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的梦想

我的中国梦，就是在我们生长的地方能物尽其用，人尽其才；执政者以“人民的美好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每个人在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中快乐生活，好学上进；在未来的十年，中国以武汉城市群发展为第四个增长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基本上是以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集中打造核心城市推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形成核心增长极，带动全国经济发展的高速增长。上世纪八十年代，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首先建立了深圳特区，形成了以深圳、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增长极。九十年代，江泽民以建立上海浦东开发区，通过上海、南京、杭州城市群的发展形成了长三角增长极。新千年后，以胡锦涛为代表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建立了滨海新区，以天津和北京城市群为增长极，拉动环渤海地区和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这三大经济增长极，引领了中国经济30多年的高速增长。而未来10年，我国经济发展的第四个增长极在哪里？如果中国经济顺利转型为以内生经济为主的发展方式，能够在中西部地区以武汉、郑州、重庆城市群为增长极，通过极化效应带动中西部城市群，形成新的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就可以在未来十年内提前实现全面达成“小康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二、中国的梦想

2012年11月29日，中国第五代领导集体来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基本陈列，习近平从更高层次向中国人民描绘“中国梦”，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信心和大国思维。他说，我们现在比历史的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目标，我们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信心，都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习近平在回顾昨天时用了“雄关漫道真如铁”来形容，展示今天则用“人间正道是沧桑”。对毛泽东诗词的引用意味深长，回答了中国道路的性质问题，说明了中国现在走的道路是继往开来，而不会改旗易帜。他说，我们全党的同志要牢记，落后就会挨打，发展才能自强。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是多么的不容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我们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每个人都有梦想，何谓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中国梦，因为这个梦想，它是凝聚和寄托了几代中国人的这样的一种宿愿，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它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一种共同的期盼。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去奋斗的历史任务光荣而艰巨，是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不懈的为之共同努力。所以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这一代的共产党人就是要继往开来，承前启后，建设好我们的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要把我们的民族发展好，要继续坚定不移的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样一个历史目标奋勇前进。

习近平对“中国梦”的描述平实形象，而且外柔内刚。对内是在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进一步阐述执政目标，执政方略和执政路径。对外则是高扬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独立自主，奋发图强，进一步表明中国要走强国强军路线，要按大国思维大国原则来处理问题。这是向国际社会释放一个重要信号：中国在处理国内国际问题时，在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要有新的动作和措施。如中国主要媒体在黄金时段一再播放解放军的军演、训练片段；高规格宣传航母入列和对歼15战机顺利着舰的连续滚动报道；如中国外交发言人义正词严地宣示主权，对日本和菲律宾越来越强硬的态度等等。强国外交和大国思维，包括新的发展思维，新的治腐方针，新的外交谋划，新的军事战略。我们不再刻意掩饰中国崛起的声音，我们也期待国际社会要逐步习惯于听到中国崛起的声音，理智地对待和接纳中国更加强大的影响。

三、实现梦想的步骤

目前，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面临巨大考验。如何将下行的国民经济拉升到9%以上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并在未来十年二十年保持高速发展。中国的主攻方向和紧迫任务就是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通过结构优化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率，从而带动经济更好更快发展。这包括调整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还有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调整城乡结构，就是推进城市化。实现全面小康的关键在“三农”与“三化”，即农民市民化、农业工业化、农村城镇化，这是中国全面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经验告诉人们，中国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高速增长期已经结束，并依据日本、韩国的经验证明存在一个“30年大限”的论断。但是，这对中国这样区域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差异巨大的发展中大国则是一个战略机遇。按照2009年各省区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较情况，全国可划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在100%以上的省份，基本都是东部地区，其中上海遥遥领先。第二个板块是在70%至100%之间的省份，主要是东北和中部地区，包括几个西部省区。第三个板块是在70%以下的省份，主要是西部地区。如果用全面小康指标来看，西部仅相当于东部的70%，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可见，依靠中西部地区的高速增长，支撑中国10年以上的快速发展没有问题。而且在2008年中西部经济增速均超过东部地区，近几年一直保持这一态势。2011年在28个省份增速超过10%的情况下，东部地区的上海、浙江、广东、山东、江苏排在倒数6位，其中，上海、浙江的增长速度低于全国9.2%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GDP到2020年翻番，以及将下行的经济拉回到潜在增长率，就不能只靠三大经济增长极的贡献，需要在中西部地区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极。

依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当本国基本实现工业化、城市化之后，投资和产业开始大规模向国外转移，以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更高的投资回报，但我国幅员辽阔，中西部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较大，无需走发达国家的老路。2008年经济危机时，广东省就依据这种发展差异提出腾笼换鸟战略，将珠三角的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广东的中西部转移，缓解了金融危机的压力。因此，中国完全可以在东部地区率先现代化的过程中，通过向中西部进行产业转移和大规模产业投资，支撑中国下一个10年到20年的快速发展。

从城市群发展角度，把城市化、工业化和区域协调发展叠加在一起就可以形成核心增长极。这里将以重庆为中心的城市群、以武汉中心的城市群和以郑州为中心的城市群进行比较，通过以下几个指标寻求它们成为新增长极的优势和劣势：从GDP来看，重庆城市群的GDP要高于郑州城市群和武汉城市群。从制造业发展水平来看，武汉城市群要高于重庆城市群和郑州城市群。中国处在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制造业是未来中国在10年到20年需要大发展的重点产业。武汉城市群是中国冶金和装备制造业的中心之一。从产业群和城市群的耦合度来看，武汉城市群高于郑州城市群和重庆城市群。从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来看，重庆城市群高于武汉城市群和郑州城市群。从年末外资企业合同数来看，重庆城市群高于郑州城市群和武汉城市群。

上述三个城市群要成为新的增长极，虽然各具优势，但与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经济区相比都存在较大差距。然而依据“网络经济与物流供应链管理”专家陈绍祥教授提出的网络经济理论，抓住全球经济发展的“五个现代化”，即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专业化、知识化的历史机遇，在中国经济地理中心打造一个中国物流中心服务平台，整合物流资源，武汉最具战略发展要素。武汉城市群的发展要紧紧跟上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前沿，充分利用网络经济，信息控制进行资源整合的核心要素。作为中部崛起战略支点的武汉，当前所未有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铺就并形成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时，当现代产业体系逐步形成并以内需主导的发展动力开始启动时，当以武汉为龙头的中部城市开始发力并挤入副省级城市第一方阵时，当中部崛起、两型社会试验区、自主创新示范区等三大国家战略聚焦这座中部重镇时，中国和世界将把目光从上海、深圳转向武汉。正如知名投行中金公司所认为的那样，“核心城市群崛起，重庆武汉成领头羊。重庆与武汉未来五年可能成为中国大城市中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城市”。武汉，这座两江汇流，九省通衢的历史名城，将要引领中国未来三十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又一座国际大都市。

为实现这一目标，武汉城市群的发展应紧紧抓住现代物流业这个“牛鼻子”，实现战略转型，就是要充分发挥现有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长江黄金水道，门户航空港和信息传输网络的优势，迅速建成武汉国际物流公共信息交易平台，在中国未来十年的高速发展中，抢占世界现代物流业发展的主导地位。

四、做一个实干的追梦人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共同富裕，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实现发展方式转型，确定了建设“美丽中国”的愿景。经济发展将由外向型、粗放型发展方式向内需拉动，集约型、科学发展的模式转变；全面推动城市化发展，让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人民大众，实现国民收入的翻番。从市场经济的组织方式来看，每个经济体作为一个点，相互竞争，无序发展，逐步形成一种点的思维定式，如广东模式、温州模式，就带有明显的点状特点，加大了需求的不确定性，造成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使供求更加不平衡，经济发展的周期性震荡加剧。过去的30多年，中国为世界生产了60%-70%的日用品，消耗了巨大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污染了环境。经济总量虽然排名全球第二，但人均GDP却排名第87位，实践证明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

新加坡的物流业发展是我国可以借鉴的成功案例。新加坡国土面积700平方公里，人口480万，仅有一条马六甲海峡航行通道，没有任何资源，连淡水都要从马来西亚购买。但新加坡跨越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在“五个现代化”的基础上创造了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新加坡的人均GDP 5.6万美元，在全球排名第十一位，比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科威特、沙特阿拉伯的国民财富和人均GDP还要高，成功走出了一条“无中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按照市场经济学理论，只要占据了设计、技术和品牌的高端，就能赚取巨额利润。但是新加坡不是技术发达的国家，也没有世界级品牌，它紧紧抓住“五个现代化”的历史机遇，用物流网的概念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使弹丸之地成为世界货物的集散地，总部经济的聚集地，物流增值服务的输出地。

中国的GDP总量很大，但处于点的状态，做的是一加一等于二的加法，缺乏整体的组织与协调。供应链的上下游之间，各自为政，使物流成本包括运输成本、库存成本和管理成本居高不下。物流发展与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和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美国为10%，中国为21%。由于点的经济状态，导致了需求和供给的不确定性，生产库存加大，资金周转速度缓慢，资金短缺，资本回报率低，造成社会资金不愿投资实体经济，形成恶性循环。金融学家认为，生产企业普遍缺少资金，而实际问题是，资金被压在库存里，如何降低库存，加快周转，提高资本的回报率是我们研究的重要课题。中国的生产企业是国际品牌的代工厂，是国外互联网控制企业的一个点，是别人网中的一个棋子，经济发展没有创造力，没有内生动力。物流的最大价值，在于对供应链的有效整合，控制了物流就控制了供应链上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人流、物流的表现形态是实体经济、生产企业，是实体平台，资金流、信息流是虚拟平台，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服务，是对实体经济进行有效的计划与协调。实体经济创造价值，但不参与分配，虚拟经济不创造价值，但主导分配。为什么我国付出了劳动，创造了价值却仍然长期处于产业链的低端，要反思这种发展模式。互联网技术产生后，把实体经济由无序的点变成有序的网，进行有效的资源整合成为现实，谁在这个领域占得了先机，谁就成为整合者。整个经济的基础是物流，而打造物流的虚拟平台，就是对物流资源进行整合，进行合理的配置，新加坡是国际物流枢纽，打造了一张国际贸易网。通过这张网进行资源的整合、协调，对物流网络进行有效的控制，使利润流向国内，包括税收、关税。

新加坡利用国际航运的地理优势，积极发展现代物流业，在亚洲国家中抢占先机，引进和培育物流与供应链管理技术，物流规模特别是国际贸易物流均居亚洲前列，成为亚洲乃至国际性的区域物流中心。目前，新加坡物流业对GDP 贡献在9.4％左右，物流相关公司8000 多家，物流业从业人员达18万人。新加坡作为国际航运中心，物流中心，要集合政府职能部门、航运公司、物流企业、金融和法律服务机构等一起高效运作。政府先后设置“港务网”和“贸易网”，以电子方式为进、出及转口业务提供24小时无纸海运文件传递。把贸易网、港口网、裕廊港口网、海事网和空运货物社群网络，结合到一个新的系统平台，使得已输入的数据可以在供应链的下游重新使用，贸易文件流程自动化，流程周期缩短高达40%的时间。正是有了这样一个全社会共享的电子信息平台，才使得新加坡的国际航运中心的功能得以有效发挥，使新加坡物流运作效率世界一流。新加坡作为国际集装箱的中转中心，极大地提高了全球集装箱运输系统的整体效能，成为国际航运网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新加坡海港拥有装卸集装箱的世界记录，能够在不到10个小时的时间内，完成一艘2000个集装箱的船舶装卸。新加坡港的大部分集装箱在港堆存时间为3-5天，其中20%的堆存时间仅为1天，而上海洋山国际集装箱深水港的平均堆存时间为7天，显示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运作的高效率。

武汉位于中国经济地理的中心位置，具有承东启西、连通南北、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拥有完善的水陆空综合立体交通运输体系。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物流产业作为经济中一个新兴的服务部门，正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在国际上，物流产业被认为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动脉和基础产业，其发展程度已经成为衡量一国现代化程度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被喻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加速器”。物流信息是运输车主、货主、物流公司非常关心的问题，同时大量的物流信息及其相关信息也是企业乃至政府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在今天的信息网络与知识经济时代里，对物流效益的不断追求要求企业对自身管理和市场反馈做出快速的反应。

现代物流的根本宗旨是提高物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满足客户需求。物流业越来越呈现出信息化、网络化、自动化、智能化、标准化的发展趋势，其中信息化是现代物流业的核心。但在物流产业规划中，武汉市政府提出对物流领域内的电子商务企业给予行政支持和严格管制的指导意见：建立公用型物流信息平台，减少全社会对物流电子信息系统的重复投资。逐步实现公用型信息平台与政府机构联网，开展网上办公，提高公用型信息平台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但武汉的物流业整体水平落后，物流成本较高，交通基础设施和仓储设施不适应现代物流业发展需要，运输组织多、小、散、弱，工商企业供应链管理没有实现一体化，第三方物流薄弱，电子商务尚未广泛使用，物流管理体制滞后，物流法规政策缺乏，物流人才供应困难。这些物流业的问题的存在，同时也意味着物流行业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现代物流业和物流信息交易平台业务的发展要以产业集聚和辐射功能为支撑。反过来，物流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促成了物流信息的交易，降低了物流成本，又有力地推动了产业的集聚和辐射功能。武汉要发展，要把武汉的产业资源进行整合，做实做大实体平台。同时，抓住机遇，加快建设虚拟平台。按照陈绍祥教授的网络经济理论的五大原理，对实体经济进行有效整合，创造出一加一大于二、大于三，多赢的局面，武汉正处于战略转型期，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实体资源和网络，打破常规加快建设虚拟网络。引进国际物流高端人才，运用网络经济理论，对交通工具、仓储、物流企业、产业资源进行整合，把银行、保险、通关、货代、航代整合起来，使货物更快速的流动，产生更多的增值服务。现在四大代工企业落户武汉、郑州、重庆，如何让这类企业不再从搬到别的地方，把这些企业锁在当地，把产品交易产生的税收留在当地，建设整合力量强大的虚拟平台至关重要。

当前，中国所实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国内外阻力，付出越来越高昂的发展成本。中国要保持经济的长期快速健康增长，就必须改变当前以出口为主导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把经济发展的增长动力由国外转移到国内，建立以内需主导为本、外需出口为辅的经济发展战略。国家经济转型，必须发挥中心城市的龙头作用。目前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深圳等中心城市均在沿海，经济外向度比较高，不能充分体现国家经济转型要求。中部地区是以内需经济为主体的地区，拉动内需需要依靠中部发力。而武汉正好位于中国的中部，向东承接沿海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向西连接支持西部大开发。在中国现代经济版图上，武汉正处于几何中心，距离北京、上海、广州三大中心均为约1000公里。最有条件成为中国铁路、公路、航空和长江航运的枢纽，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镇。

外向型经济目前已经形成了沿海的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多种模式，而内生型经济的发展模式还在探索中。武汉作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应当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建立中国内生型经济的示范区。新型工业化、城市化是中国经济高速前进的发动机，同样也是发展内生型经济的主推手。以武汉为龙头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离不开区域资源的整合和优化配置。在新型城市化进程中，应当以武汉城市圈为整体，在积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借鉴巴黎、纽约等大都市区的发展模式，构建联系最紧密、一体化程度最高、资源配置最优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在新型工业化进程中，通过整合资源，武汉市和周边地区产业优化布局，可以探索形成一体化发展的五种模式：总部在武汉、基地在周边的“总部模式”；研发在武汉、产业基地在周边的“孵化模式”；营销在武汉、产品在周边的“店厂模式”；注册在武汉、生产在周边的“分家模式”；生产主体在武汉、辅助产品在周边的“产业链模式”。

武汉作为中心城市，在发挥内生型经济的示范作用时，必须体现中心城市的内涵，必须是经济组织协调含义上的中心，必须要与周边区域甚至更大范围的经济体构建通畅、快捷、紧密、高效的经济联系，而这种联系体现在资金流、信息流和物流上，需要通过构建高效畅达的联接网络，形成紧密高效的经济联系。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充分发挥国家中心城市应有的作用，进一步提升综合交通枢纽地位，扩大武汉内贸的辐射面和影响力。

网络经济已经远远超出了网上购物、娱乐的概念，是指依托营销、信息、物流等网络，形成经济紧密联系的纽带。网络经济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突现的一种重要的经济现象。随着企业之间相互关联的加深，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不仅来自于其产品、技术、管理等，同时还来自于它所构成的网络，由此形成的网络经济控制力。拥有强大供销网络的企业，对其覆盖的经济区域具有很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他们可以利用网络经济控制力赚取超额利润，成为经济的主导力量。近期国内频频爆出的国际连锁超市，如家乐福、沃尔玛等，向进场企业索要名目繁多的费用，将企业利润压倒最低点，正是体现了其强大的网络经济控制力。正是基于这一点考虑，西方国家对于行业的网络建设特别重视，着力发展自身的网络型企业（如大型连锁超市），不把宝贵的网络资源送人。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就非常注意这一点，如新加坡的职总平价超市，就形成了自身强大的网络，销售额接近新加坡商业零售额的一半，外国的大型零售企业很难打入新加坡。

网络经济的重要性，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如此，对于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更是如此。因此，一个地区、一个城市，拥有的网络资源越丰富，就越有竞争力。武汉的发展，应当从点、线的思维方式，提升到网络经济发展的高度。一要加大本地零售超市网络的建设，构建以本地企业为核心的零售网络。在市场定价上拥有本地的话语权。无论是发挥武汉中心城市优势，实现外向型经济向内生型经济转型，还是抢占网络经济制高点，实现“由点到网”提升，都必须依托武汉的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和国内重要物流中心的定位。换个角度，按照网络经济思路，构建网络对于发挥综合交通枢纽优势、形成客货集散中心具有重要意义。借鉴网络经济的发展思路，应当把网络构建作为核心要务，依托网络建综合交通枢纽和物流中心。具体体现为：一是加快建立一体化、智能化信息网络。充分利用信息化和智能化技术，改进运输组织流程，推广应用信息与标准化技术，建立枢纽共享的交通信息平台与物流信息平台，实现运输服务高效衔接与全程监控。客运方面，实现各种运输方式及城市交通的联网售票与联合售票，方便旅客换乘和加快客流集散。货运方面，推广电子数据采集、处理与传输技术应用，加强运输企业之间的信息互通与共享，提高装卸效率，缩短换装时间，改善运输服务。通过构建各种运输方式统一的运输信息网络，实现各种运输方式信息资源的互通共享，利用市场机制合理配置交通运输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交通设施的运输能力。二是依托企业主体做网络。承载大量中转业务的综合交通枢纽，往往离不开“做枢纽”的交通运输物流企业。构建网络，打造枢纽，不仅仅与地区经济、地理区位等条件相关，更与拥有网络资源的企业主体密切相关。从国家安全的角度，重点培育打造我们自己的具有全球网络的企业。从地方发展的角度，引入具有网络资源的企业，以武汉为重要网络家安全的角度，重点培育打造我们自己的具有全球网络的企业。从地方发展的角度，引入具有网络资源的企业，以武汉为重要网络节点构建新网络，不失为上策。三是强化政府的支持。网络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马太效应”，即网络经济具有自我发展的特性，当网络强大到一定的程度，外围的企业会主动加入，使企业的网络变得越来越强大。网络进入一个自身快速发展的良性阶段。但实现良性发展的重要前提是网络强大到一个程度，从企业成长的角度而言就是步入成长期。这期间需要政府的大力培育，需要从人才、税收、补贴等各方面进行扶持。以打造武汉门户枢纽机场为例，必须拥有更优于其他机场的优惠条件，才能将大型航空公司留在武汉做主基地，才能进一步留住运力、航线，聚集客货资源。

“得中原者得天下”，中国的崛起，要以中部崛起为标志。而武汉正好位于中国的中部，向东承接沿海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向西连接支持西部大开发。武汉是以重庆为龙头的西部与东部沿海沿江发达地区相连接的支点，是中国经济建设发展的交通枢纽，商流、物流、信息流的集散中心，是一个最具有活力的国际信息港。在中国现代经济版图上，武汉正处于几何中心，距离北京、上海、广州三大中心均为约1000公里。最有条件成为中国铁路、公路、航空和长江航运的枢纽，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镇。

十八大后中国区域经济的热词中，东部转型、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原有的四大板块或将逐步淡化，主体功能区规划配套政策的实施进度将成为“美丽中国”呈现背后的关键助推器。实践证明，主体功能区规划更符合科学发展和美丽中国的要求。东部沿海地区不是所有区域都适合于经济振兴和发展，更为细致、科学的区域规划设定，会让此前相对模糊的“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等内容更为具体。2011年6月初发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下称《规划》）强调了实现科学发展的新变化。《规划》称，政府绩效考核模式将明显变化，针对主体功能区不同定位，实行不同的绩效评价指标和政绩考核办法。优化开发区域要强化经济结构、资源消耗、自主创新等的评价，弱化经济增长的评价；重点开发区域要对经济增长、质量效益、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以及相关领域的自主创新等实行综合评价；限制开发区域要突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的评价，弱化经济增长、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的评价；禁止开发区域主要评价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规划》推进主体功能区主要目标的实现时间是2020年，这表明主体功能区规划将代替原有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的理论依据。如三江源作为禁止开发区域，可以不发展，但如果强调生态保护，干部考核方式不转变，仍然是以GDP来考核，那么当地干部的执行力度显然会大打折扣，考核方式也不公平、不科学。而三江源地区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维持，仅靠目前中央的转移支付远远不够，生态受益下游省份如何科学、合理地进行省际间的生态补偿将被提上高层决策的议事日程。落实科学发展观，关键是如何具体化，包括制定税收、国土等相关政策都需要极大的智慧和魄力。

五、结束语

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是更多的关注社会、关注多数人的利益，还是更多的关注资本、关注少数人的利益，成为经济发展模式的分水岭。“社会主义加互联网”，将成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经济的命脉是物流，谁控制了物流谁就控制了供应链上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武汉要成为中国的一个关键节点，抢抓战略机遇，到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整合资源，只有资源整合者才能主宰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