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说鬼话，特别是吃着政府特供的精英经济学说鬼话几乎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案例太多，加上尊重隐私，恕不列举），夸张一点已经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方。但是很不幸，这只是中国现象。而且，一般来说，精英经济学家们一回国服务就说鬼话。他们在国外一般不会说鬼话。倒是那些末流经济学者（比如鄙人之流吧），虽然只是混经济学这碗饭的，但是常常会说些真话，或者人话。这是很奇特的现象——对此我观察了许久。
有些人可能用屁股决定脑袋的陈词滥调解释。另外一个现成的解释是道德沦丧说——这是很能够激发利比多的一个解释。但我的看法有所不同。我认为这是惯性谬误之一种，是科学精神的变异。比如，你会发现，越是从国外回来的经济学家越说鬼话，有时简直到了连买菜的老太太都不如的地步。还有就是那些发过很牛的文章的青年才俊也是鬼话连篇，而且常常是自负地说着狗屁不通的鬼话。窃以为这种现象背后有些经济学的蹊跷。
我的意思是精英经济学家说鬼话有他们不得不如此的难堪，或者说这是一个学理问题，而不是道德问题。经济学是舶来品，目前中国做得最好的是从国外回来“报销”祖国的那几个人，他们在一流大学已经执中国经济学的“妞儿”了。还有就是国内鹦鹉学舌学得最像的那一批，这批人在二、三流大学成为翘楚。中国另有一批大路货经济学家，但自从经济学数理化以后这批人被逐出了圈子，自惭形秽，已经沦为人人喊打的一类了。
作为科学的经济学研究有一些前提条件——这大概是所有科学的必要条件吧。比如，政府是同质的，没有尧舜与殷纣王之分。凯恩斯的理论就没有说适用于那类政府。人是自私的，同时是理性的，这一条最要紧，但也最容易引起混乱（自私不一定理性）。还有一条：经济的外生变量稳定，没有这一条，就等于没有已知数，解不出方程。还有一些别的假设，也很重要，但暂时忽略不提。上面的三个条件，以西方为例，似乎可以满足，但中国情况如何呢？
第一条，政府并不同质，因此，凯恩斯主义在善政是福祉，在恶政则是灾难。但迄今没有政府承认自己不配使用凯恩斯主义。第二条，人是自私的，这是真正的“普世价值”，但把个体的理性化自私（另有非理性化的自私）集中起来导向公益，没有法治和自由市场经济的保障绝对靠不住。第三条，恰恰是转型时期的国家，外生变量不稳定，也就是这样的经济中或许没有“已知数”，一切重要的经济变量根本无解——这里应该是制度改善优先，而不是经济优先。
一目了然，在中国这三条前提条件都有致命问题的。政府顽劣、非理性自私，再加上没有已知数，在这样的条件下，按照规范的经济学方法几乎是无法做研究的（计量经济学更是，数据都是假的，遑论背后的逻辑）。我个人的极端看法是：在当下的中国特色条件下，越是从国外回来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他们的科学研究得出的结论就越接近谬误，而远离真理。这不是他们的错——桔生淮北为枳，这是土壤所致，不关种子的事。
因而此上，我的结论是：中国的经济学专家说鬼话是势所必然，是他们的经济学逻辑逼出来的。当然，他们有时也说真话，但这恰恰是他们偶然忘却了经济学专业，回到常识的时候，但此时他们的真话与彼时他们的经济学谬误不洽。还有一批自恃甚高的政府经济学家，他们是李敖先生所谓的“放屁狗”（李敖自己也几乎滑入此列）——以放屁为生的公务员，不在我所谓精英经学家之列。最后总结一句：在中国，常识胜过一切经济学。还有一句：制度改善优先！
说明：某些经济学研究，特别是某些微观经济研究不在此列，特此说明。
2012/10/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