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问题的来龙去脉
《不腐败才要亡党？——地方官员腐败与地方治理危机》一文发表后，国洪新先生问道：“上层”与“下层”之间的利益取向是否一致？卡先生也评论说：地方官员与“最高官僚的处境是不一样的，对于最高官僚政绩也不是重要动力了，因为没有升迁空间了，贪腐也不是主要动力了，年龄，子女都不存在有必要继续贪腐的问题了。一般来说，人之将亡，其言也善，对于政治生命来说，也是如此。难道他们就没有什么超越一点的政治抱负吗？既然他们很清楚下层的普遍贪腐问题，而且也知道这是体制的问题，那么他们为什么就没有改变这个体制的勇气和责任感，而甘于做一个体制的看守者呢？事实上他们最有能力改变这个国家制度。……这个权力的风暴眼，对于中国人，始终是一个谜团啊。难道他们处于那个至高的位置，都成为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就是要一心一意地富国强兵，以此作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全部内涵？哪怕以可以腐败作为必要的恶，实现这个这个民族主义的追求？”
两位先生提出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中下层官员与上层官员的“行为模式”的差别。我在前文提到：“忠诚、政绩、廉洁”是当代中国地方官员的“行为模式”，地方官员有“升迁型”和“物质型”（升官发财）两种形态。可在上层官员那里，升迁和物质的确已经差不多到头了，卡先生说的“政治抱负”、“责任感”、“民族主义”、“富国强兵”和“民族复兴”等等，就的确成为更加重要的目标。那么，上层官员的具体“行为模式”到底会是什么样？
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党中央在想什么”的确“只能猜测”。但是，现代经济学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偏好显示”，研究者确实可以通过“说了什么和做了什么”去分析“想了什么”，因为，就象消费者的消费偏好，最终必将通过消费选择显示出来那样，最高领导的思想偏好，最终必将通过政治抉择显示出来。如此，动态的政治抉择分析，就能近似地反映真正的思想偏好及其变化。
对中共高层的学术分析，我不得不提当代美国最突出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和李成（Cheng Li）。沈大伟2008年出版的《中共的垂危与调适》一书，是研究中国政治的一本别开生面的著作；李成2008年主编的《变化中的中国政治版图》及其对中共高层领导的其他研究也很有权威性。他们的研究，一方面扭转了西方的中国研究“对小问题知道得越来越多，对大问题知道得越来越少”的偏向，另一方面又提供了一个对中共高层进行实证分析的典范。
不过，他们的不足之处，一是延续了中国研究里“中层次的理论概括有余，高层次的理论建构不足”的风气（其结果是失落在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多因素分析中），二是延续了传统研究里“实证不够冷酷，规范干扰分析”的偏向（其结果是间歇性的规范冲动）。加上中国国内这方面的研究仍是个禁区，中共高层的“行为模式”研究就几乎还是个空白。套用林彪的话说：国外的说不好，国内的不好说。
2，党权最大化
实际上，“忠诚、政绩、廉洁”这个地方官员的“行为模式”，可以成为最高领导“行为模式”的参照点。毫无疑问的是，在政权的归属感上，最高领导要比地方官员突出得多；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后的“梯队接班制度”也为最高领导的责任感奠定了制度基础。由此出发，我认为，“党权最大化”是中共高层领导最重要的行为目标。当然，“党权最大化”不是我的主张，也不是我的愿望，它只是我观察到的现实；我这里的任务不是支持或者反对“党权最大化”，我的任务是把中共最高领导的“行为模式”和制度背景描述清楚。所以，大家不要期待我说党中央好，也不要期待我说党中央坏，大家只能期待我说出党中央政治运作的实质特征。
2011年6月20日，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全国党建研究会举办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党建研讨会”上，习近平发表了题为“中国共产党90年来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的与时俱进及历史启示”的讲话（《学习时报》，2011-6-27）。如果细读该文，你会发现，其要点可以归结为九个字：“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
“一脉相承”就是继续“党权最大化”，“与时俱进”就是改善“党权最大化”；继续也好、改善也好，“党权最大化”不会变。改革前后的差别只在于，这个最大化已经从偏向于范围和程度的权力最大化，转变和收缩为偏向于控制效率的权力最大化。这个转向非常符合权力的真谛：掌权不是为了把自己累死，而是为了把权用到实处，从而实现持续掌权。
可是，中共的最高领导有没有可能萌发别的政治抱负？在“民族主义”和“富国强兵”之余，有没有可能出现任何“改变这个体制”的苗头？如果从某种愿望出发，这种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可如果从纯粹的“冷酷实证”出发，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存在。这里的关键之处是：中共高层会不会出现戈尔巴乔夫或李登辉并不是问题的要害；问题的要害是，出现戈尔巴乔夫或李登辉的那种制度土壤，是否依然存在于当代的中国政治中？
“党权最大化”指的不仅是党对国家政权的独立控制，而且也是中央对党的领导权的独立控制，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从体制上看，全国党代会是党的“名义权力机构”，可党的“实际权力机构”甚至不是中央委员会，也不是中央政治局，而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常委）。中央书记处是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办事机构，总书记是最高领导，但在“后邓时代”，中常委的集体领导格局已经形成。中常委新老双层制、首脑限任制、条块代表制、军委主席制等等，都是中共集体领导性质的“梯队接班制度”的具体表现。
在这些接近于众所周知的事实里，一种制度主义的解读是：这种新的制度安排，在中共高层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集体相互问责机制”，个人崇拜和党权私人化的制度基础已经不复存在。所以，本文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中共高层的“集体相互问责机制”，使得出现戈尔巴乔夫的那种制度土壤已经完全消失。
按照这种制度主义的观点，传统的个人集权模式，本质上其实是一种非常脆弱的制度模式，它只能以终身专权、政变、自我瓦解、暴力下台、个人专权延续等方式告终。而在中共高层的“集体相互问责机制”里，一般意义上（如古典贵族制里）的集体领导不是要点，现代政党基础上有效的相互问责才是要点。古典寡头制与现代政党的区别，类似于合伙制公司与现代股份公司的区别，其本质是实体延续性和持久性的区别；另一方面，相互问责的含义则可以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理解。
在“博弈论”里，中共的“中常委限任新体制”是一种典型的“小规模重复博弈”模式，其突出特点是信息的高度对称，以及由此导致的“偏好显示”在小集团内部的高度真实。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拿“小规模重复博弈”与“大规模一次博弈”的情形作对比，通俗点说，“旅游景点的卖货小摊”就是“大规模一次博弈”的典型例子。在这种小摊上，买卖之间的博弈接近于“就这一次”，单个买主也肯定是无数个买主之一，面对如此大规模顾客的一次性交易，卖主便产生了欺骗和隐瞒等等“一次性宰割”的机会主义动机和行为，而这些在“小规模重复博弈”的情形下不仅会完全消失，而且相反还会出现“肝胆相照”的动机和行为，因为“小规模重复博弈”，本质上是一种“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互利的自我强化。
我把“小规模重复博弈”的结构导致的动机和行为称作“同舟效应”，它是一种同进退、共荣辱的同舟共济现象。正是在这种博弈结构中，任何异端思想和行为都会被消灭在萌芽状态中，而且是一种信息高度对称状态下自我抑制型的互惠消灭。所以，中常委新体制决不可能出现“戈尔巴乔夫现象”。别忘了，苏共的“戈尔巴乔夫现象”是在个人专权终身制的制度环境下出现的，限任一党制改变了所有行为预期。
考虑到有数千年历史的“一山不容二虎”的中国政治文化，我甚至进一步认为，超过半数中常委的“集体戈尔巴乔夫现象”也不会发生。当然，事情可能总有例外，任何历史哲学都不能忽略历史偶然性，所以，老老实实的科学态度是承认，“集体戈尔巴乔夫现象”的概率不会是零。但是，我只是在尊重历史偶然性的意义上承认这一点。
总之，“党权最大化”既是中共高层领袖的个人行为目标，也是他们的集体行为目标。
3，“鼓动忠诚”与“注重政绩”
高层领袖的“党权最大化”行为，意味着他们的行为目标已经从物质和升迁转向了更加精神化性质的声望和意志，即荣誉声望和权力意志。在这个层面上，“党权最大化”行为也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忠诚”，是对党权的忠诚，或通常所说的“对党的革命事业的忠诚”。很简单，党权如果不存在，革命事业便无从论起，所以革命事业首先是党权的巩固。
与中下层官员不同的是，高层领袖的忠诚更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所以，高层领袖的忠诚不再仅仅是忠诚本身，而是推进到了忠诚的激励和换发，从而力图使更多的人忠诚于党权。如此，“鼓动忠诚”便成了“党权最大化”之后高层领袖的第二个行为特征。“鼓动忠诚”里的忠诚，是非常具体的对组织体制、领导关系、信仰观念的忠诚。鼓动忠诚最方便有效的手段，是意识形态的灌输和实际权力的赋予。此外，通过奖励和惩罚来“维忠”，与通过奖励和惩罚来“维稳”同出一理，并都以“党指挥枪”为坚强后盾。
改革开放前，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叫做“宁犯思想错误，勿犯组织错误”。以前的思想错误也就是“革命还是生产”的问题，现在不同了，现在的思想错误是“一党还是多党”的问题，所以，老话不再适用了，现在“思想错误就是组织错误，组织错误也是思想错误”。思想错误的例子如赵紫阳，组织错误的例子如陈良宇。陈良宇的问题，表面上是贪污腐败，实质上是权力意志的对抗，是典型的组织错误，是“不忠”行为。只有严惩思想错误和组织错误的“不忠”，“党权最大化”才能实现，这就是“维忠”与“维稳”同样重要的原因，也是“维忠费用”要超过“维稳费用”的原因。许多人只看到“维稳”，其实“维忠”才是中国政治行为的本质。
这里，意识形态的作用再怎么夸大也不过分。习近平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九个字，生动地道出了中共意识形态的全部秘密，即中共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一脉相承”是打江山和指导思想的合法性，“与时俱进”则是坐江山和观念更新的合法性。微妙之处就在于，中共的政治合法性特别强调大众的政治支持，而在一个“实利主义”和“现世主义”文化极其浓厚的中国，这种合法性就是当下的“绩效合法性”以及对美好未来的不刨根问底。在这个意义上，不管共产意识形态对人类现状和未来的分析是否符合逻辑，它仍将能够保持强大的政治凝聚力和纪律约束力，决不是一般所认为的其作用已经“丧失殆尽”。
意识形态的本质不是正确，而是有能力使人们认为它正确（如果你经常去教堂，你是否纳闷过：布道者怎么老能有东西讲？这里的秘密当然也是那九个字）；更加微妙的是，在这种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中，“绩效合法性”遮掩了“强权合法性”的面目；毕竟，对大众来说，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利益才是真的。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国人读不懂《资本论》中的科学社会主义逻辑（见我写的《马克思的八个逻辑矛盾》一文），不懂就好办了，都那么容易懂还怎么搞意识形态？政治合法性所要抓住的就是下里巴人的愿望，绝不是阳春白雪的逻辑。
对“绩效合法性”的强调，引出了中共高层领袖的第三个行为特征：注重政绩。对内而言，注重政绩就是把经济、就业和福利都搞上去；对外而言，注重政绩就是把国家尊严和民族的面子都搞上去。平等与效率的矛盾，公平与腐败的对抗，经济扩张与和平发展的冲突，方方面面都会面临各种两难抉择。但中国最近30多年的经济发展，确实使中共的“绩效合法性”得到了加强。
然而，中央政绩同地方政绩一样，存在着重“项目发展”和“政策发展”、轻“社会发展”、“制度发展”和“文化发展”的倾向。中央把社会文化发展的任务都下放给地方，地方由于经济发展的压力，也无法解决社会文化发展的大部分目标；中央在自身的制度发展的同时，对地方政治制度仍鲜有大的变动。结果，在国家建设与政权建设日益巩固的同时，中国的市场建设和精神建设仍大有缺陷，涉及社会道德的行为文化问题尤为严重。
总结起来，“党权最大化、鼓动忠诚、注重政绩”是中共高层领袖的行为模式。在地方中下层官员那里，行为模式是一种偏向被动的“行为约束模式”；而在高层领袖这里，行为模式是一种偏向主动的“行为责任模式”，是一种高层的“相互问责”导致的自我约束模式。只是，在这两套行为模式的盲点地带，泛滥着一种道德信仰危机，这是一种党政官民都以生存压发展的“存在主义危机”。
4，党中央存在“不同的声音”吗？
中国内外经常有人猜测，说中央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这种猜测表面上确实很有道理，例如，温家宝时不时地会大谈民主和自由，承诺“未来中国将充分实现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在另一方面，吴邦国明确地提出“五不搞”，坚决“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胡锦涛则对党员干部提出了“六个决不允许”，要求“决不允许在群众中散布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意见，决不允许公开发表同中央的决定相违背的言论，决不允许对中央的决策部署阳奉阴违，决不允许以任何形式泄露党和国家的秘密，决不允许传播政治谣言，决不允许参与各种非法组织和非法活动”。
这真的是“不同的声音”吗？是，这确实是由愿望导致的幻觉，但却根本不是什么“不同的声音”。中常委里存在不同的个性和思想倾向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不同决不是什么“声音的不同”，它只是职责分工所要求的“话语侧重的不同”。更明确的说，在日理万机的总理位置上，符合逻辑的话语侧重就应该是“亲民型”的；在立法虚职的委员长位置上，符合逻辑的话语侧重就可以是“决不型”的；而在统揽全局的总书记位置上，符合逻辑的话语侧重就必须是“整合型”的。
在我看来，这不仅是“相同的声音”，而且还是有默契的协调行为，是并不需要什么高超智慧的“唱黑白脸现象”。道理很简单，上文所述的中常委“集体相互问责机制”所产生的“同舟效应”，客观上要求分工协调、异中显同。更直截了当地说，“不同声音假象”的秘密，来自于“党权最大化、鼓动忠诚、注重政绩”与“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规范指向，这个规范指向归结起来就四个字：“一党民主”。
“亲民型”的总理谈“民主”，“决不型”的委员长和“整合型”的总书记说“一党”，这两者之间谁也不妨碍谁、谁也不耽误谁。其中的奥妙当然来自“民主”两字，因为说“民主”者可以意指“法治普选”、“一党民主”，而听“民主”者则完全可能心欢情迷、浮想联翩，从而根本分不清“一党民主”和“多党民主”的本质区别。
我们根本无法怀疑总理温家宝的情真意切，毕竟一党法治之下的普选也已经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目标了；可“真正的民主离不开自由，真正的自由离不开经济和政治权利的保障”的高调，到底也只是“一非实际承诺、二不负制度责任”的空话。与此同时，我们也根本无法怀疑吴邦国和胡锦涛的坚定立场，因为温家宝信誓旦旦中的“太阳光辉”，完全没有脱离“一党民主”的规范指向。
结论很清楚，中常委里谁都不是谁的“阻力”，“同舟效应”与“唱黑白脸”毫无矛盾，党中央想的都是同一个“党权最大化、鼓动忠诚、注重政绩”。
这是“热闹”与“门道”的区别，这自然也是“冷酷实证”与“规范冲动”对同一个现实会有不同解读的原因。关键是要避免“移情”，“你想什么”和“他们想什么”不是一回事。顺便指出，“重庆模式”是一种中央大员下放地方的治理模式，没有普遍意义，但可能随“下放制度”而被重复；其要点是高层行为中的“鼓动忠诚”被“唱红打黑、反腐除恶”般地广为运用，其妙处在于它竟然颇有效果。只有看到高层领导与地方官员行为模式的交叉处，才能理解“重庆模式”的“人走政息”本质（上面这段话写于“重庆模式”崩溃前的2011年）。
5，结语：中国的华盛顿？
回到本文一开始的问题，当卡先生说“难道他们就没有什么超越一点的政治抱负吗？”其的言下之意是：中国怎么就出不来一个华盛顿？
俞正声2011年6月20日在上海交大上党课时，实际上已经从一个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俞正声说：有人问，我们现在的很多问题根本解决要靠多党制，多党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吗？看台湾就可以想到，中国大陆复杂情况远比台湾多得多，中国大陆要是多党，可能就会把中国大陆变成了政客权谋的竞技场，个人野心的博弈机和民族分裂的样板田。如果陷入政客权谋斗争，那谁去管经济的发展？谁去解决重大的民生问题啊？然后再加上各省之间互相斗，这个国家还有未来吗？那不回到了北洋军阀的时代了吗？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了必须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党来统筹处理各种社会矛盾。
人们尽可以争论这些认识是不是“借口”、是对是错，但无可争论的是，俞正声的认识，确实代表了中共高层真实的普遍认识。事实如此，好坏另说，对错另议。结论很清楚，无论人们的愿望是什么，在中共高层，制度决定了出不了戈尔巴乔夫，文化决定了出不了华盛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