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产生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思想将现代中国改革与革命实践提高到了 “路线”的层次，我们的事业就有了胜利的保障。保罗·柯文所谓“在中国发现历史”，就是指毛泽东对于世界结构的分析，因为它能够用一条线串起这个世界的压迫力量，又用另外一条线串起被压迫的力量，并调动整个结构的功能为己所用，能够不断地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而这就是所谓“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毛泽东生活在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时代。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剥夺积累”，是此一时代资本积累的主要形式，这种“剥夺积累”的方式需要不断地在全球范围内制造危机，而制造危机的最重要手段就是战争。因此，与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和哲学家不同，甚至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不同，毛泽东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激烈的战斗生涯中度过的，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依然警觉地注视着中国的国家安全。面对着祖国北方边疆和东南海疆的安危，晚年的毛泽东披阅《南史》，神游于南朝抗击北魏的大小战例之中，可谓“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直到晚年，作为伟大革命家、战略家的毛泽东，依然挥历史巨手打开了中美关系大门；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毛泽东依然还在为捍卫他亲手缔造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中国，进行着殊死的斗争。
早在1962年，毛泽东就这样预言说：
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①]
毛泽东开辟了一种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视野
马克思一个极其天才的发现，就是他在关于中国的一系列文章中，重提了黑格尔的“两极相联定理”，而毛泽东则把马克思的这个发现加以根本改造，从而使其更加经典化、现实化、丰富化了。因为毛泽东所关注和描述的，并不是简单的“两极”，而是一个复杂的网络和结构，不是“主要矛盾”的决定性作用，而是多元矛盾构成的结构自身的运作功能。倘若没有这样一种“网络”，倘若社会不是这样一个多元矛盾、互相依存的“结构”，那么，所谓的“两极”便不能发挥作用，即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结构，“两极”本身也就不能运行。
马克思这样指出：如果丧失了作为劳动力、原料基地和市场的中国，西方资本主义就会陷入危机，但是，一旦中国发展起来，一旦中国加入世界生产—销售的链条，现存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就会被“挤破”——这是马克思运用“两极相联定理”得出的洞见，但是，毛泽东则补充指出，从结构运行视野看，显然还有第三种状态，那就是对于西方列强来说，中国既不能灭亡，当然更不能发展起来，即对它们而言，中国存在的“最佳状态”，便是半独立的“依附”，而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谓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
而与那样一种“几个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情势”不同，当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经过长期准备，孤注一掷，妄图灭亡中国、妄图独霸中国利益的时候（例如在抗日战争爆发那样的情势之下），中国人民所遇到的危亡难局是空前的，但是，它却使得全中国人民结束内乱、一致对外，也使得国际力量联合起来反对日本的独占，从而形成最广泛的国内和国际统一战线，这样一来，中国革命的高潮反而因此会到来。
由于中国这样大，各个地区的发展又是如此不平衡，这就使得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占领中国领土的企图不可能实现，它最多只能占领几个战略要点而已，不过，也是由于这种不平衡，中国力图把各个地区的、各种分散的反抗力量迅速集中起来，这同样也非常困难。于是，正是“不平衡”结构决定了抗日战争的“持久性”，决定了“游击战争”而非“正面作战”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方才这样说：所谓“中国亡国论”和“速胜论”，都不是建立在清醒的战略分析之上，因此都是错误的。
毛泽东就是这样开辟了一种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视野，从而突破了简单、僵化的阶级斗争学说。而毛泽东的辩证法，归根到底，就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世界发展不平衡这个总体结构的复杂认识基础之上，它强调的是整个结构自身的生成功能，而不是其中某个因素、某个阶级、某一种力量的“唯一决定作用”。因此，它便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乐观论或者悲观论，超越了一般的中国“灭亡论”、“崩溃论”以及各种各样的中国“速胜论”、“崛起论”。
而“林彪”们之所以“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便悲观失望，就是因为眼里只有战争，没有政治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分析，眼里只有“井冈山”，而没有全中国和全世界的总体结构分析，一句话——只有战术，并没有战略视野。于是，就“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因此，毛泽东方才这样告诫说：“所以有这种抓住表面抛弃实质的观察，是因为他们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
而“结构分析”之所以不等于简单的阶级决定论、生产力决定论，就是因为它揭示出：社会结构的活力和动力来自其中各个因素、各个阶层之间的互动，而“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之所以能够获取领导能力，其关键就在于善于利用和运用结构本身的功能，利用结构运动所产生出的动力和活力，而不是简单地依靠自身的、一己的力量。
从短期视野看形势是乐观的，从长期视野看前途是“悲观的”
重新思考“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对于理解当今世界、当代中国，均是极其重要的。例如，毛泽东不但为他身后的改革开放奠定了物质和制度的基础，而且正是他发表于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再次重申了社会主义社会也是一个复杂的结构，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关键也在于共产党人把握结构整体的能力，在于能否把结构中的“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
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国发展的机遇，正是由世界不平衡结构造成的。以当前的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为例：中美之间之所以在短期之内并不会发生大的军事冲突，中美关系的“和平发展”之所以是大趋势，中美关系总起来说之所以是“乐观的”，按照毛泽东式的分析，就是因为美国需要中国——更直白地说，就是美国需要中国这个最大的“世界工厂”，因为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美国的金融资本如果不能与中国的制造业相联系，它也就无法“变现”，即无法实现剩余价值。今天，美国是中国最大的产品出口国，而中国则是美国最大的投资对象，这个基本事实其实已经说明了当今世界发展不平衡这个结构之要害。
因此，中美军事冲突、“中国崩溃”之所以不会发生，除了取决于中国自身日益强大这个内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外因，这个外因就是：“中国崩溃”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尤其是不符合美国金融垄断集团的根本利益。
但是，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世界来说，阴暗的一面、悲观的一面、危机的一面同样也是存在着的。而倘若看不到这一点，也就是没有长远的眼光，也就是缺乏战略的视野。
所谓阴暗的、悲观的和危机的一面就是指：当今“世界经济产业结构”本身，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它突出表现为“工业化”在世界经济结构中已经不再占据支配地位，而与“去工业化”相伴随的，则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金融和高科技方面的垄断地位的形成，在这个“新结构”中，工业，特别是轻工业，已经日益成为世界新型经济产业结构中的低端。随着大量美国金融资本涌入中国，随着中国日益受制于“世界工厂”这个紧箍咒，中国的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势必日益凸显；随着大量西方企业“离岸”进入中国，随着外国资本大规模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随着“输入型通货膨胀”而发生的，便是“输入型劳资矛盾”的日益激化，即激烈的劳资矛盾也随着外资的进入而输入到中国来了。而且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在西方发达国家，这种矛盾原本主要表现为资本家、企业主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即劳动者与资方的矛盾，但是，在中国，由于政府又常常扮演着“招商引资”的角色，结果在今日之中国，这种矛盾便往往表现为政府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即它势必日益危及中国政府的凝聚力、动员力和感召力。
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结构，导致了资本“过度积累”方式的发生，即资本的全球化运动。关于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列宁、卢森堡都已经详细地论述过了，但从毛泽东的视野看去，资本“过度积累”，也正是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中国区域差别、贫富差别产生的真正基础与根源，因此，我们制定政策和策略，首先就要深刻把握这个基本规律，特别是认清世界经济—产业结构的变化。
如果从短期视野看去，恰恰正是这种差别和不平衡的存在，方才给中国带来了发展和增长的机遇，比如说：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只有中国经济依然保持了比较强劲的增长，而这就是因为中国存在着区域的不平衡、存在着相应的区域差别，因此，过剩资本和过剩产业，便可以向中国中西部和内陆转移与流动。
但是，从长期来看，或从战略的视野来看，这种资本“过度积累”模式的发展和增长，如果不是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的区域差别、贫富差别，它起码也与这种差别的扩大相伴随，而这就是马克思早就指出过的：资本主义的扩张是一个“双向的进程”，其中财富的扩大与贫困的增长、资本的扩张与矛盾的激化乃是同步进行的。
概括起来说：如果从短期的视野来看，中国所面临的世界局势、中国发展和增长的态势似乎是乐观的，即以毛泽东的语言来说，从短期的视野来看，世界资本主义的扩张和中国的发展，还处于“高潮”，而不是“低潮”。不过，如果从长期的视野来看，形势就没有那么乐观了。今天，中国所面临的环境、资源压力日益沉重，社会矛盾、阶层矛盾日益凸显，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且，从长期的视野来看，“过度积累”的方式最终会掏空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这甚至也是可以预见的。
中国发展的基本动力应该是其内因，即依靠的是中国自身凝聚力的日益强大，但是，目前的这样一种资本“过度积累”的发展方式，却从各个方面瓦解着中国内在的凝聚力，使得中国的发展与增长越来越依附于外部资本（特别是依附于美国资本），故从长远来看，如果这种发展模式没有出现根本性的调整，那么，中国的前途便是非常不乐观的，即一方面是中国为世界资本主义结构贡献了活力，但另一方面却是世界资本主义结构把“熵”，即发展的代价转移到了中国。如果没有这种结构的视野，如果没有看到世界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调整，而仅仅是满足于“世界打工者”的地位，那就不会有真正的发展战略。
变战术上的总体“被动”为战略上的日益“主动”
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今天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基本结构并没有变，中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各阶层之间发展的不平衡结构没有变，“西强我弱”的基本态势没有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劳资关系和劳资矛盾有了不同形式的发展。像当年在马背上颠簸、在战火的夹缝中生存的中国革命一样，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所面对的问题同样在于：面对“敌强我弱”、“西强我弱”这一总体态势，我们究竟有无可能、有无能力、有无信心和决心，将这种战术上的总体“被动”，逐步地、自觉地转化为战略上的日益“主动”。
而这就需要我们重新思考毛泽东的战略思想，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学习毛泽东思想。
从毛泽东的战略视野来分析和观察当前的形势，我们会得出什么样的基本判断呢？所谓基本判断，其实无非是好和坏两种，无非短期的形势与长期的形势这两类。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资本“过度积累”的方式还会持续，这是由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是由中国内部发展的不平衡所决定的，而且，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就是这种“过度积累”造成的阶段性结果，因此，对于这个阶段、这个历史时期发展的必然性，应该有比较充分的估计。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放弃社会主义道路，造成劳动者地位不断下降，从而导致国家凝聚力、民族凝聚力下降，那么，西方发达国家所采取的这种资本的“过度积累”方式将掏空中国，将瓦解中国内在的凝聚力，将造成中国的发展完全依附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局面，从而使中国的发展丧失自主性。
“长期性”与“短期性”之间的矛盾，乃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基本矛盾，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切战术性的调整，都不可能解决这个根本矛盾。我们要破解当下和未来难局，要调整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就需要重拾毛泽东的战略。
翻开《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我们会从“毛泽东战略”中发现如下的法宝——如何变被动为主动，如何变战术上的被动为战略上的主动。
如果把资本“过度积累”的“资本全球化”运动视为一场激烈的战争，那么，用毛泽东的说法，这场战争也应该包括三个阶段，即“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不能预断，但依目前条件来看，战争趋势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②]。
而毛泽东战略对于中国在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中“变被动为主动”、“变战术的被动为战略主动”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第一就是：“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即不但要引资，还要出去投资，以打乱世界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内部结构，特别是敢于在国外建立自己发展的根据地。
第二就是：善于利用结构自身的矛盾，特别是善于利用美国与其他国家的矛盾，并积极地把这些矛盾转化为对中国发展有利的因素。
第三，“东方不亮西方亮”，在东南沿海加工贸易已呈强弩之末态势下，必须果断地将发展的重点放到中西部去，把“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转变为依靠中西部丰富的资源，走新型产业化的道路。
现代中国产生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思想将现代中国改革与革命实践提高到了 “路线”的层次，我们的事业就有了胜利的保障。保罗·柯文所谓“在中国发现历史”，就是指毛泽东对于世界结构的分析，因为它能够用一条线串起这个世界的压迫力量，又用另外一条线串起被压迫的力量，并调动整个结构的功能为己所用，能够不断地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而这就是所谓“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这一点也鲜明地体现在毛泽东的文风之中。毛泽东的文章，其标题往往就是纲领，是眼睛、是灵魂、是旗帜，而“要目”叙述的则是各个因素之间的彼此制约和运动，并使这种运动服务于“纲”。
自从中共七大以来，历次党的代表大会的报告，都继承并体现了毛泽东的文风，即路线是纲、纲目相继、纲举目张。
战略是纲、是思想路线、是规律性的东西，战术是目、是叙述和体现纲的东西、是围绕着纲而展开的东西。
但是，“结构”、网络、“纲”本身却是看不见的东西，能够看见的只是现实中的各个具体因素，所谓“结构的能力”，便是指把具体的东西串起来思考的能力，而把这些具体因素串起来的那条线，也就是“路线”。
所谓“坚持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所谓“路线是个纲”，就是指用毛泽东倡导的那种结构论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把国内外各种因素串起来，形成一个总体性的结构和路线图，并不断调动整个结构的力量，为中国的革命、改革和发展服务。
注释：
[①]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3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②] 毛泽东：《论持久战 》（1938年5月），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4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本文摘自韩毓海新著：《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
来源：环球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