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恶有恶报——北京市委被打成黑帮
自从六四年、六五年报纸上陆续出现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批判鬼戏“李慧娘”，发表毛泽东的谈话“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专了我们的政”、“警惕那些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到批判“海瑞罢官”，我预感到一场新的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恐怕又要开始了。我还断言这一次恐怕不单纯象五七年那样，矛头主要指向党外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因为“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不可能是指党外人士。这次不仅党外知识分子，恐怕共产党的上层也要有人遭殃了。更早一点，一九六三年我曾经在“黑龙江日报”上看到一则报道“刘主席视察伊春特区”，林区工人高喊“毛主席万岁！”、“刘主席万岁！”并在头版上附有毛、刘二人并排着一样大的照片。那时我就想，毛、刘之间恐怕早晚要出问题，因为党内规定只能喊毛一人“万岁”，而现在出现了两个“万岁”，那怎么能行呢？！在封建社会如果出现两个“万岁”，那就非天下大乱不可。那时中国社会实际上是一种封建式的社会主义。
运动发展速度之快，的确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六六年的春天，由批判“燕山夜话”开始，首先就挖出来了“三家村”，进而整个北京市委被打成了黑帮。坦白的说，当时我有点幸灾乐祸。因为我对于吴晗在反胡风和反右运动中充当急先锋一直很有反感，对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当年在我们去北京市委请愿时的蛮横态度更是记忆犹新。我想这回也轮到你们了，真是恶有恶报，不过这种情绪我可不敢流露出来，而是每天在日记里用非常隐晦的词句记下我每天读报的感受。当时兴凯湖农场的干部和劳改就业人员的一些孩子跳猴皮劲，一边跳，一边唱：“一根藤上结仨瓜，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四家店，出了三个大坏蛋”。我听了以后感到又好笑，又惊奇，中国的小孩子也会赶政治浪头呵，谁教给她们的呢？
兴凯湖劳改农场直属北京市公安局五处管辖，劳改队的干部也都是北京市公安局派下去的。这些人文化水平都很低，他们对当前的政治形势不可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预测，对整个北京市委被打成黑帮更是大惑不解。有一次出工干活时，我走在后面，就听到韩指导员和王队长谈话：“怎么搞的！怎么整个北京市委都成了黑帮呢？今后听谁的？”他们思想上虽然跟不上形势，但出于他们的职业本能，却对犯人加强了防范。出工时增加了武装人员看押，围墙和大门上都增加了武装人员，收工后不准犯人到院子里去，一律在监舍里“学习”，对象我这样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更是加强了监视。一位晚上值班打更的犯人肖福安，因为六二年时我曾经给他写过申诉材料，对我不错，有一天他对我说：“陈奉孝！最近你可要注意，说话要小心，千万别再顶撞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事少议论，管教让我注意你。”
有一天晚上，韩指导员把我叫到队部去谈话，问我：“陈奉孝！你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法？你对整个北京市委被打倒怎么看？”我知道他们思想上是倾向北京市委的，不过我这次谈话很小心，我怕他们抓我的辫子。我说：“报告韩指导员！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的，至于北京市委为什么被打倒，我不清楚，也许是犯了错误，这是共产党上层的事，我被关在劳改队里，社会上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毛主席不是说过，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吗？”他笑了，说：“你这小子学乖了，你不是整天看报纸吗？你对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有什么看法，应该如实向政府汇报，象你这样的犯人，劳动还是次要的，主要的是要加强思想改造。”我笑了笑，答应一声就没再说话。我明白他们找我谈话的用意，一是想通过我谈看法来验证一下他们自己的判断，二是想从我的谈话中找把柄，我不会轻易上当的。
2.日记事件
监狱、劳改队有一个规律，每到“五.一”、“十.一”、元旦、春节等这些重大节日前的一、两天，都要进行“清监”。所谓“清监”，即等犯人出工后，对犯人的行李进行仔细的检查，检查一下犯人是否藏有凶器、违禁书刊以及写过什么东西（这是重点）。对此我是有所准备的，每到这些重大节日前的一个多礼拜，我就把自己平时写的日记拿到院子里找个地方藏起来，可是这一次在六月底来了个突然袭击，犯人出工后进行了比过去任何一次都仔细的检查。收工回来进监舍一看，整个监舍被翻的乱七八糟，我的一床草褥子被翻到了上面，撕了个大口子，我知道这一下恐怕坏事了。
我被捕前留下的“财产”就是书和一条破线毯子，被捕后，书被没收了，线毯子给了我，我就用这条破线毯子做了一条很厚的乌拉草褥子。在草褥子头上我留了一个小口子，每天晚上我写完了日记后就偷偷塞进褥子里。从六二年到六六年“文革”开始，我差不多天天写。日记的内容除了记录了劳改队里发生的一写事情外，还写了我对中、苏两党分歧的看法、对“九评”文章的个人见解以及对我所读过的一些马、列著作中的某些论点的质疑。“文革”开始后，我重点记录了自己对“文革”的一些看法，其中有北京市委被打倒后我的一些幸灾乐祸的情绪，还有我读“燕山夜话”的一些心得体会。报纸上透露说是陈毅元帅首先对毛主席说“燕山夜话”有毒，其实我读这本书时，也觉得邓拓写的一些历史小故事有借古讽今的意思，我对邓拓的才华非常佩服。
当然我首先就检查我的草褥子，从撕开的口子往里一摸，日记不见了，我知道这下恐怕要大祸临头了。当天夜里我一夜没睡觉，我只能期望但愿他们不能从中发现什么问题。我知道劳改队的干部文化水平有限，我写的日记当中，凡是敏感的地方，我写的特别隐晦，有的地方我就只用每个字的拼音的第一个字母代替，我估计他们看不懂。可是我的估计错了。他们越是看不懂就越是怀疑我写的是“反动内容”。
第二天一早站队出工就把我留下了，也没有对我多说什么就给我戴上手铐，用一辆吉普车把我送到了码头监狱。
码头监狱是整个兴凯湖劳改农场的监狱，也叫“严管队”，凡是被送到这里来的犯人或刑满就业人员，都是因为有“重新犯罪”行为，准备加刑或判刑的。兴凯湖劳改农场每年至少要召开两次公判大会，每次加刑的、枪毙的都有，全是从这里拉出去的。为了让我受“教育”，这样的公判大会，差不多每次都让我参加。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会，看见有那么多人被拉出去枪毙，我心里还有点害怕，参加的次数多了也就无所谓了。
到了码头监狱先给我增加了一付脚镣，然后就把我塞进了小号。我心想，这一次恐怕小命难保了，好在我又没有父母、老婆孩子，孤身一人，无什么牵挂，早死早“托生”。有了这样的思想准备，我也就豁出来了。
两天以后从总场来了一位管教干事（此人是公安干校毕业的，看来有点文化），跟码头监狱的尹指导员一块提审我，要我承认想借“文化大革命”之机翻案，并让我交待我的“阴谋诡计”，特别是我写的那些拼音字的字头是不是“企图组织暴动”的计划等等。我当然不能承认，我承认这是我记下的读书、读报的心得体会，也承认了我对北京市委被打倒，感到幸灾乐祸，因为我估计这一点问题不大，因为北京市委毕竟被打成了黑帮。至于我记的那些拼音字的字头，我就坚持说，时间久了，记不得了。别说那根本不是什么“企图组织暴动的计划”，如果真是的话，说什么我也不能承认。于是他们便让两个打手给我上老虎凳。
对于“老虎凳”这种刑罚，过去我只是从小说里知道，日本宪兵队抓了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上刑时有灌辣椒水、上老虎凳等刑罚，但老虎凳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我可不知道。这回我可知道了。原来上老虎凳就是把你捆在一条长板凳上，胸部捆一道，靠近膝盖的地方再捆一道，然后掀起你的后脚跟垫砖头。人的腿是只能往后弯，不能往前弯的，这时给你垫了砖头以后，就好象把腿往前折断了似的，疼的浑身直冒汗，不一会就昏了过去。听说旧社会在东北抓到了“胡子”（土匪）上刑时，有的垫到三块砖头，腿上的筋都绷断了，仍然咬牙不承认，因为旧社会审犯人时，如果没有口供，是不能判刑的。不管这些家伙的罪行如何，能挺过这样的刑罚可真不简单。这回我也真正懂得了为什么在重刑之下会出现那么多屈死鬼。后来看电影“红灯记”时，我又联想到了这次受刑，我认为叛徒虽然可恨，但也应该分别情况，对于那些主动叛变投敌的叛徒，抓住应该千刀万刮，但对于那些因挺刑不过招了供而成了叛徒的人，的确还有情有可愿之处。王连举最初并不想当叛徒，如果他一开始就想当叛徒的话，就用不着自己打自己一枪了，只不过他这一招没有逃过老奸巨滑的鸠山的眼睛，最后在重刑之下实在挺不了啦，才招了供,当了叛徒。好在我这一次只垫了一块砖就昏了过去，再上刑已没有什么意义了，解开绳子等我苏醒过来以后，两条腿疼的站不起来了，最后他们拖着我重新将我塞进了小号。
塞进小号以后，我用戴着铐子的手按摩自己的膝盖和腿弯处，并试探着弯弯腿，渐渐地觉得恢复过来了，我又扶着墙慢慢的站了起来，知道自己并没有残废。经过这次提审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再也没有提审我。我心里直纳闷，我想可不能就这样拉出去枪毙，我又没招什么供。文革的一些回忆录，描述了文革期间一些惨无人道的刑罚，其实这些刑罚早在五、六十年代的兴凯湖劳改农场就存在。
十一月份的一天，突然把我从小号里放了出来，其他被关在小号里的犯人也放了出来，码头监狱的管教人员还经常有时来，有时不来，只是增加了武装人员看押。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还看见原来的管教干部都戴上了红卫兵袖标，“红卫兵”三个字是一样的，但下面的小字好象还不一样。后来听从总场送来的犯人赵宝成说，兴凯湖劳改农场的干部们也成立了这个战斗队、那个战斗队，自己跟自己打起派性仗来了，还说总场的符政委戴高帽子游了街等等。我明白了，原来他们自己跟自己打起来了，顾不上犯人了，只是交给武装人员严格看押，别发生逃跑、暴动之类的事就行了。其实他们也知道，码头监狱跟农场不一样，犯人整天被锁在监号里，一个也跑不了，也不可能闹起什么事来，又有武装看押，所以他们放心。
进入六七年一月份，“红卫兵”运动发展到了高潮，全国各地、各单位都在夺权，不可一世的各地党委纷纷陷入瘫痪状态，过去他们至高无上的权利被各派“红卫兵”组织夺去，全国乱成一锅粥，兴凯湖农场自然也不例外。这种情况是很危险的，因为兴凯湖农场紧靠苏联，相隔只有一条大约三十米左右宽的苏尔察河，后来发生的珍宝岛战役，就离兴凯湖不远。鉴于六二年发生的新疆伊犁地区事件的教训，公安部决定解散兴凯湖劳改农场。但是一、两万劳改犯和劳教人员以及刑满释放的就业人员怎么安置呢？最后决定交给黑龙江省公安厅负责安置。黑龙江省有许多劳改农场，但任何一个劳改单位要一下子接纳这么多的犯人，这是不可能的。怎么办？最后决定将兴凯湖劳改农场的犯人“化整为零”，分散到黑龙江省的各个劳改农场去，原兴凯湖农场的干部除了少数人随犯人一起调到了黑龙江省的劳改单位外，大部分暂时留守。在犯人调走的同时，兴凯湖农场进驻了兵团，后来知青下放，兴凯湖农场就成了一个比较理想的地方，因为经过犯人十多年的开垦和建设，这里的房屋和农田基本建设已经相当不错了。不过后来听说,下放青年进入后发生过严重的武斗,死了不少人,还听说有的下放青年往苏联跑,被枪毙了。
码头监狱严管队的犯人被调到了黑龙江省北安县（现在叫市）第四十九劳改支队，即长水河劳改农场。押送犯人的干部作完交割后就回去了，就这么一乱哄，我的问题再也没有人继续审问，就这样不了了之了。谢天谢地！我又捡了一条小命。不仅我捡了一条小命，这些被送到码头监狱的犯人，大都是要准备加刑的，这下全幸免了。
一月份是天气最冷的季节。走的那一天兴凯湖正刮着大“湮泡”，气温下降到零下三十八度。为了怕犯人冻死在路上，还算不错，临走每人发了一顶新的狗皮帽子。这样也不行，因为坐的是敞蓬汽车，连一点挡风的东西都没有，犯人就把所有能御寒的东西都用上了。我就干脆解开自己的破行李，拿出破劳改被子把自己包起来。兴凯湖农场离密山县城大约一百华里左右，汽车开了两个多小时，到了密山县城，许多犯人都冻坏了，不少犯人的脸上、手上、脚上都冻起了泡。
我爱人家有一位亲戚，六七年作为下放青年就去了兴凯湖农场。八一年我和我爱人回北京过春节正好遇到他也是回家探亲，因为他与当地一个姑娘结了婚，不能再回北京了。当年下放青年武斗打死人的情况就是他告诉我的。他还告诉我，改革开放后，八0年在兴凯湖安家落户的青年也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制，但是他却因为得了严重的大骨结病，不能下地干活，生活十分艰难，经济上多靠北京的父母救济，他的一个孩子就因为养活不了，一直住在北京的祖父母家，而他本人于八十年代后期，因癌症死在了兴凯湖农场。
现在报纸、电视台上介绍说，兴凯湖已经建成了一个旅游胜地。的确，大兴凯湖边是一片柔软的细沙滩，湖水清澈见底（我在时当年的情况），鱼产丰富，黑油油的肥沃土地，如果好好建设一下，完全可以建成一个北国江南的鱼米之乡，一个难得的夏季避暑胜地。我真想在我有生之年旧地重游一下，沿着过去走过的足迹凭吊一下，这是我的一大心愿。
二00四年五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