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导师与四个学生

现在有一种说法，把中国改革开放导入歧途祸害最深的一本书叫《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出版于《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4月第1版)，作者是一个导师和四个学生。这说的就是吴敬琏，以及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和郭树清。当时被国务院一位副总理大加赞赏的这本书一浮出桌面，就被邓小平等老一辈掌舵者给否定了。但是1997年2月邓小平逝世以后，《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开始全面付诸实施，被人民群众称为新的“三座大山”就是从那时起逐步压在了中国人民的头上。

《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一书的作者简介中这样描述：吴敬琏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经济学。周小川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发展经济学和国际经验比较。郭树清的研究方向是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李剑阁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经济体制比较。这部饱含吴敬琏、郭树清等人心血的研究报告虽然有理有据，论据充分，但由于当时极“左”思想还很有市场，他们的设计显得过于超前，所以并没有获得迅速反应和重视。研究心血，只好束之高阁。“吴敬琏、郭树清等人在上世纪80年代末完成的那份《中国经济改革总体设计》的研究报告，后被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找出来了，他不但对这份研究报告很感兴趣，而且建议逐步采取这一方案。”（摘自《百位经济学家论国富》一书）。我们还清楚的记得从中国经济实现“软作陆”后，便是“砸三铁”，“大下岗”，在“勇踩地雷阵”的喝彩声中，中国人民还没有听见“地雷”响就迎来了“新的三座大山”，就有了国有企业职工“减员增效”大下岗，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垄断性资源企业大规模海外上市，“住房私自有化”、“医改市场化”、“教改国际化”。一时间大江南北老百姓们把这几项精英忽悠的内容编成了这样的话：“国企改革砸了咱的碗，住房改革端了咱的窝；教育改革断了子孙的路；医疗改革要了咱的命。”

时光荏苒，转瞬20年。我们再来看看一位大领导，一位大导师带的这四位精英在当时和现在都在干什么：　　

周小川，1948年１月生，在职研究生学历。1985年在清华大学获工学博士学位，研究员。1986年至1989年任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助理。时年40岁。曾任中国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建设银行行长，中国证监会主席，现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的鼓噪声中，为拯救美国经济的业绩如下：借给美国12000亿美元，帮助美国度过金融危机，解决了美国F22、F35战斗机及新型航母开发中的资金问题。美元贬值，中国央行为美国而牺牲了3800亿美元。购买美国房债，帮助美国穷人解决了住房问题。今天美国房价暴跌，美国穷人全部赖掉房贷。周小川不顾个人安危，不惜损失3000亿美元，为美国穷人住上豪华别墅，作出了巨大贡献。购买美国黑石基金股份，出资大，但不要发言权，不要决策权，默默贡献。当美国人要求中国再次提高汇率，减少美国欠中国债务，遭到全中国人民强烈反对时，周小川提出人民币汇率问题，央行承担一些损失，提高物价，百姓损失一些，分散损失，增加中国对损失的承受力，受到美国参议院的高度赞扬。美国参议院决定，不再要求中国提高人民币汇率，改大量印制美元，潜入中国，逼中国物价暴涨，掠夺中国老百姓。

楼继伟，1950年12月生，1982年2月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本科生，1988年4月到1988年9月社科院成本价格室主任。时年38岁。曾任财政部副部长、会计准则委员会主席，贵州省副省长。现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2007年圣诞节前4天，中投董事长楼继伟就向华尔街摩根士丹利派发了50亿美元的“圣诞礼物”。“圣诞老人真来了。”英国《金融时报》报道：“20年前，当所罗门兄弟需要帮助的时候，它们是向巴菲特求助。现在，步所罗门后尘的摩根斯坦利遇到的‘白衣骑士’，却是一只中国基金。”《金融时报》写到“这只基金拿出了50亿美元，甚至都没索要一个董事会席位作为回报。”旁观者清：英国媒体的撰稿人为中国如此慷慨大方向美国输送利益感到格外意外。对于中投投资华尔街，投资黑石，国内众多爱国媒体网站进行了风险预警，呼吁中投不要受新自由主义学者忽悠为美国金融危机买单。2008年末《商务周刊》发表宁南文章《中投屡战屡败》文章总结道：“很多人把中投斥为中国足球屡投屡败的一大翻版，但中国足球的失败最多让人生气，而楼继伟和他的同事们不禁让国人生气，更让国人破财。这场灾难甚至从中投正式挂牌4个月前就开始了，2007年5月，中投以每股29.605美元的高价购买了美国第二大私募基金黑石10％无投票权的IPO股票。但黑石上市后没几天，股价就一路暴跌，到2008年12月5日，黑石报收于每股5.73美元。从29.605美元到5.73美元，中投30亿美元的投资缩水80％，账面损失24亿多美元。黑石带来的噩梦并没有让中投中止自以为是地投资美国金融机构的步伐。2007年12月，中投再一次大手笔斥资50亿美元入股美国第二大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约9.9％的股权。按照双方公布的合约内容，中投每年收取摩根士丹利9％的利息，31个月之后强制转股，转股价格区间为每股48.07美元至57.684美元。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自中投购入股票之后，摩根士丹利的股价便接连重挫，从中投入股日起，呈45度角下切到2008年12月5日的15美元左右，中投账面已经折损2/3。这又是33亿多美元。

李剑阁，1949年12月出生。1984年12月到1988年6月，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研究员。曾任总理秘书，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现任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长。　　

郭树清，生于１９５６年８月。曾任中国社科院马列所助理研究员，同时在职攻读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其间赴英国牛津大学作访问研究。１９８８年７月至１９９６年３月，先后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副司长等职，时年32岁。曾任贵州省副省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兼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现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　　

专家学者写的书成千上万，但真正能够影响一个国家决策的书并不多见。吴敬琏虽然可以算是第一人，但他的学生大多不认为书真正是他写的，常常不署他的名。吴本人也常常在介绍他的学术著作时不提及本书。吴老还是位良心未泯的学者，他常常教训他的这些个学生们，不要开“轮盘赌”、“不要借改革之名掠夺大众”。但他在面对《经济观察报》的采访时说：“用了两个月时间写出一份《体制改革总体规划》。这是中国第一份经济改革的总体设计。”

误国害民的中国房改方案原本发端于贵阳市。当年中央解散了体改委后，郭树清任贵州省副省长，即把在北京受全面抵制难以实施的“房改方案”拿到贵州推销。当时省人大、政协60多名委员联名反对，于是郭树清便以副省长的名义将方案拿到贵阳试点。这就是后来的所谓“贵州模式”。但郭隐瞒了贵州民众强烈反对的真相，将“贵州模式”在各种场合吹为最完美模式。引得全国众多省市欲来贵州取经。许多人到贵州考察之后，发现与其吹虚的大相径庭。认为这是一个“与民谋皮”且影响安定团结的“苛政”。但有大领导的强力推动，房改顺利地在全国推开，住房商品化的实施，乐坏了房地产商，气死了不少老百姓，也让贵州人民叫苦不叠。

资源型垄断国有企业、金融企业的海外上市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深的创痛。资源价格大幅上涨的利好，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红利，中国人民不仅没有享受到，还受到了国外资本集团的大肆盘剥。1997年开始的石油石化重组，减员增效、分拆上市、改制分流。一方面，石油石化产业把优良资产拿到海外上市，融入大量建设资金，上市企业轻装上阵，体制机制创新，加上石油价格的大幅度攀升，效益高速增长；另一方面，把石油石化产业分成了上市企业、存续企业，把职工分成了在岗职工、内退职工、协议解除劳动合同职工，大部分职工并没有享受到企业高速成长和改革的成果，形成大量遗留问题和不稳定因素。据有关资料统计，中国石油当初在美国上市融资不过29亿美元，上市四年海外分红却累计高达119亿美元。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家上市公司，四年海外累计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在这1000亿美元分红中，两家通讯企业占了大头。他们用手机双向收费的不当手段把国人的资金收集起来拱手送给外国人，理应受到比石油石化企业更大的谴责。但他们的手法是钝刀子割肉，温水煮青蛙，避免了公众的强烈反弹。而中国石油则成了快刀杀“牛”，回归A股后，股市由“牛”变“熊”，造成大量中小投资者被套，以致血本无归。却让国外“股神”，投资银行家们赚了个钵满盆满。客观上不仅仅是对国人物质财产的侵害，更是对民族情感的亵渎，对人心的深深伤害。美国投资集团高盛等利用中国企业缺乏金融专业知识的弱点，通过信息披露、制造概念、诱人上当等擅长手法，如唱空中国银行业并趁机杀入。在2004年中国国有银行改制的时候，高盛相继发表报告，诋毁中国的国有银行，称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比率接近40％。但结果是高盛以极其便宜的价格收购了中国银行上市的股权，仅在工商银行上市，高盛就通过入股该行四年获利近120亿美元。这些美国的资本投资集团通过低价贱买准市场化国家的国有资本，然后通过改名改制重组，乔装打扮，高价回售。就这样，中国石油、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以垃圾的价格抛售给了美国银行、花旗银行、巴菲特，然后再以高于5倍的价格卖给中国的老百姓。

近20年来流行的“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一直鼓吹的全面“私有化”和“利润至上”方针，对在中国经济转型中制造了国企大规模破产和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成千上万的弱势工人群体由于国企改制而被迫下岗失业、失去养老医疗等福利保障。近年来发生的三鹿毒奶粉、食用地沟油、毒馒头等毒害社会的事件，沈阳动物园私营化后老虎被饿毙而卖骨，以及由于社会医疗市场化、产业化，医疗机构成为牟利组织而发生近期山西被曝光的伪劣过期疫苗毒命事件，等等。这些社会丑恶现象无不与新自由主义鼓吹的贪婪、贪渎，为个人牟利而无所不用其极有关。而政府则几乎放弃了市场监管，进一步促长了这股暗流。

以牟利（名曰经济效益）为最高原则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唯利主义伦理学意识形态盛行一时，成为中国今天所发生的一切社会黑暗丑恶现象的根源。对国企改革、金融改革领域的贪腐行为、误国卖国行为，对医疗、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的过度市场化行为必须进行清理整顿，刻不容缓。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国家政治体制，关系到中国国民经济运行的核心部门安全，关系到全体中国人民民生状况的改善，关系到中国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