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是研究公司财务问题的专家学者，这方面有他撰写的大量专业论文可以为证。近年来，他对国企转制、宏观经济调控、中国企业发展战略，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控制，甚至民主发展和房地产问题，屡屡发表独特的见解，使人深受启发，不得不对其刮目相看。

不过，在他的观点中不乏错误甚至错得明显的观点，比如他关于国企效率和改革必要性的认识，他对民主的认识，对政府权力的认识，常常偏离常识，出现令人不可理喻的错误，就是如此。郎咸平的文章语言表达通俗、充满激情，常常从道德高点立论，给人以可爱而不可信的担忧。

但郎咸平的观点之受到欢迎，郎咸平的文章受到不少粉丝的追捧，还是有他的道理的。他经常从一些企业一些组织甚至一些人的目的出发、阴谋出发分析问题，尤其是他经常谈论帝国主义的阴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险恶用心，其观点给人以阶级斗争论翻版的味道，这让人怀疑他观点的合理性。

我以为，分析经济政治社会问题，常常有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理论框架和观察范式，从一个角度出发不成立的观点，从另一个角度看则是成立的；从一个角度看不正确的观点，从另一个角度看则可能是正确的。正像1+1=2是颠覆不破的数学真理，而“1垛棉花+1把火=0”同样具有不容置疑的真理性一样。郎咸平虽然号称“经济学家”，但他的经济学并不是通常意义的纯经济学或现代经济学，而是政治经济学，或者说是从政治出发的经济学。从纯经济学角度出发不成立的观点，从他的观点看则是成立的。

“历史是为了实现某一阶级的崇高目的”，“某某历史现象的产生是资本家集团或资产阶级蓄谋已久的阴谋”，这一目的论历史观，受到哲学大家波普尔的批判已经不为人们所相信。按照制度主义观念，任何社会现象都是既定制度规则的产物，而不是某个个人和社会组织抽象动机目的的产物。社会问题研究的出发点是个人、具体的社会组织，而不是抽象的“阶级”、“民族”、“国家”，如果谁用这后一类抽象的宏大范畴分析研究社会现象，本身就是不科学的。

然而，郎咸平的阴谋论，不是抽象的目的论意义的阴谋论，而是具体制度框架（现代企业制度与现代国际贸易体制框架）下的阴谋论，有点博弈论的味道。只不过加上了特有的道德多棱镜。从制度经济学观点看，郎咸平不过是把一定制度下某个个人或某个社会组织的制度行为与追求，拿道德的聚光片聚焦之后，或者说运用道德评价标准评判之后，将其中不公平、不合理、不道德的行为及其现象称之为“阴谋”罢了。

运用郎咸平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分析地主的行为追求，他可以把周扒皮半夜装鸡叫的行为，称之为“阴谋利用公鸡打鸣达到延长雇工劳动时间的目的”；也可以把微软公司一段时间内放任盗版视窗软件在市场流行，又在视窗软件被大多数中国用户接受并大量使用的情况下，运用法律手段对付使用盗版软件的大企业和政府部门的行为，称之为“攫取高额利润的阴谋”；更可以把三大铁矿石巨头联手涨价的行为，称之为阴谋获取垄断利润，图谋分享中国房地产市场疯狂涨升的红利。这样的分析有没有道理呢，是有道理的。只是需要有切实具体的证据与事实加以证明。

马克思的制度主义观点，并不从道义上谴责某一社会行为和现象的不合理性，而是从制度规则（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模式）的不合理来探究资本家唯利是图生产目的产生的必然性，以及劳动者沦为资本增值工具的不可避免性。郎咸平用他的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分析具体的国际金融集团谋取高额利润的行为，分析具体的铁矿石供应商合谋抬价的事实，如同分析具体的企业领导人顾雏军“阴谋”获取不正当利益一样，只要分析建立在公认的制度框架内，不论对具体的现象和行为持有怎样的道德观点，认为这些东西是阴谋也好，不是阴谋而是依规则行事的制度行为(金融大亨索罗斯就把自己依照交易规则进行的外汇买卖行为称为合法行为，不认为存在阴谋和道德问题)也罢，都是有意义的。

总之，只要事实是真实的，掌握的情况数据是基本准确的，郎咸平对有关经济社会现象的政治经济分析就是合理的，有存在价值的。不管作者本人穿的是假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还是民族主义的外套，抑或是新左派的二流背心，不同的价值标签，对于作者观点的合理与否并不构成根本的影响。具体而言，由于勇于面对现实中一些人不敢面对的问题，从新的角度提出一般人没能提出的观点，得出一般人没能得出的独特结论，而且这些结论还颇具说服力。加上作者充满激情和道德正义感的姿态，更加上其颇为煽情的文笔，郎咸平文章拥有广泛的读者，他的思想观念拥有众多的信徒，就不是一件多么奇怪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