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国“两会”比往年更受关注，有几个原因。首先，中国改革面临深层次转型；其次，这是“十二五”规划的开端之年；最后，眼下处于一个受突尼斯与埃及革命影响的世界局势变动的当口。这使得中国决策者需要权衡各种相互纠结的利益，继续维持稳定和谐的局面。

但政府对民间社会期待的回应比较慢，民间社会的满意程度也比较低，而且双方对于未来中国改革的期待并不完全一致。重新凝聚改革共识，成为体制内外坚持改革者的一种呼声。新的共识主要是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寻找下一步改革的突破口和动力；二是更为切实地缩减贫富差距和改变政府与民争利的情况。这从这一次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先说要继续发展经济，再说民生保障策略中，可见一斑。

政治上无竞争统治的合法性，依赖于对支持者的“购买”而实现。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购买”主要是通过纵向提升全民平均收入而获得，也就是所谓的“以增长换统治合法性”。增长主义的合理性建立在平均收入很低的前提上，老百姓只要能获得比以往好一点的收益，就会支持增长战略，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十一五”。这是前三十年改革之所以有共识的重要的“群众基础”。

但一旦到了衣食基本不愁的阶段，以贫富差距和城乡差别为代表的分配不公，就会反过来影响对增长战略的支持。这得到了行为经济学相关研究成果的证实：在极度贫困地区，只要人均收入略有增长，那么对于贫富差距的可容忍程度就比较高。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即使人均收入水平依旧有所改善，如果改善的幅度低于贫富差距扩大的幅度，不可容忍程度也会急剧上升。这通常意味着社会运动和群体性事件，最为典型的是罢工。

这时候，对于统治者而言，增长战略的重要性就要让位于分配战略。但采取什么样的分配战略，政治上无竞争的执政者与宪政民主制度中的执政者，面临的约束条件完全不同。而当民众对分配方案不满、社会出现不稳定局面时，两种执政者采取的应对策略也大不相同。

在宪政民主制度下，同样存在“维稳”的问题。众多的局部示威运动，使得民主制度被广为诟病，认为其充满了乱象。但这种乱哄哄的民主，实际上起到了出气口减压的功效，加上宪政民主制度下的选举制度，使得其在整体上采用了“疏”的手段，来维持一个大致的动态“稳定”。

而在中国，执政者更倾向于采用“堵”的方式，限制社会不稳定因素。对于执政者而言，稳定压倒一切的执政目标往往并不是建立在成本收益的分析框架上，而是体系内部的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结果。

这也成为分配战略实施起来困难重重的原因之一。因为分配战略不仅意味着要改变政府与民争利的格局，也意味着要让既得利益集团吐出已经习惯的利益份额。这或许可以解释从“十五”规划到“十一五”规划十年间，为何对民生的关注始终没有真正落到实处。比如，教育部分的支出一直未能到达合理的水平。更重要的佐证是，三农问题已经连续占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头号议题多年，但城乡差距却在继续拉大之中，对农民产权的保护力度甚至出现了下降趋势，体现在对城乡结合部农民宅基地和农村集体土地的征用引发的一系列群体性事件上。

随着改革进入到“十二五”，继续通过推进改革来提高人均收入获得支持的增长性战略日益失效，对贫富差距和城乡差别的关心持续高涨，迫使执政者考虑选择不同的维稳策略。由于这一选择以不能动摇执政地位为基础，所以一手抓民生保障，一手抓和谐稳定，两手都要硬，就成了必然的选择。而这两手之间的互搏及其造成的浪费，就成为了次要的考虑。

据财政部在“两会”期间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今年国家投入到警察系统、国家安全系统，民兵以及法院监狱等“公共安全”领域的预算为6244亿人民币，较去年增加21.5%，且超出了中国今年公开的6011亿元军费预算。维稳费用超军费开支，一方面得益于“购买”了大量国际支持，尤其在国际普遍支持裁军的情况下，使得维持大规模军队的必要性降低；另一方面，这也是增长战略效力降低后的选择。

所以回过头来看，“两会”期间人们广泛讨论的改革下一步的问题，或者“十二五”规划的问题，其实都涉及“改革共识”在哪里的问题。但这可能是一个问错了的问题。也许更应该问的是，前三十年所谓的“改革共识”，尤其是对增长性战略的共识，是怎么形成的。用增长换稳定，是那个阶段执政者采用的成本较低的维稳手段，而这一手段在当时恰好切合了一穷二白的经济底子和老百姓对收入增长的渴求。邓小平理论因而获得了政府与民间的“共同支持”，所以形成了改革共识。

从表面上看，今年的“两会”中，政府降低经济增长目标、许诺将在民生保障方面加大投入，并下决心缩减贫富差距，是回应了民间社会的改革诉求，是一个相互妥协的结果。但仔细来看，并非如此。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政策制定过程，依旧是非参与性的。对决策以及在具体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参与”诉求被忽视了。这意味着，表面上的合意并没有真正消弥分歧。

因此，在“两会”期间呼吁重新凝聚改革共识，或许是一种过于一厢情愿的设想。因为对于执政者而言，新一轮的改革如果继续注重增长战略，那么带来的边际效果已经很低；如果转而注重分配战略，那么必然意味着“没有共识”，民众要么向政府妥协，要么被政府以“维稳”的名义压制。中国维稳的挑战，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