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层层分析，我们可以确定地说，自由民主是中国未来的出路，是人类经过几千年发展所证明出来的最好制度。可是，又有一个问题，自由民主体制建立后，怎样去保证它不会被一些别用心者窃取呢？怎样让很多早已习惯于专制环境的人们去适应自由民主所带来的现代生活呢？
从长期看，建立好了一个完善的自由民主体制，对于人类目前可以预料到的所有问题，都会逐步得到解决。可是这又有一个问题，制度从来都不会真正完善，就算目前被视为最完善的制度，也会因为各种难以预料的问题暴露其缺陷，因为制度不仅都是人制定的，而且还要靠人去践行。例如，放眼整个世界，美国的自由民主体制不得不说是世界的一个典范，可是却在上个世纪出现了震撼世界的麦卡锡主义，给美国人民带来了不小的噩梦。可见，在推行的自由民主体制的过程中，我们还必须要从精神层面去做好两件事，以促进自由民主社会健康成长。
第一件事，我们要重建价值观体系。一方面，在寻找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的过程中，着重对过去所有的理论体系进行价值评估，使其更好地与现代文明相结合。传统文化虽然有很多缺陷，但是这些文化却是我们这个民族走向现代文明的根源。作为后人的我们是无法否认这一点的，因此，我们应该继承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形成具有东方特色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体系，只不过这一体系的核心与基础必须是自由民主。换句话说，我们既要努力去形成一个普遍崇尚自由民主精神的社会，也要发挥传统文化在私人领域、道德领域的调节作用。在过去，诸如"仁义礼智信"等等这些本来听起来感觉很好的价值观，却由于都建立在专制主义的基础之上，故常常沦为了一个巨大虚伪的幌子，成为害人的工具，可是如果把这些抽象的伦理主张用在自由民主体制的基础之上，对于社会的和谐发展一定非常有效。例如，虽然我们主张人们都应该积极去维护自己的各种权益，但是却讨厌人们整天为了一些小事大动干戈，此时完全可以让传统文化中的谦让、平实、宽容这些优秀成分来调和一些不必要的纠纷，以达到社会更加和谐的目的。另一方面，我们要引导广大人民去树立这种价值观，只是这个过程中必须遵守平等、自愿精神，以此来解决一些人在面临自由民主社会所产生的各种不适感觉。一个社会在转型的初期，价值观之间的碰撞、交融，总是难免会产生一些问题，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不适导致的。这种不适的感觉，就好比一个长久生活在中国的人，突然某一天来到美国生活时所产生的种种别扭一样。这样的例子，在世界历史上不胜枚举，日本当年在明治维新时，就产生了现代西方文明与旧有文化传统之间的激烈碰撞，以至于号称"东洋俾斯麦"的第一政客大久保利通都被人刺杀了。
目前中国的基础教育都是一种高压式教育，很多学生早已习惯了按老照师得教导来行事，缺乏自主意识，难以独立生存。等来到大学后，突然面临着一个相对比较自由的地方，学习、生活主要靠自己来安排，往往在这个时候，不少学生会感觉很迷茫，不知道该如何去适应这种需要自己独立安排的生活方式。堂堂一个生活在21世纪的大学生尚且如此，更不要说那些经历了几千年专制主义压迫的国人，肯定有不少人都缺乏自主意识，自然会在自由民主体制下感觉到茫然，甚至很有可能会阻碍自由民主体制的完善。然而，哪怕有人广而告之地去阻拦自由民主体制，只要对方没有付诸于暴力，我们就更不能用暴力去解决这一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自由民主体制下，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手段自然是保持一颗宽容的心（民主社会的建立特别需要公众的宽容精神，连一生奉行自由主义的胡适先生晚年都说过"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奉行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一方面必须真正践行法治，哪怕对待敌对分子也要保障他们的基本人身权利，另一方面，对于不同的价值观持有者，完全可以站在公平竞争的舞台上通过辩论手段来相互说服对方。要知道，我们所坚守的自由民主体制是不怕时间来检验的，更不怕和那些阻碍这一体制的分子进行辩论，因此一般情况下不能动用暴力手段来对待那些分子，否则就跟所有那些专制体制没什么两样了。此外，那些对于自由民主社会感到无所适从的人们，需要我们多多关心，帮助其早日适应新社会，这就好比要多加关心大学新生一样道理。在关心的过程中，多帮助他们分析不适的症结所在，告诉他们自由民主社会崇尚个人奋斗精神与契约精神，鼓励他们积极维护自己的权益，学会享受独立生活所带来的种种好处。
重建价值观体系还必须致力于改变目前中国这种普遍性道德滑坡的社会事实。常常可以见到一些反映当代中国人道德滑坡的报道，也总是可以读到一些批评这种社会现象的评论。可是，在读完之后，感觉很多文章要么只是一味地批评贫富悬殊，要么就只知道批评普通民众，却都没有指出问题的要害。其实一个社会的道德进步，主要不是怕贫富悬殊(前提是差距不能过于大)，而是怕普通人没有可以改变自身命运的公平渠道。美国的贫富悬殊明显大于中国，可是人家的道德素质不仅不必中国人低，而且还普遍高于中国人。诚然，普通民众都有一种从众心理，会跟随眼前的社会现实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以降低生活成本。可是，导致普遍性道德滑坡的责任主要不在于普通民众，因为大多数人都只不过是按照政府所规定的方式去行事而已。究其责任，主要是在于政府官员的违法乱纪，而这又是由于政治体制所导致的。试想下，当一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得不到很好的体现，权力金钱左右了大多数事物的时候，如何能保证普通人的道德素养不在这样的现实下滑坡呢？然而，常常见到把主要责任都推给普通民众的报道，这让我想起了一句中国的古话--自己一身红毛，却说别人是小鬼。
世界上最稳定、文明的国家，无不是那些政府廉洁公正的国家，而这些国家恰恰都是民主法治体制。既然目前我们已经找出了普遍性道德滑坡事实，也推行了自由民主体制，于是从价值观领域去重申那些道德理想就显得十分重要，毕竟自由民主体制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一个公民素质普遍偏高的社会，两者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
同时，在重建的价值观体系中，笔者在此想提到自我价值这一部分。进入文明社会的人类历史，可以看作是一部人类追求自由、独立、平等的历史。自由民主体制的建立，正是对这种历史的一种最有力的回应，代表了几千年来无数仁人志士心中的梦想。自由民主体制，可以保障人们有尊严的活着，能够最大限度的享受着种种自由平等权利，刚好给了人们实现自我价值的基础。当然，由于人性本身的缺陷，人们不可能获得绝对的自由，不可能过着毫无组织的生活，必须得接受法律、道德的约束。在自由民主体制下，这种约束应该达到社会正常允许的最小限度内，尽可能给人们最大自由。因此，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在遵守基本法律与道德的前提下，鼓励人们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下去。
价值观体系虽然必须得体现自由民主精神，但并不代表这一体系是牢固不变的。相反，关于什么价值观体系才是最适合人类一直都没有统一的答案，这就使得价值观体系会一直处于变化当中，只不过变化的幅度会逐渐变小，以达到各种美好理想的平衡。例如，在早期，西方社会有各种政治哲学学派之间激烈的争论，可是发展到了今天，学术派别之间的差距已经很小了。不管是什么价值观体系，只有在自由民主的环境下，这一价值观体系才会避免各种极端，才会得到最好的完善，才会给人类带来最大的幸福。
第二件事，培养社会成员独立思考能力，使其能够理性地看待社会问题。大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曾写了一本书，叫做《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书中向我们描述了一个普通人是如何由于没有独立思考能力而成为了纳粹刽子手。该书有这样一句话："做出恶举的人并不需要是什么大奸大恶之徒，哪怕是平日里连一只蚊子都不忍心驱赶的普通人，只要他身在群体中，成为运转机器的一员，就很容易因为选择'服从'，而做出连他自己都难以想象的事。"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实在太多，在专制主义下，人们很多都失去了独立思考能力，无法辩驳是非，就像纳粹党徒一样，只知道按照当时的法律和领袖意志行事。文革时的中国正是这样，大量的红卫兵犯下了后人难以想象的罪恶，却还自以为是符合正义的。记得以前沙皇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曾对莫斯科总督说过这样一句话："当我们的农民受教育的日子到来时，你我的地位就保不住了。"此话十分有道理，一个国家的社会成员的文化素质越高，独立思考能力自然越强，也就更容易辨别是非，从而可以推动一个社会更加趋于文明、健康。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教育，都是一种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专制主义教育，奉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到了近代，国民政府与中共，又先后推行了党化教育，企图控制人们的思想，既阻碍了整个民族文化水平的更进一步提高，又摧残了国人的独立思考能力。在这样教育环境成长起来的国人，十分需要在一些具有独立自由精神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正确引导下，逐渐培养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
除此之外，有了独立思考能力，可以避免激进主义。在西方国家，常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激进言论和运动，或许这些参与者的内心出发点是善良的，但是却总是容易给社会的健康发展带来不小的破坏。人类有各种美好的价值观，包括自由、平等、正义、繁荣、文明等等这些价值理想，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去实现。自由民主社会虽然最有利于这些价值观的实现，但是自由民主体制本身也是一个缓慢成长的过程，顶多在建立初期可以通过暴力革命手段，可是一旦这种体制确立下来后，再进一步变革则必须通过建立在理性、宽容基础之上的和平方式。社会成员有了较好的独立思考能力，可以更加理性的看待各种社会问题，从而可以尽量避免人们为了实现一些美好的价值理想而走向极端，误入歧途。
社会民众中的大多数人，容易在看待社会问题时从眼前利益出发或者走向极端，而民主社会必须尊重多数人的意愿，从而不仅可能会破坏少数人的权益，而且还容易导致一个社会走向末路。关于这一点，生活在19世纪的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就将其称作为民主社会的"多数人暴政"。今天的民主社会，在政治体制上虽早已解决了这个问题，可是由于民众的独立思考能力不足，故还时不时会产生故意讨好多数人的做法。在今天美国文化界，很多人都在大肆宣传所谓的"政治正确"，即主张文学奖要多选女性，多选少数民族族裔，多选非西方内容。表面上看起来，这种做法似乎很合理，因为人家照顾到了弱势群体。可是，在美国，这些群体已经取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倘若再在奖项上过多倾向于他们，实际上这种做法不利于文学的进步，降低了文学作品的含金量。例如，2004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入围作品都是一些女性作家的处女作，最后得奖的是莉莉·塔克的《来自巴拉圭的消息》，"政治正确"色彩太浓。不仅如此，在很多方面，目前西方国家时不时都会出现为了讨好多数人而出现一些让我们匪夷所思的事情。例如，2001年上任的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曾在一次关于女性科技工作者的讨论会上，针对美国大学女性理工教授人数较少问题，提出了这样一条原因，即男女读理工科表现不同或许跟基因有关。为了论证这条原因，萨默斯校长还列举了心理学和神经医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以进行科学说明。可是，很多女权主义者都一致强烈批判萨默斯校长的观点，不仅不去想想自己的批判是否有科学依据，而且还不断将萨默斯校长"上纲上线"，以至于把一个学术问题弄成为了一个政治问题。对此，一位支持萨默斯校长的哈佛法律教授与一位黑人女校长展开了辩论。教授说："不能理性地讨论萨默斯提出的问题，这是麦卡锡主义的新形式。"女校长立即回应："认为才能由基因决定，这是和希特勒的法西斯思想连在一起的。"单从这次辩论，就可以看出，人们总是陷入一种非理性的狂热，本来一个学术问题竟然弄成这样，难免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后来，在女权主义者的强大压力下，萨默斯校长不得不在全体教授会议上作一个诚恳的检讨，并保证今后一定要作出更大努力来招募女性教授。保障弱势群体利益是自由民主体制的一大使命，可是却没有道理过分追求这一目标，以至于干涉学术和言论自由。此时，独立思考能力就显得特别重要，整个社会独立思考能力的进步，对于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作用实在很大。
当然，以上仅仅是笔者的一家之言，具体自由民主社会需要从那些方面去做好精神层面工作，需要学者们积极的探索。不管如何去做，都离不开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需要人们具有更多的现代公民意识，唯此一个健康的自由民主社会才会离我们更近。
一个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的古国，一个拥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和十三多亿人口的大国，一旦走上了自由民主道路，不仅对于自己的历史是一件可歌可泣的巨大事件，更最有利于自己的人民过上富裕、文明、幸福、平等、自由的生活，同时，对于整个世界来说，也是一件可以载于人类史册的大喜事。行为至此，最后让我们一起为中国祈福吧，祝愿它在日后成为人人幸福的乐土！
写于2011年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