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更多能源生产国加入金砖合作机制，“大金砖”汇集全球重要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油气生产、能源消耗均位居全球前列，已经成为推动全球能源市场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欠缺相匹配的能源定价话语权。如何提升“大金砖”能源定价话语权，是提高“能源金砖”代表性和影响力的重要现实问题。基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掌握国际原油定价主导权的事实，本文以国际能源市场主要参与方、计价结算货币、主要交易场所等关键要素为切入点，研究国际原油定价机制的运行以及它是如何被扭曲的。未来，金砖国家应从扩大能源合作、完善机制建设、加强金融合作、发展期货市场等方面发力，不断提升在全球能源市场中的定价话语权。
2024年1月1日，金砖国家正式扩员，使得“大金砖”成为全球能源的主要供给方和需求方，“能源金砖”成为金砖扩员后的焦点话题。以原油为主的能源定价权掌握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手中，缺乏能源定价主动权的困境使金砖国家极易受到能源价格剧烈波动的冲击。中国、印度和俄罗斯是能源消费和生产大国，中东地区能源生产国加入后，金砖国家能源供需市场份额与定价话语权不匹配的问题更加凸显。因此关注“大金砖”在全球能源市场中的地位，深入剖析如何在现有能源定价机制下提升“大金砖”的话语权，有助于规避能源价格波动导致的风险和冲击，保持成员国经济稳定增长，符合“大金砖”长远发展利益，同时也能推动全球能源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开放共享的方向发展。
“大金砖”构成全球主要能源的供给方和需求方
首先，油气生产占比扩大，在全球能源市场影响力提升。页岩气革命推动美国能源生产强势崛起，世界油气供应呈现欧佩克、俄罗斯、美国三足鼎立的新格局，三方对国际市场份额的争夺日趋激烈，俄乌冲突背后即可见美国同俄罗斯争夺欧洲天然气市场因素的推动。此前金砖成员国多数为能源消费大国，随着沙特、阿联酋、伊朗等传统油气生产国的加入，再加上新兴产油大国巴西，金砖国家油气产量全球占比扩大，在全球能源供应市场的影响力也将大幅提升，对增强全球能源供应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2022年“大金砖”成员国石油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43.3%，高于欧佩克36.4%的产油比重。
其次，能源需求持续增长，占全球能源消费比重上升。受经济增长放缓、能源利用效率提高等因素影响，主要发达国家能源消费总量趋于饱和，欧洲多个国家在过去十年间一次能源消费量平均增长率为负值，全球能源需求自2012年起进入疲软态势。在全球能源需求进入缓慢增长期的背景下，金砖国家对能源的需求处于上升阶段，成为推动全球能源需求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大金砖”成员国2022年一次能源消费量占全球总消费量的45.6%，较2012年占比增加4.8个百分点，主要源自中国、印度能源消费在全球占比的上升。其中，煤炭消费量全球占比为71.7%，水电占比为49.1%，可再生能源占比为40.8%，石油和天然气占比均超三成。
再次，能源贸易联系密切，在全球能源格局中的战略作用增强。从贸易重心看，页岩气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使全球油气出口趋于宽松，全球能源贸易重心随油气需求增量的“东移”从欧美转向亚太地区。2015—2022年亚太地区原油进口占全球比重从51.7%增加至57%，美国进口比重下降近4个百分点至14.7%，欧洲进口比重略微下降，2022年为23.5%。以中国、印度为主的亚太地区新兴市场积极推进能源结构转型，减少煤炭消费，天然气进口需求保持增长态势。从贸易流向看，俄乌冲突打破了俄罗斯和欧盟长期稳定的能源供需关系，欧洲对俄罗斯能源依赖降低，美国对欧洲的能源主导作用增强，全球能源贸易流向日益朝着“半球化”演进，西半球欧洲增加从北美、中东、非洲地区的油气进口，东半球俄罗斯增加对亚洲市场的油气出口。在全球油气贸易分化加剧背景下，金砖国家能源贸易联系得到加强，推动“大金砖”在全球能源格局中发挥重要战略作用。
最后，能源安全成为共同关切，能源合作不断深入。克里米亚入俄引发西方国家制裁后，俄罗斯积极扩大向亚洲市场的出口，并于2014年提出建立“金砖能源联盟”，期望借助金砖提升自身对全球能源治理的参与度并扩大话语权。俄乌冲突后，俄罗斯做好持续减少对西方国家能源供应的准备，通过修建关键基础设施等措施致力于将能源出口转向南方和东方。以沙特为代表的中东产油国则顶住美国的压力，非但没有将俄罗斯驱逐出“欧佩克＋”，反而一再减产，并加入金砖合作机制，体现了中东传统产油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增强能源政策独立性和战略自主性的强烈愿望。从中国、印度等能源进口国角度来看，当前全球油气供给相对丰富，与俄罗斯、沙特等国家的能源合作有利于形成多元化的供给来源，进而保障能源供给安全。能源出口安全和供给安全拉紧了金砖国家开展能源合作的利益纽带，基于能源互补优势建立可靠、稳定、可负担的能源供应系统成为金砖国家应对能源安全挑战、抵御外部风险的最佳选择，对深化金砖国家多边能源合作进而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意义重大。
旧有国际经济秩序对能源定价机制的扭曲
根据经济学基本原理，供应和需求是价格形成的关键决定因素。作为全球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之一，石油的政治属性已超越大宗商品属性，各国围绕原油定价权展开激烈争夺，原油价格的变动也早已超出经济学基本原理的解释范围。在旧有国际经济秩序下，全球原油定价机制在20世纪60—90年代经历了三种定价模式的演变，依次为西方跨国石油公司定价、欧佩克合谋定价、商品交易所定价，最终由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掌握定价主导权。现行国际原油定价机制以原油期货价格为定价基准，石油生产国和消费国作为主要参与方、美元作为主要计价结算货币、期货市场作为主要交易场所深度参与定价机制的运行。
其一，参与方。美国实现能源独立从进口国转变为出口国，以及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取代经合组织成员国成为主要能源消费国，是全球能源供需格局出现的两个重大变化。在此背景下重新审视能源议价的主要参与方，存在两方面不合理之处。一方面，新兴能源消费国缺乏相应参与度。基于“石油美元”体系、国际能源署主要成员国等优势，美国加大对“欧佩克＋”决策的外部干预力度，扰乱“欧佩克＋”供给协调机制的运转，从而增强在原油供给侧的话语权。反观需求端，由于原成员国利益平衡复杂、经合组织成员国身份限制、石油战略储备门槛等障碍，中国、印度两大能源消费国至今尚未加入国际能源署，仅以联盟国的身份参加部分活动。而在国际能源署之外，这些新兴消费国也并未参与或建立能够在国际能源市场维护自身消费大国利益的组织或平台，完全是国际原油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在全球原油定价机制中的话语权并未因自身经济实力和能源消费国地位的提升而增强，造成国际能源议价中消费国能源信息不完整、不准确，对平抑国际原油价格产生阻碍。另一方面，美国在国际能源署的定位面临调整。美国在国际能源署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占据四分之一的投票权，是协调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原油储备的重要力量。随着美国在石油市场中供需身份的转变，其能源发展目标也从能源独立调整为控制国际能源市场走向。美国与国际能源署所代表的能源消费国立场及利益导向出现分歧，使得国际能源署成为美国争夺全球能源霸权的工具。
其二，计价结算货币。美元是国际原油市场主要计价和结算货币，美国通过美元对国际原油定价掌握较大主动权。一方面，美国任何影响美元汇率的经济政策都会影响国际原油价格。美元贬值将导致外币购买力上升，需求增加使原油价格面临上涨压力，除美国外其他产油国换算成外币后的实际利润将会减少，为维持实际收入，这些国家存在提高原油价格的动机；从资产配置角度看，石油等大宗商品对国际资本吸引力增强，原油价格同样面临上涨压力。另一方面，通过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系统，美国能够切断特定国家参与全球石油交易的结算通道，扰乱原油市场供需格局，进而影响原油价格。“石油美元”体系对全球原油价格的扰动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定价权加速向西方发达国家转移。以美元计价和结算为石油的金融属性奠定了基础，并随着美国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得到显著增强，美国控制原油交易，对原油价格的影响力提升，欧佩克对价格的掌控力被大幅削弱。二是美国货币政策加剧价格波动。美国摆脱黄金实物束缚掌握国际货币印钞权，人为操纵汇率加剧原油市场价格波动。三是成为美国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能源问题政治化，以“绝对安全”为由频繁对石油出口国发动制裁，其背后正是“石油美元”体系对石油贸易强大的影响力推动着制裁措施落地。
其三，交易市场。随着相关金融产品日益丰富，越来越多投资者进入原油期货市场以实现保值和套利目的，原油期货成交量数十倍高于石油年消费量。这意味着大多数投资者只是利用原油期货价格波动进行投机操作，对原油并没有真实需求。原油价格波动更加剧烈，逐渐背离原油实际供需变化，更多表现出金融化特征，流动性、风险偏好、美元、汇率、利率、投资基金炒作等因素均对原油期货价格产生较大影响。国际原油定价制度披上“市场化”外衣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国际原油价格的干预更具隐蔽性和稳固性。国际资本和金融机构通过交易所动态掌握现货仓储信息，再充分运用金融工具影响原油期货价格，进而达到控制国际原油价格的目的。一是引导市场预期。原油期货价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交易者对原油价格的预期，一旦多数交易者预期原油价格上涨并建立多头头寸，则会带动整个市场投资者对投资趋势的判断，形成助涨趋势，进一步推高交易价格，反之亦然。二是利用监管漏洞。原油期货市场的监管漏洞为国际资本和金融机构操纵油价提供了可能性。
提升“大金砖”全球能源定价话语权的策略
首先，扩大能源合作，打造能源利益共同体。一是对接能源发展战略。围绕成员国能源发展需求深入对接发展战略，构建政府间能源政策沟通协调长效机制，分享发展经验，开展务实合作，联合制定金砖国家能源合作规划和实施方案，促进公平的能源转型，共同应对能源安全挑战。二是扩大油气贸易规模。加强成员国对全球油气资源的联合竞购、勘探和开发，提升金砖国家能源合作的资源配置能力，夯实能源合作资源基础。三是加强能源全产业链合作。充分利用新开发银行投融资优势，加强投资合作、技术服务、工程承包、装备制造等环节的合作，推动重点能源项目落地，不断提高合作层次和水平。除生产和销售外，运输、保险等服务也是油气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进行针对性战略布局。
其次，完善机制建设，参与全球能源治理。一是成立对话协调平台。以部长级会议为支撑成立能源对话协调平台，发布“金砖国家能源治理框架”，构建缓冲存货机制、平准约束机制和共同干预机制，充分发挥能够兼顾关键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共同利益的优势，协调成员国能源政策，稳定国际能源价格。二是制定应急储备方案。石油储备是能源消费国联合应对能源市场波动的关键途径，“大金砖”应以石油储备为核心管理油气需求，形成在特定情况下向市场投放石油储备的能力，同时优化决策机制，及时对能源市场的重大事件开展决策评估和回应，在需求侧提升对能源市场的影响力。三是提升交流合作层次。加强与现有多边能源治理机制的良好互动，积极参与联合国、二十国集团、国际能源论坛、国际能源署、“欧佩克＋”等机构的联合项目，提出共同倡议和主张。尤其注重与“欧佩克＋”保持密切互动，通过推动双方有效对话提升金砖国家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地位。四是设立能源工作组。对接成员国能源部门，负责开展相关人员能力培训、能源统计培训与数据收集、国家能源政策评估、国际能源法规解释、智库交流等工作，定期发布金砖国家和全球能源合作报告，提高金砖国家能源市场透明度。
再次，加强金融合作，降低能源贸易风险。一是完善结算支付体系。目前中国、俄罗斯、印度均创建了自己的结算系统，随着金砖合作机制规模的扩大，应增强伊朗、沙特、阿联酋等新加入成员国银行与已有结算系统的互动，同时积极推进金砖国家支付系统建设进程。二是加强能源金融监管。由于较难以直接证据证实金融投机因素对油价的干扰，能源市场的金融监管处于长期缺位状态。“大金砖”应在国际证监会组织框架下，联合二十国集团共同要求加强对能源金融市场中交易所、评级机构、金融产品的监管，加大对违规行为的通报和处罚力度，压缩金融资本对能源价格的操纵和炒作空间。三是增强人民币国际循环。有序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从市场需求出发丰富金融产品，便于贸易商投资人民币金融资产，实现人民币资产的保值增值。不断提高人民币的信用、流通性和可兑换性，为金砖国家提供稳定的货币媒介，进而有效保障成员国间贸易往来。四是构建金融配套服务。尝试建设金砖国家国际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创新贸易金融定价模式。当前欧洲国家在全球船舶保险中占据主要市场份额，俄罗斯、伊朗均在航运保险领域受到过西方国家的制裁。金砖国家可联合金融和保险机构推出与油气航运相关的金融产品，并逐渐覆盖油气勘探、炼化、运输、仓储等环节。
最后，发展期货市场，掌握区域定价权。一是健全法规体系。从发达国家经验看，期货市场法规体系是发展原油期货市场的重要基础，需要根据市场形势变化不断修订完善，以保障交易的公平透明。二是提高国际化水平。在产品设计和交易规则上对接国际标准，丰富原油期货及衍生品种类，提高期货合约设计水平，实行风险共担的结算体系，鼓励国际金融机构、大型石油企业积极参与上海期货交易所的原油期货交易。增强与现有国际知名原油期货交易所之间的国际合作，推动产品互挂与流通，在推广人民币计价合约的同时提高上海期货交易所的吸引力，保持持续增长的交易规模。三是培育专业人才。期货市场操作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应加强金砖国家期货人才培训，增强石油贸易商、投资者利用原油期货市场规避交易风险的意识和能力，同时加大对上海期货交易所原油期货合约的推广力度。
蓝庆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教授；武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博士生；杨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FDI研究中心研究员
摘自：《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4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