样，穿着一些不知从哪儿弄来的不伦不类服装，念着些模仿得半土不洋的戏剧韵白，笑话迭起，洋相百出，把我们这些城里去的“洋学生”们笑得前仰后合，忍俊不禁，很长时间里都有了谈资笑料。不过这股风引起不久就很快被刹住了，因为明察秋毫的上级又下来新指示，说是要警惕阶级敌人别有用心，借“普及”之名将神圣的样板戏“庸俗化，”于是可惜，这些很有看头的普及版“革命样板戏”从此销声匿迹，再想看也看不到了。

那年月最大众化的娱乐方式还是看电影，“文革”以前父亲几乎每星期都要带我到电影院去看一部电影。可“文革”一来，全中国故事影片就只剩下那么屈指可数的几部：《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列宁在一九一八》里有一段芭蕾舞剧《天鹅湖》的舞蹈，不知为什么没有全部删剪，竟然还奇迹般地保留了断断续续那么约一半分钟的镜头。可怜当时全中国不知有多少人，就是为了这硕果仅存的一半分钟，竟然还一次次地掏钱买票去看这部电影。他们在电影开场以后就望眼欲穿地等侯，直到那穿着洁白羽毛裙的白天鹅和王子开始翩翩起舞，才如饥似渴地瞪大眼晴，恨不得把那些场景一口气全都吞下肚去。等到电影里身穿皮夹克的布尔什维克出来中止了演出，这些人立刻起身悻悻地退场。这样的奥妙自然瞒不过那些“心明眼亮”的“革命造反派，”据说后来有些城市将这些人视为“流氓，”专门派工人民兵在电影院外把守，把看完这段舞蹈后立即退场的人全逮了去办“学习班。”

到了一九七二年，忽然又有一部更有看头的电影“横空出世”了，那时为体现中国与罗马尼亚两国人民的兄弟情谊，全国开始上映一部名为《多瑙河之波》的罗马尼亚老故事影片，那里面有几个漂亮女主角袒胸露背的镜头，有男女主人公相拥亲吻的埸面……这在当时“革命”得近乎要禁欲的年月，简直就是一颗超级震撼的性感大炸弹，大家伙全都望眼欲穿，心痒难捺地等着一饱眼福。我那时已经到驻宁波的一个海军部队当了电影放映员，那天晚上要在驻地大操场放映这部电影。消息不知怎地漏了出去，方圆几十里立刻全都轰动，人流就象是汹涌的潮水，一波波向着部队驻地涌动，那气势，实在不亚于洪水与海啸。驻地大操场上很快人头攒动水泄不通，而外面潮水般的人流气势不减，还在一个劲往里涌。部队领导惊得目瞪口呆，只好赶紧下令取消放映，可那黑压压的人流不肯散去，一直眼巴巴地守候到明月西斜……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还有一次看电影的事很值得一提，那时候小日本拍摄了几本战争影片，如《日本海大海战》《啊，海军》《山本五十六》等，有点为军国主义招幡追魂的意思。于是中国特为进口了几部，供全国的领导干部们观看批判。这三部电影放在如今都可称之为大片，连续放映要七、八个小时才能看完。有幸进场观看的人员部队必须是排级以上干部，地方必须是单位领导，或者“工宣队”之类的骨干，普通老百姓是不能看的，怕他们政治水平低中了毒。于是领导们都很辛苦，大热天带着干粮背着水壶，排起长长的队伍，打仗一般地去电影院里观看，一边看一边还得不时地高呼几句口号。

所谓的“文革”，其实说穿了，真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文化人日子最难捱的艰辛岁月，几乎所有的作家艺术家都进过“牛棚”挨过批判。虽然有些中央“样板团”的演员们好象挺威风，下来演出时很象个人物，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还能吃点香的喝点辣的。可一般文化人日子却实在是没法过，稿费被取消了，作品发表后至多送你几本伟人著作或学习资料。署名权没有了，发表作品只能用“集体创作”或“三结合创作组”（意即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名义。好处全没了，政治上的“险情”却大大增加，整日里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只怕什么时侯一个闪失踩响“地雷，”刹那间便炸得个身败名裂，家破人亡。

那一年浙江婺剧团演出《红灯记》，有候宪补拿着请帖请李玉和赴宴一节。扮演侯宪补的演员临上埸时傻眼了，糟糕，那张道具大红请帖找不着了，怎么办？幸好这是位很有舞台经验的老演员，临危不乱，从兜里掏出那时人人随身携带的大红《毛主席语录》本一晃，算是临时充当了一回请帖，反正那大小形状色彩都差不多，台下观众谁也没看出来，就算是临时救场吧。这事要放现今，最多大伙儿哈哈一笑，领导不定还要表扬上几句呢。可那天这位演员一下台就受到了指责：拿敬爱领袖的著作和日本鬼子的请帖混为一谈，多么反动！当晚他就被打成 “现行反革命”，到“牛棚”里受审查去了。

演戏的危险，放电影的也不轻松，尤其是放映“革命样板戏”或《毛主席接见XXX》之类的影片，总恨不能多长出几双眼睛来。我们驻地附近一位地方放映员放映《红灯记》时，电影胶片断了，他按惯例剪辑后继续放映，不料却闯下大祸：原本戏里面李铁梅在刑场面对鸠山“密电码在哪里？”的追问，要斩钉截铁般回答：“不知道！”谁知那天一剪辑，恰恰便剪去了个“不”字，李铁梅的回答变成了：“知道。”这还了得，明摆着是一桩铁证如山的“现行反革命案件”，那放映员立刻被停职审查，后来据说被开除了公职。领导们拿着这活生生的事例反复教育我们，我们从此以后剪辑影片都格外小心，只唯恐一剪刀下去，又步了那倒霉蛋的后尘。

十年浩劫没有如发动者当初所愿，创造出一种什么纯之又纯的崭新文化来。在一片凋零的文化废墟之上，只能生长出空前绝后的文化饥荒，文艺沙漠，生长出令人瞠目结舌的异样文化：包括《知青之歌》那样的地下文艺，《少女的心》那样的手抄本色情文学……

王晓明，中国作协会员，省作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