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上古中原部落联盟（原始国家）曾经出观了尧、舜、禹三个贤明的部落领袖（帝王）。传说他们以“禅让”的方式实现政权更迭，尧让位于舜，舜又让位于禹。由于记载禅让事迹的文献《尚书》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与事件发生的时间超越1000多年，所以史学界称之为传说。
对于禅让，自古以来存有异议的大有人在，有的甚至认为这只是一个传说，未必真实可信。不过，在我看来，禅让的事件基本上属实，并非子虚乌有。问题在于，后人如何看待或理解这个禅让事实。不管科技多么发达，我们怎么也不能穿越到尧舜时代，探寻往事的过程与究竟。在此，只能根据正史《史记》，对往事做出简短的梳理。
尧，名放勋，史称唐尧。是帝喾之子、黄帝五世孙。相传尧继帝位后，以平阳（今山西临汾）为都城。他性格仁慈，十分聪明，勤于政事，治理有方。他贵为最高首领，但平易近人而不傲慢骄横。他生活俭朴，和大家一样住茅草屋，粗茶淡饭，夏天披件粗麻衣，冬天只加块鹿皮御寒；从不铺张浪费，不搞特殊化。为此，老百姓非常拥戴他。
晚年，尧准备选择继承人。有一个放齐的人推荐他的儿子丹朱，尧认为儿子顽凶，不堪重任。后来尧又召开部落首长联席会议，专门讨论继任人选问题。会上，四岳推举一位叫舜的民间人士，说他是个德才兼备的人物。于是，尧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舜，二女既做舜的夫人，又负责考察舜的德行。通过德行考核之后，尧特意安排舜参与行政、文化、外交和农工等事务，舜都有出色的表现。经过三年的考验，尧将帝位禅让给舜。
舜，名重华，史称有虞氏。相传舜的家世甚为寒微，虽然是帝颛顼的后裔，但五世为庶人，处于社会下层。舜的遭遇颇为不幸，父亲瞽叟，是个盲人，母亲很早去世。瞽叟续娶，继母生弟名叫象。“父顽、母嚣、象傲”，舜在这样的家庭生活很不容易，父亲、继母、弟弟串通一气，总要置舜于死地。每次遭到家里人算计，舜都能逃离险境；事后，舜安之若素，对父亲继母照样孝敬，对弟弟仍旧友善，家人若有什么困难，他责无旁贷地给予帮助。恶劣的家庭环境，倒是成就了舜的美德和美名。他的德行，感动了邻里，感动了四岳，也感动了尧帝。凭借个人的德行和能力，舜赢得了尧的信任，并成为其接班人。
舜即位后，将尧时的部落联盟会议改为常设议事机构，重用“八恺”、“八元”等要员。并根据各人所长，分别委以不同职务：禹担任司空，主平水土；后稷主持农业，播种百谷；契为司徙，掌管教化；皋陶为司法官，掌刑；倕为共工，主管手工业；益为虞官，掌山林原隰的草木鸟兽；伯夷为秩宗，主管祭祀典礼；夔为曲乐，负责教育贵族子弟；龙为纳言，专门传达舜的命令和转达下情。舜还规定，每三年考核一次官员的政绩，有成绩者加以提拔，不称职者予以撤换。舜设官分职，使官员职守分明，办事效率提高，故而百业兴旺，百姓安乐。
舜到了晚年，也考虑交接班的问题。他秉承了尧的做法，认为认为自己的儿子商均不肖，难以担当重任，于是确定治水有功且声望很高的禹为接班人，将王位让给了禹，并由禹摄行天下政事。舜，故而与尧并行尧舜，以禅让交权获得圣者的美名，赢得了千秋万代的敬仰，也成为中国历史的绝唱。
以上是正史或正统的说法，实际上也是儒家的说法，因为司马迁写作《史记》的时候，已进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年代，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其典籍大多引入正史。孔子对尧舜极其推崇，在他心目中二人是道德完美的顶级大圣人，认为禅让的目的在于让贤，是大公无私的崇高品德所使然。
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活跃，百家争鸣。对于尧舜的禅让，各家提出各自的看法，做出不同的解读，有否认，有质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有势利考量说，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韩非。尧舜时代，生产力不发达，生活水平很低，即便是部落联盟领袖，也没有过多的特权。韩非指出：尧在位之时，吃、住都很简陋，住的屋顶茅草不整齐，房子的椽梁不雕饰，吃的是粗粮，咽的是野菜，冬天裹着兽皮，夏天披着葛布。当下（战国）一个守城门的小吏，收入也不会这样微薄。禹在位之时，也没有因为自己是帝王之尊而高高在上，相反，他经常亲自背着犁耙版筑参加劳动，由于辛劳，大腿上没有成块的肌肉，小腿上没有汗毛。所以，那个时候，“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在韩非看来，那时候帝王轻易辞职或让位，并非品德高尚，而是因为势薄利微。用现在话说，那时帝王并不是什么肥缺，付出的心血和汗水很多，却未能捞取更多的油水，即使是让位或下岗了，也没什么大不了。
有自我解脱说，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庄子。他认为尧舜禅让的动机并不崇高，只是想从这份辛劳的帝王职位上解脱出来，故而让位给别人，而那些喜爱自由自在的高人往往谢绝王位。在《让王》一文中，庄子记述一些禅让的故事：尧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不接受。又让给子州支父，子州支父以患病为由推辞。 舜让天下给子州支伯，子州支伯也以患病为由推辞；后来又让位于善卷，善卷却以自己过得安逸而拒绝，离家隐于山林；再后来让位于一个农夫，农夫也婉言谢绝，举家逃往海岛。受《庄子》影响，后人编撰的《高士传》也记述了一些高士谢绝让位的故事。
有人心向背说，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孟子和荀子。孟子否认尧让位于舜，认为天子不可能把帝位让给他人。舜获得帝位，是靠上天的赐予和民众的拥护。孟子在《万章》篇中记述：尧死之后，舜为了避开尧的儿子丹朱，便迁徙于南河之南，但是，天下诸侯都不去朝见丹朱，却去朝见舜；打官司闹纠纷的，不到丹朱那里打官司或是寻找调解，却去找舜，人们编出歌谣来，不歌颂丹朱，却歌颂舜。由于人心所向，舜就接受了大家的好意，登了帝位。荀子也觉得尧让位于舜的说法不可信，认为禅让是肤浅之人的传闻，粗俗之人的解说，天子职位最高、权势最大，有谁肯让位呢？在荀子看来，上古帝王是依靠自身德行赢得人心而获得天下的。舜以功德赢得民众和诸侯的拥戴，天下就是舜的了。禹治水功勋卓著，同样赢得了民众和诸侯的拥戴，所以禹也顺利地登上了帝位。
还有阴谋篡夺说，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也是韩非。在《说疑》篇里，韩非明确指出：“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他认为，古之所谓圣君明王，都不过是构党羽，聚巷族，逼上弑君，以求其利。为了印证这种说法，后人引用《竹书纪年》的记述：“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使（其子）不与父相见。”甚至从《史记》中寻找找到答案：舜登上帝位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改革：那些尧在位时长期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的“八恺”、“八元”，舜都给了他们相应的职位，这显然是扶植亲信；尧重用和信任的浑沌、穷奇、杌、饕餮，都被舜除掉了，史称除“去四凶”，这无疑是排除异己；经人事重新安排之后，尧被架空了，结局自然凶多吉少。
以上种种说法，都有一定的合理性，都能自圆其说，但未必符合历史事实。实际上，每一种说法，只是一种穿越和猜想，都是后人穿越到尧舜时代，依照各自的思想观念对尧舜做出不同的猜想和解读。
孔子崇尚仁义道德，在他看来，尧舜是大公无私的圣人，光明磊落地让位于贤能。实际上，尧舜未必就是孔子所描述的那样百分之百的圣人，或许他们的品德和能力比一般人要高，但并非高不可攀，可望而不可及；毕竟他们也是人，也有人性的弱点和局限。
韩非讲究势利权衡，在他看来，上古帝王权势薄弱，经济待遇不高，在那个位置上得不到太多好处，所以辞职或让位比较正常，得之不喜，失之不忧。后世帝王位高权重，生活奢华，所以患得患失，不可能轻易让位。这种说法比较实事求是，但尧舜是否基于势利考量而禅让，也未必尽然。
庄子追求精神自由，在他看来，人生的快乐在于逍遥自在，而帝王这份差事非常辛劳，对于高人来说没有多大吸引力。在《庄子》的故事中，尧舜让位给谁，谁都借故推辞，似乎王位如瘟疫，谁见了都躲避。换了别人编出这样的故事，肯定会被人骂脑残。尽管庄子是大思想家，但我觉得他的说法最不靠谱，那时候帝王好歹也是人王，尽管比较辛劳，却很荣耀；如今一个村长或乡长，总会有人争相要当，说明人总是有上进心的。
孟子富有民本思想，在他看来，人心向背决定王位，民众拥戴谁，谁就可以为王。在这一点上，荀子与孟子相通，他很欣赏古语：“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并且指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眼里的君子关系，是相互对立，相辅相成，设立君子并不是目的，而是为了民众，所以民众可以选择君主。
法家重视法术权谋，作为法家代表人物，韩非不相信尧舜禅让，还提出“阴谋篡夺说”，也有它的根据，因为他看到历史和现实中围绕王位传承发生太多的阴谋与争斗。但是，以此类推尧舜不可能禅让，得出“舜逼尧，禹逼舜”的结论，恐怕有失公允。《竹书纪年》记述“舜囚尧”的史事，也未必可信，相传它是魏国的史书，魏国是三家分晋中的一家，他家老祖宗就是篡夺上台的。所以，魏家御用史官有可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想当然地编撰出“舜囚尧”而篡位的史话。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竹书纪年》出土问世，后世很多学者都对尧舜禅让表示怀疑，至今还有人以它为根据，认定阴谋篡夺说成立，还煞有介事地指明这就是历史的真相。其实，上述种种说法都是一种误读，并没有读懂尧舜及其时代。让贤说，未免夸大了先王的崇高；篡夺说，既亵渎了先王，也亵渎了人性。
关于尧舜的禅让，应该有一种合理的解释，那就是原始民主政治运作的结果。上古时期，人类大多处于自然状态，部落首领是通过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产生，智慧和能力超常者才可以胜任。黄帝部落通过各种方式整合其他部落，形成了中原部落大联盟，奠定了华夏文明的基石，也构筑了原始国家的雏形，联盟首领被称为帝王。尽管联盟首领主要在黄帝部落产生，但那时的帝王并不是以后的专制帝王，王位传承及其他重大事项均由部落联盟会议商议决定。到了尧舜时代，这个机制依然存在。当时还没有父必传子的说法，也没有家天下的概念，所以，尧在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广泛征询大家的意见，并召开专题会议进行民主推荐。四岳推荐了民间人士舜，尧通过考察，让舜担任见习或候选首领，通过实践考验，然后才正式让位于舜。
可以说，尧舜之间权力交接是充分发扬民主的。不过，这是间接民主，而不是直接民主。说它是间接民主，是因为民众并没有直接参与，而是“四岳”代表民意做出选择。对于“四岳”，过去也存在误读，有的认为是一个人，说他是共工的后人；有的认为是四个人，即四个部落的首领；有的认为是若干人，是四方部落的首领。我赞同后一种说法，因为华夏大联盟是由四面八方诸多部落组成。由此看来，民主政治并非古希腊人首创，华夏祖先也曾玩过民主政治，并且玩得很好。即便在今天，我们也不得不敬佩这些伟大的祖先，他们当时就有很高的民主素养。放齐要拍尧的马屁，让他立自己儿子，他不为放齐所蛊惑，断然拒绝；“四岳”坚持德才标准，正确行使民主权利，大胆推荐民间人士。当然，他们能够这样做，关键在于有制度保障，因为部落联盟会议类似西方的议会，“四岳”类似古希腊或古罗马时代的元老，而不是尧的臣仆，尧也不是大权独揽的独裁者。
舜执政以后，依然沿用了以往的民主机制，但人事有所变动。尧所倚重的要员陆续淡出政治舞台，舜重新起用“八元”、“八恺”等一批新人。这是正常新老交替，符合自然规律，因为人都会衰老死去，一代新人换旧人，也是理所当然。可惜，后世崇拜权谋的人们却以阴暗心理揣度舜，以为他排除或打击尧的势力，构集自己的党羽。专制统治下的人们心灵遭到毒化，看问题习惯于用“阴谋论”，怎能理解民主时代的舜！？舜，没有迷恋权力，而是按规则行事，让位于禹。禹原想继承和发扬尧舜的优良传统，将“王位”传给东夷人益。可是在他死后，他的儿子启杀死益而夺得王位。从此，“夏传子，家天下”，宣告了禅让时代的终结。
启，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政治流氓。他的杀人篡位，无疑是残暴恶劣的，传位于子更是卑鄙自私的。自从他开启“家天下”模式之后，王权就一直被某个家族或集团所垄断。为了防止大权旁落，历代统治者都偏好使用恐怖和愚民手段，实行独尊王权的专制统治。但是，由于专制统治的腐败与无能，没有哪个家族能够长久统治天下，“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景象时常发生，每个朝代都陷入“其兴也勃，其衰也忽”的怪圈，人民群众总不能摆脱“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厄运。
启的流氓行径，不仅开创了走向专制的道路，而且彻底铲除了华夏民主政治的萌芽。试想，假如没有出现启这个流氓，而是让益继承王位，历史很可能向另一个方向演变。因为益也是一个德才兼备的君子，他会仿效尧舜的做法，依照既定的民主规则，传位于贤能者。依此类推，如果后继者能够秉承这个优良传统，那么华夏的政治文明不至于落后，甚至可望提前古希腊、古罗马的水平，也会有参与议政和选举的公民出现。
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正因为不能假设，而事实就是那个样子，所以后世学者就认为那是历史的必然，是什么阶段决定的。其实，这也是扯淡，历史往往取决于或然。启，之所以为流氓，并不是一种必然，而是一种或然，其实他也可能是君子。同样，华盛顿，之所以为君子，也不是一种必然。假如华盛顿是流氓，凭借自身功绩和权威，他完全可以当开国君主，可以终生为王，死后将王位传给子孙。那么，美国就不可能成为美利坚合众国，至今可能还是华氏帝国。退一步说，即便是“家天下”是大势所趋，是历史的必然，难道说非得从启这个流氓开始？没有他，照样会出另一个暴力篡位的流氓？有可能，但是这个可能性，也可以推迟发生。如果推迟发生，或者说越往后推迟，就越是中华民族的幸运，那样中华文明里就可以找到民主政治的文化遗产。
追根溯源，西方现代文明与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具有师承关系，尤其是民主政治方面。古希腊、古罗马衰败之后，欧洲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长达一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扼杀窒息人性。但是，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又重新找回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文化精髓，张扬人文主义精神，肯定人的价值、权利和自由。随着英国革命和法国启蒙运动的兴起，古希腊、古罗马的民主政治得到传承，欧洲各国陆续走上民主宪政道路，从而保持了长久的发达和繁荣。遗憾的是，尧舜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只是昙花一现，并没有创造更多的文化遗产供后人借鉴和复兴。倒是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文化毒害人心，使人们崇拜权力迷恋权术，至今对民主宪政仍起过敏反应，并以国情为由坚决拒绝。
其实，孔夫子非常向往“五帝”时代，对尧舜推崇备至，认为他们所走道路才是真正的王道。如果问孔子愿意生活在什么时代，他会毫不含混地回答是尧舜时代。在孔子看来，那个时代可谓尽善尽美：“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或许，孔子对那个时代的描述过于理想化。但可以肯定，那个时代的确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天下为公，意味着公平正义；选贤与能，注重德行与才能；讲信修睦，就是讲究诚信，追求和睦。唯其如此，人们才有健全人格，乐于向善，社会才能安定和睦。对此，孔子认为是先王行仁政的结果，老子认为是无为而治所使然，墨家从中看到了兼爱，法家从中看到了法治。诸子百家所见，犹如瞎子摸象，只是看见某个局部。从现代眼光看，那是一个原始民主时代，民主的“善治”必然结出大同的“善果”。
翻阅人类历史，不难看出，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都能找到民主政治的身影。古希腊、古罗马式民主政治在西方产生，尧舜时代民主政治在东方产生。究其原因，关键在于人性是相同的，东方人也好，西方人也好，古人也好，今人也好，人都是有理性的政治动物。没有哪人生来就适合做奴隶，也没有哪个生来就适合当帝王。实际上，公平意识与生俱来地存在于人性当中，当代行为学家对动物进行研究，发现很多动物也具备公平意识，一旦它们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它们会做出不满的反应，由此印证中国一句成语“物不平则鸣”。所以，从人性角度讲，实行民主政治，通过公平竞争，推举贤能者当领袖，是合乎人性的。
按照佛家说法，人性原来是纯净澄明的，只是受到外境的影响，才受到污染。在上古时期，人性较为纯净，污染相对较少，能够出现尧舜时代的民主政治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随着“家天下”的出现和专制统治的不断强化，人性就不断被扭曲和奴化，国人都陷入专制的泥潭不可自拔。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民主是西方人的专利，中国人不适合搞民主。毕竟我们伟大的祖先，也曾玩过民主政治。
唐代高僧神秀有一名偈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东方专制已经给人们心灵蒙上厚厚的尘埃，有人以此为借口拒绝民主宪政。但是，只要我们时时勤拂拭，尘埃终究会被抹去，中国人也会迎来民主宪政时代。这一天，迟早要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