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认同困境生成的基本路径和环节：从物质利益矛盾的起源，经过“不公平感”社会心理的中间变量，导致政治认同困境的生成

政治认同是政治主体对政治客体的主观价值判断。美国政治学家威尔特·A.罗森堡姆在《政治文化》中较早提出政治认同的概念：“政治认同是指一个人感觉他属于什么政治单位(国家、城镇、区域)、地理区域和团体，在某些重要的主观意识上，这是他自己的社会认同的一部分，特别这些认同包括那些他感觉要强烈效忠、尽义务或责任的单位和团体。”[1](P47)政治认同是政治主体对政治客体(政治系统、政治运作、价值观念)产生的政治心理(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态度)的依附感和归属感。“政治认同主要内容包括利益认同、制度认同和价值认同，其中利益认同是政治认同的基础，制度认同是政治认同的关键，价值认同是政治认同的核心。”[2]本文首先要从理论上分析导致政治认同困境的基础——利益认同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利益认同又经过哪些不同路径和中间变量最终导致政治认同困境的产生，进而又使社会冲突具有某些新的特点？

(一)政治认同困境起源与基础：物质利益矛盾

人们通常认为，利益认同是政治认同的基础。利益是一个内涵和外延较为宽泛的范畴，一般是指“一定的客观需要对象在满足主体需要时，在需要主体之间进行分配时所形成的一定性质的社会关系的形式”。[3](P74)从利益构成的客观内容看，它包括物质(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本文认为，仅仅把利益认同作为政治认同的来源，而不加区别利益中的物质利益和政治利益的界限，会导致把政治利益作为政治认同来源和基础的逻辑矛盾。需要进一步划分利益范畴中的物质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区别，明确物质利益认同是政治认同的起源和基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解释人类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一个根本原则是从物质利益矛盾来分析社会冲突的最终起源，阶级斗争是“基于物质利益的”根本冲突，“每个场合都证明，每次行动怎样从直接的物质动因产生，而不是从伴随着物质动因的词句产生”。[4](P39)作为观念形式存在着的政治认同反映着人们的利益要求，与物质利益同样存在着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在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中，人们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利益对于人们的政治心理尤其具有决定意义，这种以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和财富分配关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不仅影响着人们的政治心理，而且影响着其他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从而又影响着人们的政治心理”。[5](P250)

尽管政治认同与物质利益有密切关系，但物质利益矛盾和政治认同困境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冲突形式。前者是关于物质利益为内容的客观矛盾，后者则是反映政治利益为主要内容的主观心理矛盾。我们通常关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经济(物质)斗争和阶级(政治)斗争的论述，忽视他们关于政治心理冲突的阐述。马克思在谈到“自在阶级”转向“自为阶级”时，提出“阶级意识”的范畴，“仅仅是大批工人的共同经济地位和他们与资本家的共同利害关系，只能使他们对资本来说形成一个自在阶级；只有在他们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与冲突中，逐步意识到自己的共同处境和利益，并团结起来，才能成为一个有意识的自为阶级”。[4](P123)“阶级意识”就是“各个不同群体的劳动人民之间的利益认同以及它与其他阶级利益对立的意识”。[6](P211)“阶级意识”的提出是马克思关于阶级政治心理冲突形成的标志。

冲突学家刘易斯·科赛则用物质性冲突和价值型冲突范畴对此作出了区分。“可以权且将冲突看做是有关价值、对稀有地位的要求、权力和资源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对立双方的目的是要破坏以至伤害对方。”[7](P24)前者是有关具体报酬等特定目标的冲突，后者则涉及诸如终极价值、信仰、意识形态以及阶级利益等不可调和的分歧与斗争。物质利益冲突通常不会动摇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反而有着“减压阀”的功能。价值性冲突则是由于民众对占统治地位的制度体系和价值观念产生了心理上的动摇，其核心是政治认同危机。现实中物质利益矛盾并不必然导致政治认同困境，它需要经过其他条件和变量的作用，才会越过物质利益矛盾阶段，从而走向政治认同困境。

(二)社会“不公平感”：从物质利益矛盾到政治认同困境产生的主要变量

从物质利益矛盾走向政治认同困境需要多元而复杂的条件。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主要贡献就是拓宽了对社会矛盾和冲突产生条件的认知。逐步从社会冲突产生的客观条件的研究转向对社会冲突产生的社会心理的研究，并提出“两极分化”、“绝对剥夺”等物质矛盾的范畴和“阶级意识”、“相对剥夺感”等社会心理冲突概念。对社会冲突产生条件的较为一致的看法是：物质利益矛盾并不必然导致政治冲突行为的发生，只有经过社会心理认知的中间环节，才会导致政治冲突行为的出现。

这种社会心理认知在马克思和西方学者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理解。马克思在研究1848年欧洲革命时，发现客观贫困并不必然导致阶级斗争，从而提出“阶级意识”的范畴。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只有经过认知和实践的觉悟化过程，才能形成阶级意识，从而进行争取共同阶级利益的阶级行动。马克思把“阶级意识”作为从为物质利益奋斗的客观存在的阶级形态转变为为政治利益奋斗的能动阶级的连接链条和必要条件。西方学者斯托弗和默顿也从社会心理视角把“相对剥夺感”作为政治冲突产生的条件。冲突学家刘易斯·科赛在分析社会冲突产生的条件时认为，只有物质利益受损的人们伴随着强烈“相对剥夺感”时，社会才会产生政治合法性危机。

但是马克思的“阶级意识”范畴与西方学者的“相对剥夺感”等理论关于政治心理冲突的产生也有相似的认知基础——“不公平感”社会心理。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对马克思的阶级意识进行了界定：(1)对本阶级利益的理性认识；(2)对其他阶级利益不合理性的认识及其有意识的反对；(3)对运用集体政治手段达到集体政治目的以实现自己利益的认识，及随时行动的准备。[8](P363-364)其中对本阶级利益的理性认识和对其他阶级利益不合理认识的心理基础就是阶级利益之间的不公平感。

社会公平正义是支撑一个政治系统合法性的主要支柱。社会公平正义是由一系列制度安排和社会结构所形成的社会公平环境所决定的，也是由个人对社会公平的主观感受和主观评价所决定的，即由客观社会因素和主观心理因素共同决定的。罗尔斯强调：“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9](P55)可见，只有当人们相信制度是正义的或公平的时候，公民才准备并愿意履行他们在这些社会安排中所应负的责任。社会公平感是指人们对自己在社会中所获得的收入、地位和声望与其他人比较或者与自己过去比较而获得的一种主观评价。科赛认为，物质利益受损的人们虽然会导致社会冲突，但并不必然导致政治冲突行为发生；只有当利益受损者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时，才会动摇社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

随着时代的变迁，“不公平感”的社会心理内涵也在发生着变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主要从“两极分化”概念来解释资本主义绝对剥夺感，“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10](P708)资本主义福利制度的兴起，逐步消除了马克思生活年代的“两极分化”带来的“绝对剥夺感”。但同时，又出现了另一种不公平现象——“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是伴随着利益相对受损而产生的一种社会心理。

(三)政治认同困境的两个维度：制度认同危机和价值认同危机

当社会冲突主体已经跨过物质利益诉求阶段，而进入政治利益诉求阶段时，就会出现政治认同危机和困境。此时的政治认同困境包括两个维度：制度认同危机和价值认同危机。制度认同危机主要是指制度的合法性(正当性)问题，而制度的合法性是制度在社会层面存在的法理与价值基础，我们很难明确区分开制度认同危机和价值认同危机的边界。制度认同是指一个人基于对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有所肯定而产生的一种政治感情上的归属感，是民众从内心产生的一种对制度的高度信任和肯定。当代中国制度认同危机主要表现为对基层政府的不信任感和离心感，呈现出民众对基层政府不满和高层政府信任相分离的独特现象，“从利益关联和政治层次性的角度，愈是距离民众愈远的权力，愈能够得到民众的信任；愈是距离民众愈近的权力，愈与民众的利益相关，也愈为民众关注”。[11]

价值观念的核心是占社会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它为政治体系的合法性提供道义上的诠释，它通过培养社会成员对于政治体系的合法性认同和情感来起作用，有助于政治权威的形成”。[12](P357)当代中国价值认同危机主要表现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怀疑与疏离。具体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一元指导理论整合多元思潮能力的下降，对党和政府执政理念的质疑和对公共政策中的不公平不公正的取向的不满。

(四)政治认同困境的后果：潜在政治冲突行为发生的凸显

政治认同危机的核心是制度认同和价值认同危机。这种政治心理危机必然会影响人们的现实行为，这种行为与其社会矛盾导致的冲突行为的不同就是具有政治冲突的特征。物质利益矛盾也会导致社会冲突行为发生。此类冲突行为往往通过制度内的手段且以物质利益诉求为主要目的。而政治认同危机导致的冲突主要表现为针对政治制度的冲突行为。在阶级社会，政治认同危机后果主要表现为阶级斗争。现代社会政治认同困境后果主要表现为制度外的社会骚乱、暴乱和社会运动以及街头政治，甚至产生政治体系的崩溃。

因此，政治认同困境有特定的社会心理内涵。物质利益矛盾是其产生的源头，但是，物质利益矛盾并不必然导致政治认同困境的出现。从物质利益认同危机到政治认同困境产生，需要多元、复杂的条件。其中，“不公平感”社会心理是其产生的主要中间变量。由此导致通过体制内渠道，以物质利益为诉求的社会矛盾向以制度认同和价值认同危机为主要内容的转变，并由此导致政治冲突行为的凸现。

二、中国政治认同困境演变路径和环节的分类及其特征

(一)中国政治认同困境的起源、演变路径和环节的分类

改革开放后，在经济绩效增强，民众对执政党认同上升的同时，其它非经济因素又在削弱其政治认同的基础。我们必须梳理，改革开放后导致民众政治认同下降的起源是什么？这些起源因素又是通过什么路径导致当前中国政治认同困境的产生？

1.从物质利益矛盾的起点经过利益表达受阻的双重因素导致的政治认同困境

这一路径导致的政治认同困境是双重因素产生的结果。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从国家主导型的政治分层社会转向了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分层社会。物质利益成为决定人们社会财富、地位与声望的主要维度。物质利益矛盾是当代中国社会矛盾主要类型和源头。这些物质利益矛盾最初表现为民众对自身经济利益分配损失的不满，诸如国有企业改制、城市拆迁与安置、劳资纠纷、行业维权、土地征用和环境污染与物业维权等。物质利益受损的民众最初往往通过制度内的渠道(信访、行政诉讼等)解决问题，诉求目的为物质利益的补偿，此时党和政府是受损民众依赖的对象。

然而，由于压力性政府导致的体制性迟钝，致使民众的利益诉求不畅通，诉求目的得不到修补，经过多次“信访、诉讼”等体制内的手段失败后，基层党委及其政府由民众求助的对象变为民众冲突的对象，对物质利益诉求的意图被掩盖，而对基层党委(政府)的不满情绪上升为主流，这时就转化为非现实冲突，即政治主体的认同危机。在这种类型的政治认同困境中，物质利益矛盾是否会导致政治认同危机的关键变量是利益表达渠道的畅通和有效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亨廷顿特别注重政治参与在政治稳定中的作用，“任何一种给定政体的稳定都依赖于政治参与程度和政治制度化程度之间的相互关系”[13](P60)。当前中国政治参与程度上升的同时，政治制度化提供政治参与渠道的广度和有效性并没有明显的提升，政治参与成为当前连接物质利益矛盾和政治认同危机的制度变量和参数。

2.物质利益相对受损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导致政治认同困境的出现

现实中物质利益矛盾中导致利益相对受损群体产生的“相对剥夺感”，成为当代中国政治认同困境生成的另一条路径。同静态观察社会利益状态相比较，利益相对受损则从动态过程中凸显利益获得变动情况，利益相对受损提出显然是依靠“参照群体”作为其参照系，参照系通常有两个维度：一是时间维度，即和自己过去利益获得相比较；二是选择自己周边的人或者与自己身份相似的人群作比较。利益相对受损群体会产生出一种特殊的心理——“相对剥夺感”。

与物质利益受损不同，相对利益受损群体无法找出现实中导致其利益受损的直接对象，难以确定现实中的具体冲突目标，不能像物质利益受损群体那样通过上访、游行等表达出自己的不满情绪。主要原因是由于国家的公共政策制定的缺失造成的。所以，相对利益受损群体大多寄希望于国家政策的调整。国家公共政策调整速度的迟钝，使相对利益受损群体的冲突情绪无法发泄出来，于是，很容易把不满情绪压抑起来，导致其对执政党认同的下降。

3.公共权力异化直接导致民众产生政治认同困境

与物质利益受损经过利益表达受阻导致的政治认同危机的路径来源不同，公共权力的异化是由于政治客体的腐败行为。这也容易导致民众的政治认同危机。民众对政治客体认同的因素是综合性的，包括经济绩效、社会制度公平与民主等，但这些因素的基础是政治客体自身的建设，利益认同、制度认同和价值认同都是在对政治客体自身认同的基础上延伸和展开的。改革开放后，公共权力异化主要表现为：权力寻租导致的腐败，公共权力部门的部门利益化和利益最大化的倾向等。可以通过民众对腐败行为心理评估、党政领导干部的社会形象和现实中的干群矛盾等3个方面，展示民众对掌握公共权力的客体认同的下降与危机的程度。一是对腐败问题严重性的社会心理评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连续多年的年度社会与经济预测、人民网每年的“两会”热点问题网络调查和其他社会机构的社会问题调查中，腐败问题始终居于中国社会问题的前列；二是对领导干部的社会形象调查中，“有59.2％的被调查者认为党政干部是改革开放以来收益最多的群体，排名第一……说明城市公众当前普遍认为党政干部和私营企业主是改革开放的主要受益者”[14](P203)；三是从现实的干群冲突行为中，中国社会科学院2002年城市居民社会观念社会问卷调查还显示，“干群之间的利益冲突排名第三，仅次于私营企业劳资之间和贫富之间的利益冲突”。[14](P205)从腐败发生程度的心理评估，到党政干部的社会形象和干群之间冲突观念形成的三位一体，都显示民众对执政客体的政治认同困境。

(二)中国政治认同困境生成路径的若干特点

1、政治认同困境生成路径的多元化

政治认同困境的多元化表现在：首先从政治认同困境产生的源头看，既有现实中物质利益矛盾导致的政治认同困境，还有执政党自身建设问题引起的困境。而现实物质利益矛盾既表现为物质利益分配的直接受损，还表现为物质利益分配中的相对利益受损。其次从政治困境产生的路径看，既有从原因到结果的简单生成路径(像执政党自身问题导致的政治认同困境)，还有从原因经过中间变量导致的复杂生成路径。物质利益受损经过利益诉求表达受阻的中间环节导致的政治认同困境，就属于此类。第三从政治困境产生的环节看，物质利益分配、执政党自身建设和政治参与三大领域分别从不同源头和环节导致我国政治认同困境的产生，使其问题复杂化。

2、社会公平公正问题成为不同政治认同困境产生的共同冲突源

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的物质利益分配的直接受损还是利益的相对受损，均指向物质利益的分配公平度问题。执政党建设的权力异化在现实中的腐败、部门利益化和党的作风等问题，都在现实中直接或间接与社会公平问题相关，容易形成具有政治心理色彩的“不公平感”。社会公平公正问题导致的政治认同困境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当前社会公平公正正在由改革初期的经济收入差距过大转向公民的权利不平等。主要表现就是人们对社会公平问题判断由强势利益群体和弱势利益群体的范畴代替贫富差距过大，社会公平问题由过去以经济领域分配不平等转向权利不平等(包括受教育不平等、利益表达不平等、公共权力介入经济领域不平等)，由过去的结果不平等走向机会的不平等；二是民众较为强烈“不公平感”对现实诸多社会矛盾问题的心理“放大”。对现实中贫富差距问题的心理“放大”，导致现实中出现强烈的“仇富”心态。对现实中领导干部腐败程度的心理“放大”，导致“仇官”心态的出现。如果说，“仇富”是不同阶层认同的危机，而“仇官”则是对公共权力掌握着的政治色彩的认同危机。

3、政治认同困境正在由政治心理层面向潜在的政治冲突行为转变

当前，我国政治认同困境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民众的政治心理范围，而是逐步转向现实行为的冲突，导致现实冲突行为的性质也在发生着转变。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由物质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向“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转变。物质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是改革开放后较长时间内社会冲突的基本表现形式。此类群体性事件主要特点是：起因是现实中的物质利益受损，诉求目标是物质利益诉求，参与事件主体局限于某一物质利益直接受损的群体。

随着中国社会矛盾复杂化和尖锐化，群体性事件由物质利益冲突开始转向“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的参与主体与“本体”事件没有相关的利益，并且参与主体没有明确的利益诉求目标。此类事件的共同特征是事件现场参与主体没有共同的利益基础，却有共同的“不公平感”导致的不满情绪和怨气。中国“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所展示的基本特征，表明此类冲突不是普通的物质利益冲突，而是指向基层政府，具有暴力手段的潜在政治因素的“泄愤”冲突。

三、分类治理与综合治理相结合：化解中国政治认同困境的对策

(一)以执政“复合”能力建设化解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短缺板块

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领导核心，民众的政治认同从本质上讲是对执政党的认同。随着现代风险社会降临，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评价因素也出现多元化倾向，包括经济绩效、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等多元因素。但是这些多元因素有一个共同支柱，就是执政党自身建设问题。在所有引起执政党政治认同危机的因素中，莫过于执政党自身的权力异化。当前执政党权力异化主要表现在权力寻租的腐败现象、干部选拔任用中的跑官要官现象、脱离群众的干部作风问题、权力过分集中的党内民主问题等。这些，正是人民群众所最不满意的问题所在。这些问题成为执政党建设中的短缺板块，严重影响着执政党执政“复合”能力的提高，同时又严重消解着执政党的其他执政绩效。党的十七大针对执政党权力异化提出党的复合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加强思想建设，以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加强组织建设，以保持党同人民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以完善和惩治预防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15](P48)。

(二)构建以公民权利平等为核心的路径　化解社会“不公平感”

当前我国社会不公平感已经由过去的经济收入差距过大转向了公民的权利不平等。我们必须在敏锐把握这一变化的基础上提出新的公平公正的路径构建。一是要以公民权利平等为核心统领社会公平感的提升，改变过去从不公平产生的结果来化解不公平问题的做法，走向从源头治理不公平感。二是以公共权力介入经济领域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为两个突破口带动社会不公平感的治理。公共权力介入经济领域使收入差别问题政治化，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则是社会不公平的基础问题，权力介入经济领域的主要解决问题是寻租产生的腐败经济，公共权力部门利益化的灰色收入，垄断行业导致的行业收入差距，强势利益群体与权力结合的非法收入等。三是要全面建立公民权利平等的制度保障。全方位实施教育公平、就业公平、利益表达渠道公平等多元的公民权利平等的再造。四是解决利益表达的体制性迟钝和有效性，阻断民众由物质利益矛盾上升为政治认同困境。

(三)及时回应影响中国社会政治认同的新特点和新变化

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化建设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但是，物质文化需求的内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我国已经从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的生存型阶段进入到人的自身发展为主要目标的发展型新阶段”。[16]这种发展阶段的新变化会引起人们政治认同出现新的特点。例如：新生代农民工比其父辈有更强的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在获得平等的就业权、劳动和社会保障权、教育和发展权、政治参与权、话语表达权及基本公共服务权等方面都比传统农民工有更高的期待，并表现出维权态度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的转变。要重视不同利益群体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社会心态出现的动态变化及其对政治认同的影响。

注重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传媒对政治认同的新影响。当今世界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互联网对人们生活的全方位影响，也在直接或间接影响民众的政治认同。由于网络自身两面性，从而带来政治认同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特点。一方面网络快捷、有效的政治参与渠道，会提升民众参与型政治文化，即“公民文化”，逐步培养其民主意识和思维；另一方面，网络的非理性会导致部分公民政治心理非理性化，在政治认同主要表现为“仇富”和“仇官”，增加社会政治认同危机。如何跟踪和应对现代媒体导致政治认同的新变化也需要未雨绸缪的新思维。

【参考文献】

[1]罗森堡姆.政治文化[M].台北：桂冠图书有限公司，1984.

[2]孔德永.政治认同的逻辑[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

[3]王伟光.利益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5.

[5]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6]E. P.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7]刘易斯·科赛.社会冲突的功能[M].华夏出版社，1989.

[8]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9]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人民出版社，1995.

[11]徐勇.“接点政治”：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县域分析——一个分析框架及若干个案例为例[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6).

[12]宫志刚.社会秩序与秩序重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

[13]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4.

[14]李培林等.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15]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16]迟福林.以公共服务建设为中心的政府转型[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