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几年间，全球经济最热门的话题无疑是被人们称为“崛起国家”，其见证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逐步超越了同等的发达国家。推动这一现象的主要源头，是四个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被人们成为“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世界目睹了千年难遇的全球中心转移，伴随着发展中国家中的主要代表逐渐赶上甚至超越了他们在发达国家中的对手，各种争论开始甚嚣尘上。
各种预测几乎都将这些发展中国家过去5年间的高增长率作为依据，从而直接作为未来发展的参照，并同步对照美国等发达工业国家的疲弱的增长预期。这样的对照证明了，例如，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而美国盖洛普今年的民调显示这一观点已经被超过50%的美国人接受，受访者表示他们认为中国已经是引领世界经济前行的经济体，即使美国的经济总量仍然是中国的两倍（人均收入的对比则是7倍）。
从线性走势的经济预期来看，这样的预测在1980年代就产生过。当时预测日本将很快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然而之后发生的事实给如此夸大其辞的言论泼了一捧冷水。2009年后，世界经济步入了最差的年代，中国的经济增速也有了明显的放缓，从两位数增长，降到了7%甚至更低。与此同时，其他金砖国家经济增长也是蹒跚前行：与2008年相比，巴西的年增长率从4.5%降到了2%，俄罗斯的增长率从7%降到了3.5%，而印度的增长率从9%降到了6%。
这些现状都不令人吃惊，因为要在超过十年的时间内保持高速增长是很困难的。过去十年非同一般的经济环境使其看上去轻而易举：渡过了危机重重的1990年代，在全球低息货币充斥的热潮中，新兴市场国家开始了经济腾飞，让每个经济体看上去都是赢家。到2007年，世界上只有三个国家遭受了经济负增长，经济衰退似乎要在国际视野中消失殆尽了。但是如今，流入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汇大量减少。全球经济回归了正常状态，多数国家出现经济衰退，只有个别国家在出人意料的地方崛起。货币流向转移的涵义是惊人的，由于经济发展势头就代表了国家实力，因此，货币流向新的新兴国家将重塑全球实力的平衡。
不能永远欣欣向荣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广泛融合的构想还只是神话。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跟踪记录的世界上约180个国家中，只有35个是发达国家。其他市场都是新兴市场——其中大多数都已经发展了几十年，并且将持续繁荣下去。哈佛大学经济学家Dani Rodrik很好地捕捉到了这一现实。他表示。在2000年之前，新兴市场的总体表现仍然丝毫不及发达国家。事实上，从1950年到2000年，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在急剧扩大。只有极个别的国家跟上了西方发展的步伐，但是他们仅限于海湾地区的产油国，二战后的南欧国家以及东亚的经济“四小虎”。新兴市场国家，作为整体开始追赶发达国家只从2000年开始。尽管如此，到2011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也仅仅是回到了1950年代的水平。
这并不是对于新兴市场国家的消极解读。到目前为止，都是实在的历史事实。在1950年至今的任何一个十年中，只有个别新兴市场国家的平均年增长率可以达到5%以上。不到四分之一的国家可以保持超过二十年，而超过三十年的不足十分之一。只有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台湾，泰国和香港在40年间保持了这样的经济增速。因此，面对如今金砖四国经济发展减速的现状，巴西在下一个十年继续保持经济超过5%增长，以及俄罗斯迎来其第二个超过5%经济增长的十年的概率微乎其微。
与此同时，数十个新兴市场国家未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势头，其他国家则在步入中等收入行列之后，经济增长出现停滞。马来西亚和泰国原本呈现出前进在发展成为富裕国家的轨道上，但是官僚资本主义、过量的债务以及高估的币值导致了1997-1998年间的亚洲金融危机。他们的经济高速增长自那以后便不复存在了。在1960年代末，缅甸、菲律宾以及斯里兰卡曾被宣传为又一批亚洲经济发展的小虎，但是他们在使其中产阶级的平均收入达到相当于今天五千美元水平的道路上都只能蹒跚前行。未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已经成为了一则通则，而这一通则很可能在未来十年再一次得到证实。
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间，新兴市场国家成为了对于全球经济至关重要的支持，以至于人们轻易地忘记了在金融世界里，新兴市场是一个多么新颖的概念。新兴市场这一概念最早的出处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中期，彼时华尔街将其视为独特的资产种类。起初，华尔街将其命名为“异国的”，因为当时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刚刚对外国投资者打开其股票市场的大门：台湾是在1991年，印度是在1992年，韩国是在1993年，俄罗斯是在1995年。外国投资者蜂拥而至，使得1987年至1994年间，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的股票价格（以美元计价）暴涨了600%。在这一时期，对于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从占全球股票市场的不到1%上升到了接近8%。
这一增长阶段被1994年至2002年间从墨西哥到土耳其的经济危机终结。发展中国家的股票市场损失了大约一半的市值，并且其在全球股票市场中的占比也缩水到了4%。自1987年到2002年，发展中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事实上下降了，从23%降到了20%。唯一的例外是中国，其占比翻了一番，达到了4.5%。人们热议的新兴市场的故事，换句话说，其实就是一个国家的故事。
新兴市场国家的第二次崛起始于2003年的全球性繁荣。彼时，新兴市场国家开始形成的一个群体共同实现了经济腾飞。他们在全球GDP中的占比飞速攀登，从20%上涨到了今天的34%（其中有部分是它们货币升值的功劳），同时它们在全球股票市场中的占比也从不到4%上涨到了超过10%。2008年金融崩盘造成了巨大损失中的大部分在2009年得到了恢复，但是自那以后，发展的步伐就维持在低速状态。
新兴市场国家的第三次经济繁荣，是一个即将由发展中国家的适量增长定义的时代，经济周期盛衰的轮回，新兴市场国家羊群效应的瓦解，这些都才刚刚开始。没有了过去十年间的低息贷款和不切实际的盲目乐观所推动的投资，发展中国家的股票市场将回归谨慎定价以及分配不均的状态。2003年至2007年间37%的年均收益将在未来十年降到10%，这还是最乐观的预期，因为大型新兴市场过去十年在收益增长和汇率方面的抢进表现给进一步的发展留下了十分有限的余地。
“保质期”已过
没有什么比金砖四国更能扰乱人们对于全球经济的思考了。除了他们是各自地区最大的经济体外，这四个新兴市场国家没有太多的共同之处。他们的经济增长之道是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以巴西和俄罗斯为例，他们都是获益于高昂的能源价格的能源出产国，而印度，作为一个主要的能源消费国，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除了在极不寻常的环境下，例如过去十年间那样，这些国家不太可能达成一致。除了中国外，其他国家相互之间的贸易联系极其有限，他们也没有共同的政治或者外交政策方面的共同利益。
这一首字母缩写的模式一经形成就伴随这一个问题，即这可能使得分析人士的视野禁锢在早已过时的世界观中。在近几年，俄罗斯的经济和股票市场是新兴市场国家中最为疲弱的，而且还被石油致富阶层的亿万富翁把控，他们的资产占GDP比重达到20%，这一数值是目前主要经济体中最大的。尽管已经严重失衡，俄罗斯仍然是金砖四国中的一员，只是因为有了“R”以后，这个单词听上去好多了。是否要继续使用这样的首字母缩写，理性的分析人士和投资者需要保持灵活：历史上，那些经历了十年经济增长速度超过5%的荣耀一时的国家——例如1950年代的委内瑞拉；1960年代的巴基斯坦；亦或是1970年代的伊拉克——他们往往被各种威胁（战争、金融危机、自满、无能的领导层）所牵绊以致未能在第二个十年中保持强劲的增长。
如今经济预测的热潮中，没人能合理地为自己对于未来的预测自圆其说。这一方式可以回溯到，例如，17世纪，当时中国和印度占到了全球GDP的一半，并且进而步入了“亚洲世纪”。期间，这样的卓越地位被进一步巩固了。事实上，人们能找到的最常使用的可以清晰描绘经济周期的时间段就是大约十年。从一个衰退期的底部到另一个衰退期的底部，典型的商业周期大约持续5年，而大多数务实的投资者会将他们的视野限定在一或者两个商业周期内。超过这个范畴，那些预言往往在出人预料的新的竞争者的出现、新的政治环境或者新的科技的诞生的情况下显得陈腐过时。大多数首席执行官们和投资巨头仍然将他们的战略视野限定在3、5或者至多7年的时间内，他们总是在相同的时间框架内来判断结果。
新旧经济秩序的更迭：不会变
在即将到来的十年间，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将会缓步增长。然而在全球经济大背景下，他们的萧条看上去将不那么令人担忧，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下降3%到4%，这一点已经逐步体现出来，随着这一经济体逐步的成熟，其增速会可能进一步放缓。中国过于庞大的人口总量，和过快的老龄化过程使其经济不可能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如今超过5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国正迫近经济学家们所称的“刘易斯拐点”：即一个国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被消耗殆尽的节点。这是过去二十年大规模的城市人口迁徙和独生子女政策双重导致的结果。在未来某个时候，如今许多美国人对于亚洲将取代美国经济主宰世界的感知将被作为这个国家又一次周期性的妄想发作而铭记，就像1980年代认为对于日本崛起的大肆宣扬一样。
由于中国和其他发达工业国经济增速的放缓，这些国家对于从类似巴西、马来西亚、俄罗斯和台湾等出口拉动型国家的进口量将下降。在过去繁荣的十年间，新兴市场国家的平均贸易收支占GDP的比重几乎是原来的三倍，达到了6%。但自2008年起，贸易的占比重新回到了过去不足2%的位置。出口拉动型的新兴市场国家需要找到新的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方式，而投资者们则认为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做不到这一点：在2012年上半年，新兴市场国家股票市场间表现最好的和最不理想的之间的是指差额，从10%猛增到了35%。因此，在未来几年，新兴市场的新的常态将很像1950年和1960年时期的旧常态，当时平均增长率在5%左右，并且很多国家在竞争中掉队。这并不意味着1970年代由欠发达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的表现是一致的。即使在那时，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如韩国和台湾也开始走向繁荣，但是他们的成功被更大国家的不幸所掩盖了，例如印度。但是这又确实意味着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表现将高度分化。
新兴市场国家的不均衡增长将在很多方面影响全球政治。首先，西方国家的自信将被重树，同时诸如巴西和俄罗斯（更不用说非洲，拉美和中东的石油独裁政权）的经济和外交光环将显得日渐黯淡。有一种概念将会成为意外，即中国的成功展现了独裁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在1980年起保持了十年经济增速达到5%的124个新兴市场国家中，52%是民主国家，48%是独裁国家。至少在中短期，重要的并不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而是能理解并推行经济增长所需的改革的现任领导。
另一个意外概念将是所谓的人口红利。因为中国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一大群成为劳动力的一代年轻人所推动的，因此咨询顾问们开始翻阅数据以希望找到能成为下一个经济奇迹导向标示的人口高峰。但是这样的人口红利决定论是建立在这些新劳动力具有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必要的技能，并且政府也将出台创造就业机会的合理的政策的相应假设之上的。在过去十年的世界中，当发展潮流推动者所有经济体的时候，这样的人口红利理念曾是看似合理的。但是这样的世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近一段时期的经济榜样模式或许会催生新的模式，或者认为经济增长朝着不同方向分崩离析而毫无建树。在过去，亚洲国家倾向于将日本视为典范，波罗的海至巴尔干半岛的国家则效法欧盟，同时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参照美国。但是2008年的危机使得这些角色模式的可信度大大降低了。日本近来的失策使得韩国，一个仍然保持经济增长的制造业国家，比日本更具有成为亚洲模范的吸引力。那些曾一度叫嚷着要加入欧盟的国家，例如捷克、波兰和土耳其，如今则在思量他们是否真的想加入一个其诸多成员仍然在飘忽不定的局势中苦苦挣扎的俱乐部。至于美国，1990年代的华盛顿共识——呼吁贫困国家控制开支，并推动经济自由化的共识，在如今连美国自己都不愿削减自身的巨额赤字的情况下显得毫无销路。
由于从低起点起步更容易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因此对比两个处于不同收入阶层的国家是不合理的。那些仅有的突出重围的国家将是那些在其收入阶层超过了其他对手并超出人们对于该阶层广泛预期的国家。然而，这样的预期，终需回到现实。从广义视角和全球经济高速增长等方面看过去十年是非同寻常的，那些指望那样的幸福岁月将很快重现的人们很可能要失望了。
在那些人均收入在20000美元到25000美元的国家中，只有两个有希望在未来十年达到或者超过3%的年均增长：捷克和韩国。在人均年收入在10000美元到15000美元的国家中，只有一个国家——土耳其——很有机会达到或者超过5%的增长率，尽管波兰也有一定的机会。在5000美元到10000美元的年收入阶层中，泰国似乎是唯一有机会实现一定增长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看，未来几年将有一批新的新兴市场国家涌现，那些人均收入不足5000美元的国家，例如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菲律宾、斯里兰卡和东非各国将很可能扮演这样的角色。
尽管世界可以期望底层的收入水平国家的兴起，但是在中上层，新的全球经济秩序将更像原来的旧秩序，而不是许多观察家预测的那样。其余的国家也可能崛起，但是他们的崛起将比许多专家预期的更慢更失衡。同时有极为个别的几个国家将达到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
注：本文由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思想库报告》项目组织翻译，仅用于学习和交流目的，不得用于商业使用。非商业转载请注明译者、出处，并保留文章在思想库网站（think.sifl.org）的完整链接及上述说明。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成立于2002年，是中国目前最为活跃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之一，其网站“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www.sifl.org.cn）向政策制定者、实业界和学者广泛介绍来自上海金融法与律研究院的期刊、书籍、会议、活动及其他信息资源，为政府决策提供高质量的分析方案，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
原文选自《Foreign Affairs》，作者是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部新兴市场和全球宏观部门主管，《突围国家：追求未来的经济奇迹》作者。
译者：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助理—辛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