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押送经过
我是一九五九年四月六号被押送到兴凯湖农场的，这次一下就押送去了五、六千犯人，有男犯人，也有女犯人，还有一部分劳动教养的（后来谭天荣告诉我，他也是那一次跟我一起押送去的，不过因为他是劳动教养，我是犯人，所以我们始终没有碰过面）。临走时一人发了一身劳改棉衣、一兜子馒头和几个萝卜咸菜。管教干部嘱咐说“这是路上的口粮，要节约着吃，谁要是在路上提前吃光了，就不再发了。”闷罐车里犯人象排麻袋似的挤的满满的，中间放着一个大尿桶，让犯人拉屎撒尿用。每个闷罐车顶上有解放军架着机枪看押，每到一个大站需要加水、倒尿时，车站上都布满了菏枪实弹的解放军。
四、五月份正是黑龙江省东部的连阴天季节，五九年这一年的雨水又特别多，一连下了一个多月的雨，火车到了密山，大雨下个不停，汽车根本走不了，这么多犯人怎么办？车站上有一些破仓库，就把犯人暂时关在这些破仓库里，解放军穿着雨衣日夜持枪把守。我有幸被押到密山剧院里。密山剧院是兴凯湖农场盖的，平时给密山县当电影院、剧院用，当北京押送犯人来时作为临时落脚的地方，面积很大，楼上楼下能容纳两、三千人。为稳定犯人情绪，预防犯人闹事，天天演戏，这倒不错。演戏的是兴凯湖农场的一个犯人京剧团。这个犯人京剧团大有来头。解放初，中国四大名旦之一尚小云先生因干涉他儿子尚长春的婚姻（尚长春因此自杀）曾被判过三年劳改，是他在北京监狱创建了这个犯人京剧团。五七年以前，政府对犯人还比较好，北京的各劳改单位为了活跃犯人的文娱生活，每两个礼拜还演一次电影，过年过节还组织犯人自编自演节目。后来听说梅葆玖先生也曾参与过这个犯人京剧团的创建工作。
劳改队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这里面什么样的人才都有。北京监狱犯人京剧团的水平还是很高的，至少比一些县城的剧团的水平要高的多。兴凯湖犯人京剧团就是由北京监狱京剧团分出去的。在这里困了四天，这倒好，悃了就坐在椅子上睡觉，醒了就看戏，与在闷罐车里相比，简直是进了天堂了。解放军看的非常严，每隔五六米远就有一名解放军持冲锋枪日夜监视，想逃跑比登天还难。
不过在这四天当中也发生了一件大事。原北京监狱的几个犯人想组织逃跑，由于解放军看的太严，他们没敢行动。这几个犯人的刑期都是无期、死缓，只有两个年青的，一个叫闫长河，一个叫赵得亮，刑期是十五年。这件事差一点把我牵连上，如果被牵连上，我早就没命了。赵得亮原是一名中学生，因参加流氓盗窃集团并且是一名小头头，被判刑十五年。在密山剧院他曾几次跑到我跟前来跟我聊天，但却一点也没有向我透露他们想逃跑的问题。这种事情是极其秘密的，他们绝不会向一个他们不十分了解的人透露他们的计划，更不可能随便拉一个不可靠的人加入他们的团伙。他们既然要策划逃跑，当然免不了要来回串动，这一点早已被安排好了的积极靠拢政府的犯人盯上了，汇报了押送犯人的管教干部，可是他们没有付诸行动，干部也没有惊动他们，因为怕惊动其他犯人。要知道，几千犯人集中到一起是很危险的。
在密山呆了四天后，雨停了，把犯人立即押上大卡车向兴凯湖农场进发。每两辆大卡车之间有一辆中吉普，上面有解放军架着机枪看押，车队两边还有骑兵，这种威严的阵势我是第一次经历。如果有哪个犯人企图跳车逃跑，立即击毙。
到了农场后立即把赵得亮他们抓了起来，经审讯破了案。突破口是从一个叫牛连乡的犯人打开的。牛连乡此人大有来头，他是山东济宁人，五十岁左右，从小跟着傅作义将军，当过北京市昌平县的县长和傅作义部队的军法处处长。一九五一年镇反时，他被抓起来跟五百多人一起拉到徐州市北的一个山沟里准备枪毙，可是临行刑前，一辆吉普车飞速赶到刑场，将他押了回去，后改判无期，是傅作义向中共领导求情，救了他一命。此人老奸巨滑，管教先把他找来，大镣子往地下一摔说：“牛连乡！你是一个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你清楚你这条命是怎么留下来的。你们在密山剧院策划的阴谋我们全掌握了，如果你想活，把问题彻底交待清楚，否则后果怎样，你自己也会知道！”这老家伙一五一十全交待了。最后首犯钟殿馨（此人是国民党空降特务）、主犯李学谦、王海洲、刘全忠四人被枪毙了，从犯赵得亮、闫长河被加刑到死缓，牛连乡因为已经是无期，又检举有功，没再加刑。
2.四分场的劳动
到了兴凯湖农场后，我被分到四分场一中队七班（劳改队对犯人的管理完全是采取军事化的办法）。那时兴凯湖农场共有总场、八个分场和一个造纸场共十个单位，另外还有一个码头监狱（也叫“严管队”），是专门关押重新犯罪准备加刑的犯人的地方，编制相当于一个中队。总场是团级，分场是营级，每个分场又分若干中队，中队是连级，中队下面又分若干小队，小队是排级。
我在的四分场有四个中队，每个中队有大约二百到二百五十个左右的犯人，其中一、二、三中队种水田，四中队多半是一些老弱病残，种旱田和菜园。犯人住的房子是从地表面挖下一米深左右，上面再用土坯垒高一米左右，顶上搭上木杆子，铺上草，抹上泥，因为是硷土，下雨一般不漏。监舍里有对面两盘大土炕，每个监舍住七、八十个犯人。早、晚出工到地里干活都要站队点名。劳动是安班分配任务，班长都是一些身强力壮的刑事犯，实际就是牢头，专门负责在地里监督本班犯人的劳动。班里领到任务后再分到每个犯人，如果整个班完不成任务，班长要受批评，如果长年都能超额完成任务，班长首先要受到奖励，有的给予减刑。这样一来，有哪个犯人干活不卖力，完不成任务，不用干部说话，犯人班长就对你不客气，回去以后还要开你的批斗会。有哪个犯人如果长年完不成任务，会以“消极怠工、抗拒改造”的罪名被加刑。因此到了劳改队后，首先一条，你必须拚命干活，这一关如果你过不了，劳动中拉班里的后腿，不要说会受到加刑处分，犯人这一关你就过不了。知识分子出身的犯人在劳改队里受犯人的欺负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四月下旬，兴凯湖农场进入春播大忙季节，我们这批犯人就是为赶春播，劳动力不够调来的。一个中队二百多犯人种着近一万亩水田，全是人工劳动，其劳动强度可想而知。种水田的第一道工序是打田埂。这里打的田埂可不象我国南方农民打的那种田埂，又窄有矮，只要挡住水就行。这里由于是新开荒的地，地势不平，面积又大，每个池子就有三、五亩地不等，因此田埂打的又宽又高，上面要能走人。打田埂是按土方量计算的，每个人每天的定额是十方。
黑龙江地处我国的最北部，春天白天特别长，早晨三点钟左右太阳就出来了，晚上八点钟左右才落下去。为了抢种抢播，早上三点多钟就下地，晚上七、八点钟才收工，到了播种时，甚至到晚上九点也收不了工。因为过去从来没有参加过体力劳动，打田埂时，我的两只手上都磨起了大血泡，收工回来，腰疼的象断了似的，但十多天以后，就慢慢适应了，“劳动真能改造人呵！”
打完田埂下一步就是水平地。黑龙江的气候，到四月底，地表面已经化开了十到二十公分，下面仍然是冻土，直到六月底才能全部化透，四月底五月初，夜里仍然结冰。早上三点多钟犯人到了水池子里，光脚下去将一层薄冰踩碎，脚一下就踩到了稀泥下面的冻土上，冻的脚疼的受不了，干一小会赶紧就得跳到池埂上让脚暖和暖和再下去，这样来回折腾五六回，脚慢慢适应了（实际是冻麻木了）才能干活。每次跳到田埂上的时间不能太长，因为干部和犯人大组长看到你在池埂上会催你赶快下去。我的脚脖子被冰碴子划的满是小血口子。这样干不行，后来就干脆穿着鞋下去，这样好多了，起码脚不至于直接踩到冻土上了，到中午天暖和了，把鞋脱下来晒一晒，晚上收工时再穿。到中午开饭时，犯人伙房把窝窝头和菜汤送到工地，吃完饭休息一小会，马上起来再干。每一批新调来的犯人，在来农场之前差不多都存在一个幻想，认为到了农场后就能吃饱饭了，也不至于天天被锁在监号里了，到农场一看，一切幻想都破灭了。农场不但依然吃不饱，而且劳动强度之高、劳动时间之长、气候条件之恶劣比在北京监狱及北京附近的劳改单位要坏的多。我的情绪更加低沉，怀疑十五年刑期能否活出去。
3. 在兴凯湖劳改农场第一次被关小号
春播过后到中耕除草，大约有半个月的时间，农活不多，多半是修路、修排水渠等，下午收工比较早，吃过晚饭以后，犯人可以在院子里溜达溜达，下下象棋什么的。这时有几个同中队但不同组的犯人经常来找我聊天，一个是北京铁道学院的蒋明欣，一个是北师大的闫景旭和清华大学的智淼源，这几个人都是由“右派”升级为“现反”的。有人向干部作了汇报。管教干部找我说：“监规纪律规定犯人不许串队、串班组，你知道不知道？”我说：“报告管教!我知道，我没有串队、串班组。”“那你为什么经常和蒋明欣等几个人在一起嘀嘀咕咕？你们打算搞什么名堂？”我说：“又不是我找的他们，是他们来找的我，不过是闲聊天罢了！”他又说：“陈奉孝，我警告你！我们知道你原本就是一个反革命集团的头子，如果你胆敢在劳改期间继续搞什么名堂，绝没有好下场！”本来我的情绪就很低落，一听这话我就火了，我说：“监规上没有规定犯人不许互相聊天呀，国民党监狱里关了那么多共产党员，还允许互相聊天呢，难道共产党的监狱里犯人连聊天都不允许吗？聊聊天就是企图搞什么名堂？”这下把他惹火了，因为过去从来没有哪个犯人敢如此顶撞管教干部的，他下令：“把他关起来！打打他的反动气焰！”于是给我戴上手铐，关进了小号。这是我到兴凯湖农场后第一次，也是入监后的第二次被关小号(第一次是在通州监狱)。实际上这次我和蒋明欣等人都犯了一个大忌，前面我交待过，在犯人当中，“现行反革命”犯，被认为是犯人中的“危险分子”，因为这些人的罪名是“企图颠覆我人民民主政权”，因此是被严格监视的。如果几个“现行反革命”犯经常在一起凑堆子，势必引起管教干部的怀疑。
不过这次被关小号并没有给我施加什么严重的刑罚，只不过戴了付前铐，小号也不是后来几次被关的那种棺材式的小号。这次被关的小号是一间五、六平方米的土屋子，吃的也不是“三两八”，而是每天八两，一共关了二十一天。可能我也算是一个“特殊人物”吧，在这期间分场有一位姓李的副教导员（即分场的副场长）找我谈了一次话，对我进行教育，他说：“陈奉孝！你本来是一名年轻的大学生，人民培养你念了大学是很不容易的，你应该感激才是，而你却犯了严重错误，成了右派反革命，你应该好好反省，吸取教训，好好接受改造，可以争取减刑嘛！你还年轻，初入监改造，不能自暴自弃。在改造期间顶撞干部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你要好好写个检查，早点出去参加大帮的劳动。”
此人看来有点文化，说话态度也比较和善，我也没再讲什么，只答应着就是了。最后我胡乱写了份检查承认自己顶撞了干部，违犯了监规，就把我放出来了。其实我也很清楚，我又没犯什么大错误，他们也没抓着我什么把柄，现在到了中耕除草的大忙季节，将我关着也是白白浪费一个劳动力，所以才决定把我放出来的。
这次关小号认识了一个叫彭大普的孩子，才十九岁，跟我关在一起。他有严重的抽羊角疯病，一天抽好几次，不能下地干活，整天关在这里。一抽起羊角疯来就“朴通”倒在地下，满嘴吐白沫，浑身抽搐。有一次正吃着饭，犯了羊角风，菜汤也撒了，窝窝头也掉在地上了，我给他检起来用水洗了洗，等他醒过来再吃，醒来时他还从地上捡菜叶子吃，太可怜了。我出小号后，不久他就死了。
4. 五八年犯人加刑风潮中的几个案例
拔草这种活听起来似乎是一种轻劳动，实际不然，一天十几个小时泡在水里，弯腰九十度拔草是很累的，腰疼不说，因为头老冲下，许多人的脸都倥肿了。这还是其次，如果干部要找哪个犯人的麻烦，利用拔草这个机会是很容易的。稻田地里稗子草多的不得了，把稻苗都欺住了，当时又是条播，不是插秧，草苗混在一起，稗子草跟稻苗又非常相似，一不小心会把稻苗和草一起拔下来。拔草的要求是每把草最多不许带下三棵稻苗来，如果拔下稻苗多了会以破坏生产论处，轻者挨批评、关小号、记过，重者加刑。在兴凯湖农场各分场年年都有为此而受到加刑处分的。按理说草拔下来应当塞进泥里烂了当肥料，但干部不让，必须将每把草都扔到田埂上，好让干部和犯人组长检查。我干这种活时非常小心，因为我知道管教干部时刻盯着我。
五八年我被判刑的时候，在北京监狱K字楼就知道，那时凡是不服判决上诉的人，百分之九十九都被加了刑，但对劳改队的情况并不了解，现在通过跟一些早来的犯人闲聊才知道，五八年那股加刑风在监狱、劳改队也很厉害。
我举几个例子。
有个叫孔庆海的犯人，此人原是北京朝阳大学的学生（朝阳大学是专门学法律的，国民党时期有一种说法，叫“无朝不成法”，意思是说，法院、检察院如果没有朝阳大学毕业的，你这法院、检察院的牌子就挂不出去。当律师的也必须有朝阳大学的文凭，否则你这律师也当不成。解放后五二年北京各大学进行院系调整，原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朝阳大学都取消了，在朝阳大学的基础上新建了北京政法学院，即现在的北京政法大学）孔庆海在朝阳大学只读了一年，北京就解放了，那年他才十九岁，因为在读大学时他参加过“三青团”，解放后被判刑七年。五七年“大鸣、大放”，犯人虽然无权给共产党提意见，可读过两天书的人有个坏毛病，总爱对时政发表言论。他老兄说了这么一句话：“中国根本没有法，判刑多少完全凭审判员当时的心情而定。”他举了个例子，北京市玄武区法院一位审判员判了一个偷自行车的小偷，因为罪行不大，只判了一年，可是不久这位审判员的自行车也被偷了，他火了，说：“偷到我头上来了，再让我判偷车贼，我非重重判他不可！”果然不出一个月又赶上他判一个偷自行车的，这次他一下就给判了十年。就这么一句话不要紧，他老兄以“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罪名被加刑十年。
五八年“大跃进”，当时有一个口号叫做“争分夺秒，一天等于二十年，十五年超英（国）赶美（国）不困难”。有一个叫张亚介的犯人（刑事犯）说怪话：“争分夺秒，累死拉倒”，结果以“恶毒攻击大跃进”的罪名被加刑五年。
一个叫苏振兴的老犯人（奸污犯，文盲），在唱“社会主义好”这首歌时，他说：“社会主义好是好，就是吃不饱”，结果以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粮食政策”的罪名被加刑七年。
一个叫朱乃康的老犯人，已经六十多岁了，是个被管制的地主分子，北京市宋庄人民公社的。解放前省吃俭用买了二十亩地，解放后被化成了地主。五八年“大跃进”，农业上大搞深翻密植，有的地方翻地一米多深。朱乃康他老先生种了一辈子的地，种地对他来说当然是行家里手，他看着村里人这样翻地，拄着根棍子，一边捣着地，一边说；“你们这是种庄稼吗？你们这是糟蹋这快地！把冷土翻上来，庄稼还能长吗？”这句话不要紧，以地主分子“恶毒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企图破坏农业生产”的罪名被判无期徒刑。
类似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如果让我详细列举的话，凭我现在的记忆，至少可以举出一百个。五七年毛泽东号召人们“大鸣大放”，报纸上出现了不少“右派分子向党发动猖狂进攻的反动言论”，有些在押的劳改犯也借机进行申诉，结果偷鸡不着舍把米，不但没有减刑，到五八年都被加了刑。有些犯人根本没有申诉，也无缘无故被加了刑，原因是在五五年肃反时，这些人作为历史反革命被抓起来以后，判刑判的特别重，五六年实行“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宽松政策，对在押犯进行了甄别，不少人被减了刑，甚至被释放了。可反右后，五八又给减过刑的在押犯重新加了刑，甚至比原判还重。那些被甄别后释放的，也被重新抓了回来，无怪乎人们常说，共产党的政策朝令夕改。
5.被蚊子叮死的王锦泉
八月中旬，水稻已开始拔节扬花，拔草就停止了。从八月中旬到九月中旬这段时间是农闲期。所谓农闲是不会让犯人闲着的，一部分犯人去修导流堤，另一部分犯人在家修场院和田间道路。
这一个多月兴凯湖的蚊子多的叫你难以想象。每个在兴凯湖农场呆过的人，不管是犯人、劳教人员还是干部都知道这一点。在关里，白天蚊子是不出来叮人的，兴凯湖的蚊子可不一样。犯人夏天穿的都是白色囚服，干活时蚊子趴在身上能把白囚服“变成”黑囚服，犯人干活必须把袖口、裤脚扎死，用一块布把脸包起来，光露着眼睛，手因为不停的干活，蚊子落不上，露在外面不要紧。这年八月份我参加了修场院。场院里的杂草长的半人多高，里面的蚊子滚成蛋。用铁锹一铲，蚊子象一窝风一样向你扑来。有一个叫王锦泉的犯人，此人是原绥远省人，是傅作义部队的一个连长，罪名是历史反革命。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和他手下的高级将领董其武等人都作为“功臣”受到了共产党的优待，成了新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部队则全部被整编了，而他的中、下级军官大部分却以“反革命”的罪名在“镇反”、“肃反”运动中被送进了监狱和劳改队，前面写的牛连乡就是一个，王锦泉又是一个，我接触过的傅作义部队这样的下级军官不下十几个。王锦泉经常发牢骚说：“共产党说话不算数”，“傅作义把我们卖了”等等。在修场院时不知为什么他跟带工干部顶起来了，干部下令把他捆起来丢在场院边的沟里，蚊子叮的他一边打滚，一边象杀猪一样的叫。等收工时叫几个犯人把他拖出来，脸上全是血，肿的象个发面馒头，白囚衣也成了红的了，这全是他打滚时压死叮在他身上的蚊子吃的他的血。收工回去，塞进小号，三天后就死了。兴凯湖的蚊子能吃人，没到过这个地方的人可能不相信，可凡是早期到过兴凯湖的人都了解这一情况。那时晚上犯人都把劳改被子里的棉絮抽出来，利用被面和被里做成一个象棺材一样的小蚊帐，钻进里面睡觉，屋地下还用蒿子点起来熏着，就连吃晚饭也要钻进象棺材一样的蚊帐里去吃。
除了蚊子以外，还有两种咬人的东西最可恶，一种是瞎虻，就是叮牲口的牛虻，牲口的皮多么厚，都被这小东西咬出血来，何况人，一叮就是一个小三角口子，直流血。再一种就是“小咬”。小咬这种东西比蚊子小得多，但毒性很大，专门往人的眉毛、头发根里钻，人被他咬以后，肿起来好几天下不去。过去民间有一种顺口溜：“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可兴凯湖的犯人也有一个顺口溜：“兴凯湖有三宝:瞎虻、蚊子和小咬”。
6.第一次与死神握手
修完了场院我参加了打乌拉草。真正的乌拉草并不长在旱地里，而是长在水泡子里的草甸子上，草根连着草根织成一层厚厚的甸子，甸子底下是烂泥塘。用镰刀割下来后，一小把一小把地捆起来，小把连成大把，然后用草搓一根绳子，趟着水拖出来，最后背回去。老弱病残犯人再用木棒子将每把乌拉草砸柔软了，打成乌拉草绳，秋收时发给犯人背稻捆用。冬天犯人也用它垫在棉胶鞋里，的确很保暖，冬天鞋里如果不垫乌拉草，非把脚冻坏了不可。打乌拉草这个活按说不算累，可我差一点送了命。乌拉草甸子是漂在水上的，底下是烂泥塘，在上面每走一步，周围好几米的地方都颤动。我一不小心踩到了一块腐烂了的草甸子上，一条腿陷了下去直到大腿根，拔不上来了，越拔越往下陷，把我吓坏了，我赶紧趴下以减轻压力，同时用手抓住周围的乌拉草大声喊，幸亏组长杨奎离我不远（实际上是管教干部叫他时刻盯着我），赶紧过来把我拉上来了，不然的话，再晚一点我就全陷进去淹死了。
九月二十号前后开始收割水稻。水稻、谷子这类农作物跟小麦不一样，小麦的杆是光滑的，而水稻、谷子的杆上有毛，磨手磨的厉害。头一回割水稻，我一点经验没有，拿镰刀的右手磨起了泡，抓水稻的左手的五个手指头肚都磨流了血，把把稻子都留下了我的血印。有些老犯人告诉我，你抓稻子的方法不对，攥的太死，应当攥活把，后来我学会了，割的还比较快，为此还在黑板报上受过表扬，这是我二十二年劳改生涯中唯一一次受过的表扬，其它时间不是挨整，就是关禁闭、戴铐镣蹲小号了。
收割完了是运输脱谷，运输全靠人背，最远的地方离场院有十多里路，二百人要把近万亩的水稻背到场院，劳动强度之大，可想而知。脱谷的时间更长，从十月下旬一直干到过了元旦，这种活又脏又累，犯人日夜两班倒，每班十二小时。拖拉机发动起来带着十个大脱粒滚子，每个滚子上四个犯人用手拿着一把把稻子在飞速旋转的滚子上脱粒。每个滚子前面有一个犯人用木叉打料，把乱草挑出去，把脱下的谷粒用刮板刮出来，这项工作不仅又脏有累，而且很危险。按照操作规程，打料的人是不许背朝脱粒滚的，可是有一个犯人背对着脱粒滚往外推脱下来的谷粒，不小心滑倒了，被脱粒滚把脚绞了进去，两条腿从膝盖以下全绞烂了。
也是同年，种旱田的三分场在脱黄豆时，一个在脱谷机老虎口前管着喂机子的犯人，因为踩着黄豆粒滑倒了，被老虎口里往里挠豆秸的铁爪子钩住了他的包脸布拖了进去，两边的两个犯人赶紧拽住他的两只脚，结果整个脑袋被打碎了。犯人脱谷，不论是在脱粒滚上脱水稻，还是在脱谷机上脱黄豆，年年都有伤亡。犯人工伤致残不能下地干活了，养好后在监舍里干轻活，例如坐着编筐，打草绳之类，不会让你白吃饭。工伤死了的，挖个坑埋了拉倒，不论伤还是死都不会给你一分钱的扶恤金，死伤犯人的家属没有一个敢追问的。
黑龙江一年有五、六个月的时间，地里被大雪覆盖，一片白茫茫。老百姓打完场以后基本上没有多少活可干了，进入了农闲时期，犯人是没有什么农闲的。脱完谷从一月到三月打冻方，每人一把镐、一把锹修排灌渠或马路，零下三、四十度顶着大“湮泡”干活。所谓“湮泡”就是暴风雪，黑龙江人管它叫“湮泡”。这一年快过春节时，一连几天刮大湮泡，一天夜里刮湮泡刮的把犯人监舍都埋起来了，我因为靠进一个窗户口睡觉，窗户口上有一条缝子，雪花直往里钻，我就把头蒙起来睡，等睡醒后，被子上落满了厚厚的一层雪，屋里到了零下十七度。早晨犯人出不来了，就从里面往外掏雪洞，一个个象狗一样爬出来，然后用锹把堵住监舍的雪挖开。
7. 跟死刑犯关在一起
由于环境的恶劣，又累又饿，冬天又冷，我的情绪非常低落，每天收工后回来，吃过饭以后我就往被窝上一靠，开会学习我也不发言，有人向管教干事汇报说我有逃跑思想。管教王干事找我谈话，问我：“陈奉孝！你来兴凯湖农场已经半年多了，通过半年多的劳动改造，你有什么收获和想法？”我心里说，什么劳动改造，纯粹是拿人当奴隶使唤！于是我就回答：“不就是劳动吗？有什么想法？我没有什么想法！”他听我讲话带着不满情绪，便说：“陈奉孝！我告诉你，我们对你的要求，不仅仅是劳动，而是要通过劳动改造你的反动思想。我们知道你不认罪，你开会学习不发言，你整天在想什么？我警告你！如果你想逃跑或是想搞什么名堂，那是死路一条！”
我本来情绪非常低落，思想苦闷的很，听他这么一讲，立刻就火了。我也没加“报告”俩字，就说：“王干事！你根据什么说我有逃跑思想？你根据什么说我想搞什么名堂？是哪个混蛋向你做的汇报？学习不发言就是想逃跑？就是想搞什么名堂？”一个犯人怎么敢用这种口气和管教干部说话？这还了得！他立刻给我戴上了手铐，关进了小号。
这时兴凯湖农场还没有盖起象棺材一样的小号（这样的小号是六零年盖的）。可是小号里已经关着一个犯人刘全忠，就是在密山剧院参与策划逃跑的其中一个。他已经被判了死刑，等待开宣判大会枪毙。我一进去他就问我：“怎么，你也被判死刑了？因为什么？”我说：“没有！我是因为顶撞干部进来的。”他说：“那怎么跟我关在一起？”我说：“不知道！”实际上我明白，他们是想给我施加思想压力。我进来的头几天，刘全忠好象还跟常人一样，可是当快邻近枪毙的时候，这家伙精神开始崩溃了。刘全忠原来犯罪就是流氓打架，后来又因为在监狱里参与犯人打群架，死了一个犯人，结果他被加刑到死缓。象他这样的流氓犯，在监狱和劳改队里，总喜欢表现自己是“英雄”，不怕死，但真正到了要杀他的时候，精神就垮了，这就是所说的“假亡命徒”。临枪毙前大约一个礼拜，这家伙时哭时笑，我有点害怕，我怕他对我下手，因为这种家伙临死前什么事都可能做出来。判了死刑等待枪毙的犯人，关在死刑号里，拉屎撒尿都不许出去。号里有一个破马桶，专供被判了死刑的犯人用。可这家伙这时却把屎尿到处拉尿，拉完屎还用根小木棍往墙上抹，这时我可不赶制止他。你想，跟这样一个家伙关在一起是个什么滋味！
到了枪毙他的那一天，一早给他端来一碗饺子，他知道今天就要枪毙他了，他一边吃一边说：“饿了这么多日子了，临死做个饱死鬼！”看他吃完了，门外的看守让他把手伸出来。他从观查孔上把手伸出去，看守给他摘了手铐，然后开开小号的门，叫他出来，等他一迈出小号的门，事先藏在小号门口两边的看守人员一个拌子把他撩倒，迅速将他的两只胳膊拧到背后，五花大绑绑起来，押到汽车上拉走了。后来看小号的犯人告诉我，是在二分场开公判大会枪毙的，同时枪毙的还有钟殿馨，李学谦和王海洲。
听早进监的犯人刘玉祥讲（枪毙建国初期第一宗贪污案犯刘青山、张子善时，他是刽子手之一，后来也因为贪污被判八年徒刑）在五一年“镇反”及其以前，枪毙犯人时，犯人不戴脚镣，可镇反时北京枪毙恶霸“南霸天”，将他拉到刑场，两边两个解放军押着他，让他跪下，就在这时，他猛一回头，一脚将一个押他的解放军踢死了，这家伙会武术。从那以后，凡是被枪毙的人，都戴脚镣，枪毙后再摘下来。
因为是冬天，农活不紧，我就这样无故被关了四十五天，这年的春节我就是在小号里度过的。
8.第一次行凶. 又一次与死神握手. 被关进“三两八”小号
我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我想十五年徒刑恐怕熬不出去了。正在这时收到家里来信，说我父亲去世了，临死时还喊着我的名字。我简直不想活了，可我那时才二十四岁，年纪青青就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也不甘心。有一天我在水稻田里水平地，一个叫郝志祥的犯人找我的麻烦，这家伙原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一个地痞狗腿子，其坏无比，总想拿别人立功，经常向管教干部打小报告，犯人没有不恨他的。他说我这里平的不好，那里平的不对，还说我干活投机取巧，把我气坏了。我抡起铁锹照他脑袋劈去。要知道，因为是新开荒的地，为了切草皮，犯人的铁锹三面都磨的象刀子似的，这一锹如果劈在他脑袋上，非把他脑袋削去半个不可，反正我也不想活了。他没想到象我这样一个大学生，身体又瘦又小，竟敢这样行凶，他吓的赶紧往前跑，可两只脚陷在泥里，挪动不方便，只把身子弯了下去，我的两只脚也陷在泥里，往前挪动不了。因为他弯下身去，我的锹就够不着他脑袋了，同时当锹落下去的时候，角度也变了，一下就拍在了他的后背上，把他打的趴在了泥里，我的锹把断成了三截，我把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带工的干部命令在附近干活的几个犯人赶紧把他扶起来，时间长了泥水就把他呛死了。他穿个棉袄，背上都被我打紫了。谁也没有想到我会干出这种事来。带工干部立刻命令把我捆起来押回监舍去，带上手铐脚镣塞进了小号里。
这回的小号跟上次关的小号可就大不一样了。小号高一米左右，宽不足一米，长一米五左右，象我这样一米六三的小个子，在里面站不起来，躺下伸不直腿，活象一个棺材。
我这一锹要是劈死了他，毫无疑问我要偿命，即使他死不了，用铁器行凶，我也要被加刑，可是关了我三个月就把我放出来了，只记了一大过，没有加刑。这是为什么呢？管教干部找其他人了解情况，我们俩是怎么打起来的，所有的犯人都异口同声说是他挑起来的，都说这个家伙坏，说他平时汇报别人也是假的，犯人没有不恨他的。其实管教干部也知道这个家伙坏，他并不属于“自己人”（所谓“自己人”就是那些国家干部、军人犯一般刑事罪的家伙。毛泽东把这些人称为“人民内部犯罪”。在劳改队里，这些家伙实际上成了犯人中的贵族）的范围，同时又考虑到我刚入监不久，刑期长，思想不稳定，最近父亲又死了，心里难过，因此算是对我从轻发落。不过这三个月的小号也算是阎王爷开恩，好歹活出来了，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孙得高说的“共产党把我饿怕了！”这句话的含义。每天三两八的苞米面，这个滋味真不好受阿！出来时我真成了皮包骨头了，脚镣子摘下来以后，我连十公分高的一根门槛都迈不过去，只能象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子一样，用手扶着门框才能迈过去。
顺便谈一下关于“三两八”的故事。
在北京监狱时我认识了一个叫孙得高的犯人，山东莱阳人，父母在抗日战争期间参加过胶东游击队，后来被日本人杀害了。解放后他参加了海军，是海军少尉。五十年代初共产党大力号召学习苏联老大哥，跳舞是苏联人的主要娱乐活动之一，于是我国的机关、工厂、学校、部队等每个星期六晚上都举办舞会。孙德高迷上了跳舞并在舞会上交了个女朋友。交女朋友是要花钱的，他挣的那点军响不够花就向战友借，但借了他又没有钱还人家，人家多次问他要，他还不出。有一次一位借给他钱的战友当着他女朋友的面问他要钱，他觉得这伤了他的面子，结果把人家打了，于是被关了禁闭。他又把禁闭室给砸了并打了看禁闭室的战士。本来关七天禁闭就算了，这下可好，被军事法院依破坏军纪罪判刑三年。他更火了，继续胡闹，又被加刑到七年并转到地方，进了北京监狱。这下他更灰心了，女朋友也吹了，自己的父母为革命献出了生命，而今天为这么点小事就判我七年徒刑，这辈子算完了。于是便破罐子破摔，顶撞干部、抗拒劳动、骂监狱长，又被加刑到十五年。他干脆就豁出来了，越闹越厉害，监狱长找他谈话，他打了监狱长一个嘴巴。这还了得！犯人打管教干部那是犯死罪的，要是换一个没有像他这样的家庭出身背景的犯人，动手打管教干部，非枪毙不可。但考虑到他毕竟是烈士遗孤，原犯罪也较轻，又不是反革命这样的阶级敌人，因此对他宽大处理，加刑到死缓，塞进了小号，一关就是三个月。在小号里每天给他三两八钱的苞米面窝头（或稀粥）吃。“三两八”是什么意思呢？听一些早进监的犯人说（管教干部也透露过）是一位法医研究出来的，一个人只要不干活，躺着不动，每天吃三两七钱五的苞米面就饿不死，四舍五入成了“三两八”，这也算是“人道主义”吧？！
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社会上的人都吃不饱，全国饿死了几千万人，你想，劳改队犯人的生活能好吗？（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后面我将详细叙述）犯人当中又犯了错误的“犯人中的犯人”，被关起来不劳动，还能让你跟一般犯人享受一样的待遇？于是便决定只给“三两八”吃。说来也奇怪，有人被关小号最长达一年多之久，竟然没有饿死！我看这位发明“三两八”的法医真“应该得诺贝尔生物奖！”但这种长期饥饿的滋味可真难敖呵。上刑只是皮肉之苦，是短时间的，而这种饥饿却是长时间的。凡是五九年到六一年在北京劳改单位被关过小号的犯人，一提起“三两八”没有不害怕的。
孙得高被关了三个月实在受不了啦，要求跟监狱长谈话，监狱长问他：“怎么样，孙得高？你想谈什么？你服不服？”他说；“报告监狱长（犯人跟干部谈话，前面必须加‘报告’两个字，过去孙得高从来没喊过报告），我服了！在敌人的机枪面前我没有低过头，现在共产党把我饿怕了，我服了，我低头认罪。”监狱长笑了，把他放了出来，这回可真的成了皮包骨头了。后来孙得高也到了兴凯湖劳改农场并且跟我在一个中队。我们在一个中队呆了四年多，后来他被调走了。他虽然被加刑到“死缓”，但我估计用不了十年他就会被释放的，因为他毕竟属于“自己人”。
出来后，那些刑事犯可就对我另眼相看了，这就应了那句话：“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劳改队有些刑事犯所谓的“亡命徒”，实际上是假的，借此唬别的犯人，欺侮别的犯人，真到了“玩命”的时候，他就缩回去了。而我的这次行凶证明我不是假亡命徒，而是真的。我也同时放出话：“我上无老、下无小，十五年徒刑我也没打算活出去，我不会找别人的麻烦，谁要是老想找我的麻烦，你能豁出去，我就能奉陪到底！”从这件事以后，没有哪个犯人敢随便找我的麻烦。
9.第二次企图行凶. 第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这年秋天收割水稻时，犯人普遍偷生稻谷吃。稻谷上有芒和和皮怎么吃？犯人有办法。从稻穗上撸下稻粒来，在手里搓搓，吹去芒,带皮吃，只要在嘴里细细的嚼，把稻壳嚼的象面粉一样细，咽下去就不会得阑尾炎。我也象其他犯人一样吃。犯人不但在地里干活时偷吃生稻谷，在脱谷时不少犯人用一个象烟荷包大的小口袋装好了塞在裤档里往回带，有的就把裤脚扎起来，塞在裤脚里往回带，半夜里藏在被窝里吃。这件事被那些想立功减刑的犯人汇报了，因此每天晚上收工站队时，让犯人解开棉袄、裤腰带检查。这你还能藏得住吗？都检查出来了。被检查出来的犯人除了挨训挨骂外，还扣你的伙食。有一位姓鞠的带工队长，他是山东人，部队转业的，属于“苦大仇深”的贫雇农出身，“阶级觉悟”特别高，一提到“现形反革命”，他就恨的咬牙切齿，特别是对知识分子，他似乎有一种本能的仇恨，尤其是对“右派分子”，恨的更加厉害，我想，如果他掌握大权的话，非把这些人全宰了不可！有一次我带生稻谷被他检查出来了，他不但当众骂我：“你是什么大学生？是大畜生！右派分子没有一个好东西！全都是些黑心狼！”这还不算，把我捆起来示众，回监舍不仅不让我吃饭，还让我在院子里冻了半宿。我心里想，在他手底下我是活不出去的，我这条小命早晚要死在他手里。本来自从我父亲去世后我就悲观厌世到了极点，现在又遇到这样一个恶魔，我也不能白白让他把我整死。反正我上无父母，下无老婆孩子，我也豁出去了，最多不过是一死。于是我便偷偷预备好了一根镐把，藏在了监舍的风斗里，准备对他下手。因为每天晚上犯人吃过晚饭还要盘腿坐在炕上“学习”。所谓“学习”，大多数时间是开生活检讨会，让犯人象狗一样互相乱咬，有时也找人念念报纸，而他每天晚上都来查看。我想等他走时我就跟出去，从风斗里摸起镐把一下我就把他打死，然后我就扑电网。那时监舍院子周围除了有围墙，上面有解放军站岗外，围墙里侧还有一道十米左右宽的水沟，水沟里侧还有一道电网（六三年以后撤了）。我知道如果我真的把一个管教干部打死了，他们绝不会简单的给我一个枪子吃就算了，他们肯定会用各种酷刑折磨我，最后才枪毙我（七二年我刑满后在内蒙扎赉特旗乌兰农场就业时，就遇到过这样一个就业人员，这家伙是福建人，过去当过海匪，因为多次请假回家探亲得不到允许，结果他把一名干部杀了，临枪毙以前，不知把他整死过多少回，眼睛、耳朵、舌头都被割去了，腿肚子上的肉都被割没了，最后是被绑在汽车上开宣判大会后拉出去枪毙的，实际上枪毙前他已经被折磨死了，不过是通过开宣判大会来“教育”其他就业人员罢了）。可是说来也奇怪，我一连等了他三个晚上，姓鞠的没来，到第四天早上出工站队时来了一位新队长，他说鞠队长调到五分场去了。我心里忽然一惊，心想我已经是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了，第一次差点掉进乌拉草甸子里淹死，第二次行凶打郝志祥，差点把他打死，打死他我也就没命了，这一次又这样过去了，看来我命不该绝，还能活出去。从此以后我就老实了，虽然我仍不认罪，可尽量避免与干部正面顶撞。这一想法我从来没有敢向任何人暴露过，如果当时让管教干部知道了我有这个思想，非枪毙不可。有不少策划逃跑的犯人，还没有付诸行动，被干部知道后都加了刑，有的象钟殿馨、李学谦、王海州、刘全忠等人策划逃跑，没等付诸行动都给枪毙了，何况是企图杀干部呢！今天我把当年的这一想法写出来，只不过是想说明，这是我在二十多年的劳改生涯中，由不想活到决心咬牙活下去的一个重大转折点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