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研究要真正经世济用，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和问题，必须能透过现象抓实质，正确把握经济规律、经济大势，以及规律与大势所呈现的新特征。我在新书《危机中的中国思考》的序言中写到：

从事于经世济用之学的经济学者，基本可分三类，一是理论经济学者：专攻原创经济学。假定前提，数学推导，创新理论;二是政策经济学者：参考理论，根据脚下踩的国土现状，研制制度、政策;三是“飞机场式”的经济学者，其经济学作品多是用经济学最佳兜售者语言写成，此类书大多在飞机场销售。这三类经济学者，社会都需要。

恐怕在我们所处的转轨时期，政策经济学者更为重要。因为笔者始终认为，体现经济学的学问，其基本规则是唯一的。我们这一代大多数经济学者的使命，恐怕多是研究如何逐步“转轨”、“过渡”，研制一定的制度、政策，使我们的经济和体制去最大限度地贴近、发挥唯一的“基本规则”功能。

原创经济学者很重要，但那是凤毛麟角，规则不可能不断涌现，不断被人发现。飞机场式学者也重要，要让“显学”能经世、能济用，社会缺不了他们。

今天，作为一个研究经济政策的经济学者，写一篇文章、作一次演讲，笔者更在乎以下三点：

第一，要会发现问题。即思想要敏锐，能见微知著，查青萍之末，善于捕捉经济运行中的新矛盾、新问题。而且，在重大问题和矛盾的发现和思想、观点的形成中，重要的，不是在某一问题上，自己曾说过没有，说了多少，而是什么时候说的，是不是最先去发现，最先去说的。是独特的发现，独特的见解?还是鹦鹉学舌，或受人启发，再作补充延伸、详细描述?这至关重要。因为要做一个出色的政策研究者，必须善于发现新问题，学会洞察历史新趋势、新特征，在旁人还对一经济现象习以为常时，能及时、果断地提出现象背后的问题实质，这对需要前瞻性决策之人而言，是最大的福音。“两片叶子不会同时掉入同一河流”，历史不会简单重复。因此作为学者，自然不应去说旁人已说过的观点，嚼人家已嚼过的馒头，这既浪费自己的时间，也浪费他人的时间。

第二，要能准确判断。政策研究要真正经世济用，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和问题，必须能透过现象抓实质，正确把握经济规律、经济大势，以及规律与大势所呈现的新特征。因为在不同时空下，由规律与大势所决定的新特征其表现的现象往往是不同的，不同的学者出于不同的视角可以有不同的简单的或复杂的情景描述。但对决策者而言，至关重要的，是要了解矛盾与问题的实质，不需要一般的描述。

因此作为研究者，你能否以三言两语，作出准确无误、简洁明了、甚至接近大白话的判断，这是命穴。啰哩啰嗦、模棱两可、故弄玄虚的判断，是不被人欢迎的。其实，世上任何一门学问都可以作出近似“大道至简”的结论。若“道”不“简”，只是你的理解问题。言简意赅，写短文，说短话，远比洋洋大言要难，因这要有深邃的洞察力、扎实的文字功底。当然，为了作出一判断，阐述一观点，需不需要稍复杂的推理、实证过程，又需视当时决策者的知识功底与眼力而定。但凡政策研究，切忌长篇的说理、教育人式的文字。

第三，要具操作性。政策研究不是理论范式的研究或熊彼特所说的经济分析方法的研究。自然，在发现问题、作出判断后的第三步，要能提出可具操作的政策或制度建议。

因为政策研究要回答的：不仅是“应该怎么办”，而主要是“具体怎么办”。要“有破”，还要“有立”。不是光批评现行政策，而是要能提出新的建设性意见。所谓建设性意见，自然，其潜台词或者前提是，你先要了解现行的实际运行是如何的?矛盾症结及细节又在哪里?否则的话，所提建议往往被实际操作部门人士嘲笑为“隔靴搔痒”。“不生孩子不知肚子疼”，“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但要真能做到这点，必须要有曾经的实践，或者深入实践的调研。舍此，是难以做好政策研究的，至多是经济现象解释、理论推理。

经济政策研究如能做到上述三点，其思想、其观点，就能从一国经济的发展、政策制度的演变历史中找到“影子”，就能见证历史，影响历史。这是政策研究者的使命。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曾说的一句话，他们所关注与推崇的中国经济学家，不是把美国的西方经济学知识介绍到中国来的人，而是从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中能找到他的思想“影子”的人，因为前者只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