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陆文学屋的工作人员对我说，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科幻收藏，并带我去看。在一间大教室一样的房间里，藏有三千五百多册科幻书。奥斯陆文学屋的负责人阿斯拉克告诉我，这些书，是他的好友特朗·奥格里姆（Tron
Ogrim）捐赠的。他已在二零零七年去世，时年五十九岁。在上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奥格里姆是挪威毛泽东主义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挪威工人共产党（马列）的领袖。而阿斯拉克本人，在一九九七至二零零三年，也担任了该党的负责人。但这个党后来蜕变为社会革命党，与中国不再有联系。阿斯拉克后来在给我的一封信中，称奥格里姆是他的导师。
关于国际毛主义运动，如今在中国，可能只有在乌有之乡等少数网站上才能查到。那是上世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希望所在。至今，国际毛主义运动仍然存在，据说成员组织分布在美国、欧洲、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尤其是在菲律宾及南亚的孟加拉、尼伯尔、印度等有较大影响。
从小喜读美国科幻杂志
阿斯拉克对我这个来自社会主义中国的科幻作家，十分热情，让工作人员打印了一份详细的介绍给我。根据这份介绍，奥格里姆成长在奥斯陆东部郊区的一个中产家庭，他的母亲是一位营养生理学家，父亲是物理学家。他们给了儿子很强的文化和政治养分。在三十年代，奥格里姆的父亲就是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组织活跃分子。父母还都是二战时期挪威地下抵抗活动的骨干。
奥格里姆后来还经常热情地谈到他那参加过救世军的祖父对他的影响，特别是祖母，她与家庭脱离关系成为救世军的“难民营姐妹”。奥格姆从小时起，便是个无神论者，他从父亲的书架上找科学、政治和文学书读，特别喜欢读美国的科学幻想杂志。他说：“我的儿童时代的意识形态，是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和马克思。”（下图：年轻时的奥格里姆）
一九六一年，社会主义人民党在挪威创办，抗议挪威加入北约。奥格里姆在这一年加入该党时才十三岁。两年后，该党的青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创办，奥格里姆成了其成员。那时，他对中国对苏联的批判和毛泽东对第三世界解放斗争的支持产生了兴趣。他与学校同学一起，很快开始宣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希望青年联盟成为一个革命的共产主义组织。
一九六八年欧洲的激进主义运动，美国的越南战争，巴黎和柏林学生暴动，美国的黑人解放斗争，苏联占领捷克斯诺伐克，这一系列的事件，使奥格姆憧憬着，在中国农民革命的激励下，挪威也爆发革命。这一想法当时很吸引人。在一九六九年，毛主席的“小红书”在挪威售出了两万六千册。
挪威共产党的领导核心
为了使自己的乌托邦思想更有吸引力和说服力，甚至变成现实可能，奥格姆展现了作为空想思想家的超凡魅力。他参加辩论，举行演讲，大量写作，很快，他被认为是毛主义运动的主要思想理论家，信奉毛主义的人在一九六八年后，在新的年轻左派中占了统治地位。在一九六九年，青年联盟从它的母党社会主义人民党中独立出来，建立新的马列共产党。在一九七三年，工人共产党（马列）成立。从一九六七到一九八四，奥格里姆一直是这场运动的领导力量的核心。
挪威的毛主义运动，在七十年代成为了西方世界此类运动最强大的。在这十年的中期，整个挪威的毛主义运动，拥有五千名成员，其中，三千人是工人共产党，都是“干部”，他们把大部分业余时间用在政治运动上。工人共产党创办自己的机关报《阶级斗争》，它在一九七七后成为日报，当时，党员们一年就汇集了两千五百万挪威克朗（约两千五百万人民币）用作出版资金。它有自己的出版社“十月”，有二十多个书店，分布在全国。还有录音公司，以及几个政治前线和组织。他们主导了大学社团。在五月一日示威游行中，毛主义者的动员力是社会民主党的两倍。
的确，挪威毛主义运动的影响是很大的。我回国后，在《人民日报》资料库中，也查到了有关报道。比如，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人民日报》报道《阶级斗争》报发表社论，欢呼毛选第五卷挪威文版出版。社论说，不学习毛泽东的著作，挪威工人共产党（马列）便不可能清算现代修正主义，并为建立一个列宁式的新的革命政党打下基础。没有成千上万的人们学习毛泽东思想并把它运用于挪威的阶级斗争，在挪威进行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也是不可能的。
在这过程中，奥格里姆扮演着思想理论家和机构创始人的角色，他创办了《阶级斗争》报、十月出版社和录音公司以及其他一些组织。从儿时起，他就是个书虫，他很早就从中校辍学了，因为他的目标是一天要读一本书，学校满足不了他的需求。这些经历加上他的个人魅力和知识积累，奥格里姆在新一代作家中扮演重要角色。直到今天，毛主义者的在挪威知识分子和文化领域影响，仍是人们讨论的话题。
毛主义运动的相对成功，特别是他们在文化领域和大学的影响，在挪威历史和公共讨论中得到关注。一个原因是，可能是挪威的毛主义者，尽管代表的是输自外国的意识形态，并且主要从学生极端分子中吸收力量，他们却尽量与挪威的社会现实和政治传统联系在一起。从一开始，毛主义者就是实践导向的，总是寻找一条“动员群众”的道路。在六十年代，他们是越南抗争活动的领导力量，在七十年代早期，他们参与并支持了冲击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非法罢工。七十年代中期，他们开始推行一个所谓的“党的无产阶级化运动”，最后使一千名党员放弃他们的研究活动或者白领工作，而去到产业界打工。虽然大多数干部在几年后回到自己原来的领域，但它给了毛主义者以经验，加强了他们与社会现实的联系。几百名留下来的人，变成了高调的工会活动家和领导人。尽管如此，毛主义者从未在挪威工人阶级中获得足够的支持，对于人民来说，它仍然基本上活跃于高等教育界。但是这种极端的职业实践可能使得毛主义者比起其他西方的毛主义者更严肃、更有经验、更有组织性。
奥格里姆对于发展毛主义运动起到了关键作用。他推行的意识形态教育的目标，总是致力“把事情搞成”。在这方面，可以说他深受毛泽东的影响。奥格姆自己在酿酒业工作数年，成了工会的代表。
从乌托邦走向敌托邦
不幸的是，这一时期的成功，演变为了宗派主义，最后，导致了全面失败。在一九七三年的选举中，工人共产党仅得百分之零点四的选票。这对毛主义运动是重大打击。奥格里姆用极左方式进行回应，他发表了一篇内容紊乱的左倾机会主义文章。在其中，他宣扬党的无产阶级化，并宣称世界处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挪威将被苏联占领。以前的关于挪威革命的乌托邦式表述，现在被第三次世界即将来临的敌乌托邦预言代替了。新的宣示赋予党一个新的任务，要求它在迎接世界大战的基础上加强力量，但像大多数人看到的那样，它与挪威现实社会的大部分联系被彻底切断了。党进入了极度宗派化阶段，它为抵抗苏联占领挪威做准备，党员纷纷使用化名，党的三分之一的基地秘密化了，党在全国探挖洞广积粮，还对被认为是“卖国贼”的其他左翼党进行监视。后来，奥格里姆回忆这场运动，说，“这的确是我的风格。在坏的一面，尤其是。”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使得国际毛主义运动以及工人共产党走向衰落（虽然这个党一直正式存在到二零零七年）。阿斯拉克给我的介绍是这样表述的：毛泽东去世后，四人帮——文革中最显赫的领袖，其中一人是毛泽东的妻子，被作为国家的叛徒逮捕了。这是对文革的一次尖锐批评，也是对毛泽东的含蓄批评。几周后，毛泽东曾称之为欧洲社会主义灯塔的阿尔巴尼亚马列主义者，随着中国人一起破灭了。在此基础上国际毛主义运动迎来了一个毁灭性的危机，“科学的”意识形态和马列主义受到争论，有了不同的意见和中心。不久，工人共产党也遇到意识形态和组织上的危机。《阶级斗争》报和十月出版社几乎破产。在这种情况下，奥格里姆出版了他的著作《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或启示性的宗教》（一九七九年十月）。他承认党对于中国和毛泽东曾经批评得太少（他写道：“我们是中国的应声虫。”）。并认为现在到了开展符合挪威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政治运动的时候。但这本书来得太迟了，奥格里姆仍坚持他的信念，认为毛主义是科学的，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正确的。正如毛泽东说的，斯大林百分之七十是好的，百分之三十是坏的。他仍然支持柬埔寨波尔布特的“实验”。奥格里姆不能挽救这场他曾倾力倡导的运动，他自己成了他想要改变的思想的囚徒。几年后，这个党失掉了几千名成员，大多数欧洲毛主义党作鸟兽散，这也是挪威毛主义运动的衰落。
留下的遗产
在一九八四年，奥格里姆离开了工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随后脱离了该党。他呆在了政治的外围，却开始了记者、演说家和作家的新生涯，特别是投身于新技术领域。他写了三本科幻小说，还开设了可能是挪威的第一个博客，在上面谈论他喜欢的话题。他说：“我是个松鼠！我找到了一个洞，在那里，我把我写的关于计算机、未来、学校、政治、经济、艺术和所有的一切放进去。”
的确，奥格里姆似乎对一切感兴趣，他不停阅读，并有很好的记忆力。他喜欢的书单，包括英语、德语、西班牙语、弗兰德斯语和世界语的书籍，从分类上有诗、犯罪小说、语言史以及超现实的后现代主义。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书单包括了大量的科幻小说。他称这个目录是他的自传。
阿斯拉克给我的介绍说：“他去世时留下了巨大的藏书。他的科幻书如今被奥斯陆文学屋编目并陈列。这当然是对所有科幻爱好者的一份大礼。但它也是对我们所有想要了解而不是评判革命精神以及奥格姆试图创造的乌托邦梦的人的礼物。”
这次奥斯陆文学屋在挪威外交部赞助下举办中国文学周，专门安排了一场关于毛泽东的讨论，请了汪晖等人来演讲。他们赞扬了毛泽东的高瞻远瞩，称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应该始于一九七二年向美国打开大门。
阿斯拉克担任了主持，他回忆他小时候，父母都是左翼运动人士，他睡在床上，一睁眼，看到墙上贴的毛泽东的画像，百感交集。
我谈到了中国科幻，称中国宇航界考虑在太空中建立党支部，阿斯拉克非常激动，紧紧握住我的手不放。之后，他与我热烈谈论奥格里姆。
如今的挪威，成为了人类发展指数第一的国家，人均年收入达到四万美元，富裕程度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它还是世界上有名的福利国家，几乎与人们“生老病死”有关的一切费用，政府都“承包”了。不少去访问挪威的中国人，都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天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