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新心学"的创建者；
他是民国时期"战国策派"主将之一；
他是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
他是毛泽东改造的知识分子中一个成功的案例；
他一生最重要的选择让他从拥蒋变为拥毛；
……
今年是哲学家贺麟(1902年～1992年)诞辰110周年，逝世20周年。贺麟是一位思想敏锐而博学的学者，他以研究斯宾诺莎、黑格尔的哲学思想、翻译西方著作，与会通中西哲学而闻名于世。他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已有不少的研究。在抗战时期，他与林同济、雷海宗同属"战国策派"("战国策派"之名称源于这些学人在抗战期间创办的《战国策》杂志)，又加入张其昀、钱穆等人所筹办的"思想与时代杂志社"，在理念上与宣传上大力支持蒋介石的"力行哲学"与政治统治。北京大学张学智教授则认为贺麟乃"当之无愧的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
在抗战期间，信仰三民主义的贺麟与蒋介石，在思想上有许多相契合之处，因而贺麟才会被支持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视为"拥护集权"。不过有关蒋介石与贺麟的关系，以往并没有太多人深究。据史料记载，蒋、贺曾数度见面，蒋并邀贺去重庆讲学，也曾予以经费补助。贺麟在1945年的《当代中国哲学》中赞许蒋介石的"力行哲学"。然而1949年后，贺麟选择留在大陆，后来不但批判自己早期"丑恶"的唯心论倾向，改而肯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与毛泽东思想。由此可见，在毛泽东所曾改造过的知识分子之中，贺麟是一个很成功的案例--彻底地"在灵魂深处"从拥蒋转变为拥毛。
贺麟在1949年之后为何要背离国民党与蒋介石，从拥蒋转变为拥毛？结合当时的历史场景，从蒋、贺二人的交往，可藉此观察抗战期间蒋与知识分子的互动以及此种关系对1949年之后留在内地知识分子的影响。
贺蒋交往：以"学术来救国"之心走近蒋介石
1931年9月贺麟结束留学生活，在胡适的协助之下任教于北大哲学系。九？一八事变爆发，他应老师吴宓之邀，在《大公报？文学副刊》发表文章，提出振奋民族精神、弘扬学术文化与实行政治革新的主张。1936年，贺麟升任北大教授，他所翻译鲁一士(JosiahRoyce)的《黑格尔学述》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时贺麟在学术界的地位已建立。1937年抗战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校南迁。该年底，贺麟与钱穆、汤用彤等人经长沙赴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贺麟与蒋介石关系的建立就是在去昆明之后才开始的。
贺麟最早与国民党接触是受邀到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任教。当时北大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同时兼中央政治学校教务长)曾多次邀请他去重庆中央政治学校教哲学。周炳琳是留学欧美的经济学家，与国民党及学界的关系均十分深厚。1930年代初期，周炳琳曾参加胡适、蒋廷黻等人所组的《独立评论》社。他所扮演的角色不但是学者，也是政学之间的联系人，更直接地说，就是替蒋介石拉拢一批高级知识分子，而贺麟就是目标之一。
1938年10月，贺麟应周炳琳之邀去重庆教书。他之所以接受征召，赴蒋介石任校长的党校任教，有许多不同的因素。北大张祥龙教授说，贺麟去重庆是因为他早在留学时期就"从思想上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心要以"学术来救国"，再加上他对西南联大只重视繁琐考证和"犹唱后庭花"的松垮风气很受不了。贺麟自己则表示"是钱穆劝我去的"。
在中央政校教书期间，蒋介石曾经在某个周六，临时起意到学校接见贺麟，不巧贺麟赴城内访友，未能见面。之后，贺麟曾带着自己所出版的《黑格尔学述》与个人简历、讲稿等，请陈果夫转交"蒋委员长"。
第二次是在1940年，"经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同意，贺麟二度借调到中央政治学校讲学半年"。期满后，他再度回到昆明。这一年的年底，蒋介石让秘书拍电报到昆明，约见贺麟。蒋介石为何在此时想约见贺麟，需再深入探究。无论如何，1941年年初贺麟如约飞至重庆，由陈布雷陪同在黄山别墅见到蒋介石。这应该是两人第一次见面。张祥龙说："贺对蒋讲到了他要介绍西方古典哲学、贯通中西思想、发扬孙中山三民主义精神的想法。"蒋则答应由政府出资，建立"外国哲学编译委员会"。
据贺麟表示，1942年他又与蒋见过一次面，"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我在昆明教书，蒋介石让秘书打电报要我回重庆。我与陈果夫一同去见蒋介石。蒋介石把我的书圈的圈，点的点，划的划，甚为认真"。当时联大哲学心理系教师被蒋介石电召赴渝讲学、见面者，只有冯友兰和贺麟两人。根据冯友兰所述，蒋对他十分礼遇。每次他去重庆，蒋都送帖子来，请他去吃饭。冯友兰母亲过世时，蒋还送了挽联。冯也多次借机向蒋进言，要他"开放政权，实行民主宪政"。贺麟与蒋的关系似乎不如冯蒋关系那么亲密。
贺麟引介鲁一士：打击胡适，呼应蒋介石
在贺麟与蒋介石见面之后的半年，亦即1941年6月，西南联大内国民党的组织工作也在积极地进行。根据姚从吾写给朱家骅的信，负责筹备工作的姚从吾经过审慎地考察，推荐周炳琳、陈雪屏、贺麟、田培林、郑天挺五位教授入党。1941年7月23日召开了西南联大全校党员大会。贺麟等人与查良钊、钱端升等人一起"成为西南联大开展国民党党务的中坚力量"。
此时贺麟与国民党所主导的文化事业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大约在贺麟入党前两个月，张其昀在重庆走访了贺麟的密友张荫麟，"拟纠合同志，组织学社，创办刊物，在建国时期从事于思想上的建设"。张又邀约了贺麟、钱穆、谢幼伟、朱光潜等人参加。蒋介石听到他们的计划之后"倍加鼓励"，并允予经费补助。1941年9月20日，贺麟恩师吴宓阅读了刚出版的《思想与时代》第一期后，觉得"甚欣佩，且感奋"。两天之后，贺麟前往谒见吴宓，并报告蒋介石对该刊的大力资助。
另一个蒋介石所赞助的文化事业，是上述由贺麟单独负责的"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此会于1941年成立，在抗战过程中对推动哲学研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该委员会最早出版的四本书分别是：贺麟译斯宾诺莎的《致知篇》、陈康译柏拉图的《巴曼尼得斯篇》、谢幼伟译鲁一士的《忠之哲学》、樊星南译鲁一士的《近代哲学的精神》，各书均由商务印书馆印行。
其中谢幼伟所译鲁一士有关"忠"的一书，涉及胡适批评贺麟等人所谓"拥护集权"的态度，尤其值得注意。鲁一士是美国哲学家，研究黑格尔。贺麟说："鲁一士……是美国最伟大的新黑格尔主义者，是美国系统哲学成立的柱石。他与詹穆士(按：即詹姆士(WilliamJames))齐名，是詹穆士的好友，同时是詹穆士的对头，美国现代的哲学几有不归詹则归鲁的趋势。"在彼时中国思想界，因为胡适师承杜威，在《新青年》中介绍"实验主义"时，将詹姆士放在"皮耳士-詹姆士-杜威"的思想系谱中介绍到中国来。因此，在民初以来的中国思想界，就成詹姆士思想一枝独秀，鲁一士则并不有名。贺麟对此深感不满，他说："我想詹穆士死而有知，也应该替鲁一士抱不平，而骂那瞎捧他的人道：'你们不了解我的好友，你们也不会了解我的！'"此处显然将矛头指向胡适。
正因如此，贺麟大力引介鲁一士的思想，不但亲自翻译了鲁一士的《黑格尔学述》，并鼓励好友谢幼伟翻译《忠之哲学》。在1930-1940年代，学者们热衷于将鲁一士的《忠之哲学》引介到中国绝非偶然，而是与抗战的时代背景以及当时"主义崇拜"的观念密切相关，更与蒋介石所希望宣扬的类似日本武士道的立国精神相配合。
由此可见，贺麟之所以能向蒋介石争取到经费，与他个人哲学上的企图，亦即引介鲁一士思想来打击胡适所代表的詹姆士、杜威的实用主义，并呼应蒋介石的效忠主义、抗战建国的想法直接相关。关于这一点，他在《两点批判，一点反省》中有所剖析，他也承认这样的哲学工作是为了"以适应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统治阶级的需要"。他更说其实这就是为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服务"："我用唯心论辩证法直接去为旧三民主义辩护，直接为蒋匪的法西斯统治服务，也到了公开无耻、渎亵哲学和辩证法的程度。"
从中可见，1949年之后，贺麟将自己与胡适相提并论，说成都是为统治阶级--蒋介石来服务。上述的观点虽是在政治压力之下所发的议论，然由此可看出，1945年贺麟在《当代中国哲学》中大力捧蒋，与1938年之后他与国民党人及蒋介石的交往以及蒋对他的笼络、重用，应有一定的关系。一直到1947年，当他的《文化与人生》在上海出版时，贺麟还请他的学生将该书寄赠国民党政要，包括蒋介石、陈立夫、陈果夫、陈布雷等人。
蒋为何两度接见贺麟：蒋档中的蒋贺关系
我所调阅的关于蒋介石的档案是目前藏于国史馆的未刊档案(亦称大溪档案)，主要是《蒋中正总统文物：事略稿本》、《蒋中正总统文物：学记初稿》、《蒋中正总统文物：爱记初稿》以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人事登记卷》，此外也核对了藏于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的《蒋介石日记》。其中有关贺麟的数据并不多。
首先，蒋档中有关1940-1948年间蒋贺见面的记录只有两次，都在1941年初，而非彭华所说的四次。这两次分别是《日记》与《事略稿本》所记：1941年1月15日，蒋介石"正午与贺麟谈哲学"以及1941年2月11日蒋介石"与贺麟谈《三民主义辩证法大纲》，彼颇有见地"、"下午会客，校阅贺麟着《三民主义辩证法大纲》"。至于以后究竟是另外见过两次面(如贺麟说1942年曾与蒋见面)，而蒋未留记录，还是不曾见面，不得而知。
其次，为何蒋在1941年初要两度接见贺麟？如果梳理《日记》与《学记初稿》可以透露出一些思想上的线索。蒋在1930年10月23日于上海受洗，皈依基督教信仰之后，即对于宗教、哲学方面的探讨有浓厚的兴趣。1938年～1941年间，他对黑格尔辩证法等宗教、哲学议题以及中西哲学会通等颇为着迷。他召见冯友兰谈中国哲学，与贺麟会面谈黑格尔与辩证法，约略都在此一时期。
1941年的1月1日，《学记》中有一段讨论"道体"的话。1月3日又记："看黑格尔与朱子太极解之比较说。曰重复研究，觉更有心得。"这应该是蒋约见贺麟的契机。因为蒋所阅读的这一篇文章正是贺麟的作品，收入《黑格尔学述》附录一的《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1939年，贺麟曾托陈果夫送给蒋介石这一本书。蒋读过好几次，才会说："重复研究，觉更有心得。"隔天，即1月4日(而非如前面所说的1940年底)他就打算约见贺麟。几天之后，蒋介石又记录了阅读贺麟著作的心得。接下来几乎每天，蒋介石心中都在思考与此相关的哲学议题，直到与贺麟见面的1月15日："十五日，听贺麟讲哲学。"
甚至到与贺麟见过面的1月17日，蒋写道："回忆去年，余本身进步，以宗教之信仰与哲学之心得为最大。余之性情，本以哲学最近，然虽至此五十以上之年龄，恐亦不能深信至此。"又记曰："近日对于哲学与宗教之研究，几乎朝夕不倦，每至午夜，不忍释卷。"
总之，从以上《学记》所述，可知蒋在当时醉心于哲学、宗教，又读过贺麟的书，才因此而电召贺麟至重庆见面。2月11日《事略稿本》记载，"下午会客，校阅贺麟着《三民主义辩证法大纲》"，因为《三民主义辩证法大纲》一书尚未找到，我推测可能只是贺麟写的有关三民主义的稿本，尝试以辩证法来阐释三民主义，并对抗"辩证法唯物论"。不过从蒋所说"彼颇有见地"的评语，可见蒋对他的观点仍然十分欣赏。
此外，蒋档中有一份关于贺麟的人事数据，可以帮助我们厘清蒋贺(或说贺麟与国民党)的关系。这一份资料是贺麟在蒋介石侍从室所留下的人事资料。贺麟的人事资料计分为两个部分：一是1941年、1943年贺麟两次所自行填报的"人才调查表"，其中1941年的部分与上述贺麟加入国民党的时间接近；另一部分则是1946年为了"国民大会代表案"所做的调查，当时贺麟被提名为教育团体的代表，不过后来他并未当选。对国民党人来说，贺麟无疑是"本党忠实同志"。
另一个证据是1945年5月5日，国民党六大召开前夕，陈立夫与朱家骅联名向蒋介石推荐98名最优秀的教授、党员，其中包括黎锦熙、陈寅恪、竺可桢、朱光潜、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冯友兰、贺麟、华罗庚等。贺麟名列其中。
显然是因贺麟为忠实又优秀的国民党员，1949年之前，他是蒋介石所要营救的对象之一。这是蒋档中有关贺麟的最后一条资料。1948年12月17日，蒋介石发电报给傅作义，要傅帮忙安排帮助蒋所指定的62名学者搭飞机到南京，准备撤离北平，名单中包括贺麟。在电文中，贺麟的名字列在"在平教育行政负责人"，且加上了引号(文中称为"括号")，是优先抢救的人选之一，不过诚如上述，贺麟拒绝了蒋介石的安排，选择留下来。为什么与国民党和蒋介石关系那么深厚的他，会作出这样的决定呢？
贺麟的"改造"：《当代中国哲学》的两种面貌
贺麟的《当代中国哲学》一书序文写于1945年8月30日，同年11月初由重庆胜利出版社出版。在序文中贺麟详述了该书的缘起。这本书其实一开始就与国民党的宣传机构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该书的第一章《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是应潘公展之邀而作，收入由潘公展主编、为纪念中国国民党50周年而出版的《五十年来的中国》一书。潘公展为CC系的核心成员，是国民党宣传部门的一位重要人物。在《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刊出之后，贺麟介绍，因此潘公展等人的约稿使他决定从单篇文章扩大，写成这本专书。
该书的第三章《时代思潮的演变与批判》曾在《文化先锋》上刊载过。该期刊也是国民党的一个宣传刊物，发行人张道藩是国民政府文化事业与政治宣传的重要策划者，也是CC系的骨干人物。贺麟在此一刊物上发表文章，足以显示他与国民党宣传部门的密切关系。该书的第四章《知行问题的讨论与发挥》曾发表在《三民主义周刊》之上。《三民主义周刊》是1940年蒋介石交待陈布雷所办的一个刊物，以弘扬三民主义理论，领导青年思想为目标，部分则是针对中共在重庆办的《新华日报》。
《当代中国哲学》一书有一个很清楚的思路：以当代"陆王学"的复兴作为发展主轴。用他的话来说，近五十年来中国哲学乃"如何由粗疏狂诞的陆、王之学，进而为精密系统的陆、王之学，如何由反荀反程、朱的陆、王之学进而为程、朱、陆、王得一贯通调解的理学或心学"。至于造成陆王学盛大发扬的原因，贺麟认为主要是与个人自觉、民族自觉相契合，也配合过渡时代，"无旧传统可以遵循，无外来标准可资模拟"，故反求内心之所安，以应付瞬息万变之环境。依此贺麟清理出了从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梁漱溟、熊十力，再到马一浮的一条现代"陆王学"的思想系谱。
孙中山与蒋介石则被贺麟归为本陆王之学而发为事功的代表人物，并对知行关系提出诠释，因而对中国哲学有重要的贡献。对于孙中山，贺麟指出"知难行易说"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互相发明。对于蒋介石，贺麟认为他的事功是基于哲学修养。贺麟明白地指出，蒋介石和德国大哲学家费希德之所见"若合符节"，"深切着明地见到一个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须要建筑在一个伟大的民族哲学和民族精神复兴的运动上面"。
1949年，《当代中国哲学》出版之后的四年，贺麟面临了要留在大陆，还是随蒋介石政权南迁的抉择。这一段经历贺麟在《我和胡适的交往》中有所说明：
1949年北平临解放前，清华校长梅贻琦到胡适家来，两人商量了出走的事。不久，两人就先后飞往南京去了……我不知道共产党地下组织是否已经劝告胡适、梅贻琦不要走，但我自己是有这个经历的。一个叫汪子嵩的学生曾经代表地下党组织找我，劝我留在北大，不要到南京去。我当时的回答是："我没定，可能走也可能不走，谢谢你们。"不过我是动了心的。据说，当时北大地下党负责人王汉斌要汪子嵩别暴露党员身份，以防意外。汪说："不要紧，我相信他不会给警备司令部打电话，叫人来抓我的。"也有人劝我以走为好。但我想，我又不干坏事不犯罪，干吗要走呢？而且这么多书怎么带走呢？我也懂点马克思主义，知道共产党不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可怕，知道共产党也还需要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在这期间，有四次机会我可以飞南京，我都没有走。经过反复考虑和思想斗争，我终于留下来了。
上述的自白，尤其是所谓"我又不干坏事不犯罪，干吗要走呢？而且这么多书怎么带走呢？"大概是贺麟选择留在大陆的重要原因。此外，对蒋介石缺乏信心可能也很重要。据张祥龙所述，1948年陈布雷的自杀，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刺激。据说贺麟在听到陈的死讯之后，一方面发现陈的儿女竟是共产党员，也感觉到亲近蒋介石往往没有好下场。他曾说："陈布雷死后，我对蒋介石更加失望，他竟这样对待自己的左右……"因而选择了留在中国大陆。
1949年之后，贺麟很少公开地批判蒋介石，只有在1950年代批胡运动期间提到：解放后不久，他因为阅读艾思奇的《〈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帮助他"在思想上与蒋介石的反动思想划清界限"。贺麟后来多采取间接的方式来表明自己当年捧蒋的不当。1986年，贺麟将早年的旧作《当代中国哲学》改名为《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交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在新写的序言中，贺麟特别说明："由于我当时对于辩证唯物论毫无所知，所以这次作了较大的修改。"
如果我们仔细比对1945年的《当代中国哲学》与1986年的《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会发现两者无论在结构、遣词用字、历史论断等，都有很重大的差异，有许多的增删。这些调整，贺麟在序言中并没有清楚地交代。比如，凡是1945年版中所有有关国民党、三民主义与蒋介石的部分在新版中都被删除；更改了对部分哲学家的评价；改变了对"唯物史观"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与以往的负面评价。
新版将孙中山的知行说定位为"代表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对这个问题最高最新最进步的成就"。同时将思想系谱连接到毛泽东的《实践论》，作为知行哲学历史发展的最后阶段，"代表无产阶级新民主主义的实践论"。贺麟在1986年所做的思想系谱的变动，亦即砍断孙中山与蒋介石的联系，而将孙中山直接与毛泽东连接在一起。198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任教的方克立撰写《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时，也是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总结。贺麟无疑地是跟随着此一思想脉络，跟以前他所力捧的蒋介石哲学彻底决裂。
贺麟选择难题：一代知识分子的困境
从以上抗战期间的蒋贺关系，可以发现贺麟与蒋介石和国民党关系之密切，超过我们以往的认知。蒋介石与贺麟的结合，是政治与文化上民族主义的结合，贺所宣传的费希德式德国爱国主义、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以及鲁一士对群体的重视与反驳詹姆士重视个性的实效主义与工具主义)、忠的重要，与他对儒家传统的尊重，又以中国哲学观念来诠释西洋哲学等，是他为蒋所欣赏、重用的主要原因。他左批唯物辩证法与共产主义、右批胡适的实验主义与自由主义，并从哲学史的角度肯定蒋介石与孙中山的继承关系。对蒋介石与国民党党务人员来说，贺麟的"忠诚度"是毋庸置疑的。
贺麟一生最让人费解的是，为何在1949年他选择留下来？以及为何在1949年之后他可以彻底地在思想上与他以前所信仰的各种理念完全决裂，而全心全意地拥抱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诚如上述，他觉得自己没做坏事，而且共产党没有那么可怕，应该是留下来的主因。此外，1946年至1949年间的经历，如陈布雷的自杀、国民党处理"进步学生"的方式、地下党的工作等，显然都有一定的影响。
学者谢泳所撰写的《晚年贺麟》一文也一再感慨："他们的转变有多少是出自真诚，又有多少是出自无奈！"谢泳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解释，他说贺麟、金岳霖与冯友兰等哲学家都留了下来，"在西南联大校史上，这3位哲学教授不仅留了下来，而且很快和新时代同步，倒是当年几位治历史的教授如陈寅恪、钱穆、傅斯年、毛子水、姚从吾等人，保持了清醒的选择，哲学家和史学家对立的选择，给我们留下许多启示"。这一个解释也不完全正确，因为离开大陆的哲学家也不少，如贺麟的好友谢幼伟、唐君毅以及牟宗三等；同时留下来投共的史学家更不在少数。这样一来，我们还是无法在思想内部找到必然的关联。
不过在贺麟思想中，对于孙中山思想的推崇倒是一生一以贯之的。再者，贺麟用力最深的西方哲学家，一是斯宾诺莎，一是黑格尔。这两个人的思想都与马克思血脉相连。这样一来贺麟的哲学倾向与马克思主义有其配合之处。同时，作为一个本来信仰黑格尔思想的绝对唯心论者，他可能对于思想观念所能发挥的力量抱有很乐观的信念，他确信只要思想发生变化，就一定会带来彻底的改变，这或许是为何贺麟"改造"得那么彻底的一个原因。
换言之，唯心与唯物、拥蒋与拥毛虽然看起来像两个极端，但以哲学来为政治服务的基调却是完全一致的。无论如何，厘清贺麟与蒋和国民党的关系，仍然无法帮助我们了解贺麟一生中这些让人费解的问题，它只能显示1949年离开或留居大陆的抉择，对于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无比严峻的考验。
贺麟做出他自己的抉择，也为他的抉择付出代价。尤有甚者，从1948年蒋介石发给傅作义的电文可见，当时蒋介石想极力营救的亲国民党或国民党籍的学者绝大多数都没来台湾(62人之中，留在中国：43人、赴台：7人、海外：3人、不明：9人)。1949年后，他们在大陆几乎都经历了与贺麟很类似的思想改造的惨痛过程。不在上述名单之内的周炳琳是一个完全相同的例子。他在1948年12月14日曾劝胡适搭机南行。只是不知何故，他自己却留了下来。1954年12月28日，香港《大公报》登了一篇《周炳琳驳海外奇谈》的讲话记录。上面记载："回溯卅年，到现在有了正确的宇宙观、人生观和治学处世方法……听说台湾友人中，流传关于我在新安全和自由的海外奇谈。我可怜他们，愿意用忠言答复他们。"他的忠言是：他现在一心向往"思想改造"，"深悔前非，决心由自外于人民转向于靠拢人民了"。
从贺麟与周炳琳的个案来看，蒋介石与中共政权对知识分子采取了两种的不同策略，一采笼络、一采改造，这两者无疑地各有其功效，也在不同时期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它们影响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命运，更凸显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困境。来源: 《法治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