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和叔齐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不合作主义者。司马迁曾为他俩合写了传记《伯夷列传》。在这篇列传中，司马迁根据“考信于六艺”并参照孔子的评述，以夹叙夹议的方式，记述了伯夷、叔齐的简短事迹。
伯夷、叔齐是孤竹国（商朝所属方国）国君的儿子，伯夷为兄，叔齐为弟。据说伯夷为了遵从父亲的愿意，让叔齐继承君位，独自离开国都；叔齐知道后，不肯继承君位，也跟着伯夷逃走。当时商纣王在位执政，据说纣王一个荒淫无道的昏君。伯夷、叔齐听说西伯姬昌（周文王）贤明，便投奔他养老。到达目的地，就获悉西伯病逝的噩耗。西伯的次子即位，号称武王。国丧之际，武王忙于筹划伐商。伯夷、叔齐兄弟闻知，一起去劝谏武王，认为周伐商非仁义之举。周武王没有听从，联合诸侯大战牧野，直捣商都朝歌，商纣王自焚而死。于是，天下宗周，公认周王共主。而伯夷、叔齐却不以为然，故而不仕周朝，不食周粟，隐身于首阳山中，采薇而食，作歌明志，后来饿死。
人物就是这样的人物，故事就是这样的故事。司马迁不仅为哥俩撰写了传记，而且在诸多列传中将它列为第一，真是令人匪夷所思。历代主流意识认为，商纣王在位后期，居功自傲，穷奢极欲，暴虐百姓；武王伐纣是“顺乎天而应乎人”，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而伯夷、叔齐的劝谏与耻食周粟，是背离时代潮流的非明智之举。尽管如此，他俩的让位和耻食周粟，还是赢得了后人的敬仰。从文献记载看，最早赞颂伯夷、叔齐的是孔子，他在《论语》中多次赞颂伯夷、叔齐，评价他俩是“古之贤人也”，“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但是，孔子只是按照自己倡导的价值观念进行衡量，发现伯夷、叔齐合乎“仁、义、孝、悌”等要素，才认可他是贤人而给予褒扬。至于孔子是否读懂人家的内心世界，恐怕值得怀疑。孔子之后，历代有不少名人对伯夷、叔齐表示敬慕和赞美，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文。比如，唐代大文豪韩愈就写过《伯夷颂》。不过，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毛泽东批评韩愈颂错了人，认为伯夷是不值得歌颂的。
早年读《伯夷列传》，本人也对他俩的做法感到困惑，认为他俩不识时务，不值得敬佩，更不值得学习。试想，假如兄弟俩能够识相，赞同周武王伐商，与周武王保持一致，凭借他们的资历和声望，肯定能得到重用和封赏。不仅自己一辈子高官厚禄，吃香喝辣的，还可以封妻荫子，世代享受荣华富贵。退一步说，即便他俩内心不认可周武王以下犯上，只要表面上装糊涂，保持沉默，周家也会出于“统战”考虑，把他俩好好供养。然而，他俩却保持着非常另类的姿态，在谏阻周武王不成之后，居然耻于食周粟，跑到首阳山中，以野菜为食。闲来无事，还自编自唱反动歌曲攻击新王朝。
司马迁到底是史学大家，不仅具有非凡的叙事史才，而且兼备卓越的明理史识。随着阅历渐长，我似乎能够读懂司马迁，感觉他为伯夷、叔齐立传，实在是难能可贵。他不以成败论英雄，也不囿于世俗的成见，而是从人格和事理的角度，表达了对伯夷、叔齐的哀叹和赞扬。可以说，他笔下两个人物犹如两根崇高的精神标杆，超然耸立于历史的天空，永远值得后人缅怀和敬仰。
不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伯夷、叔齐，历来也存在一些异议，梳理起来，不外乎如下几点：其一，兄弟相继让位出走，被认为是不负责的行为；其二，谏阻周武王伐商，被认为是不识时务的举动；其三，不食周粟而饿死，是不明智的表现。有道是，具体问题必须具体分析。
关于让位，《史记•伯夷列传》是这样记述的：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
由此可见，伯夷、叔齐的让位确实事出有因，并非故意逃避，不愿担当责任。因为孤竹君生前偏爱叔齐，有意让他继位；但伯夷较叔齐年长，在继承顺序上应优先于叔齐；所以，叔齐不肯抢先接班，于是让位于伯夷。而伯夷选择了逃离，也是基于正当的考虑：一是出于对父君的孝敬，不肯违背老人家的遗愿；二是替叔齐着想，让他安心接班治国；如果伯夷留下来，可能会对叔齐构成威胁，甚至兄弟相残。然而，叔齐并非贪恋权位之徒，他没有领受伯夷的好意，也选择了逃离。他这么做，主要出于自知之明，也许他觉得自己资历和才能都不及兄长，不愿厚着脸皮尸位素餐。
客观地说，伯夷、叔齐选择让位，动机是纯洁的，行为是端正的，堪称高风亮节。从另一个角度看，说伯夷、叔齐让位逃离是对国家不负责的行为，也有一定的道理。既然两人都很贤能，就应该当仁不让，好生即位执政，把国家治理太平。问题是，先父的意愿使兄弟陷入进退两难境地。在此情况下，兄弟俩相互谦让并逃离，倒是情有可原的，既非成心逃避责任，也非蓄意沽名钓誉。
权力是个好东西。古往今来，不知多少人物为之明争暗斗，不惜头破血流。尤其是在王权世袭的时代，围绕王位的传承，不知演绎了多少父子反目、兄弟残杀的惨剧。相对而言，像伯夷、叔齐这样相互谦让倒是寥若晨星，非常稀少。即便他俩是有意逃避责任，总比相互争斗、自相残杀要好得多。实际上，在这个世界好，无论什么空缺，总会有人去填补；无论什么人物，没有谁不可替代；无论谁多么伟大，离开谁地球照样转。伯夷，叔齐让位逃跑，也没什么大不了，“国人立其中子”，就可以解决问题。伯夷也好，叔齐也好，无论其中哪位即位，只不过享受一世荣华富贵，终究被历史淹没或遗忘。不贪恋权位而相互谦让，倒让他们的崇高品行彪炳史册。
劝谏之事，发生在周武王伐商前夕。听说武王“东伐纣”， 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从字面上看，伯夷、叔齐认为周文王新丧未葬，周武王就大动干戈发动战争，不合乎孝道；商纣王是天下君主，周武王以臣弑君，不合乎仁义。但是，儒家认为“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也就是说，商汤讨灭夏、武王伐商属于顺天应人的革命行动；因为两个末代君主夏王桀、商王纣都是荒淫无道的暴君，二者失德，就意味着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所以通过暴力革命推翻其统治，既顺应天命又合乎人心。那么，伯夷、叔齐劝谏周武王革命，就未免不识时务，不合时宜。
毫无疑义，周武王革命自然有其合理性。至于说，这次革命完全“顺乎天而应乎人”，难免有为胜者涂脂抹粉的嫌疑。而伯夷、叔齐的谏阻其实也有一定的合理性，未必不合时宜，只是他俩能量有限，胳膊扭不过大腿，无力改变历史走向而已。不难看出，他俩劝谏周武王还是颇讲策略的，他俩只使用冠冕堂皇的说辞，也就是周王室所崇尚的孝和仁。殊不知，所谓孝仁只是君王对臣民的要求，而对于君王并没有多大约束力，尤其是在重大问题上。其实，他俩还有一些潜台词尚未说出。如若说了出来，周武王会更加不高兴，甚至恼羞成怒，当即叫左右把他俩做了。
伯夷、叔齐心中究竟蕴藏哪些潜台词呢？合理的推断是，商纣王并不是周方所宣传的那样不堪的暴君，周武王纠集联军伐商，未必是正义之战。伯夷、叔齐出身于商朝属国的王室，并非“两耳不问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腐儒，对于商纣王和当时局势应该有所感知，有所识见。真实的商纣王，其实是一个很杰出的人物。《荀子•非相篇》说他“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超劲，百人之敌也。” 《史记•殷本记》也说他“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 毛泽东曾经评价他“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统一东南，把东夷和平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
但是，在历史典籍和后人眼里，商纣王的形象早已定格为十恶不赦的暴君。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商纣王终究是失败者。成败之间，冰火两重天。成功者拥有赢家通吃的权利，自然会被歌功颂德，被夸大其词地美化；失败者则没有话语权，没有谁为他说公道话，只能任人抹黑或妖魔化。最早指控纣王罪行的，当然是他的对手周方，主要见于《尚书》中三篇文献。一篇是《泰誓》，乃周武王观兵孟津时的檄文，一篇是《牧誓》，系商、周牧野大战前的动员令，一篇是《武成》，为周武王战胜后祭天祀祖的祭文。《牧誓》、《泰誓》作为战前动员讲话，为了师出有名，会极力诋毁敌人，所列的罪状很有水分，未必真实可信。《武成》作为祭天祀祖之文，是相当正规、郑重的，比较可信，其中不免掺杂自吹自擂的成分；所以，孟子对此篇也有怀疑，表示“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
当然，除了对手周方之外，商朝内部也有一些人士加入诋毁或抹黑纣王的大合唱。他们是三股势力，一股是巫师神汉，商人非常迷信，遇事喜欢占卜，巫师神汉代表神权，曾经与王权分庭抗礼，后来王权占主导地位，他们不甘心衰败，所以指控纣王“昏弃厥肆祀”、“弗敬上天”、“弗事上帝神祇，遗厥先宗庙弗祀”、“郊社不修、宗庙不享”，“慢慢鬼神”等等；一股是一室成员，以微子、箕子、比干等人为代表，他们是帝祖甲礼制改革的牺牲品。本来，按照商王朝“兄终弟及”的传承方式，这群人是离王位最近的。尤其是微子，是帝乙的长子，本来是很有希望接班，只是因为母亲生他的时候不是王后，而让胞弟受（纣王）占了便宜。微子很不甘心，但又争不过强势的纣王，于是，与纣王离心离德，甚至里通外国，《竹书纪年》证实：“微子启，胶鬲与周盟”。一股是王朝贵族，帝祖甲的礼制改革，不仅是确立了嫡长继承制，而且废除了王位继承和国家大事中的贵族公议制。纣王重用费中、飞廉、恶米等外来人才，引起了旧贵族的强烈不满，故而散布舆论攻击纣王“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
还有，后人对纣王也刻意进行了抹黑。周代商而有天下之后，周王室决定主流意识形态，他们的说法就是正史。于是，纣王的罪恶铁板钉钉。先秦诸子喜好拿历史说事，善于“案往旧以造说”（荀子语），也就是在阐发自己观点的时候，喜欢用历史案例佐证。纣王因此成为绝妙的反面典型，可以用他证明自己的观点，却不必承担任何风险。若要证明仁义重要，就举纣王不仁不义的事例，找不到具体事例，便想当然地编造；若要证明尚贤重要，就举纣王残害忠良因而导致亡国；若要证明俭朴重要，就举纣王荒淫奢侈，酒池肉林……反正纣王成了大箩筐，什么罪名都可以往里装，既然已是污水坑，多泼一瓢污水又有何妨？！
不管怎么说，商纣王毕竟是亡国之君，对商朝的灭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如果把纣王的失败归结为他作恶暴虐，并因此违背天理民心，恐怕有失公正。帝辛继位后，重视农桑，社会生产力发展，国力强盛。 他多次对东夷用兵，打退了东夷向中原扩张，把商朝势力扩展到江淮和东南一带。但是，战争是一把双韧剑，既成就了纣王的功绩，也为日后亡国灭身埋下伏笔。诚如毛泽东在读书笔记中指出：“伐东夷，打了胜仗，但损失也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使商朝亡了国。”“当时微子是里通外国。为什么纣王灭了呢？主要是微子反对他，还有箕子反对他，比干反对他。纣王去打东夷，把那个部族征服了。纣王是很有才干的。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不要听。”“纣王那个时候很有名声。商朝老百姓很拥护他。纣王自杀了，他宁死不投降。”伯夷、叔齐是亲历者，他俩或许比毛泽东看得更清晰，更透彻。所以，他俩对周武王的谏阻绝非不识时务。
再看伯夷、叔齐何以不食周粟？究其原因，恐怕不是为了“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因为他俩当时肯定无意于为后世树立一个道德楷模的形象。假如他俩心中怀有强烈的道德楷模情结，那么不食周粟、采薇而食的举动，就是做秀而已。真正的动因，应该是“道不同，不相与谋”。直白地说，伯夷、叔齐并不认同周家的施政方略及其做法，故而敬而远之，宁肯上山采野菜充饥，也不愿端周家的饭碗。
既然如此，何必当初？伯夷、叔齐当初投奔西伯姬昌，不就是要到西歧终老天年么？毫无疑问，他俩当初是冲着姬昌的贤明而去的。姬昌被后世儒家公认为完美无缺的圣人，他的贤明主要表现为施行仁政，亲民爱人，礼贤下士。但是，耳闻不如目睹，伯夷、叔齐到达实地之后，却发现情况并非听说的那样。姬昌是否有做圣人的意愿，我们根本无法确认，不过可以肯定他是高明的政治家。伯夷、叔齐不难看出，姬昌施行仁政只是上演政治秀而已，其目的在于韬光隐晦、收买人心，为争夺天下而积蓄力量。这一点，司马迁也毫无掩饰地指出：“周西伯昌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一旦时机成熟，该出手时就出手。所以，当姬昌之子姬发发动伐商战争显露峥嵘的时候，伯夷、叔齐心中充满了不满与不屑，尤其在劝阻姬发未果的境况下，注定要分道扬镳。
周家的施政纲领草创于姬昌，其子周公加以完备，形成了一系列礼乐制度。礼乐制度的精髓在于崇尚“礼治”，“使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各奉其所制度典礼，以亲亲、尊尊、贤贤、明男女之别于上，而民风化于下，此之谓治，反是则谓之乱”（王国维语）。礼治的实质，就是用规定的道德、礼乐和典章教化人民；文王不愧为文王，他所开创的礼治看起来很温情很文明。但是，如果说周家只注重礼治，未免太小看周家了，他们不仅有文的一手，还有武的一手，“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倘若礼治文化不管用，有谁胆敢犯上作乱，必然用武力镇压。所以，文王之后有武王，文王也好，武王也好，儒家眼里都是圣人。文王的文治，武王的武功，无疑是周家取代殷商的决定性因素。
对于周家得势所产生的后果，伯夷、叔齐也未必能够预料。但是，在他俩看来，当时朝歌比西歧更为发达更为文明。因为周人崇尚礼治，讲究有为而治，而商人崇尚自然，讲究无为而治。周人注重农耕生产，商人农商并重。商人，后来特指从事生意活动的人，其实就源于这个商族人。从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发展到以贝壳、玉石作货币的商业活动，都是以商族人为主，故而商代后期商业相当发达。周灭商后，周人很看不起商族人，认为商族人通过经商致富“胜而无耻”；周人是靠农耕起家的，在他们看来农业才是唯一的根本。由于政治、经济理念上的差别，导致文化和生活方式也迥然不同。周人的文化与生活受制于礼，封闭、拘谨、呆滞；商人的文化与生活顺其自然，开放、自由、活跃。纣王自己善于享乐，同时也让臣民活得痛快，京城朝歌繁华热闹，男男女女皆可饮酒高歌，载歌载舞，自由相爱，享受生活。可是，周人却对此看不顺眼，认为这样不合礼数。所以，周公指责纣王“惟荒腆于酒”。
伯夷、叔齐拒不参加武王的革命，耻于食周粟，而遁入山中，这是消极的不合作。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容易。但是，他俩并不满足于此，心中有什么想法，还是要表达出来。在首阳山中，他俩高唱自编的歌谣：“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这一举动，属于积极的不合作，在消极遁世的境况下，仍要有所作为，宣示自己的立场和主张。透过歌词，可以看出伯夷、叔齐爱好和平，反对暴力，向往上古时代的圣贤及其政权的更迭方式。
或许，在很多人看来，伯夷、叔齐的不合作犹如蚍蜉撼树或螳螂挡车，起不了什么作用，也没有什么意义。果真如此吗？尽管当时通讯不发达，伯夷、叔齐的歌声终究被世人知晓，甚至传入最高领导人周武王的耳里。周武王到底是圣人，听到伯夷、叔齐的噪音，并没有龙颜大怒，也没有出于稳定的需要，派人将他俩抓捕，关入监牢。伯夷、叔齐的不合作，似乎让他有所警醒，有所愧疚，有所感悟。于是，周武王放下征服者的架子，亲自拜访殷商遗臣箕子，向他咨询治国安邦之道；他们的对话，《尚书•洪范九畴》做了详细的记载。遗憾的是，周武王访问箕子之后，不久就与世长辞了。假如他多活十几年，或许能吸取殷商的执政理念，即便改朝换代了，也不过换汤不换药。武王之后，他的年幼儿子成王即位，他的弟弟周公摄政掌权。周公另起炉灶，不仅换了汤，而且换了药，这味药就是倍受儒家推崇的礼乐制度。日后三千年的历史证实，这味药似乎包含太多反人性的毒素，容易导致衰弱愚昧，不利于国富民强。
有一种历史观认为，所有朝代的更迭都是历史的必然或人民的选择，新朝换旧新总是一种进步。实际上，很多朝代或政权的更迭，只是政治和军事博弈的结果，偶然性因素有时也起决定性作用，未必都是历史的必然或人民的选择，很多时候还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毫无疑问，人类的历史进程总体上是趋向于文明进步的，但过程却是缓慢和波动的。尤其在冷兵器时代，武力强悍的游牧民族往往征服文化发达的农耕民族，这样的改朝换代很难说是一种进步。历史上，斯巴达人征服雅典人，蒙古人征服欧亚大陆，还有华夏民族多次被北方游牧民族征服，都是野蛮对文明的侵犯，能够简单地认为也是历史的进步么？！
回过头来看，西周对殷商的征服，其实是权谋和暴力的胜利，也难说是历史的进步，更不能说是人民的选择。如果殷商人民的选择，那么他们何以不满周人的统治而“作乱”？耐人寻味的是，周公的两个弟弟管叔、蔡叔原是被安排去监管纣王之子武庚及其臣民的，可是他们却站在武庚和殷民一边，也参与了“作乱”活动。管叔、管叔何以倒向武庚？究竟是不是被武庚策反，史书并未做出说明，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性，就是他俩被殷商文明感化，认为殷商文明更先进更合乎人性。不过，任何文明在暴力面前总是苍白的，这次“作乱”硬是让周公亲自带兵摆平了。
试想，假如殷商国运长久或其文明得到传承，也许中国历史会朝另一个方向发展，中华文明可能远远走在世界的前例。自由平等、尊重个性、市场经济、联合自治等富有普世和和永恒的价值观念恐怕不是西方人的专利，也可能在东方最先率先孕育和发展。不过，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事实是周家打败了殷商，改变了历史的走向。殷商文化被格式化了，周王朝为中华文化重新打了底色，为后世帝王创造了礼治模式，奠定了底蕴深厚的中国特色和国情。
站在历史和人性的角度，我们完全有理由赞美伯夷和叔齐，他们的不合作精神确实可歌可泣。可以说，人类有两种精神最宝贵，一种是合作精神，另一种是不合作精神。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我们需要合作，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同样，为了人类的进步和文明，也需要我们的不合作，对于不合理或邪恶的事物给予否定，即便无法改变现实，也要做出积极或消极的抗争。相对而言，后一种精神更需要睿智和勇气，也更加弥足珍贵。伯夷、叔齐并非刻意特立独行，他们的不合作是人类精神应有的一部分。
伯夷、叔齐，魂兮归来！魂兮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