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怎样思想解放

在今天的中国，解放思想不是意味着可以随便说话了，也不是意味着时评的兴盛，电视的刺激，而是意味着社会言论的水平与质量因竞争而变得更高更好了；意味着社会重大问题及其决策面临的困惑愈来愈少，意味着科学合理的观念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意味着由新的开明思想指导下的实践愈来愈普及、愈来愈有力。

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形成的一个重要共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任何事物、任何方针政策乃至体制，不论经典作家本本上是怎么写的，也不论固有的条条框框是怎么定的，更不论以前的领导人是怎么说的，还不论我们多年的习惯做法是怎样的，只要实践证明它不理想、不合理、不科学、效果不好，就可以对它表示怀疑，就可以改变和完善它。而新的事物、政策、方针乃至体制，即使它不符合本本条条的规定，不符合某个领导人的观念，只要实践证明它是好的，非常有效果的，对实现我们的经济社会目标极为有利，只要广大人民群众欢迎，我们就可以坚定不移的采用它、实行它。由于这个有关真理标准的认识，打破了人们多年形成的思想禁忌，解决了人们生活实践与改革过程中遇到的最为迫切的问题，因而带来了一系列崭新的实践成果：从承包到组到承包到户，从放权让利到承包租赁，从恢复高考到开放留学。

今天的解放思想，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在全党及全国人民中确立科学发展观，摒弃GDP中心主义思想，走一条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全面协调、政治经济文化共同进步的社会发展道路，建立起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人与自然、人与人友好相处的和谐社会。严格的说，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战略思想，比“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要复杂得多，不容易掌握得多。前者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和理解，那就是“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而后者则不是一句话可以说的清楚的；前者可以用一种努力来实现表达，那就是：大胆的想、大胆的干、大胆的创，会抓老鼠的好猫（即，好的生产关系模式）总会找到，而后者则没有那么简单和明了。

由于人们是从实践中认识和充分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这一观念的，从实践的成功中逐步接受这一观念的，所以尽管它是一个哲学观念，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亿万农民并没有通过多少理论知识的学习，就充分接受并掌握了它。重要的是，在党中央组织这个观念讨论的时候，手中其实就已经有了两只以上的猫。只是原先人们的思想中没有这个标准和价值观念，因而不能通过公平的试验来看一看两只猫究竟哪一只会抓老鼠。也不能通过放开评价和选择的权力，让广大群众自己说那只猫最好，最适应当地的鼠情。由于这是一种实践先行，至少是实践与理论同步进行的思想解放运动，所以它导致的结果是改革实践的有效进行、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

在这个思想解放过程中，人们并没有非议原先用的那只猫（人民公社）有什么问题，也没有喊什么意识形态大口号，比如打倒白猫或打倒人民公社之类，而是将心思全用在选择新的猫和训练黑猫如何更快更好的抓老鼠这样的现实问题上了。而且，因为现实的发展超过了人们的预期，形势比人强，那个时候就是有人对现实提出一两点非议，对现实的弊端进行一两次乃至多次的抨击，社会的承受能力也远远超过了抨击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力：过去的体制的确不合理，但是党和政府在领导人们创造并寻找着新的合理的体制；过去的体制确实带来了灾难，但正在建立的新体制正在给人们带来愈来愈多的实惠和福祉。

今天的思想解放应该怎样

今天，我们是在新的基点上开始新的一轮思想解放运动的，因而面对的矛盾、需要解决的问题、由之出发的基础，都和过去大不相同。过去的诸多矛盾、问题似乎只要一个“放”字、一个“闯”字就可以解决。而今天，面对社会转型遇到的深层次矛盾，面对需要系统思维才能加以解决的整体性问题，仅靠这两个字就远远不够了。显然，它需要周密的计划，全面地协调，稳健的决策与整体的推进。

但是有一点，今天与过去是相同的，即人们面临的许多问题，均是体制的产物，是深层次的体制问题。不论是银行大案还是卖官大案，不论是上访高峰与房价高居不下，还是收入分配不公与个别官员的胡作非为，抑或是行政机构缺乏执行力，这些问题全都是需要通过体制的改革和完善来解决。不是思想教育、宣传动员、提高觉悟能够奏效的。正像当年人民公社生产的低校率不能通过开会学习，通过提高公社主任与社员群众的积极性、责任心和社会主义觉悟来解决一样。

如果我们不是选择一两个具体的体制作为改革的突破口，使现状有所改变；不通过现实的体制改变和创新来奠定科学发展观的物质基础，不是将人们的注意力和精力投入到具体改革方案模式的研究讨论取舍上面来，那么，我们言论开放释放出的就只能是愤懑、牢骚、抽象的理想主义高调和脱离实际的空谈。

简单、浪漫、情绪化与不负责任的言论的出现，既是言论闭锁的结果，也是言论不起实际作用带来的反弹。当管理者的一举一动都不允许人们置喙，其政策主张更不允许人们有丝毫非议的时候，“打倒云云”“砸烂云云”就是对现实政策有意见和愤怒的人们最容易冒出的言论。当人民公社体制人们不仅可以评说，而且可以深入研究它的弊端，更可以现实的改变它的时候，“打倒人民公社”的言论就从来没有出现过。因为这样的言论早已不能满足人们深入认识事物、现实解决问题的需要了。任何社会都有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与难以调和的利益矛盾，即使像美国这样物质和社会条件优越的国家，照样会在养老与社会福利保障方面存在难以解决的问题。关键是认真面对、着力解决，要让公众看到政府花大力气解决相关问题的努力与决心，要将人们对社会问题的抱怨转到积极研究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案讨论中来，转到消除现实弊端的改革实践中去。

以我们国家之大，民众之多，以今天信息传播之全球化，绝对不可能想象，我们社会会对公车管理、公款吃喝、医疗改革、大学收费乃至火车票买卖管理这样的社会事务，拿不出一打以上的改革与管理方案。如果我们能够将人们的抽象抱怨引导到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考辩论中，一方面，问题的复杂性与解决的艰巨性会令更多的青年或愤青增加面对现实的耐心，减少浪漫观念；另一方面，还可以切实推进政府解决社会问题方案的科学性、完善性。更重要的是，它使人民群众看到众多社会问题解决的希望与前景，认识到政府的能力与局限。

火车票价及车票买卖管理、公车管理、医疗改革、大学收费这些公共问题，在报刊网络或电视上讨论辩论，不同方案主张公平竞争，还容易使管理者、普通百姓与理论研究学者居于不同地位角度的意见，相互交流、批判吸收。此不仅可以克服理论研究者浪漫与抽象理想主义情绪，还可以克服普通百姓居于一隅的狭隘经验主义观念，更可以克服因缺少理论指导和百姓感受愿望制约的官僚主义决策固有的弊端，这三个方面优点的结合，将会带来更为现实、合理、实用的决策，带来对现实政治经济社会事物更客观更切实际的判断。

只有理论的改变带来实践的相应变化，只有理论真正影响和指导了实践，思想解放才具有现实的意义。站着说话不知道腰疼，是因为你没有让他蹲下，没有让他去看一看蹲着的人是怎样生活工作的。理论家、初出校门的学生所以浪漫，所以好持抽象理想主义观念，是因为你没有让他们去经验去观察甚至去研究讨论实际的问题。社会允许他们这样做了，提供了相应的条件和渠道，抽象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情绪就会在国民中大为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