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其人
何新是一个善于捕捉热点、文笔通俗的政治经济理论文章的写手。是一个全面深入的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哲学辩证法，知识广博的学者，其研究领域从古代神话到国际政治，从资本论到文艺理论。由于他的知识，相当一部分来源于文革期间的自学与研究，加上成名较早，涉猎的知识门类较多，因此形成了他特有的局限性，即，不能对任何一门专业领域有十分深入细致的研究，研究的内容与目标总是随着时事的需要不断发生着变化。换句话说，逐热点而居的特性，使他在任何一个领域都不能做透彻而目标专一的研究，只能蜻蜓点水、浅尝而止，依靠自己出色的洞见和才华，回答社会急需回答的众多热点问题。很多问题，往往只能提出论点，很少论证，即使论证也极不充分。他曾经提出过许多很好的论点，比如反对清谈与大而不当的形而上学宏论，反对精英淘汰等。也冒出过许多轻率的说法，如说萨特的哲学是苍蝇哲学，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西方和平演变的阴谋等等。
综合的看起来，现代经济学显然是他没有认真学习和搞懂的学问，他说过，他主要阅读和研究的是《资本论》，这从他诸多文章的立论上亦可以看得很清楚；逻辑实证主义、分析哲学尤其是波谱尔哲学、存在主义等现代哲学观念，他也没有认真学习过。他的思想主要停留在《资本论》（传统政治经济学）、辩证法的层次上，对许多现实问题的看法，他也主要是从这些原理出发立论的。或许因为自己的信仰早已确立，资产阶级理论家的著作，即使读了他也不接受，这从他不容分说得将萨特存在主义称之为“苍蝇哲学”可以看出，也从他仅仅用意识形态断语对待张五常立足于现代经济学原理的思想观点中看得出来。此外，何新还是一个政治理论观念的落伍者，对于宪政观念、民主观念，他几乎是完全陌生的。从一定程度上讲，他对这些东西似乎还有着强烈的抵触情绪。与此相一致，他有着很强的权威主义观念，为民做主的封建主义观念。这从近几年何新关于民主问题的言论，关于意识形态管制问题的言论，以及积极倡导国家主义观念等，思想和行为中可以大致看出来。
思想理论界最具影响的学者
虽然李泽厚在哲学界影响很大，吴敬琏在经济学界有巨大影响，就发表的文章及其观点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实际作用，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对普通民众观念与思维方式的改变，以及对海外华人和国际政治理论界的影响而言，他们均不如何新。何新的文章不仅见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国内最具影响力的主流媒体，见于港台、日本等地的报刊杂志，还见于以盈利为出版目的的流行期刊、地下出版物。89事件之后的几年，何新文章的广泛流布固然有特殊的政治原因，但是，1992年之后，在左派思想受到打击，政治上失宠，思想理论界几乎听不倒他的声音的1996、1997年，他在海外和国内数家出版社几乎同时推出的《中南海密札》（香港）、《为中国声辨》（山东出版社）、《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四川人民出版社）、《危机与反思》（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等书籍，依然受到读者的青睐。
建国以来以个人文集方式出版的政治理论书籍，在当时，除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选集外，很少有当代理论工作者的文集，个别老者虽然出版了自己的文集，发行量也非常有限。何新以不同版本、不同出版社同时出版的自己所有文章的汇编，实质就是个人文集。其发行量的多少，如果借用李泽厚的说法加以推论（李说，安徽出版社出他的书，说是印了一万册，实则他光收到稿费的就是8万册。而李的书籍主要是哲学、美学和思想史方面的内容，读者面并不广），何新的文章，以他写法之通俗煽情，涉及热点敏感问题之多，加上他在普通百姓中的影响与知名度，其文集的发行数量一定不会是一个小的数字。就出版的密度与何新文集在各级各类书店陈列之多、销售时间之长，即使比不上余秋雨《文化苦旅》之长久不衰，也比当代任何政治理论界人士出版的书热卖的时间长，就是当红一时的著名经济学家的书籍发行，也不能与他相比。
知名度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何新书写得好，勇于回答人们迫切需要回答的热点问题、敏感问题，也是一个原因。当然，89年之后，他的文章独步天下，使他成了近代以来少有的真正具有帝王师地位的的学者，这些也有足于形成他巨大的影响力，引起人们对他的思想和著作的强烈关注。此外，他富有战斗性的反叛的性格，捕捉热点与焦点问题的机敏（许多问题在何新谈论之前没有人谈论过，也没有人敢谈论），很少学究气的通俗文风，以及他较为准确的预见，积极影响社会生活的强烈动机，热心参与实际政治的进取行为，都增加了人们对他的文集出版的关注。
我们还可以从他关注的问题和发表文章的时机，想一想他文章发表时的爆炸性影响和后来的人们何以对他的文集感兴趣。1989年，在人们兴高采烈搞改革，知识界为引进民主观念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热热闹闹之时，他写了“我的忧虑”的文章，预言贫富差别、人心浮躁、意识形态混乱，在不久的将来会导致动乱。他还在北大三角地贴出大字报，明确反对学生的过激行为，后来发生的事件证实了他的忧虑；1990年代，当中国经济正在为清理三角债头痛，一些经济学家还在谈论短缺经济，总供给不足的时候，他大胆援引《资本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周期的理论，提出了“市场有限论”，为局部生产力过剩为标志的市场经济周期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当人们尚沉浸在震惊中不知所措的时候，国际上对中国改革颇多猜测的时候，何新频频出现在报刊电视与新闻发布会上，力言“为中国辩护”（自称），提出计划经济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糟，相反，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必须经历的阶段；1999年，在中国经济开始好转，国企改革有大的动作，人们在所有制问题上开始有所突破之时，他又出惊人之语，称“要破除所有制迷信”，认为国企的问题不是机制问题，而是政策使其陷入困境，应高度重视失业下岗问题；2003年，16大召开之际，在党的领导集体新老交替在即，社会上议论纷纷，各种观点和传言盛行之时，他又撰写了《江泽民时代》和《论某公》两文，在网络上发表。
总之，善于抓住关键时机，关键问题，在关键的时刻，说出人们希望听到的话，回答人们迫切希望得到答案的问题，引起社会的轰动与关注，给人震动、让人吃惊，令人冷静的思考。这就是何新的特色。何新之在20世纪80-90年代青年中的影响，新左派理论中何新思想分量之重，是与这一时期何新报刊文章的大量发表以及何新文集的出版风行有关。否则，今天的青年人就会如哲学界不知道有李泽厚，经济学界不知道有薛暮桥一样，也不会知道政治理论界还有何新。
撰写警世恒言
在国人们尚在为农业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适度放开农副产品价格，一举解决了多年来从未解决的粮食短缺和农副产品供应紧张的问题；为恢复大学招生，开放赴西方国家留学制度，使一大批青年才俊脱颖而出；为宣传舆论及意识形态管理体制实施改革，不再禁止国内外思想文化的正常交流，使国人们尽享从未有过的政治上的宽松局面、思想文化领域百花齐放的局面；为新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思想观念的引进，带来影响深远的思想启蒙运动，而感到欢欣鼓舞的时候。尚在为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改革，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废除，乡镇企业、个体经营与一般加工业、长途贩运业的放开，给广大知识分子、农民群众和城市非国有企业劳动者带来前所未有的改变命运的巨大机遇；为城市打工事实上的放开，使脱离农业走上非农就业岗位的农民，有了几十年来首次享有的迁移和就业选择的自由权，感到兴高采烈之时。更为1989年系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纪念日，国内改革取得重大成果，国际上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政治改革风头正劲。中国的政治改革被提上议事日程，成为上至邓小平赵紫阳，下至文人学者青年学生黎民百姓议论关心的热点。随着民主化呼声的高涨，对传统文化传统政治体制的批判翻反思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适度和广度（这时推出受到广泛关注的电视片《河殇》，是这一思潮的代表作），而对改革的前景充满了乐观情绪的时候。
何新没有去赶上述这些个人人在赶的时代潮头，而是从民谣和谚语中，从极不平等的社会分配中，从对主流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的激烈否定中，从人们对社会形势普遍一致的乐观判断中，从青年学生欣喜若狂的举动中，看到事情的另一面：中国社会可能出现动乱。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和居民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为社会动乱埋下了社情民意的隐患；主流意识形态受到非议，为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带来麻烦；传统文化的失落，会降低一个民族的凝聚力，超越现实的政治民主追求，最后可能导致苏联式的政治动乱。于是乎，他毅然决然的逆时代潮流而动，在乐观情绪主导的社会舆论氛围中，写下了一组色彩悲观的警世文章。他在香港《明报》和国内《经济学周报》上刊登的“我的忧思”等一组系列文章中，甚至为可能到来的动乱描绘了一幅生动的画面：“作为一种假想性的政治预设，我们今天已经有必要考虑如下一种局面在今后10至20年内发生的可能性。时间：90年代——21世纪初期，地点：中国某一种小型城市，背景：由于长期的物价上涨，使得城镇人们生活指数不断上升，有限的消费财富集中于特权阶层和囤积居奇的暴发户手中。社会情绪由于长期积郁不满，渐渐具有爆炸性。冲突的诱导因素：1、连续自然灾害造成口粮供应紧缺，甚至中断（同时由于国家外汇储备匮乏，国际市场粮价上涨，难以大宗进口粮食），为抢购粮食，发生自发性群众骚乱。2、不断连续的通货膨胀，造成社会心理紧张，人们为取得保值手段囤积物质，发生大规模抢购风潮。由于物质紧缺引至骚乱。3、长期通货膨胀，造成人民心理紧张，发生大规模抢提储蓄资金。国家银行为防止货币大量流入冲击市场，实行限额提款，与群众发生冲突而造成骚乱。冲突的激化：政府出动警察前往弹压，在冲突中发生死伤（天安门事件重演）。冲突的恶化：在人们对现实政治普遍不满，社会情绪激昂的背景下，暴力镇压必将引起新的抗议活动，例如市民陈尸游行等，随着消息由事件发生地的传播，事变将迅速由一个城市或地方向多个城市或地区扩散、传播。通过民间舆论的鼓动，终于引发为难以遏制的全国性人民抗议浪潮。执政者对策：为平息局势，动员军队实行军管。后果分析：武装部队下层士兵拒绝向手无寸铁的示威游行者开枪。军心不稳。骚乱继续扩大。其结果是：中央政府引咎辞职”。（《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下册，第417页）
何新理论的现实表现
除了通俗的文风和善于捕捉热点的机敏使他的文章拥有大量读者外，何新理论本身的说服力，观点的合理性，思想的深刻性，也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也许站在今天的角度，从今天社会达到的认知水平来看何新十几年前的文章，他的那些东西的确没有什么了不起，除了一些耸人听闻的悲观预言外，理论上并没有什么独到和新颖之出。然而何新文章之具有那样广泛的读者群，那么大的社会影响力，仅仅从及时反映社会热点、会煽情、文字水平高，是难以得到合理解释的。因为当时写报告文学写纪实新闻的苏晓康、刘槟雁等报刊写手，比他更会捕捉社会热点，其语言更为动情和富有煽动性，可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和文章的读者面远不及何新。在中国，只有一个人的情况和他相类似，那就是李泽厚。后者以其在康德哲学研究、美学和中国思想史方面的研究成果确立了自己在理论界的地位。而何新则是以其在文化研究、现实经济社会政治以及国际问题的研究而令理论界瞩目。
客观而论，除了流民问题的观点和近来关于意识形态控制的观点，囿于旧的思维模式，所得结论脱离实际外，他对文化虚无主义的批判，对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质疑，他关于精英淘汰的观点，市场有限性和注意西方主导的贸易自由化对中国民族工商业影响的看法；以及他对中国应修好苏联，发展中苏贸易；与日本建立某种特殊的战略与经贸关系，他关于粮食安全及贸易的构想，他对冷战后世界大势的分析，直到今天也是超前的合理的，有很强说服力的。我们没有在经济上同日本建立更紧密更深入的关系，两国关系几十年没有突破性进展。日本对中国经济实际影响巨大，在西方发达国家联手制裁中国的1989年，日本采取与美欧截然不同的立场，改革开放以来日本援助性贷款数量最多，加上中日地缘上的接近，这一切事实均显示，中日两国应有的友好合作关系同实际存在的现实关系的差距巨大。这一点，从官方到民间都很少注意到。直到何新发表相关言论10年后，最近才有马立诚、时殷弘等学者专家，看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和负面影响，提出了倾向性上类似何新的主张。中日关系由于受历史问题的困扰，更由于中国政治挂帅传统在处理国际关系上的影响，还因为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上的领导地位、支配地位，修好美欧等大国关系的迫切追求，使得我们多少忽视了与自己身边的经济大国??日本发展更深层次的国家关系。与我们用在发展同东南亚各国经济政治关系上的精力相比，我们用在改善中日关系上的努力远远不够。
作为89事件后政府的“主要发言人”，何新的政治经济思想与外交文艺理论，既是世界了解中国的唯一信息通道，也是国内民众除宣传性文章外，从专业学者口中能够听到的关于时局的唯一言论。这些以同外国学者对话、答外国记者问形式出现的文字，借助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主要媒体的传播，几乎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何新的这些言论也成为出版社追逐的热点题材。四川人民出版社曾以独家出版的方式，出版了这样一本《何新答外国记者问》。物以稀为贵，不难想象，当时这本书肯定会有不菲的发行量。何新思想，作为当时理论界宣传思想工作的主要参照物，作为时事政策的基本理论依据，它对舆论以及社会文化的影响，对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政策的影响，是空前的。何新几乎成了中国历史上几百年来真正具有帝王师作用的学者，他的计划经济必要性合理性的观点，对社教运动的开展，对社教理论导向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他的反对文化虚无主义的思想，对国学热的兴起，对中国传统文化热的兴起，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加强意识形态管理，加强爱国主义宣传教育，树立统一价值观世界观的思想，对政府宣传文化管理，思想政治工作政策的调整，产生的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
左派观点的始作蛹者
近几年，不止一位富有影响的学者提出了关于计划经济、国有制、民主政治、前30年成就及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等方面的崭新观点，这些观点被称之为非主流观点，或新左派观点，以示与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思想理论观点的区别。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其源流就会发现，这些非主流观点的大部分，都是数年前甚至十年前何新观点的翻版。有些观点虽然有了新的发展进步，但吃螃蟹者、始作蛹者却非何新莫属，以下试举几例：
《第三只眼看中国》是最有影响的新左派观点宣言式的书籍，它以地下读物的形式出版后，成为风行一时的的畅销书，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美国、香港、日本地出版，以至中央高层都在讲话中引用了该书的观点。这本书的作者王山提出：“‘流民朝’几乎就是社会的一个火药桶，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几十万人处于一个盲动的状态下，由于相互间的情绪共振作用，可以毫无理由地使每一个分子都产生了强烈的被虐心理和报复欲望，每一个分子的这种情绪又形成一种强大的破坏力，随时可能爆发为一场没有首领没有目标的死亡运动”（《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62页。以下简称“三只眼”）。而早在1988年，何新就曾在他的“中国政治的组织模式与流民问题”一文中指出：失去产业及其他生活根基的人成为流民，这是历代中国社会最不安定，最具破坏性和爆发力的社会力量”。“流民这个在中国社会似乎最不算数的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却又是最算数的一种可怕政治力量”，“某些政策不仅在城市中，而且在农村中都以最快的速度，在最大的范围内，加速释放出这个力量，这支社会力量，今天已成为中国社会犯罪的主要策源地。”（《当代中国文化备忘录，见何新《危机与反思》，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3月版，第14页》
第三只眼作者写到：“人民公社式保甲制度弊端多多，已经遭到个民主国家的激烈批评。但是这种制度毕竟对近8亿中国农民进行了有效的管理”。[三只眼第68页]“对于这样一个人群??规模巨大而松散，处于贫困、不平和急于发财的心态，教育不足的中国农民群体，一旦失去有效地管理，将是社会的巨大隐患”[同]。而几年前何新写到：“从经济的观点看，公社无疑是一种低效率的农业组织形式。但从政治稳定的观点看，确实把农民固着于土地，限制农村中游离、分化和发展出巨大流民力量的有效组织形式。”（《危机与反思》，第178页）
温铁军在“百年中国，一波三折”一文中写道：“新中国通过建设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短时间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初步形成了产业门类齐全、专业分工细致的‘社会化大生产’，于是，必然要求市场交换及其相应的制度改变，因此，这两个阶段都是经济规律使然”（见《读书》杂志，2001年第三期，第4页）。而早在1992年，何新在“论中国的新工业革命”一文中写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后，逐步向市场体制改革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见《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何新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651页）。“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应运而生，都有必然性”（同上书第500页）。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还说：1949年中国生产力落后，资金不足，计划和行政指令成为了调配资源的方式。后来经济规模愈来愈大，物质越来越多，计划的主观性就表现出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出现了经济改革的需要。
左派理论吃香的原因
左派怪论或者说谬论所以能流行一时，吸引众多普通人的眼球，其观念与认识所以能对社会产生相当程度的影响，原因有二：一、它属于似是而非的理论，因为肤浅，诉诸直觉与感性而显得通俗；因诉诸道德与价值观而显得充满激情与正义感，是典型的可爱而不可信的理论。二、它以辩证法理论为基础，有利于当代人的理解与接受。辩证法是当代中国最普及最具影响的主流哲学范式，也是中国思想观念中具有悠久传统的思维模式。从这个理论观点出发，不论结论如何，总显得熟悉可亲，闪烁着科学思想的光环。其观点常常给人以兼收并蓄、全面、中庸、符合实际之感。在一般人看来，由于运用了辩证法，至少属于不偏激、不片面、综合吸收了不同观点，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经过否定之否定乃至扬弃而站在更高层次的理论。
此两点相互影响、相辅相成，促成了左派理论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光通俗易懂，如果没有“科学的理论”作基础，难以被人看得起。运用五行八卦、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观念分析现实，虽有中国传统文化作幌子，但这些东西毕竟太过陈旧，与科学观念相差甚远，又是算命先生占星术士经常使用的把戏，加上长期以来早已被戴上了宿命论、循环论、诡辩论的帽子。唯有黑格尔集大成，被经典作家充分阐释，今天又受到西方新马克思主义青睐的辩证法，才是科学的先进的符合党性的，经过实践证实的科学理论观念。由这个理论武装，即使得出的结论不完全正确，总还含有真理的颗粒在其中。
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是辩证的否定，是扬弃，不是全盘否定或抛弃；是继承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的联系的环节、发展的环节。用辩证的观点分析现实，改革是对原有社会主义模式部分否定，即所谓对原有体制的完善。在经济管理工作中，人们在放权与严控两个倾向的把握上，纠正了过去管的过死过细的弊端，强调了放权搞活，使得我国经济发展的活力大增；但凡事总有个度，一旦放权和改革过了头，就走向了它的反面，又需要严控的政治经济手段来纠正其偏差。
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是我们的根本追求，不论是对改革前的政策与主张，还是对改革后的政策与主张，都不能过分强调某一方面，忽视另一方面。极端一点的说，就是对皇权制度，这一弊端丛生的国粹，按照辩证法的观点，也要既看到它落后腐朽的一面，又要看到它维持社会秩序稳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合理的一面。民不聊生，尸横遍野，生产力与社会文化遭受巨大破坏的时期，往往是旧的皇权秩序土崩瓦解，新的皇权制度尚未建立的权力真空期。所以，对它的总体评判与改革，也不能全盘否定。皇权制度虽有一人说了算，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极不合理极其荒谬的一面，更有权力高度集中，号令统一秩序井然的一面，不然的话，民族国家就会陷入更大的悲剧当中。改革就是要想办法把一人说了算，一个人为所欲为，改为能够倾听不同意见，允许臣子说话。做到像圣君唐太宗那样，纳谏臣之言，依法律行事，而不是依个人意志随意行事。这需要提高皇上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知识水平，以期君主们，树立起为江山社稷不计个人得失的事业心和志向。同样，对计划经济的改革，也不能持有全盘否定的态度。计划体制虽然有长官意志，控制过死活力不足，经济效益差，经济社会发展缓慢等诸多问题和毛病，但它也有意志统一、办事果断、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收入差别小、人民生活竞争压力小等等长处。改革的目的是要扬长避短，在控制得过死的情况下，要强调放一放权力，发挥一下基层官员和各级政府的智慧与积极性，反之则相反。
用理论颠覆政权、瓦解制度的观点值得质疑
在《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一书（第154页）中，何新写道：“美国（也包括英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利用我国学术界的幼稚，确实在灌输一些谬误的理论。试图通过这种灌输，造成决策层对国内外形势的失误的判断，推出失误的决策方针，导致形势的动乱，最终达到颠覆政权、瓦解制度，拆散中国的战略目标。
在经济理论上，所有的目标都是三点：（1）扰乱国内经济；（2）搞垮中国对全民所有制大中企业的国家管理和控制；（3）全面实施私有化和自由市场化；
在国际关系理论上，鼓吹以下三点：
（1）麻痹决策层，例如称缓和代替冷战、谈判代替对抗；
（2）转移决策层对亚太和中国局势的警惕，如称亚太不是90年代战略斗争的中心；
（3）煽动对中国经济发展不解实际的希望，如称世界经济90年代大发展。”
何新的这些思想，依然是从观念入手看待社会发展变化的传统观念的表现，是任何一种敌对势力要颠覆政权，首先就要造舆论的阶级斗争思维在新形势下的翻版。这种观念的落伍之处在于：依照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占统治地位的观念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物质关系的反映。观念原则的斗争，其胜负不能改变社会发展的本来趋势与性质。既然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体现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性，是社会发展规律的表现。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担心些许腐朽观念与奇谈怪论，会对社会主义制度及其运行产生多么大的影响。失去物质基础的封建主义或者说资本主义观念,必然要被公有制生产关系作物质基础的社会主义观念所取代。
建国以来，尽管我们十分重视思想理论的管理工作，十分忌讳异端观念的传播。文革中，除了官方的一种观念解释外，不允许任何独立的不同于正统观念的思想出现，这种情况改革后依然存在，何新自己也曾经对此表示过异议。而且这种严控政策，除了带来万马齐喑的局面外，并没有给我们社会带来人们希望的稳定与发展。
意识形态控制的主要作用就是为了防人之口。防止人们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政策说三道四。就是为了使某一种政策主张居于绝对的不容置疑的地位，不允许不同的意见主张干扰和影响人们的行为。实施这一政策的结果是：在合作化、大跃进、文革、人口控制以及对文艺作品的评价等诸多问题上，持有不同的观点的人，不是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就是被看作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者，企图复辟资本主义者，受到严酷的政治迫害。这一做法严重阻碍了人们对国家政策方针的客观认识与客观评价，成为左倾错误长期延续难以纠正的重要原因。
三中全会之后，在党的开动脑筋解放思想的号召指引下，破除了两个凡是的意识形态藩篱，有关国家建设与发展的不同观点、思路、政策主张纷纷涌现，平静平等的思想理论观念的讨论普遍展开。在此基础上开展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的改革，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带来了崭新的面貌。解放思想的伟大过程，就是破除人们对旧的条条框框本本、对圣人之言、对经典作家的只言片语迷信固守的过程；就是大量引进符合实际需要、属于人类文明共同成果的科学理论观念（如现代管理科学、现代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理论观念等等）的过程；正是这种对待经典学说、传统理论的正确态度，对新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引进的欢迎态度，改变了人们对现实的固有看法，改变了相沿已久的左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
虽然国外现代政治经济文化观念的引入、自由讨论、学习借鉴，难免泥沙俱下，出现错误的东西。但是理愈辨愈明，思想观念越斗争愈进步愈富有活力，真理是在与不同思想、观念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新时期新的政策方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观念，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同旧的名为社会主义实为左的观念主张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也是同这些观念的比较中凸显其合理性和优越性的。不能因为实行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宽松自由政策，出现了若干错误的不健康的思想观点，不能因为这个方针下，人们在政治经济文化政策上的分歧和矛盾越来越多，就因此否定非意识形态化的思想文化政策的合理性、现实性。
从意识形态出发判断政策主张、思想观念的合理性，将社会事务的判断取舍意识形态化，这是改革前几十年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留给人们的最深刻的经验教训。是一条堵塞言路、禁锢思想、对既定政策主张社会实践合理与否不做批判思考，不做评价选择的老路。这条路是一条抑制活力、没有希望、通向落后的道路。将“三自一包”的推行看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将人民公社化看成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如同今天，将维持电信、银行的垄断经营看成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将打破垄断、允许不同所有制企业公平进入的政策主张看成是私有化，看成是对国有经济主体地位的削弱，看成是站在资产阶级利益角度说话一样，不过是借助意识形态旗帜和大帽子把不同观点批倒批臭罢了。
把联产承包看成是社会主义改革，把大包干看成私有化，将改革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看成社会主义，将废除人民公社体制看成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将国企承包、租赁看成是社会主义的可行的改革主张，将国企产转制与产权改革看成是私有化，资本主义化，看成是背离社会主义本质的政策主张。这样一套将一种观点戴上红帽子，贴上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标签，将与其不同乃至对立的观点妖魔化，斥之为反动落后的东西，贴上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标签，戴上帝国主义阴谋或资产阶级代理人的帽子，这是改革前意识形态专家惯用的方法，带来的严重后果和灾难众所周知，毋庸赘言。意识形态固然重要，但它的重要性不是体现在具体政策主张的判断上，具体实践方法的指导上。如同宗教信仰虽然重要，但这一重要性决不能体现在用上帝的结论来判断具体政治经济实践的正确性，具体政策主张的正确性上。意识形态信仰对具体政策主张思想观念的判断没有作用，只有负面和有害的影响。
资本主义国家的当权者与主流经济学家，自然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模式、对市场经济体制、对民选制度情有独钟，正像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与非主流经济学家必定对计划经济体制、公有制生产关系模式、民主集中制情有独钟一样。宣传自己的政策主张，鼓励人们接受自己的价值与信念，反对与之不同的观点，是持有不同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观念的人理所当然的追求。除了争取民众支持，划清政治界限，使自己的观点旗帜鲜明富有吸引力，希望脱颖而出的竞选政治家和理论家之外，在日常的政策制定和政治社会实践中，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保持不同价值追求与观念倾向的均衡，是务实的政治家的常规做法。
我们难道可以这样认为：宣传计划经济和公有制观念的人，就是站在社会主义国家立场上企图颠覆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人吗？即使某些人思想观点的宣传鼓吹起到了这样的效果（如马克思及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广泛传播），也不能将这样的人认定为颠覆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人。同样，新自由主义观点的持有者，宣传私有化的观点，传播宪政民主观念，同样不能看作是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行为。采用什么观念作为自己政策主张的基础，这是政治家们的取舍。国家的安全不是靠限制和禁止不同价值观的人宣传自己的观念来维系，而是依靠合理的政治制度框架，切合实际的政治经济政策来维系。将现实中的问题与困难归咎于错误的观念，将人们对人民公社制度的非议与抵制看成是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将人们对大跃进政策的不同看法不同观点看成是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产物，这是无视现实将头埋入沙丘的鸵鸟思维。
今日，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改革上，在国企改革和反腐问题上，所以有着在众多不同乃至截然对立的政策主张和价值观，不是因为帝国主义的阴谋和自由化观念传播的所至，而是持有不同思想观念，不同思维方式的人，具有不同知识结构、不同社会地位的人，面对复杂的现实生活，必然产生不同的认识与不同的结论。要想消除这些方面的差异与分歧，将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搞成一模一样，这显然达不到。退而求其次，只能禁止不同的思想与观念说话。或进一步，让人没有条件接触不同的思想，如禁止西方图书、影视与互联网信息的传入，实行新闻和文艺作品政府审查制，不允许对国家政策正统观念持有异议，治思想罪，统一思想和思想研究者的口径等等，当然，实现这一切还需要借助高压政策，如阶级斗争，或者神化某一特定的意识形态，将其强调至不容置疑、一统天下的地步，果如此，万马齐喑众口一词的历史就会重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