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16日上午7点零5分，著名老报人、《人民日报》原总编辑、社长胡绩伟在北京逝世。
得到这个消息，感觉到很突然。9月12日，杜导正老曾去看过他。那天说胡绩伟报病危，可是杜老去了以后，觉得老人没有事。“感觉他精神还很好，见到我拉着手不放，跟我说话。看样子还能撑一段时间。”杜老电话里对我说。怎么突然就走了呢？
从1936年参加革命开始编报算起，到1983年退休，胡绩伟编报近50年；退休后他又接着搞了五六年的《新闻法》——尽管后来胎死腹中，他在新闻界从业时间有50多年了。1990年被结束政治生涯后，他被誉为“两头真”的思想者。
“摇笔杆子是我最合适的工作”
初见胡绩伟，是在1999年。那一年，为纪念胡耀邦逝世十周年，胡绩伟在《书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读那文章，能明显的感觉到被编辑的痕迹。我想看到原稿，就贸然闯到他在煤渣胡同的住所讨要。他是我们刊物的编委，因为这层关系，他对我的鲁莽举动也不介意。我也就不知天高地厚地半是聊天半是采访地和老人摆起了“龙门阵”。
“摇笔杆子是我最合适的工作。”谈到半个世纪前为何选择新闻行业，老人那像他家乡乐山大佛似的脸庞露出了笑容。“这有主客观的因素：主观因素是我从小读书比较多，尤其是进步书刊多，笔头上很利索；客观因素是我身体多病，到战场上抗日那是承受不了的，也就只能选择用笔来为抗日做点贡献。”
若说到胡家三代，胡绩伟可以说是在四川的一个革命家庭长大的。他的祖父胡福全经营一个小茶馆，家境还算殷实；他的叔祖父胡素民参加过变法维新和辛亥革命，与孙炳文是至交好友，与邓演达、吴玉章等人时有往来，是国民党的左派；大伯父胡良辅（字驭垓）也是辛亥革命的元老，参加同盟会，并担任过四川民众保路运动东路军指挥，后被杀害。如今，到胡绩伟家乡威远县，还能在县城看到保存完好的“胡驭垓烈士殉国处”石碑。
先人的革命影响，少年时代的胡绩伟读了很多进步的书刊。1935年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考进华西大学数学系，只读了一年，“一二·九”运动爆发，他放弃了科学救国的理想，于1936年考入四川大学政治经济系，选择用笔来做武器。
“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胡绩伟一方面受生活书店（邹韬奋主办）出版的进步书刊的影响；一方面受中共地下党员车耀先、韩天石等人抗日救亡思想的影响，成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部队”的五个成员之一。“由于我读的进步书刊较多，遇事总能讲出一番道理来，我在部队就分管宣传，开始出版刊物《大声周刊》。”胡绩伟说。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那天，为了对中国的现实发言，胡绩伟等人成立“图存社”，出版《图存》周刊。在起草发刊词时，胡绩伟等三个编辑决定同时写，择优采用，结果，胡绩伟的稿子被认为最好。“从那以后，我就坚定的认为自己以后就‘摇笔杆子’了。”
1937年12月，胡绩伟加入中共后，他成为在成都影响很大的救亡团体“星芒社”的领导骨干，并为这个团体创办了一份报纸：《星芒报》。当时，文艺界正在提倡通俗化、大众化，创作大批直接为工农兵大众能够阅读的通俗读物。新闻界也在提倡创办“老百姓报刊”，使识字很少的老百姓都能看懂，不识字的人也能听懂。胡绩伟任主编的《星芒报》也加入推手的行列。《星芒报》的文章很短，充分发挥了四川人“摆龙门阵”的特点，对很多社会现象的抨击，甚至采取如今我们流行的“段子”的方式。
比如说，因为《星芒报》宣传抗日，经常遭遇国民党封查。该报就以《校长与军长》为题进行调侃：
有人看见某校长亲自出马，捣毁星芒报和战时出版社，便问校长与军长有何区别？夫子曰：军长主战，校长主降；校长击内，军长击外；军长抗日，校长反俄。马占山曰：幸好校长不是军长，否则，祠堂街已踏为平地；殷汝耕曰：可惜军长不是校长，否则，我大皇军已统一中国；老子曰：天下事，本有幸，有不幸焉。
这样的办报风格，直击“校长”蒋委员长，自然要遭遇国民党的查封。从1936年至1939年，胡绩伟参与主办《活路旬刊》《大声周刊》《星芒报》《蜀话报》等，一出刊就被查封。封了又办，办了又封，只不过是改个名字而已，加起来有十次之多。
在这样的拉锯战中，胡绩伟也慢慢地形成了自己的办报风格：报刊不仅要为人民服务，而且要为人民所直接掌握。
1939年，胡绩伟到了延安，主持创办了《边区群众报》并担任主编，一办就是十年。胡绩伟把自己的努力目标概括为：办一张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报纸。他十年如一日地、全心全意地努力办好这份报纸。在他的主持下，报纸不只是在内容上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呼声，为人民的民主、自由和幸福而奋斗；而且在形式上力求大众化，让识字不多的边区群众能看得懂，让不识字的人能听得懂。这样一份边区人民自己的报纸，受到了边区人民的热爱。当然，胡绩伟也是带着很强的党性来办报的，他的努力，也受到陕甘宁边区党委（以后改为中央西北局）和中共中央的称赞。1944年，他被选为边区的特等文教模范，《边区群众报》也被评为特等文教模范单位。
从1949年5月西安解放到1952年底，胡绩伟担任中央西北局机关报《群众日报》的总编辑。“在以习仲勋为首的西北局的领导下，我工作得非常舒心。”胡绩伟说，“我与习仲勋同志有比较密切的接触，对于西北局当时的施政方针和政绩，《群众日报》都作过比较系统的报道和宣传。”其中令胡绩伟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习仲勋对民族和民主人士予以团结、感化、争取、帮助的宽容精神。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前后，习仲勋对胡绩伟一再嘱咐：一定要对每一个民族和民主的代表人物进行认真的宣传报道，他们在会上的发言，同工农知识分子代表的发言一样对待，一律在《群众日报》上全文刊载，不能登摘要；对这些代表人物在会前和会中都要进行深入采访，对每个人都要写一篇访问记。习仲勋对每一篇访问记，都要亲自审阅，并找到他和记者，一面问一面改，改好后还要再看一遍，才放心拿去登报。习仲勋的这种政治品德也对胡绩伟以后的办报产生过影响。
1952年底，胡绩伟担任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做总编辑邓拓的助手。那时，“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无论政体还是国体，甚至报体也都是苏联的。《人民日报》成为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的翻版。《真理报》的基本经验概括地说，就是“党报要作党委的驯服工具”。换句话说，“党报就是党的喉舌”。尽管胡绩伟对个别问题有点怀疑，如对每天必须发一篇社论，社论的字数必须一样，而且一定要排在报头旁边的固定地位，他感到未免过于机械，甚至有点形式主义。但也只是怀疑而已。作为副总编辑，他必须让报纸成为党的喉舌，而不再像以前十多年办报一样实现自己的办报思路。
因此，在那些年，胡绩伟没有多少选择，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派运动、大跃进运动和庐山会议反右倾运动，《人民日报》都是率先垂范的。“放高产卫星的新闻是经我手发出来的，现在想想，真是觉得荒唐。”谈到这段历史，胡绩伟无论如何都不原谅自己。
1956年，在毛泽东“大鸣大放”的推动下，《人民日报》进行大改版，改版的社论题目就是《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改版的重点是要扩大反映实际情况和人民意见，要更多地研究和关心各项实际问题，特别是要开展各种不同意见的讨论，“即使是同我们共产党人的意见相反的文章”也允许发表。胡绩伟完全信以为真，协助邓拓满腔热情地在内容和形式上进行革新，使报纸面目焕然一新。谁知，他们为“使《人民日报》成为群众欢迎的生动活泼的报纸”的一切卓有成效的努力，很快就被毛泽东指责为“死人办报”，因为《人民日报》没有积极贯彻执行毛泽东号召各界人士“大鸣大放”、对共产党提出批评意见的“阳谋”。最终，这次大改版以邓拓被调离，不少编辑记者被打成“右派”而收场。
毛泽东指责邓拓“死人办报”那次谈话，胡绩伟也是在场者。毛指责“几位副总编辑像铁板一块，不敢批评他（邓拓），不敢起来革邓拓的命”的话，胡绩伟一直记忆犹新。“毛主席讲完后问我们有什么意见，我实在憋不住，就提了一个建议。我认为办好《人民日报》的关键是要有一位敢于独立思考、独立决定问题的中央委员主持报政。于是，我说：‘《人民日报》的工作十分重要，有一位中央委员最好是一位政治局委员来报社坐镇。’毛说：‘《人民日报》树大招风嘛，是需要有一个或政治局委员主持工作，内外都能顶得住。但现在没有适当的人选。’以后想起来，我当时的话也太幼稚。你以为中央委员就敢于独立思考了？国家主席刘少奇有一点独立思考，不也落得那样悲惨的下场？关键是体制问题，而对于党报而言，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
此后，胡绩伟一直在探索如何解决党性和人民性这一矛盾的途径。在“文革”关牛棚挨斗的时候，他也没有停止思考过。因为“文革”时《人民日报》的主持者将“党性”发挥到极致，而在群众眼里则成为“戈培尔的报纸”。
听话，不听话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主席华国锋点将，胡绩伟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
此时，中国的历史进入了新旧交替的时代。毛泽东去世后，中国的去向留下了诸多的选择空间。如果把毛泽东的遗产比作一间房子的话，一部分瞻仰者认为：这房子很好，我们要供起来，不但什么也不要动，而且以后盖房子的时候必须原封不动地照这样来。这一派人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派。另一部分人认为，房子留下来，但样式陈旧，我们可以盖和这个房子式样不一致的房子。这就是以邓小平、陈云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的看法。邓小平说，我们应当世世代代完整、准确地继承毛泽东思想。怎样完整、准确地继承毛泽东思想？当时的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推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派的做法，也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叫做“拨乱反正”派。胡绩伟成为这一派的重要的一员。
在“文革”十年，胡绩伟对自己的办报生涯进行了长久的深思，发现自己过去20多年的办报生涯里，在党正确时，报纸也正确；在党犯错误时，报纸也跟着犯错误。他想：当党犯错误的时候，如果报社领导人的头脑是清醒的，有独立思考能力，报纸是不是可以不跟着犯错误呢？他以为，这是可以做到的，是应该做到的，是必须做到的。这样，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就是不一致的，是对立的了。要使这二者统一起来，就只有使党性服从人民性，坚持人民性高于党性。如今，毛泽东去世后留下的政治选择空间，给胡绩伟在《人民日报》展现自己办报思路的机会。他适时地抓住了这个机会。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党中央定稿批示发表的。当时，很多人都认为，这个社论一出，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胡绩伟也有同样的认识，但他说自己“只好服从”，而这种服从“不是盲目的服从，而是睁着眼睛违心地服从”。“听话，还是不听话？”胡绩伟在徘徊中走向了“不听话”。
按“两个凡是”的观点，1976年发生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天安门事件”就不能平反——那是毛主席定的；而天安门事件不平反，对中央高层来说，邓小平等众望所归的领导人就无法复出；还有“文革”十年冤案如山，再往前溯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都是毛主席定的，也无法平反；“文革”宣告了毛路线的破产，中国如果没有新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支撑，就无法向前进。
胡绩伟主持的《人民日报》，在胡耀邦的领导下，在上述问题上一一“拨乱反正”。在推动平反“天安门事件”过程中，胡绩伟曾被负责宣传的政治局常委训斥“党报不听党的话”，但他依然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向前推进，与新华社等单位联手，最终使这一事件获得平反并由此开启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大幕。在终结“两个凡是”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人民日报》在1978年3月26日刊登的《标准只有一个》，提出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但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思想评论很短，没有引起普遍重视。但文章发表之后，报社收到二十几封读者来信，除一部分赞成这篇文章的观点外，大多数是提出问题的。
在胡耀邦指导下写作的两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发表后，胡绩伟坚决支持，安排《人民日报》转载。他说：“这样的好文章本来应该用《人民日报》社论来发表。但是，当时社论要送给主管宣传的政治局常委来审查，肯定会被扣压。于是胡耀邦想到用‘特约评论员’的形式——表明不是本报人写的，而是社外人写的。”但是，党报的地位不同，即使是转载，胡绩伟还是招致了上面严厉的批评：先是吴冷西的指责，认为这篇文章是“砍旗”。后来，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领导人在一次小会上说：“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按劳分配》这篇文章，是邓小平和李先念同志审查过的。）要坚持、捍卫毛泽东思想。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当然，对于活跃思想有好处，但人民日报要有党性，中宣部要把好关。”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思想的。”
不过，胡绩伟并不在意，他和当时其他人如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老干部一起，以民心所向为行为的准则。由此，一起推动了中国历史大转折进程。
很多过来人都记得胡绩伟主持的《人民日报》。当年，这份党的机关报发行量达到300多万份。人们记得，《人民日报》首先发表文章，对因“农业学大寨”而一路升天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提出批评，导致这位副总理下台；人们也记得，一位商业部长因为在丰泽园吃饭欠账或者“吃了一整桌宴席才花了一碗汤钱”而被批评，《人民日报》立刻转载，并发表中纪委对这位部长的通报批评；人们更记得，震惊全国的“渤海二号沉船事故”，《人民日报》以无先例的口气发出批评，并发表记者的调查报告，此后，石油部长被解职，甚至连主管工业的国务院副总理也被给予记大过处分。
那时的《人民日报》，至今也是新闻从业者不可超越的标杆。胡绩伟无法被人遗忘，理所当然。
我称胡绩伟为“胡老”，他纠正说是“老胡”，并加上一句：“报人老胡”。他为做报人而自豪。而他更自豪是听到这样的话：那时，党报是正确的，党中央的某些领导是错误的。
二胡之争
所谓“二胡”，是胡绩伟和胡乔木；“二胡之争”，是指新闻圈内并不是新闻的“关于党性和人民性”的争论。其时，胡绩伟是《人民日报》总编辑；胡乔木是他的顶头上司——中央书记处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
胡绩伟是个善于思考的人。
当年邓拓被毛泽东视为“死人办报”时，他就在思考党报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在拨乱反正的年代里，他主持的《人民日报》以事实证明当党中央某些领导犯错误的时候，党报不跟着犯错误是可能的。胡绩伟十分珍惜这次的成功经验。经过审慎的思考，他提出了党报“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问题。
1979年3月和9月，胡绩伟在新闻工作座谈会和中央党校发表了四次讲演，以近十几年来的报纸宣传事例阐述他的论点：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在强调党性的同时必须强调人民性。对于党报是党的耳目喉舌的问题，胡绩伟也一再阐明：首先，党报不能没有头脑只有喉舌，不能让头脑同喉舌分家。头脑长在党委身上，喉舌长在党报身上，党报有喉舌没有头脑，党委想什么，党报就说什么，只能是传声筒，只能是驯服工具。他强调党报也应当有头脑，党报自己应当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其次，党报不只是党的喉舌，首先应当是党的耳目，只有通过耳目才能先了解实际情况和倾听人民的呼声，做到耳聪目明，这样，喉舌才能说出正确的话，作出正确的决策。如果没有耳目，或者闭目塞听，必然会胡说八道。再次，应当强调党报也是人民的耳目喉舌。人民既要了解国内外大事，了解党的方针政策，更要发表自己的意见，表达自己的呼声，参政议政，真正做国家的主人。到了这时，“党报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的论点才比较完整了。
胡绩伟的观点，得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的鼓励。新闻工作座谈会结束时，胡耀邦作总结，肯定了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他说：“我们的新闻工作有很多的党性。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离开了人民性就不叫党性。从党的根本性质来说，党性和人民性是融合在一起的，党性就是人民性。”但是，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则对此表示反对意见。他认为胡绩伟反对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向党闹独立性，同中央不保持一致。从此引发了“二胡”就党报的党性与人民性问题长达十年的争论。
关于这场争论，在“二胡”各自的著作中都有体现。览读两人的文字，会发现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两人都难得的表现出针锋相对的对立。
在与胡乔木相识的人中，大都津津乐道胡乔木平和、谦逊的作风；而胡绩伟呢，长着一张“乐山大佛”的脸，整天笑眯眯的。在披阅两人争论的文章时，我很难理解两人何以如此剑拔弩张，互不相让——胡绩伟因此还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者之一。
而让人感到饶有趣味的是，在“关于党性和人民性”这个问题上，二胡都是因为否定了自己过去的立场才引发争论的。
以胡绩伟来说，他在延安做《群众日报》总编辑时，倒没有“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这种自觉，而强调党性高于人民性。下面是一位当时投奔延安的青年的回忆：
那时，我到陕北仅仅半年，受过几个月政治训练以后，在延安大学新闻班作语文教员。有一天，我和新闻班的同学一起到清凉山《群众日报》社去参观，胡绩伟以报社总编的身份给我们讲话，针对我们这些到边区不久的人对中共党报提出的颇有微词的问题（例如：国民党报纸说假话，边区的报纸也不全说真话），阐述报纸的党性原则。我记得他讲道：真实性也要服从党性原则，如果不符合党的利益，真实的东西可以在一定范围讲，不宜公开报导。四川人多辩才，胡绩伟口若悬河，慷慨陈辞，给人以深刻印象。
很显然，胡绩伟当年强调，报纸的“党性高于一切”，连真实性都可不顾及，何谈人民性呢？
可是，当年也在延安的胡乔木却恰恰相反，他倒强调党的报纸要“党性和人民性一致”。1945年12月30日出版的《新华报人》第9期刊登了胡乔木的一个题为《人民的报纸》的报告。报告中说：
党报是人民大众的报。这点不能怀疑。虽然人民并不都是共产党员，而且人民中还有其他的党，但因为我们的报纸是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完全从人民的利益出发， 所宣传的也正是人民所需要讲的。因此，这样的党报就是人民大众的报。我们要使人民的东西能在报上反映出来，这样来加强人民报纸的党性，也就是人民性。说报纸党性太重，证明我们的报纸和人民还有距离，就是人民性不够，也就是党性不够。报纸能最高限度地反映人民的呼声，就是报纸有最高的党性。
“二胡”都否定了自己，不同的是，胡绩伟是否定了自己错误的认识；而胡乔木是否定了自己正确的认识。争论自然不可避免。
1981年1月23日，胡乔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次讲话中，不指名地批评了人民性问题。胡乔木说：“把民主和领导对立起来，以至走到说党性发源于人民性，说党性是人民性的集中表现，没有人民性哪里来党性？这种奇谈怪论居然能够相当流行，我觉得这是社会科学界一种羞耻。”听过以及看过这个讲话的人，都知道这是针对胡绩伟的——那时，人们还不敢想，其实也是针对胡耀邦的，因为胡耀邦肯定了这个观点。
2月8日，胡绩伟就此给胡乔木写信，说“一些同志认为这是批评我的，我也认为是这样，因为党和党报‘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党和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是统一的’这一观点确实是我讲的。不知你批评的是不是我？至于‘党性发源于人民性’、‘党性是人民性的集中表现’，我没有说过这个话”。他在信上还说，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不同看法，可以展开研究、讨论，甚至于批评，最好不要说成是什么“奇谈怪论”，“是社会科学界一种羞耻”，这不利于问题的讨论。
胡绩伟没有得到胡乔木的回应。不久，传出消息说，在筹备中的第二次新闻工作座谈会，批胡绩伟的“人民性”问题是会议的一个议题。在陕西临潼养病的胡绩伟，也希望在这次会议上继续阐明自己的观点，为自已的“人民性”观点辩护——哪怕被批判都可以。他在病中对党性人民性问题作进一步研究，形成了“第二次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准备发言稿”：《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论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他将这个稿子交给前来探望他的《人民日报》编委办公室主任余焕春，让他先转交给胡乔木，并给胡乔木写下了一封信。
据余焕春回忆，这封信有的地方写得很委婉，有的地方写得很尖锐，看过信的人都劝他不要发出去，认为这种心里话现在还不能那样直率地说。于是，他重写了一封短信，随发言稿一起发出。
一个半月后，胡乔木回了一信，更令胡绩伟困惑不解，因为他发言稿中的基本命题是“党性来源于阶级性和人民性，又高于人民性”。胡乔木在信中将原命题改为 “党性来源于人民性，又高于人民性”，删去了“阶级性”三字，然后批评他离开了阶级分析。信的最后提出：“党报必须加强与群众的联系，既代表党也代表人民利益，遇有某些复杂的情况需要分别采取适当措施，而不要笼统引用‘人民性’这个含混不清的概念来作包治百病的药方。因此，我建议，目前最好不要用这个提法。”
胡绩伟虽对胡乔木这种做法不满，但还是根据他的意见，删去了所有“人民性”，将原来的题目改为“党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并以此为题登在《报纸工作研究参考资料》上，在内部征求意见。
6月2日，胡绩伟再次将内部《资料》送给胡乔木并附信说明他已删去了所有的“人民性”，只保留一处引言中的“人民性”不便删，表示对“人民性”这一问题将要继续研究，“在没有深入研究之前，我一定持十分慎重的态度”。
几天后，胡乔木和邓力群的秘书分别打电话给胡绩伟，说稿中有几处“不点名地批评了中宣部某负责同志，这虽是内部参考资料，也容易传出去，恐为敌人利用”。因此，要他把印出的一律不发，发出去的全部收回。胡绩伟再度耐心地修改，把几小段可能认为是不点名批评中宣部某领导的通通删去，再送胡乔木。此后，则杳无音讯。不过，胡绩伟则希望自己的这篇思考文章能够面世。直到1988年，工人出版社出版胡绩伟《新闻工作论说集》时才将此文收入。
在“二胡”这场争论中，胡绩伟和胡乔木各不相让，胡绩伟认识到，离开《人民日报》或许是比较好的选择。为此，他三次辞职。1983年10月，中央书记处讨论《人民日报》问题，同意胡绩伟辞职请求。
不过，在胡乔木看来，胡绩伟虽然离开了《人民日报》，但他“党性与人民性一致”的“流毒”依然影响深远。在胡乔木和邓力群到《人民日报》代表中央宣布同意胡绩伟辞职要求时，仍不忘提出要肃清胡绩伟在《人民日报》的影响，尤其是“人民性”的影响。
直到八年后的1991年，胡乔木仍然对胡绩伟的这种观点无法放过。当年9月7日，胡乔木同《人民日报》新任社长高狄的一次谈话中说：“胡绩伟同志‘文革’后在《人民日报》掌权，散布了很多错误思想，核心就是使《人民日报》脱离党中央的领导。”“胡耀邦同志对胡绩伟、王若水是包庇、支持的。胡绩伟同志提出辞职，书记处讨论一致同意，同时对胡绩伟同志领导《人民日报》工作中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我和邓力群同志到《人民日报》把书记处提出的批评宣布了，对胡绩伟、王若水的错误讲了一篇话。胡耀邦同志非常反对，认为不应该去讲，辞职就很好了嘛！这是一种回避思想斗争的自由主义态度。秦川同志是紧跟胡绩伟的，秦川同志的检查都是空话。”
胡乔木耿耿于怀于胡绩伟以及胡绩伟组成的秦川、王若水这个班子；同时，胡乔木更耿耿于怀于胡耀邦。谈话中所透露出的整治韵味，非常值得回味。
如今，20多年过去了，再回头看这场范围很大、影响很广的争论，人们不得不说，胡乔木错了，胡绩伟对了。按照人们耳熟能详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表述来说，党要“立”，要“为公”，自然要有“党性”做保证；但党要“为民”“执政”，没有人民性如何执政？更进一步说，党性和人民性如果不一致，党的合法性如何存在？胡绩伟强调党报要有“党性”也要有“人民性”又错在哪里？
与胡乔木相同的是，胡绩伟对这场争论也同样难以释怀。2006年12月，我得到老人的《胡绩伟自选集》，“新闻卷”三卷，开卷就是《我与胡乔木的十年论辩》，详细记叙这场争论的前前后后。不过，胡绩伟的观点有变化，他说：
“其实，冷静地想想未来，就发现，我多年来所提出的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是有很大局限的，都是局限在党和党报的范围内。从长远来想，将来、现在的党报制度也是要随之改革的。那时，恐怕就根本不存在什么党报和它的什么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了。但是，将来受到普遍欢迎的报纸，仍然是属于人民的，仍然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办一张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报纸，恐怕仍然是先进的新闻工作者所努力以求的崇高目标！”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如今，胡绩伟已经魂归道山了，“先进的新闻工作者”及其他人等，有何理由“诲而谆谆，听我藐藐”呢。
作者为北京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 《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