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元竹教授最近在《中国发展观察》发表了一篇名为《探索智库的研究方法》，称世界越来越复杂，所以决策者需要智库帮忙。因此也就需要对智库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进行思考。简单来说，就是如果决策者要依赖智库，那么对智库本身的研究应该先跟上去。

大体上我是很认同这一看法的，不过丁教授的文章从非常宏观的角度，重复了一些“应该怎么做”的老生常谈，例如回顾历史开始研究，或者从理论出发开始研究，以及从问题开始思考等三个大方向，立足点也还是“中国的智库应该怎么样”这样比较宽泛的问题。所以我想基于跟各类美国智库打交道的经验，来谈一谈美国的智库到底是怎么“做”的，或许能更直观的带给国内智库一些经验和启示。

我在这个“k街观察”系列专栏里已经介绍过柯克基金会及其对K街右翼智库的影响，但实际上这个基金会的影响远不及此。让我转述下柯克基金会主席里奇·芬克（Rich Fink）的看法，来体会一下“影响力”到底是如何造就的吧。

严格来说，里奇对传统智库并没有特别大的好感，因为在应对即时性以及面向当下的政策时，智库往往来不及反应。这个困境，兰德公司的总裁麦克·里奇（Michael D. Rich）在2012年G20智库峰会上也提到了，需要迅速反应的政策界与需要一定研究时间的智库界之间的潜在冲突加剧，使得业界对智库的要求越来越倾向于新设立或寻找“倡导型”智库进行合作，例如为奥巴马再次当选立下汗马功劳的“美国进步研究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而不是与传统的更偏向于研究型的智库进行合作。

这个越来越倾向于迅速反应的趋势，在k街智库已经相当明显，这个趋势也被称为“过度政治化”。尽管最近加图研究所争取“独立性”的斗争获得阶段性胜利，柯克兄弟试图将老牌智库变成更加激进的倡导型智库的努力没有获得成功，但加图研究所也并没有像以前一样仅仅只是坚守在传统的政策研究领域，而是在快速传播研究成果和发表政策评论方面也下了功夫。2011年在全球智库排名中，加图研究所在应用新技术方面，名列榜首，似乎也足以说明了这一快速对政策作出反应的倾向。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才能快速应对呢？里奇·芬克认为没什么好说的，就是应该主动迎接这种趋势。但要知道芬克说的“迎接这种趋势”是在1996年，比“这种趋势”真的出现早了至少十年。1996年冬天，芬克在《慈善杂志》发表了名为《从理念到行动：大学、智库和行动团体》的文章，明确提出应该加大对行动团体的支持，因为他们对政策的影响最为直接。大学和智库的影响力局限在理念层面，而理念层面的变革是非常困难的。但这并不是说理念层面不重要，观念之争依旧非常重要，只是说行动团体在新时期应该获得更多的关注。

芬克理出了从“大学-智库-政策倡导组织（行动团体）”这样一条线，这篇文章也奠定了柯克基金会从那以后的资助方向与策略。我将这个模式称之为“柯克模式”，就是将“思想-传播-倡导”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而且拥有“长期”的战略眼光。在芬克看来，大学、智库和倡导组织都是各有利弊，关键是要判断在什么组织在什么阶段更值得资助的问题。

大学固然是产生“思想”或者说“大观念”的地方，但这些思想如果不经过智库的改编，变成更适应传播的理念，就无助于解决当下的问题。尤其是大学里的学者容易陷入自说自话或者形成一个充满术语的小圈子，而减弱了其政策影响力。而智库虽然说能有效连接公众和政策制定者，但有时候也过于强调对政策的分析而忽视了实际对政策的影响力。而倡导组织或行动团体尽管有时候能直接对政策产生影响，但会失去一个大的视野，而只聚焦在特定的政策上。如果能在“思想”主导下形成一个“传播-倡导”的有效策略，那么“柯克模式”就能发挥其最大的效力。

可以清楚看到“柯克模式”对大学、智库和行动团体的分类和评价，而中国好多智库尚未能清晰定位自己的角色，既想和大学一样做研究，也想介入一些政策辩论，还想做些政策倡导，结果导致大而不精，反而限制了自己的作用。所以在进一步研究智库之前，对智库进行清晰的定位，或许是一件必要的事情。

不得不指出的是，中国智库由于在组织形式上比较混乱，有的是政府职能部门，有的是事业单位，有的是大学附属，有的是民办非企业单位，还有的是工商注册，难以切实确定自己的“公益”身份，导致资助者也难以下决心资助。而且由于未能界定自己的政策研究是长期一贯中立的研究，更有甚者是为当下政府的政策准备“合理化”的说明，也导致了其发出的声音的“独立性”备受质疑。

对照“柯克模式”，中国智库的成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个人以为，至少在组织形式上，让大学的归大学，延续目前的事业单位或公立大学体制；而让智库成为智库，脱离行政体制和事业单位，改革成民办非企业研究机构，并跟进对智库捐赠的财政优待，如税收减免等，这样才能让智库真正面对“思想市场”，发挥其该有的作用。

2012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