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得从1935年在巴黎出版的中文报纸《救国报》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说起。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也是最后一次）在莫斯科召开。大会通过了建立更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大会强调，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应建立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而其时，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也从“满洲”踏入华北，试图把华北变成又一个“满洲国”。根据共产国际的最新精神，中国共产党就应该与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党派，建立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其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由王明领衔。向来将共产国际指示奉为圭臬的王明，立即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上述《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这份致全国人民的公开信，草成于8月1日，故又称《八一宣言》。这《八一宣言》经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审议批准后，于10月1日发表于《救国报》上。
这《救国报》，则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巴黎反帝大同盟的名义，于1935年5月15日在巴黎创刊的。该报编辑部设在莫斯科红场附近。每期都在莫斯科编辑排版，再将纸型航寄巴黎出版。王明当然直接控制报纸，先后负具体责任者则有李立三、廖焕星、陈潭秋等人。《救国报》虽云在世界各国发行，但重要目的还是向国内进行政治宣传。在当时，它可以从巴黎进入中国，在国内销行于北平、上海、天津、武汉、西安等城市，甚至四川、新疆等地都能看到这份报纸。1935年10月1日在该报发表的《八一宣言》向国内各界做出了这样的政治姿态：“今当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和苏维埃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该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的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宣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
从1927年开始，国共拼杀了多年。共产党方面突然做出如此姿态，对国内各界来说，无疑有石破天惊之感。
王明的这份政治宣言，是以中共中央和“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布的。而其时，所谓“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早不存在，而真正的“中共中央”，也对此事全不知晓。1931年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村举行，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在27日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会议决定“首都”设在瑞金，并改瑞金为“瑞京”。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撤出“瑞京”，开始“长征”，这个“共和国”当然也就“亡”了。据罗开富《第一个红色政权》一文中说，194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瑞金。消息传来，虽已是深夜，毛泽东却要吃红烧肉。警卫员不解为何如此时分突然要吃那东西，毛泽东说道：“瑞金解放了，我这个主席才算货真价实。十五年了，我做的只是个‘亡国之君’，你说这红烧肉该不该吃？”可见，在毛泽东心目中，“长征”一开始，他那个“共和国”就不存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瑞金，算是“故都”的收复，所以要吃红烧肉庆贺。王明们1935年10月1日，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布宣言，但其时，那“中央政府”已“亡”了有一年了。“共和国”带不走，但党的中央当然是带得走的。1935年8月1日，当在莫斯科的王明们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八一宣言》时，在中国的“中共中央”正在干什么呢？———正在毛儿盖一带东奔西突，毛泽东也正在与张国焘争斗。10月1日，王明们的宣言发表时，毛泽东们也还在六盘山一带翻山越岭。何况，这段时间，在中国，有着两个“中共中央”。张国焘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另立了一个“中共中央”，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党籍，对杨尚昆、叶剑英则“免职查办”。但无论是毛泽东的“中共中央”，还是张国焘的“中共中央”，在雪山上、草地中，都非但不能与莫斯科联系，就是与潜伏在北平、上海等地的地下党，也断了来往。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在雪山草地上的中国的中共中央不知道；王明们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布《八一宣言》，在雪山草地上的中国的中共中央也不知道。
许多有关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的论著，在谈及这《八一宣言》时，都语焉不详，仿佛存心让人产生误解。例如，周天度在《救国会史略》中说：“在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同胞书》，号召停止内战，全国各党各派，各军各界，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并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办法。党的宣言，指明了方向，对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样的叙述，是很容易让人认为发出《八一宣言》的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在中国的中共中央。
1935年10月，毛泽东的“中共中央”到了陕北，一开始打出的旗号是“抗日反蒋”，即将“蒋贼”和“日本帝国主义”同作为敌人。11月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林育英，林彪堂兄）从苏联到达陕北，向毛泽东传达了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精神，当然也带回了《八一宣言》的宗旨。当毛泽东看到以中共中央和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名义发布的这宣言时，不知作何感想。反正张浩的归来，并没有立即扭转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政治方向。这期间，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布的《抗日救国宣言》，摆出的政治姿态仍然是愿同一切“抗日反蒋”者订立停战协定，进而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12月17日至25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通过的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仍然强调“把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也就是把“反蒋”与“抗日”结合起来。会上通过的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则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
但这期间，国内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的《八一宣言》，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潜伏在北平、上海等地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在与中央长久失去联系后，终于听到了中央的声音，接到了中央的指示。于是，他们就按照这指示的精神行动起来。《八一宣言》直接影响了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一二·九”运动的具体指挥者到底是哪些人，现有几种不同说法。由于毛泽东对“一二·九”运动评价极高，与此稍有关系者都想争这份“功劳”。谷景生、李常青、周小舟、林枫、姚依林、黄华、黄敬、蒋南翔等其时的中共地下党员，是各种有关这场运动的资料中会出现的名字。到底是这中间的哪几个人扮演了这场运动的主要领导者，难以肯定。但可以肯定的有两点：一、这场运动是由这些地下党员中的某几个人具体策动、组织、指挥的，而其他人也不同程度地在运动中发挥了作用；二、策动、组织、指挥这场运动的人，一开始并不是受陕北的中央之命行事的，而是按照王明们发布的《八一宣言》的精神做出在北平发动学生运动、逼蒋抗日的决定的。
“一二·九”运动产生的影响之大，应该远远超出发动者的预计。它在全国范围内激发了民众的抗日热情。“一二·九”运动之所以能在全国得到山呼海啸般的响应，与它喊出的口号有很大的关系。运动中喊出的口号，当然是策动、组织和指挥者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制定的，其中最震撼人心的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在外敌步步进逼、人人都感到亡国灭种危险的情况下，这样的口号当然十分得人心。善于观察、引导和利用民众情绪的毛泽东，善于发挥口号威力的毛泽东，终于意识到，继续将“反蒋”与“抗日”并举，非但有违共产国际大会精神，在国内也是不得人心的，是逆潮流而动的，是不能打开局面的，是没有前途没有出路的，只有“联蒋抗日”才可能使自身生存、发展和壮大。这直接促使了毛泽东战略的改变。1936年5月5日，毛泽东、朱德联名向南京各界发出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终于喊出了那句老话：“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与之拼杀了近十年，又承认对方是“兄弟”了，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是不容易的。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在党内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的“秘密文件”，强调将日蒋并称是错误的，决定停止使用“抗日反蒋”的口号，代之以“逼蒋抗日”。
北平的“一二·九”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激起了救亡热潮，在上海的反应尤其强烈。上海各界纷纷行动起来。1935年12月12日，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金仲华、钱俊瑞（中共地下党员）等二百八十余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上海大中学生也走出校园，游行、示威、请愿。12月21日，“上海妇女界救国会”成立，号召“把枪口向外瞄”。紧接着，“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学生界救国会”、“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上海工人界救国会”、“上海各大学教授及上海电影界等救国会”等各种名目的“救国会”都宣告成立。在各界“救国会”成立的基础上，又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也在上海召开。大会选举沈钧儒、宋庆龄、马相伯、何香凝、邹韬奋等四十余人为执行委员，又从执行委员中推选出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十四人为常务委员。
“救国会”虽然有民众自发的性质，但成立伊始，就与中共地下党的介入分不开。在上海的地下党与在中国的中央恢复联系前，他们是遵照《救国报》上发表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和《八一宣言》的精神，在上海发动民众“逼蒋抗日”的。王翰在《“一二·九”运动后上海地下党工作路线的转变》中回忆说：“文委（引按：即‘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同志读了共产国际七大文件和《救国时报》（引按：应为《救国报》）的内容，受到很大启发。大约从一九三五年九月起，开始讨论工作转变的问题。”“‘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形势起了很大变化。客观形势变化推动了文委工作转变的完成。文委努力联系一批社会上的著名人士，如沈钧儒、何香凝、陶行知、邹韬奋、章乃器等，分别组织了文化界救国会、妇女界救国会、职业界救国会、学生界救国会、同难教育社以及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王尧山在《一九三七年前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地下党组织的整理工作》一文中则回忆说：“失掉党中央的领导，真是痛苦。党的方针、政策是什么？不知道。红军长征的情况也不清楚，只能从敌人的报纸上看到一些反面消息，从中猜测。一九三五年八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季米特洛夫同志有个报告，提出要建立反战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我们从巴黎寄来的《救国时报》（引按：应为《救国报》）上看到了报告的内容。……那时，我们就根据这个报告的精神，考虑工作路线和工作方式的转变问题。”“当时，民族危机愈来愈深重，群众的抗日情绪日益高涨。上海的广大群众和上层进步人士都有组织抗日团体的要求。……‘八大联’（引按：即‘文委’领导下的八个联盟，如‘左联’、‘社联’等）的成员就深入到各界群众中去推动组织抗日救国会。”可见，各种名目的“救国会”风起云涌地成立，本身就是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积极策动的结果。
以上还是地下党与陕北的中央恢复联系前的情况。在与中央恢复联系后，地下党对“救国会”的引导和领导就更有力量了。1936年4月，中共中央派冯雪峰从陕北到上海，与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王尧山在《一九三七年前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地下党组织的整理工作》中说：“一九三七年七月，党中央决定成立上海办事处，派刚从莫斯科回来的潘汉年任主任，冯雪峰任副主任。”吴大琨在《党与救国会》中回忆道：“一九三六年四月以后，党对救国会的领导更直接了。……据我所知：冯雪峰和沈钧儒，潘汉年和章乃器有些问题是直接见面的。一九三六年的八月初，章乃器对我说：‘大琨，现在共产党领导的社联、文联等，都已解散，原参加社联等组织的人员一律参加救国会，这是潘汉年对我说的。’所以我知道章乃器和潘汉年有工作关系。”徐雪寒在《回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片断情况》中则说：“据我所知，一九三六年全市性重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内部有一个极其秘密的行动指挥部，参加者有胡乔木、徐雪寒、王纪华、沙文汉四人。这个指挥部是钱俊瑞通知我去参加的。指挥部内，着重研究每一次行动的具体部署，开完会就分头贯彻。”
实际上由中共地下党所领导、操控的“救国会”，以纯民间、非党派的面目出现，在国共之间以“不偏不倚”的第三者姿态，发表各种看法，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效用当然是巨大的。例如，《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中说：“大会认为：目下国内的各党各派，事实上谁都不可能在短期内很轻易的消灭谁。‘一·二八’事变以后，中央当局曾有六个月内消灭共产党的表示；结果呢，历时四年有余，双方牺牲了数十万可以抗日的英勇的战士和无量数的枪弹，到现在依然是存在着一个相持的僵局，而整个民族却已经陷于无以抵抗的苦境地！这种事实证明：国内各实力派的斗争，徒便于敌人的侵略；任何实力派想用全力去消灭其他的实力派，即使能成功，结果也要因为自身实力的消耗而变成日本帝国主义的俘虏。”这番对时局的分析，不知不觉间把共产党算成了堪与国民党并列的“实力派”。进而对国民党晓以利害：即使国民党终于消灭了共产党，也终因实力的消耗而成为亡国奴。国民党之所以要消灭共产党，无非因为共产党威胁着国民党的“党国”，无非因为共产党要夺取国民党的江山。而既然消灭共产党必然使自身成为亡国奴，既然消灭共产党依旧“党国”不保，既然消灭共产党甚至江山还要沦入异族之手，那明智之举，就是与共产党携起手来，一同把日本人打跑。这样做的最坏结果，无非是与共产党组成联合政府，共享锦绣江山。在对国民党直陈利害之后，《宣言》呼吁：“各党各派立刻停止军事冲突”；“各党各派立刻释放政治犯”。
把“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放在上海，本就是中共的决策。王翰在《“一二·九”运动后上海地下党工作路线的转变》中说：“刘少奇认为上海便于联系华中、华南，上海地方大，便于掩护。他主张把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全国学联设在上海，并提出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旗帜打出去。后来救国会就是用这个口号发动群众，在全国影响很大。以后，张申府教授等和北平、天津的学生代表就来上海联系了。刘少奇在一次闲谈中提到：他在北方局，还管着上海呢。”由此可知，上海的“救国会”由潘汉年、冯雪峰等直接领导，而潘、冯则直接听命于刘少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本就是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在上海成立的，那它的“成立宣言”不可能没有共产党人的介入，不可能不代表共产党一方的诉求。“全国各界救国会成立宣言”中对时局的观察，对利害的分析，对国民党的呼吁，共产党不能以自身的名义表达。如果共产党站在共产党的立场说出这些话，那效果肯定不太好，甚至会招致民众的反感。但由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这些社会名流、贤达以第三者的身份、以不偏不倚的姿态说出来，民众的感受就不同了。刘少奇、潘汉年、冯雪峰们，通过“救国会”，把共产党的声音，变成第三者的声音。
1936年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四人联名起草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政治宣言，洋洋近万言。文章在香港和上海的多家报刊同时发表，又印成单行本广为散发。关于这份宣言的产生，钱俊瑞在《救国会内的党组织情况》一文中说道：“一九三六年七月，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四人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这个宣言是党内先起草的，由潘汉年从莫斯科带回后，请他们四人讨论修改后签名发表的。”胡愈之在《潘汉年同志与救国会》一文中，以当事人的身份对这份宣言的产生说得更详细：
回到香港以后，潘汉年同志对我说：“以后你只管救国会的事，别的不要管，有什么问题来找我。没有问题你就自己去干吧。”当时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已经在上海开过，成立了全国性组织，参加的有少数中共地下党员和国民党反蒋实力派的代表……所以提的口号比较左，对蒋介石和国民党不能起作用。潘汉年同志说服在香港的邹韬奋、陶行知同志，由我帮助起草告全国同胞书这样的文件。这个文件基本上和《八一宣言》的调子相近，是站在中间派的立场写的，主张国民党要停止内战，共产党要废除苏维埃和工农红军，团结民族资产阶级。这个文件由邹韬奋、陶行知签字后，再由邹韬奋亲自去上海要沈钧儒、章乃器签名，因为他们四个人都不是国、共党员，章乃器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邹韬奋去上海以后，沈钧儒同意了签名，但章乃器嫌文件过右，坚决主张修改，甚至连题目也改为《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
从胡愈之文章看，这份宣言最初是由中共党内的胡愈之起草的。潘汉年认为有必要让既非国民党员也非共产党员的沈钧儒、章乃器等人以中间派面目联名发表一份告全国同胞书一类的文件，于是命胡愈之起草。而潘汉年之所以认为有必要这样做，是因为“救国会”此前的口号太左、态度过于激烈，以至于蒋介石和国民党不能接受。以较低的调子，发表一份新的宣言，有利于共产党目标的实现。当然，从初稿中“废除苏维埃和工农红军”这样的话语，我们可知真正的决策者也决不是潘汉年，而应该是刘少奇和中共中央。这表明，其时，中共中央已经具有了这样的认识：为了使蒋介石放弃剿共、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有必要做一些让步，“废除苏维埃和工农红军”。让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们发表一份宣言，也是想通过他们之口，亮出自己的底牌。
章乃器在《我与救国会》一文中则有这样的说法：“潘汉年代表党在我们面前出现，就负着纠正‘全救’（引按：即‘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文件左偏的使命。他提出了一个由沈老、韬奋、行知和我署名的文件的初稿，文件初稿最后经我们订正，叫做《我们对于团结御侮的最低要求》（引按：章记忆有误，应为《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初稿调子太低了，我们接受不了，经过多次修改才定稿。胡愈之参与了修改工作，执笔的是我。”章乃器嫌中共方面拿出的初稿“调子太低”，说明他不能充分体会共产党方面的苦心。正因为“救国会”此前调子太高，所以才要发表这样一个低调的宣言。发表一份低调的宣言，就意在为蒋介石铺设台阶。章乃器不能体谅共产党方面的这番良苦用心，应该与他的性格多少有些关系。他后来成为“臭名昭著”的“大右派”，且一直未被“摘帽”，实在不能说无因可寻。
这份题为《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宣言分别对蒋介石、对国民党、对共产党及红军、对“各党各派”，都提出了要求和“希望”。在对国民党提出“希望”时，写道：“我们所希望的，有民族革命的光荣历史的国民党，握有中国统治权的国民党，应该赶快起来促成救亡联合战线的建立，应该赶快消灭过去的成见，联合各党各派，为抗日救国而共同奋斗。这里所谓各党各派，主要的自然是指共产党。……是怕联共以后，国民党会被共产党操纵利用吗？那么，这在乎国民党自身。因为国民党要是真正能够联合各党各派，坚决抗日，那么共产党即使要利用国民党，也必然会被民众唾弃的。现在共产党已经提出了联合抗日的主张，国民党却并没有表示，这结果会使一般民众相信倒是共产党能够顾全大局，破除成见，这对于国民党是十分不利的。……”总之，对国民党的劝说，真可谓“苦口婆心”，且表现得处处在为国民党的前途命运着想、处处在为国民党的“党国”考虑。
高调也好，低调也好，这份由共产党人策划而以无党无派、不偏不倚的姿态示人的宣言一发表，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立即热情回应。1936年8月10日，毛泽东写了致“乃器、行知、韬奋、钧儒诸先生及全国救国联合会全体会员们”的公开信。这信在那时的国民党统治区当然不能公开发表，于是采取了“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在巴黎的《救国时报》（《救国报》此时已改名为《救国时报》）上发表，再传入国民党统治区。为显示“不偏不倚”，这份宣言也对共产党方面提出了这样的批评和告诫：“在某些地方，还有自称为共产党游击队的，任意杀戮人民。这种不守纪律的部队，如果是隶属共产党，共产党应该严厉处分他们；否则共产党应该赶快声明，这种不守纪律的部队和共产党无关。”对此，毛泽东回应道：“至于现在河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及其他区域的游击队，还未能执行我们在最近所通过的法律，这是由于许多的阻碍，使他们不能得到我们的指令。此外，残酷屠杀的围剿是可以激起某些报复的手段，但是我们认为这种行动是错误的。我们恳切的希望立刻改正这些游击队的错误……可惜得很，我们还不能马上执行这些条件，因为决定的力量不在我们。”
中共在上海的这种种举措，目的都在逼迫蒋介石政府停止对共产党军队的围剿、承认共产党的合法性。为着这个目的，工作主要在两个城市进行：西安与上海。在西安，积极对张学良们进行攻心战，终于使得张学良们对蒋以武力相逼。在上海，则是让沈钧儒、章乃器们出面，以文的方式，或以半文半武（游行、示威、罢工）的方式，对蒋介石形成一种每日每时的、一刻也不间断的压力。在西安，是发动国民党的军队“逼蒋”；在上海，则是发动国统区的民众来“逼蒋”。选择西安发动国民党的军队“逼蒋”，这理由不用解释。把“救国会”的中枢放在上海，选择上海发动各界人士“逼蒋”，也很容易理解。上海的国际国内地位重要，上海人口多、成分复杂，上海有别的城市无法比拟的发动民众的条件等等，都是上海被选择的理由。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那就是上海与首都南京之间的不远不近、不即不离。在南京闹腾，显然是不现实的：一来，南京这座城市不具备掀起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条件，二来，地下党要在蒋介石眼皮底下开展活动，难度也大得多。再说，要“逼”，距离太远固然可能事倍功半；但距离太近，也可能过犹不及。上海则正合适。
而西安与上海之间，又是互通声息的。张学良终于走到那一步，与沈钧儒、王造时们也多少有些关系。上海轰轰烈烈的“救国运动”，本身就对张学良是一种激励、一种鞭策，也是一种压力。使他觉得应该有所效尤，有所表现。实际上，上海的“救国运动”不仅仅对蒋介石是一种“逼”，对张学良也是一种“逼”，即“逼”其以武力“逼蒋”。更何况沈钧儒们还曾对张学良面授机宜呢。1936年7月，张学良到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们也代表“救国会”到南京请愿。其间，沈钧儒等人曾到张学良下榻的饭店，对张“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后来，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忏悔录》中有这样的叙述：“五全大会后，良在京耳所闻、目所睹，使心情受重大的刺激。”而其中之一，就是“友朋之奉劝，如沈钧儒、王造时等之鼓励”。在其他场合则回忆道：“沈钧儒、王造时等则云：良同蒋公密切之关系，以及今日之地位与过去之历史，应破釜沉舟，向蒋公谏陈，当无不听纳之理，他人不敢言者，以良当言之。”当绥远告急时，沈钧儒们又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名义，致电张学良：“暴日又唆使伪蒙军进攻我绥远，且直接以飞机轰炸我城市，若蹈热河覆辙，全国坐视不救，则绥远一失，西北危矣！我公有亡省之痛，以恢复失地自誓，全国民众，一致拱仰。公适坐镇西北，对于绥远抗战，想必被发缨冠往救。中央信誓旦旦，以不丧失寸土及丝毫主权为言，绥远岂仅寸土，权利何止丝毫！若又以绥远为地方冲突，默认沦亡，则国事真不必闻问矣！望公本立即抗日之主张，火速坚决要求中央立即停止南京外交谈判，发动全国抗日战争，并电约各军事领袖一面对中央为一致之督促，一面对绥远实行士兵援助。事急国危，幸即图之！”这是又一次在“逼”张学良火速采取“逼蒋”行动，而且言辞十分激烈。———二十多天后，“西安事变”终于爆发。
“西安事变”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其“意义”，还有待进一步评说。而在评说这次事变的“意义”时，不应忘记沈钧儒、章乃器们所起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