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对抗。三十年的经济封锁，迟滞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中国至少还有一个即无内债又无外债的清平世界，有“两弹一星”维持的战略平衡。并以视“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英雄气慨，被亚非拉国家“抬进了”联合国。又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极尽所能亲美容美，向美欧输送利益，结果却换来了更加疯狂的围追堵截，甚至用中国购买美国国债才得以维持的庞大军费，把烧钱杀人航母开到中国的家门口。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历史惶然在目，虽然饱经战乱的中国人民渴望和平，但中国人民不会傻到对历史事实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然而在单边主义盛行的时代，谋求和平发展的中国还需要有足够的战略耐心，在美国制造的乱局中化险为夷，求同存异。并深刻汲取历史经验，“以退让求和平则和平亡，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战略反攻的姿态迎来中美的和衷共济。
尽管中国领导人一再向美国表示，世界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的发展，但面对美国在中国家门口的战略围堵和咄咄逼人，中国谨守“一山不容二虎”的古训，采取“你进我退，你东我西”的策略，先退避三舍，避其锋芒，再寻其破绽，巧与周旋，实现你高调“重返亚洲”，我悄悄“重返世界”的格局，逐步使美国陷入了一场只有消耗没有盈余，只有付出没有收获的持久消耗战中。我们把这种一方强势出头，一方虚以应对，不与对方正面冲突的做法叫做“非对称性游戏”。
一、中国的战略忍耐力与美国的战略失误
美国国际政治学者法里德•扎卡利在《中国的崛起》中说，“中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其庞大的人口规模就使美国相形见绌。中国的人口有13亿，多达美国的4倍”。“中国的变化之大令世人难以想象。30年时间里，中国的经济总量每8年就翻一番。1978年，中国的空调年产量只有200台，到2005年就增加到4800万台。目前，中国一天的出口额就超过了1978年全年的出口贸易额。……100年前，芝加哥曾经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城市，今天的重庆已经成为继芝加哥之后又一个快速发展的样板，其人口正以年均30万的速度高速增长。然而，重庆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在当今世界上，发展最快的20个城市全部都在中国”。“中国在亚洲的表现则更加老练，更好地发挥了外交手段和软实力的作用，这里也是中国投入时间和精力最多、最为关注的地区。过去20年来，中国娴熟的外交在亚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使亚洲国家对中国的态度悄然发生了一场革命。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中国与许多东亚国家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其中包括韩国、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但到2007年夏季，中国已经开始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在2007年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中，当被问及希望哪个国家成为全球性大国时，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受访者选择的是中国而非美国，尽管这些国家都是美国的传统盟友。就连在澳大利亚，分别支持中国和美国的人也大体持平”。对美国高调“重返亚洲”，法里德•扎卡利认为“美国的长处是军事—政治遏制之道，但是，如果中国执行非对称战略，对美国来说是一种全新的挑战，不仅没有遇到过，而且没有准备好”。中国的忍让和退守缓冲了矛盾与冲突的升级，打乱了美国的战略节奏，势必会导致美国的战略失误。
同时，中国的战略忍耐力也面临着空前的挑战。如果美国和周边一些国家把中国的忍让视为软弱可欺而得寸进尺，变本加厉，肆意挑衅中国的战略底线和忍耐力时，这对中国来讲，也与美国一样是一种全新的挑战，不仅没有遇到过，而且似乎也没有准备好。
美国高调宣称重返亚洲是为了促进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在经济战略上，希望通过重返亚洲，加强与亚洲的联系，推动国内的出口和就业。但实际情况是，美国以军事围堵中国作为重返亚洲的切入点，使亚洲的局势正在趋于紧张，国家之间矛盾加剧。美国大肆鼓吹中国威胁论，挑起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矛盾，将区域性及历史遗留问题国际化，以兜售军火和组织政治、军事同盟。拉拢、挑动日本、印度、越南、菲律宾等国不断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和战略底线。在军事上加紧部署，联合相应国家轮番在南海，东海和黄海进行针对中国的军事演习，制造摩擦和危机。如果不是中国的顾全大局，一再忍让，亚洲地区的冲突早已不可收拾。
美国重返亚洲将精力主要放在军事与政治结盟方面，在经济上少有投入，搞了一个所谓的“TPP”也是让中国在加入这个区域贸易协定谈判上困难重重，孤立无援。但是，中国目前不仅是世界经济的引擎，也是亚洲经济发展与繁荣的推动者，如果没有中国参加，亚洲只是半个亚洲，美国能够从没有中国的另一半亚洲得到什么呢？而这“另一半的亚洲”不仅不能推动美国出口，拉动美国就业，相反还迫切希望从美国那里得到贷款以及开放美国市场。
时间将证明一切。中国的周边国家都与中国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分享着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好处，离开中国，或者挑衅中国所失去的不可能从美国那里能够得到。在美国制造的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美国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而又缺少实现这一战略“转向”而必要的战略资源。由于主权债务危机和由此导致的国内政治僵局，美国不得不采取紧缩政策，难以进一步增加军费开支。美国设计的解决方案是，寻求盟友的支持和配合：美国领导，盟国出钱。不仅如此，美国还要通过大肆出售军火以赚取这些国家的钱财。那么，疾如流水的时间将逐步瓦解这种联盟。
“我们这个星球有足够大的空间，应能容得下中美两国和其他国家共同发展”。只要我们的战略应对从容不迫，进退有据，中国发展的战略空间巨大。在美国以战略进攻的姿态重返亚洲时，中国要反其道而行之，低调的重返世界。中国与拉美国家、非洲国家的经贸与政治合作迅速发展扩大，这些国家与中国对世界政治有许多共识，希望推动世界政治民主化的进程，经济上具有互补性和广阔的合作共赢的空间。在这些国家，包括欧洲，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上合峰会，在金砖五国峰会，在G20峰会，一个没有美国的世界政治与经济格局正在悄然形成。可以断言，中国在亚洲处于被孤立与边缘化的处境是暂时的，因为绝大多数亚洲国家从国内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上需要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需要经济发展和繁荣，而不是像美国在中东、北非制造的冲突和动荡，没完没了的军演烧钱和军备竞赛，使那些位眼前利益追随美国的国家最终成为美国的小喽啰和美国利益的牺牲品。
美国是个非常重视发展战略的国家，但在与中国相关的战略上屡屡出现失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
二、长期目标与短期政策的矛盾导致美中关系失败的宿命
早在 1963年就已经出版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眼下又进入人们的视野。 该书作者邹镋于1999年谢世后，已被中美关系研究学术界所渐渐遗忘。邹镋先生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1940年代赴美攻读学位，此后留任芝加哥大学。著作所阐述的时间从1941年日本发动珍珠港袭击，美国进入太平洋战争，直至1950年中国共产党全面掌握中国，尾声至中国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短短十年时间中美关系天翻地覆的变化 ，“一个有良好愿望和高尚理想的政策，却收到了悲剧性的后果”。
70年前，面对新的世界格局重建，美国罗斯福政府希望在抗日战争中，中国能够成长为一个主权独立、民族统一的大国。在联合国中国已经确定为与美英法苏并列的安理会常务理事国。但在对华经济、军事援助政策上，美国政府却南辕北辙。这种战略与战术政策相背离的做法，让当时的政策执行者史迪威将军无所适从。一方面，在对中国的援助上，缺乏在缅甸战区以及中国大陆本土上的兵员投入，物质供应也很有限；另一方面，在中国内部给予蒋介石政府以资源分配的全部权力而不加约束，导致了蒋政权的独断性不断扩张。后期接替史迪威的赫尔利将军执行了一个更加极端的政策，也就是全面支持蒋政权，但却没有使蒋能够相应地支持他的行动，以至于赫尔利与中共之间所达成的协议化为乌有。导致中共认为美国出尔反尔，产生反感。1945年马歇尔将军成为杜鲁门总统的特使，力求促使联合政府的产生。但是马歇尔的和解政策在双方都无法让步的前提下崩溃。此时，中国的民意已然倾向共产党，而马歇尔的政策清晰无误地表明了不干预中国内战，决不派一兵一卒进入中国战区，但在援助上依然不断供给国民党政府。造成美国是“帮助一个腐败而失去人民支持的政府打内战”的形象。
在这十年间，美国的援助政策似乎为宿命所左右：它希望中国独立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却无法摆脱蒋介石这个精明的独裁者；它希望平衡中国的力量，却无法赞助为民间所拥戴的共产党；它期望通过不干涉来摆脱自己对中国的责任，经济援助却无一不落入国民党的手中成为内战的主要资源。美国长期目标和短期政策的南辕北辙，使美国难以逃脱这一宿命：一是美国坚持门户开放与不干涉政策其控制力有限；二是美国的政策一直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所左右而未能对政策做出灵活的调整；三是未能平衡中国各方力量以寻求蒋政权的替代品。从《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至2012年，一个甲子过去了，历史正如邹教授的概括的那样“历史的友谊发展到定点，变成互相间的敌视”：今天在美国的华人已经是美国最大的少数族群之一，美国在华经商人数与投资世界第一，而两国之间的紧张与对峙从来就不曾放松过。原因就是美国从来没有正确地选择过与中国的民意同舟共济。内战时期如此，今天也是如此。美国向来以国内思维的方式来对待中国事务，而从未明白世界上仍然存在着与美国式的民主与政体思维不同的政治存在。美国对于中国的政治认识与行动，与其长期所积累的民间关系是脱节的。进行政治决策的时候，美国的政治抉择往往根据官方的去向来进行，使政府行为与实际民意相背离。
三、美国在国家利益合作共赢与意识形态冲突之间踩跷跷板
美国的国家利益通常与中国国家利益并没有实质性的冲突。以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辅以美国国家利益的声张，却加剧了中美之间实际利益并无冲突而心理之间相互敌视的现实。
美国的对华政策有过于简单化与过于复杂化的倾向。过于简单化是指以美国国内的民主体制来看待中国，做的都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过于复杂化是指把中国的民意与实际的情形看得太过纠结，不懂中庸之道。因此，美国在中国的一再失败，并非是两国之间的政治与政体之间的矛盾，而根本就在于美国政策选择与执行上的自我、误解、失衡与草率上。这样的政策，自然也就只能带来悲剧的结果。
中美关系无疑是世界上国与国之间最为紧要的关系之一。中国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对于美国的国家利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而中国要实现和平崛起也需要美国的支持与默契。中美关系可谓和则俱荣，损则俱亏。
世界上有一股越来越强势的舆论力量，认为美国与中国联手才能解决人类面临的生存与发展危机。而代表主流声音的奥巴马总统却公开对澳大利亚媒体说，如果中国人过上与澳大利亚和美国人一样的富裕日子那将是世界的灾难。于是，就出现了一些利益相关方国家以实用主义对待中美关系的现象。2012年6月上旬，澳大利亚《先驱者》报道称，澳大利亚国防部长斯蒂芬•史密斯承认澳大利亚政府对华“一脚踩两船”的做法，指出该国在维持对美安全伙伴关系的同时深化对华关系是有可能的。史密斯否认了澳美是“冷战时期联盟”的说法，也没有与美国联手遏制中国。同一天，澳前总理弗雷汉表示，澳大利亚必须告诉美国，自己不会成为美国遏制中国政策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有自信，我们应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不能再像近期一样，只作美国希望让我们做的事”。像澳大利亚这样“脚踩两只船”的国家还有新加坡、新西兰、马来西亚、文莱、越南、缅甸、柬埔寨、老挝、巴基斯坦，等等。其中有些国家的天平更倾向于中国。即使作为美国军事盟友的韩国，也需要跟中国发展友好关系，也需要同中国发展贸易，也不希望卷入中美冲突之中。泰国总理英拉说：“中国经济发展迅速、政治环境稳定，加之巨大的发展潜力，让中国成为包括泰国在内的全球众多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
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是知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他的代表作《大国政治的悲剧》告诫美国必须要警惕中国崛起带来的威胁，被看成是“中国威胁论”的理论代言人。2012年5月23日，米尔斯海默在北京接受《环球时报》独家采访时表示，尽管美中两国的心态都是避免战争，但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势必遭遇一系列危机，中国政府要做的和正在做的就是“保持安静，维持经济增长”，“确保自己在国际上低调，确保不让美国及邻国感到恐惧”。
要中国做到“保持安静，维持经济增长”，需要美国的配合。任何单方面的要求和采取单边主义行动都不可能凑效。 美国一直相信中国周边都怕中国，希望美国能遏制中国崛起。但中国和美国都希望确保没有战争，尽量避免战争，这既是美国的心态，也是中国的心态。
2012年5月3日胡锦涛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说，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机遇和挑战并存。各国人民都期待21世纪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共享和平安宁、共同发展繁荣的世纪。人们认为，中美合作将给两国和世界带来巨大机遇，中美对抗将给两国和世界带来巨大损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无论中美两国国内情况如何发展，双方都应该坚定推进合作伙伴关系建设，努力发展让两国人民放心、让各国人民安心的新型大国关系。
胡锦涛认为，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相互信任。我们这个星球有足够大的空间，应能容得下中美两国和其他国家共同发展。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平等互谅。中美两国国情不同，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都意见一致。双方必须学会相互尊重，善于抓住“同”，把共同利益的蛋糕做大；正确对待“异”，尊重和照顾彼此利益关切。采取扎实有效的行动，把双方达成的各项共识落到实处，推动广泛领域务实合作，加强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协调，促进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让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切实享受中美合作带来的好处。
但是，未来美国的对华战略和政策仍是极为矛盾的。一方面是从解决美国目前困境上不得不注意到中美合作的极端重要性，不得不倚重中国的力量，因此它不希望看到中国的动乱和分裂。美国多次表态声称欢迎一个繁荣、稳定的、自由的中国作为美国的朋友出现在亚洲。另一方面出于历史逻辑和维系世界霸权的长远考虑，美国又本能地不得不遏制中国。外部在亚洲地区建立针对中国的军事、经贸前沿阵地；内部抓紧寻找代理人，干涉中国内政扰乱政局，特别是在权力交替的时候。公开支持台独、藏独、疆独，寻求在民族分裂等问题和领域内搞乱中国，牵制住中国发展和崛起的精力和注意力。美国人从骨子里对中国的发展模式可能取代自己的发展模式有着根本性的恐惧。如果美国能尽快摆脱这种困扰，寻求同中国合作的声音可能会更大一些。
一般说来，恐惧和贪婪足以巩固绝大多数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但基于共同价值观和类似的政治制度的持久战略信任，对于确定强国间关系的性质要重要得多。在美中关系的三大支柱安全、经济和意识形态中，只有一个共同的经济利益维系着。在安全和意识形态领域，美中关系正变得更具竞争性和对抗性。在可预见的未来，战略竞争极有可能会变成美中关系的主要特征。在自由民主价值观上，美国和中国之间是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战略信任的，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安全竞争只会加剧。社会制度上的差异导致经济政策必然会相互冲突。因此，甚至连美国和中国之间共同的经济利益都有可能因它们政治制度的冲突而受到侵蚀。这样的风险无时不在，这是客观现实。
四、“主义”不同的政府在对待人民幸福生活上并无冲突
政府决策是“关心资本多一点”加剧两极分化，还是“关注社会多一点”实现公平分配？如果在这两个选项中抉择，不论是资本主义的美国政府，还是社会主义的中国政府，都会选择后者。马克思与经济学家熊彼特都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危机在于其发展。由于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市场必然趋于饱和，导致利润下降和成本提升，由此必然导致资本的向外扩张，而资本的向外扩张必然会增强边缘地区的力量，以牺牲核心区域的利益为代价，通过核心区到边缘区的资本与技术转移，核心区将失去优势，趋于发展的停滞和衰退，中美两国实力的变化事实上再次验证了这一理论的正确性。
中美关系的基础是经济，双方实力的变化是全球化时代全球经济结构变化的结果。美国和西方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也是中国崛起中的最大受益者。同时， 美国的衰退是因为其发展，因为发展导致国内市场的饱和和利润的下降，由此导致资本与技术向边缘地区的外包和转移，而外包和转移自然导致核心地区的衰退。与此相对，中国因为落后而得以崛起，因为落后所以发展空间巨大，由此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欧美国家的跨国公司和全球公司是主要推动者，也是最大的得益者，它们找到了廉价生产基地，降低了运营成本，中国成为它们在全球最廉价的生产和加工基地，同时也是最大的潜在市场，成为它们全球利润的主要来源，它们不仅避免了规模缩小或破产的厄运，而且得以扩大和发展。据统计，美国公司海外盈利大大超过其国内盈利，2008年美国海外企业盈利是9560亿美元，国内企业盈利是5320亿美元，海外企业盈利是国内企业盈利的1.8倍，美国庞大的跨国公司在海外，主要是在中国再造了一个美国。中国作为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生产和加工基地，为美国和西方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商品，事实上是中国人在为美国和西方国家打工，以换取低廉的工资。
美国和西方国家资本和技术的转移推动了中国的发展，但是中国付出的代价和成本巨大。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美国和西方资本和技术的输入成为中国崛起的第一推动力。1978年以来中国获得了5000亿美元的外来投资，美国500强企业前10名都有在中国投资，并且在中国的生意份额越来越大，超过其本土成为盈利的主要来源。由于大量外资的涌入使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9.5%以上，是美国经济增长率的3倍，由此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制造业大国，结束了美国在制造业110年雄踞全球首位的历史。制造业的迅速发展，中国随即又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外汇储备已达到3.2万亿美元。目前，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根据预测中国GDP总额将于2019年超越美国。另一方面，中国的快速发展成本巨大，中国的GDP反映的不是中国一国的经济实力，它反映的是一种合力即中国加上在中国投资的跨国公司共同创造的GDP总量，其中一半是美国在华跨国公司创造的。尽管中国GDP总量已为世界第二，但是中国人均GDP只有3800多美元，居世界100位以后。在整个崛起过程中，中国是被剥削了，一是劳动力资源被剥削；二是自然资源遭到严重透支消耗；三是生态环境被污染。
资本与技术从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向边缘地区的外包和转移使它们陷入经济发展的困境，并由此激化为政治社会问题。由于本国公司将生产和加工搬到中国和其它新兴经济体国家，导致产业空洞化。产业空洞导致美国和西方失业率急剧上升，大批中产阶级失去了工作机会，生活每况愈下。由于美欧跨国公司将生产和加工搬到中国，而产品的终极目的地依然在美国和西方国家，由此导致美欧与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国家贸易逆差加剧，贸易赤字急剧上升。美欧国家消费越来越依赖于从中国的进口，以至于陷入消费型国家的困境。更多的消费和更少的生产，导致目前债务危机的爆发。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跨国公司和精英们只是关心自己的利益，他们公司所在国的利益与他们无关，他们还会以搬迁公司总部来威胁，以换取更多政府的让步。
那么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应该如何才能避免产业的转移和外包？避免因为发展而出现的衰退？这是一个挑战，从历史上看古代罗马帝国，大英帝国无不因为自身的发展模式从生产型社会转变为消费型社会而趋于衰退。首先，最简单的方法是降低成本和税收，特别是劳动力成本，以增加利润的空间吸引资本投资的回归，但是这会引爆社会矛盾和冲突。其次，最佳方案是创新和加快产业升级，以此建立全新的制造业基础，保持竞争力，而不是进行防御性的修补措施。目前美国和西方国家苦于中低端产业已经被外包和转移，但是创新和产业升级迟迟没有出现，因此陷入产业空洞化。产业是一个生态体系，中低高是相互联系与相互促进的，没有中低端产业，高端产业以及创新就失去了基础，久而久之创新能力就会变得麻木和失去敏锐性。
为走出困境，美国和西方国家采取了损人不利己的两种方法，一是重回贸易保护主义，对进口提高税收，提高本国资本和技术转移的成本，这样会打击边缘地区经济的发展，以及美国的跨国公司，它们有可能成为政治的牺牲品。二是采取军事手段打击和遏制边缘新兴国家的崛起，将经济问题上升到政治军事问题。目前美国和西方国家为了摆脱危机，一方面在国内不得不采取紧缩政策，加快产业创新和升级，重建制造业，以此拉动就业和出口，另一方面退回贸易保护，主要针对中国，将中美经济问题上升到政治军事层面，遏制中国的崛起。这就是中美关系为何走向冲突的根源。
美国的军事、外交政策决定于其内部的发展模式。如果不改变其生而为战的霸权主义国家发展模式，美国就不可能根本上改变其外交和军事政策。“求同存异”是中国中庸思想的精髓，平等、自由、民主是美国倡导的普世价值。如果智慧能够战胜偏执，二者之间应该不难找到契合点。美国需要中国，以审视自身的意识形态、政治和社会发展模式；中国也需要美国，以完善自身的社会治理、政治发展模式。普世价值、 现代社会治理无非是从人性的根本属性出发，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承认不平等的存在，承认人是善与恶并存的矛盾体。要用制度、法律、制衡等方式来规范人的行为，不期望乌托邦，也不认可末世论。只有去契合现代社会的原则和规范，才能建设一个不完美，但是合乎人性的世界。
五、中美如果能力排众议实现和衷共济将是人类的福祉
孤立主义还是进攻主义？凡历史上大国崛起，都采取进攻战略,因而无不引起冲突，导致战争，付出巨大代价并遭遇惨败。如德国和日本，遵循冒险进攻外交，从而引起痛苦和毁灭。美国反其道而行，在大国崛起过程中，恪守孤立主义，从而使自己避免了与欧洲列强的纷争，为其崛起争取了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最小的代价，摧毁了影响地球上40%面积的欧洲帝国。
美国华盛顿总统在《告别演说》中提出，反对美国在任何条件下与外国结盟。这成为善意的孤立神话，作为先人留下来的信仰。一战后，美国作为战胜国，提出十四点计划，准备走向国际舞台，但国会的否决，使它又回到了孤立主义。二战胜利后，美国还是决定从欧洲撤兵，退回美洲，只是冷战的爆发，美国才最终放弃了孤立主义政策。
中国的韬光养晦战略可与美国的孤立主义政策相媲美。邓小平在制定和设想中国崛起战略中有两大法宝，一是坚持中国改革开放100年不变；二是坚持韬光养晦，对此却没讲多少年不变。过去的三十年，正是坚持了这两大原则，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经济飞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为中国赢得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
凡崛起大国，随着国力的强大，必扩充军备，走上军事大国之路。但这必导致新旧大国间矛盾的加剧，国民生活的痛苦以及战争的爆发。与此相反，美国在崛起过程中，选择把经济发展，贸易作为重点，而非重点考虑传统的军事安全问题，花更多的时间考虑金钱，贸易。正因为如此，美国把重点放在经济发展上，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会，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又成为欧洲民主国家的兵工厂，最后成为全球最富裕的国家。
中国的崛起重点也在经济，通过贸易，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寻求全球合作以及互利共赢。尽管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GDP还排在世界100强之后，东西部之间发展存在很大的不平衡，中国繁荣是否可持续正面临转型的压力。
凡大国崛起，必受到原有大国的遏制，双方由此矛盾加剧，导致战争的爆发，不是崛起中的大国被遏制，就是原有大国被代替。英国是美国崛起中的天敌，但美国选择了与英国合作，抗衡欧洲其他列强，最后在二战后，不费一枪一弹代替英国，成为全球体系的主导者。在美国历史大多时间里，全球经济秩序一向以英国为核心，以英国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影响了美国政治和经济利益，而且英国是所有国家中能够给美国造成最大危害的国家。美国崛起过程中面临与欧洲大陆国家结盟以削弱英国，还是与英国站在一起维持欧洲力量均势的选择，美国最终选择了英国一边。对此正如美国总统杰佛逊讲的，英国是所有国家中能够给我们造成最大危害的国家，所以与它为伴，我们整个世界都不必害怕了。尽管英国傲慢自大，野心勃勃，但它是一个更为安全的伙伴。另外，与英国联合，使美国能够成为英国体系的长期免费搭车者，美国工业由此享有长达一个世纪的国内保护和全球市场。
中国崛起也面临一种选择， 联美还是抗美？美国是现有世界体系的主导者，同时也是中国和平崛起能否成功的外部决定性因素。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关系已从两国关系成为全球关系，不仅对两国至关重要，而且双方关系将影响全球格局，中美和，则世界和。中国崛起实际上是融入现有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的结果，中国是这个体系的免费搭车者和受益者；而且中美关系也将决定中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美和，中国与它们的关系将会更加容易相处，问题也会更容易解决。事实上中美关系一直在合作与对抗间摇摆，既有趋于双方合作的因素，又有导致双方对抗的因素。目前由于南海和黄海军演事件，中美关系以及亚洲局势正面临一个拐点：从合作走向对抗，从冷和平有可能走向冷战。对此中国应冷静思考中美关系，如何才能以最小的代价和成本，确保和平崛起？如何才能使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延续更长？
国家行为都是利己的，即追求权力和安全的最大化。但损人利己，必将遭致反对和唾弃；利己利他才能得到拥护，一国才能和平崛起。所以中国须将自己的利益和世界发展趋势，以及其它国家的利益保持一致，同全球福祉结合在一起，做到利己利他，一方面自己的利益要服从于一种基于权利和法律的国际秩序，另一方面要为一种理念服务，主张国际政治民主化，反对已过时的西方大国政治，那么中国和平崛起才会受到拥护、支持，才会成为可能。美国成功，是因为它曾拥有理想，而美国衰退，则是因为它失去了它曾经拥有的理想。
历史上大国交替，总伴随战争，这是大国的悲剧。但人类若稍微用些理智，可能代价会少些，而且结果会很不相同。现在轮到中国来处理大国崛起中的纷纷扰扰了。2012年6月初，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在新加坡宣布，到2020年将会把60%的军力部署在亚太地区。其中包括6个航母战斗群、海军的大部分巡洋舰、驱逐舰、濒海战斗舰和潜艇。同时，美国还在通过发展新型空中加油机、轰炸机和先进的海上反潜巡逻机，提升在广阔太平洋海域作战的能力。尽管帕内塔否认美国在亚洲的军力扩张意在中国，但这显然是“此地无银300两”。在东北亚，美国重新调整了部署在韩国和日本的军力，并和日本一起把关岛转变为了西太平洋的“战略中心”。扩展了与澳大利亚的基地协议，从现在的200人驻军到2020年的2500人驻军，使其成为美国“空海一体战”的桥头堡。寻求在菲律宾和越南建立军事基地，美军已宣布正式武装菲律宾，并将其视为“中心地位”，同时将越南金兰湾作为越战时期美军舰停靠军港选项。在南亚，美国加强了与重要战略盟友印度的关系，正努力寻求破坏中国在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缅甸和尼泊尔的影响力。对阿富汗持续十年的新殖民占领，已经把它变为了美国在中亚活动的重要基地。美国的一系列举动迫使中国寻求自己的盟友，加剧了双方在亚太地区的竞争、对抗和紧张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该地区内许多小的导火索可能会引发冲突，并迅速演变为全球性的冲突。菲律宾在黄岩岛的挑衅，就是美国在背后支持而故意刺激中国的一场闹剧。而越南的战争挑衅，因有巨大的海洋石油经济利益驱动，就有了实质性的前兆。今天的中美关系，拥有深层次的贸易往来，美国不仅强烈依赖与中国的经贸提振国内经济，而且强烈依赖中国购买美国政府债券弥补军事预算的不足。中美如果因小国包括日本、越南的挑衅爆发军事冲突，美国的6个航母战斗群直接参战，那么，美军的6个航母战斗群将成为中国机载、陆基、潜射导弹的靶舰。如果中美爆发大仗引发核战，惹事的小国首当其冲，必先遭到毁灭。日本、韩国、菲律宾，包括澳大利亚、越南都有美国军事基地，大战打起来，必须切断后勤给养，那么设在这些盟国的军事基地或本土必将是打击和轰炸的目标。
中美两国都要动用国家智慧，包括“广集民智”，不受短期利益和眼前乱局干扰，力排众议，寻求合作共赢。新中国成立，中美对抗。三十年的经济封锁，迟滞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中国至少还有一个即无内债又无外债的清平世界，有“两弹一星”维持的战略平衡。并以视“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英雄气慨，被亚非拉国家“抬进了”联合国。如今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极尽所能亲美容美，向美欧输送利益，结果却换来了更加疯狂的围追堵截，甚至用着中国买美国国债维持的庞大军费，把烧钱杀人航母开到中国的家门口。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历史惶然在目，虽然饱经战乱的中国人民渴望和平，但中国人民不会傻到对事实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然而，在单边主义盛行的时代，谋求和平发展的中国还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在美国制造的乱局中化险为夷，求同存异。并深刻汲取历史经验，“以退让求和平则和平亡，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最终以战略反攻的姿态迎来中美的和衷共济。
六、结束语：
人类正在反思，鼓励人们不顾一切地，甚至不惜用战争手段来实现发财致富美梦的资本主义理念，会给人类带来什么？地球还能不能承受环境的破坏和战争的摧残？美国专栏作家保罗•法雷尔在2012年1月10日的文章中呼吁，应该“把重点放在解决人类面临的真正的重大问题——人类的生存而非杀戮上”。他说：“忘掉战争机器吧。忘掉所有威胁、军事演习、恐惧蔓延、自我膨胀，以及所有从维持6000亿美元战争机器中捞取好处的特殊利益集团……我们能够、我们必须、而且我们将会很快醒悟，要重点解决人类文明生存的问题，让中美两国携手努力，考虑该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支撑地球上（到2050年）的100亿人口。”中美关系事关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一些西方有识之士希望中美两国能携手合作，共同应对人类生存面临的挑战，这也正是中国人民的愿望。现在美国正处在十字路口，一条路是坚持冷战思维，用霸权和战争手段为本国金融垄断资本集团谋取最大利益；另一条路是正视现实，与中国实现平等合作，共同为世界各国平等相处，为人类的生存和繁荣发展和衷共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