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有一篇署名为南京大学教育学院余秀兰教授的文章在朋友圈广泛传播。在这篇叫做《底层放弃教育，中产过度焦虑，上层不玩中国高考》的文章里，余教授通过对这三个社会阶层的分析，提出了一个问题：教育还能改变命运吗？
余教授的这篇文章是结合她在永慕庐论坛半城大话上的一个主题演讲而来的（演讲视频在此）。在演讲中，余教授从自身农村背景的成长求学的经历出发，对照当下的中国社会，提出了她的思索。我想可能没有人会反对余教授对于三个阶层对教育的不同态度这一判断，不管其实证基础是否真的准确描述了现实，这至少是为数众多的70后、80后以及90后的直观体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仍然处在攀爬社会阶梯的拼搏过程里，并且又逐步开始养育下一代。自身的困境和对未来的忧虑成为余教授这篇文章的读者基础。
而本文希望达到的两个观点，一是给余教授演讲的标题提供一个背景。我认为中国当下的“教育三分”，既有教育发展应该吸取的经验教训，但是也不应忽视我们的历史背景。基于这个思考，我想表达的第二个观点是对阶层固化的指责不应该全让教育来承担，以人才筛选作为单一目的的教育是造成底层的弃学、中层的焦虑危机的原因。而解决这一危机的钥匙在教育体系之外。
中国社会流动的历史因素
就第一个观点来说，的确我们不能忽视官员腐败所导致的社会阶层固化，但是我们也同样不应忘记中国当代阶层的命运中的历史因素。第一个历史因素就是我国庞大的人口通过教育，得益于全球化的过程，彻底改变了贫困的命运。最近的实证研究来自布兰科•米拉诺维奇，他之前在世界银行任职，现在卢森堡收入研究中心纽约办公室任高级学者。米拉诺维奇通过过去30年全球各阶层人口的收入实际分布，发现全球的中低收入者的实际收入在1988年-2011年中增长了一倍（见下图）。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中国人。
同时，全球收入最高的1%，其实际收入增长了约40%，他们获得了全球约29%的收入，同时占有了全世界约46%的财富。从全球的尺度上来说，我们整个国家没有停止过向上流动的态势。我们今天的中产的崛起，得益于整个全球化的过程；以及整个西方中下层社会由于去工业化和新自由主义社会经济教育政策所导致的“塌陷”。再进一步，就我们目前现状来说，要跨过这个坎，以一个国家为整体地进入高收入阶层，面临的挑战要巨大得多。这也会在根本上改变全球的收入分配现状。以上图为例，这意味着我们要进入收入分配60-80分位数的区间，而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先例。具体到社会流动的问题上，并不一定是余教授认为的社会内部流动性提高了，而是整个阶层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升。我们今天整体社会所遇到的焦虑，其基础恰恰是我们所取得的成就。这是外部因素。
从我们国家内部的情况来看，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大学毕业生刚走出校园时，大学文凭本身就是进入社会中上层的入场券。其次，是49年以来的社会革命把整个传统精英团体中断（disrupt）了，扫清了向上流动的障碍。再者，是我们还没有完整地被纳入全球化体系中去，中国社会仅存的精英上层无法把他们的优势资本转化为财富和地位。但是现在这三个条件在我们当下的社会里都已经不具备了。高等教育的扩张让文凭本身的交换价值大大降低，改革开放30年已经积累了一大批各种类型的社会精英群体，占据了优势地位；而全球化的条件让全世界的精英上层的资源得以互相流通，强者更强。
让余教授作出评论的一个前提是，把我们国家过去30年的发展作为一个普遍经验接受下来，然后来看待今天的社会。但正如我在上文所说，我们国家今天所谓的“中产阶级”的形成，有相当大的历史偶然性在内。此外，高流动性社会，以学术界的标准来看，是什么样的呢？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Raj Chetty 及其团队（参考网站www.equality-of-opportunity.org）在2014年根据美国过去30年个人缴税数据的研究中指出，以美国的硅谷所在地圣何塞为例——这是全美国社会流动第三高的城市（排在盐湖城和匹兹堡之后）。一个出生在底层的孩子，只有13%的机率进入社会的顶层（收入最高的20%，这和我们所称的上层top 1%还有相当的差距），这离普通人对于高社会流动的想象明显是有差距的。
但从全世界的经验来看，社会阶层的固化是常态而非个案。在这里我引用北京大学经济系的郝煜教授研究：
中国的情况并非孤例……,瑞典实行“社会主义政策”(1936 年)以来,β （本文作者注：代际相关性或社会粘性，描述社会流动的速度，1为不流动，0为高度流动）仅从0.85 下降到0.66;英国普及免费中等教育(1944 年)以来,β 值仅从0.7-0.8 下降到0.6-0.7;日本二战后被改造为“民主国家”,厉行教育均等化,但是β 值高居不下, 政商财阀皆为“世家”;印度独立以来推行民主化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规定低种姓人群在大学生和选民中的最低配额,但β 值最近五十年维持在0.89;美国精英大学录取对少数族裔和低收入阶层的优惠也没有带来更高的流动性。
低流动社会的现象从长期来看，是常态。根据郝煜教授的合作者，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经济史家Gregory Clark教授（孙涤：《想要咸鱼翻身？经济学家说：请等300年》）通过研究姓氏在不同社会阶层中的分布而提出了“代际相关性”的概念，基于八个国家的实证数据显示，在长时段（几十年至上百年不等）里，代际传承的速率非常稳定。底层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平均需要10-15代人的努力。一个人的出身有50%的机率决定他的收入水平。今天中国广大的中间阶层，在一至两代人之前很可能都是来自于社会底层。他们寄希望于再靠他们一代人的努力让子女跻身社会的顶层，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所以国际形势的外因和社会发展的内部规律，让余教授所憧憬的高流动社会缺乏现实对照物。
当我们讨论焦虑的时候，我们在讨论什么？
这是一个值得玩味的问题。澎湃之前刊登过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的解读（张之琪：《小别离》引出中产教育焦虑：挣扎在“悬浮”状态的中产）在此我从社会结构性因素加以探讨。我国社会的一个特征，是少子化带来家庭内部经济资源的集中。在50后、60后这两代人，家中兄弟姐妹众多，绝大部分家庭没有多余功夫来焦虑，满足日常温饱是常态追求。再看现在家庭，哪怕在二孩放开之后，很少会养育2个以上的后代。而中国的亲子关系，以家庭为单位来传递各种资本，4-2-1/2的家庭结构，加之普遍提升的收入水平，让父母有多余的资源和精力集中在一个两个孩子身上。这是焦虑的物质基础。
而焦虑的社会基础则有多因素构成。一方面中产觉得继续向上流动无望。又怕被别人挤掉自己孩子的位置（只要别人都在往上爬，哪怕你自己不动，依然变得相对落后），从而失去舒适的生活。其次，我国的医疗、社保等社会保护网不健全，导致因为突发的疾病、工伤、意外等因素一下子把一整个家庭甩到社会阶层底层的可能性相当大。第三，经济结构的迅速变化，让今天在人力资本上看似安稳的投资在明天很可能一文不值。而我认为更重要的因素则在于我们社会资源分配和资产定价中的不确定性，很容易在短时间内把社会阶层（主要是中层）进行大洗牌。从近的来说，在2014-2015年的股市暴涨及暴跌，在2015年-2016年深圳和上海的房价在段时间内翻倍就是例子。凭借资产价值的非理性繁荣，很多家庭一跃成为中上阶层，或者直接进入上层社会。而对于没有搭上这班船的家庭来说，由于资产价格天价的差距，则意味着凭借自己的劳动所得可能无法完成社会向上流动。所以对于中产，向上流动的机会有限，而随时随地却可能失去现有的生活，这是中产焦虑的来源。
底层的弃学有几个原因：家庭结构的破裂（主要是父母外出打工），光靠学校教育独木难支；大城市的结构性排斥让一大批流动儿童看不到读书的意义。此外，很多家庭发现费尽功夫获得高级的学历对于就业、收入短期内没有影响。作为收益于大学扩招的一代，这批孩子进入的往往是二流甚至三流大学，在就业市场上文凭的交换价值很低。这些因素让底层家庭认定教育的价值变弱了，从引起受教育的机会成本大大提高。甚至很多孩子在初中义务教育完成之前就弃学。
但是，我们不妨问：假定当社会流动性增加以后，会缓解这些病症吗？对于社会的底层，我觉得答案是肯定的。任何能够帮助底层人民翻身的可能性都会带来正向的结果。而对于社会中产，焦虑可能更甚。事实上余教授没有考虑到的是，在一个完全靠教育成就来决定社会流动的社会里，中产的孩子们可能都过着压力巨大的生活。要知道，在社会整体形态稳定的情况下，社会流动是一个零和游戏，有上就有下。因为社会底层在人数上更多，而他们都多少怀揣中产梦。一个更加公平的游戏不会削减参加游戏者的竞争和焦虑。反而，当教育成为社会流动唯一通道的时候，所有的参与者都被逼迫加码以求比别人更胜一筹。这直接意味着更多的、更惨烈的竞争。教育的学习的功能被弱化，变成了纯粹的军备竞赛。这在集体层面也许是非常有效率的，对国家来说，能投挑选出最优秀的人才是通向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不管人才的出身为何。但对参与者来说却可能是痛苦的。
在教育领域我们能做什么？
通过观察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变动，我们可以发现影响社会流动的因素有很多方面。而我认为，以上提到的主要因素无法通过教育内部得到解决。这当然不意味着政策制定者应该放弃政策调控。相反，我们需要调整教育政策以期和社会经济政策联动来解决问题。作为教育者，我们可以做哪些工作？
第一，我们必须意识到受教育权利的扩张和教育作为社会流动工具之间的矛盾。大学的大众化让其作为社会流动的作用减弱了。这个矛盾斯坦福大学的David Labaree教授在研究20世纪早期美国中等教育扩张过程中就指出了。这是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受教育权利的扩张必然导致教育内部的分层，因为教育体系内的不平等和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呈现互动的关系，而非单向度的谁决定谁。从这个层面上看，我们的高等教育扩招所带来的社会分层方面的苦果我们现在才尝到。
读者们可以关注一下中国台湾的高等教育发展，就走上了这条路。把一个非常完备的职业教育专科教育体系毁了，现在面对100%的大学录取率，毕业生却面临其他取而代之的筛选进入不同的社会层级。这个启示是，不管在教育内部如何提升教育质量，分配教育资源，如果外在的社会结构呈现不平等。那么这终究会传递到教育内部。
而我认为政策出路，是效仿德国、新加坡、包括东亚的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在工业化过程中的经验，以一个完备的职业教育体系直接对接各种专业技术类工作。中国的工业化过程注定是漫长的，我相信广泛的就业机会也会来源于此。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缩小个体在受教育上的选择权，以换取一个更好的和经济接轨的教育体系。这个安排给社会的中下层创造出就业和职业上的确定性，让他们重新认识到教育的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在工业化国家里职业教育的分流肯定是不公平的，但却未必换来不稳定的社会流动模式。这一点是我和余教授的分歧。她提到了教育本身的公平程度，越公平，教育越能促进社会流动，我则不认为两者有必然联系。
这个政策选择必须同就业以及产业政策相结合，核心是就业。其目的是让毕业生能够不用通过高等教育就进入就业市场。对于绝大部分就业者来说，就业所需要的技能不需要通过大学四年来获得。要减少四年制大学的规模，增加两年制专科以及职业技术学校的规模，以和我们工业制造业以及中低端服务业对接。
第二是需要一个全国通用的学分系统。对于新一代的年轻人来说，只有一个职业学校的履历可能不会是他们人生最终的追求。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有的同学可能后来居上，在上了职业学校甚至工作之后才发掘自己的潜力，确定人生目标。对于她们，可以通过学分系统来为他们继续深造创造条件，在下一级学校所获取的学分可以某种形式带入今后的学习。也让每个家庭了解当前的教育状况不是人生的终点。而可以继续前进，以缓解焦虑。
第三是需要个人信用体系以便学生贷款，助学金和奖学金的发放。贷款和其他形式的资助是要保证贫困家庭不会因为就学，特别是高等教育而反贫。
第四是重点大学一定比例的对农村、偏远、欠发达地区的定向招生。
这几个政策选项固要重要，但我认为这不是解决“教育三分”的根本方案。根本性的因素在教育体系之外。正如上文所说，社会阶层的分布形态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如果我们的社会本身更平等公正，那么这可以很大程度上缓解阶级之间的互相敌视和内部的焦虑。而在全球经济收入分配中如果我们能再上一个台阶（比如从A过渡到B，C或者D）则可以改变阶层之间零和博弈的状态。
而消除资本市场上的暴涨暴跌也有助于为各阶层的家庭建立预期。这些因素都能够帮助社会的底层和中层。但是社会的上层会在相当强的一段时间内持续这种“向外看”的状态。一是他们的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取得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在国际资本市场以及文化政治精英之间的联系网络。所以他们会非常积极地参与到这个全球化进程中去，这意味着他们希望孩子的受教育过程完全的国际化。二是他们拥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让孩子脱离国内的竞争压力，去获取同等甚至更高的教育回报。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哈佛大学本科的录取率在5%左右，这个比例可能高过我们国内大城市重点中学小升初的录取率。
最后，在余教授的讲话中提到了王宝强的成功。她认为这是对教育价值的一种讽刺，但我认为这是社会多元化的正确表达。我们必须意识到学校教育并不适应于每个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声誉不必要和学业成就挂钩。艺人们天价的报酬可能是虚高。但这更多是资本的问题。应该让王宝强去读书证明自己吗？我相信绝对不是这样。他的天赋能力在学校以外，他借此获得财富和名望，难道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正常社会吗？一个以教育成就决定社会地位的社会只会把所有人都卷入无尽的焦虑漩涡中去。
我们无法改别个人的理性程度，但是可以提供一个相对公平和有效率的外部环境以便每个家庭作出选择。最终要消除焦虑，只可能是我们的社会平等进入一个新的高度。
周忆粟 澳门大学教育学院教育政策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