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较为成熟的国家，政治家说到底要注意三件事情的平衡，也即兼顾经济效率、社会平等与政治稳定，使三个方面处于较为良好的状态，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至于偏离社会可容忍的程度。

但是，对于一个处于传统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时期的国家，政治家则面临深刻的社会结构调整。调整的目标是在公共领域建立基于法制的竞争性制度。以历史经验，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家最难处理的是三件事：一是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二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三是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这三件要是处理不好，社会阵痛就大，风险也大。这三件事业彼此有关，其中前两件做不好，后一件也做不好，但热心政治改革的很多朋友们似乎只对后一件事有兴趣。后一件还包括处理公权与私权的配置以及公权本身的配置，人们又常常集中关注公权的配置。如果改革的操作者也只做公权配置的改革，改革风险就会很大，主要是：

第一，裂土分邦的风险。从世界近现代史看，如果一个国家的主体民族认同达不到一定的程度，公权重心向下配置的改革，就容易发生这种风险。

第二，民粹激进主义长期泛滥的风险。如果民众的资产不丰裕，民众对于维护公共规则的责任与权益就不相匹配，普遍的过激行为就很容易被鼓动起来。

第三，形成国家权力寡头化的伪民主制度。民众的主体若是贫穷的，社会阶层的分野将容易被固化，选票将会成为权贵阶层的伪民主制度的包装。

能不能找到一个好的切入点，使得改革风险降低、社会转型比较顺利?这是改革探索不可回避的问题。依笔者之见，如果在今后几十年里中国的发展始终能伴随中产阶层的成长壮大，转型的风险就会大大减少。

一个社会，已经壮大的中产阶层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他们确有安身立命的必要财富，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好的环境里有独栋房屋，或与此等价的金融资产。第二，他们收入较高，可以保证家庭支出的恩格尔系数在20%以下，也就是说，他们通常衣食无忧。第三，他们对公共事务关注度高，具有维护社会公正与法制的自觉意识。第四，中产阶层主要成分是受雇佣者，其中包括现代部门的体力劳动者。如果没有这部分成员，中产阶层不会是社会的多数。第五，他们自己承认自己是社会的中产阶层。这后一点经常被人们忽视，但却十分重要。一个阶层如果自己不承认自己是中产阶层，就很难对社会具有基本认同。

中产阶层成为社会的主体，例如，他们的人口数量占到总人口的70%左右，对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按照环境心理学的研究，拥有独栋房屋的阶层会因生活于低人口密度居住区，有更大可能拥有健康的心理，从而成为促进社会和谐的因素。这一点笔者在过去的专栏文章有过讨论。中产阶层的收入比较高，衣食无忧，因而有更大可能从事有创造的职业，给社会带来活力。中产阶层维护社会公正的责任感会使社会的消极势力受到钳制，对社会财富的公正分配产生积极影响，从而促进社会保持活力。他们的自我肯定，会对社会现实或社会前景有较高的认同感，可防止社会出现势力较强的激进人士组织，有利于社会稳定。更重要的是，当社会转型处于关键时刻，如果中产阶层占人口多数，在实行选举政治初期，可防止类似希特勒这样的反人类激进政治家通过选票登上政坛金字塔的尖顶，防止社会陷入巨大政治灾难之中。总之，在一定意义上说，中产阶层的崛起并发展壮大，是社会转型成功的同义语。

从过去一个时期看，我国中产阶层的成长环境应该说不那么好，这令人忧虑。但希望是存在的。政治家们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努力，使中国未来发展能够伴随中产阶层的崛起和壮大。

第一，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核心，设计农村发展政策体系。要加快城市化速度，减少农村人口，在农村培育专业农户，形成我国农场主阶层，使他们逐步成为我国中产阶层的一部分。而食品价格的相对降低，则使市民的实际收入提高。

第二，以调节劳资关系为核心，扩大劳动者权利，约束资本行为，实现国民收入第一次分配合理化，增加劳动者收入。

第三，改善国土规划和城市建设理念，为大部分国民获得独栋房屋的提供实现条件，扩大国民的实体财富增长空间。我国有大量不适合农业发展、又离城市较近的土地，这些地方做合理开发，是独栋房屋建设的资源。

第四，以扩大私人自由空间、创造机会平等为核心，设计和推行公共领域的善政体系。要逐步提高公共管理领域的竞争性，减少权力垄断，扩大社会自由，使一部分热心公务活动的国民有更大空间成为公务活动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