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想讨论四个问题：金融危机的全球化背景；后危机时代全球化面临退潮的可能性；中国卷入全球化浪潮的路径依赖性质及其面临的中长期挑战；中国经济转型的内在要求。
一、金融危机的全球化背景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发端于美国次债市场的国际金融危机正在对世界经济产生衰退的影响。关于危机发生的微观和宏观原因，媒体和学术界已有很多的研究。我想重要讨论一下危机发生的全球化背景。
我的分析是，这场金融危机是全球化内在结构矛盾的激化和自我修正。我从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两个层面讨论。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新型国际分工。亚洲地区具有劳动力丰富和高储蓄的资本优势，主要承担物质产品的加工制造；中东、北美和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凭借矿产和土地资源优势，成为全球经济中的大宗商品供给者；美国和英国则在市场经济制度软环境、高新技术以及金融和管理等创新人才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从而在现代服务业领域（如研发、销售、提供技术解决方案等生产者服务和现代金融服务）享有全球垄断地位。
这种新型国际分工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导致了世界经济不平衡的持续和加深。全球前五大贸易顺差和逆差经济体占全球贸易顺差和逆差的比重从20年前的20%扩大到当前的60%。中、日、俄和中东地区持续顺差，而美国和英国持续逆差。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关系。这与两国的经济增长模型相联系。
在美国，IT泡沫破灭和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凭借其国际货币发行国的寡头垄断地位,通过持续扩张性货币政策启动房地产负债消费,驱动经济增长；并通过贸易赤字输出美元的资本回流,推升其资产价值,通过财富效应维持其资产-负债消费-经济增长模式的持续运转。金融创新、金融工程技术的运用都是这一增长模式的内生性要求。在经济空心化、技术创新衰减、人口老龄化显现的背景下，金融膨胀和消费透支都走到了难以为继的尽头。金融危机意味着美国负债消费驱动型增长模式的强制性调整。中国是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型增长模式，与美国危机前增长模式有着完美的契合。如果美国危机前增长模式难以为继而被迫转型，那么中国现行增长模式将不再具有外部环境的支撑。
从金融全球化层面看，世界经济的不平衡促成了国际资本流动的新格局：中国等贸易顺差国官方资本大量输出到金融中心国家的资本市场，体现出追求安全和流动性的低收益长期投资特征；美英贸易逆差国大规模输入的资本在催生本土资产泡沫的同时，部分与当地养老金一起通过机构组合投资形式回流到高成长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由于发达国家技术周期下行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失衡等原因，全球范围实体经济的盈利机会下降，又由于发展中国家长期信用基础缺失这种与生俱来的体制性和结构性缺陷，国际资本流动日益呈现出证券化组合投资趋势和追求短期暴利的投机特征。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资本流动导致国家间的财富转移以及泡沫的催生和破灭。IMF（2007）《世界经济展望》的实证分析表明，资本的跨国界流动未能象理论阐述的那样增进全球福利，而是导致国家间不平等的加剧。
金融危机的对世界经济的衰退性影响主要通过三种机制发生。
首先，发源于美国次贷和次债跨市场的金融危机通过国际金融渠道扩散到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跨国金融机构因在美投资的重大损失而面临破产，并由此引发金融市场的全面恐慌。
其次，美欧等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通过财富效应和信贷收缩渠道引起消费、投资的下降和经济全面衰退。美国房价下降22%，股价下降了47%，（例如花旗银行集团的市值已从2006年年底的2740亿美元减到近期的210亿美元，下跌90%以上），资产泡沫破灭导致居民消费减少；而资本金缩减、借款人违约和对未来经济的悲观预期导致银行普遍的信贷收缩，后者又导致消费和投资的下降。
第三，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和结构调整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导致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出口下降和经济衰退压力。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因出口下降的直接影响可能下调两个百分点。
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中长期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将呈现L型发展态势，即出现1-2年负增长的短期衰退和更长期的低迷；二是世界经济结构发生调整，从不平衡到再平衡，其主要特征是美国这样的贸易逆差国将收缩其贸易逆差，中国这样的贸易顺差国将减少其贸易顺差，直至可持续的水平；第三，全球化退潮风险的上升，关于这一点我们下面作更为具体的讨论。
二、根源于全球化结构矛盾的全球化退潮风险
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着全球化退潮的风险，需要我们给予足够的关注。美国货币史学家詹姆斯在美国9.11事件发生前几天出版了一部题为《全球化终结》的著作，他在书中分析了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全球化退潮的发生过程及其原因，并提出当前全球化退潮的可能性。
根据詹姆斯的分析，全球化的退潮是根源于全球化浪潮上升期所形成的结构和制度。我个人的分析是，当前经济全球化退潮的风险主要来自于四方面的推动力：
其一是美国经济可能的转型与世界经济从不平衡到再平衡的调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教授伯格斯坦在今年7月在给美国国会的一份证词中指出，美国有必要将贸易赤字从目前超过GDP6%的水平降低到3%，以维持美元的稳定。另外，美元作为当前国际贸易中最重要的结算货币，其内在的不稳定性也将阻碍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最近OPEC宣布减少原油的生产，美元风险和美国国债市场泡沫破灭的风险不能不是一个所考虑的重要因素。
其二是发达国家因老龄化与技术周期下行面临长期衰退的风险。美国某个战略研究所认为，美国目前正处在技术创新衰减期，下一轮技术创新高潮将在2020年以后发生。而投资预测家登特（2004）则指出，发达国家因人口出生率的放慢和技术周期下行将在2010-2022年出现与上世纪30年代相提并论的大萧条。他提出一个需要人们严肃考虑的问题，即如何为从2010年开始的大冲突和大萧条做准备。不久前媒体报道美国总统布什的讲话，布什指出财长和联储主席警告他，如果政府不采取强有力的反危机政策，美国的经济危机将比上世纪30年代更严重。因此我们对这次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和中长期萧条的可能性要有足够的关注和心理准备。上一次全球化的退潮正是大萧条背景下美国为了本国的利益大幅度提高进口关税所引发的。
其三，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国内贫富两极分化的政治压力极易诱发贸易战，导致全球范围贸易保护主义的复兴。美国研究国际大都市的著名社会学家莎森（Sassen，2000）指出，发达国家制造业曾经的高速增长提高了这些国家的工资待遇，减小了社会的不平等；但是制造业的外移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则通过创造 满足高收入阶层在居住区和商务区的生活和工作需要的低薪就业岗位、通过制造业的“降级”（指随着血汗工厂和工业家庭作业的不断增加，具有工会组织的企业数目的下降和工资恶化的过程）引起劳资关系的重组和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不平等的加深。目前人们更多关注美国新总统奥巴马的有色人种身份和奥巴马政府可能的政策取向，但是我们需要更清楚地了解美国老百姓选择奥巴马的社会和经济背景。美国中低收入阶层需要一个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进而保护他们经济利益的总统，因此他们选择了奥巴马！
最后，在这次金融危机过程中，美国、欧盟、日本和中国这些大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冲突正在加深，在世界经济周期上行阶段，大经济体之间的经济矛盾相对较小，即使存在也较容易协调，但是在世界经济周期下行阶段，经济利益冲突将会加剧，而且协调的意愿下降、困难加大。因此不排除美欧之间、美国与中日之间、欧盟与中国之间贸易摩擦加剧的可能性。
因此，从经济危机的可能深度和中期性质、从美国民主党的社会基础、从美国政府维护其长期金融霸权地位的需要来看，美国政府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通过发展制造业创造就业岗位，通过扩大出口维持美元汇率稳定的中长期政策取向是有其内在需要的，而这种战略调整需要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作出配合。同样由于中长期经济萧条的风险和内部社会矛盾的加剧，欧盟、日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政策反应也完全在情理之中。
从历史经验来看，全球化浪潮的兴起和消退都是大国的需要主导的，而小国只能是大国贸易摩擦的牺牲品。这种经济全球化退潮的主要特征仍将历史重演地表现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复兴和汇率的竞争性贬值。
金融全球化退潮的推动因素在于：美元信用的崩溃或慢性危机、全球最后贷款人与监管者的缺失、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基础性制度缺失的门槛效应。
当前中国特别需要警惕的是美元信用的崩溃或慢性美元危机的危险。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在各国官方储备资产中美元资产占2/3。但是美元币值的稳定性则受到美国货币政策的巨大不利影响。当前金融危机期间美元的升值趋势很容易使人们产生美元很安全，美国资本市场很安全的错觉。这种错觉对中国这样的外汇储备大国而言是非常危险的！目前美元升值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特有现象：其一是美国金融机构出现亏损或资金链断裂的危险促使美国金融机构海外投资的变现和资金回流以救助母公司，这种应急性的资本回流在外汇市场上推升美元汇率；其二是像澳大利亚等各个小国经济十分脆弱受到外部金融冲击后可能面临全面的经济金融危机，她们利率有很大的下调空间，这些国家爆发货币危机更可能引发本币50-100%甚至更大幅度的贬值，因此从规避风险的角度看，美国国债市场成为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避风港。但是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平息和全球市场的信心恢复，美元则可能面临巨大贬值压力。IT泡沫破灭和9.11事件后，美国政府采取过度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导致了此后美元超过40%的持续贬值。在此次反危机过程中，美国财政货币政策的扩张与上一轮相比有过之无不及，上次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下降到1%，这次则可能会下降至零利率。在此政策背景下，美国国债价格泡沫也越吹越大。一旦市场信心恢复，利率上升，美国国债泡沫就有可能破灭。为了规避美国国债市场风险，在此之前投资者就会抛售美国国债，向海外相对安全的市场（如中国股票市场）转移，这将导致抛售美元引发的美元贬值。美国国债价格下跌和美元币值贬值的双重预期将导致两者之间下行的恶性循环。就如出口企业在美国银行和企业信用崩溃下自动停止出口一样，在美元信用崩溃风险上升的背景下，各贸易顺差国也会尽可能减少贸易顺差以避免投资美国资本市场的巨大风险。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波森（Adam S. Posen,2008）最近撰文指出，美国在安全、贸易、甚至文化事务中的全球政治领导地位对美元在货币领域里的用途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未来欧元仍无法与美元匹敌。但是波森强调，“全球货币体系的分崩离析更可能出现在美元的失灵，而不是顺利地转向一种能够与美元匹敌的货币，在这种情况下，那会减少货币区之间货币兑换的容易度，储备转向黄金和其他硬商品，而资本的跨国流动缩减。”
金融全球化退潮的第二个推动力来自全球金融监管这种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不足。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的一个新挑战就是冰岛这种小国家因其跨国金融机构陷入破产而导致的国家破产风险。冰岛是一个30多万人口的小国家，其规模最大的一家商业银行的资产高达该国GDP的9倍以上。当这家金融机构陷入破产境地时，因政府无法救助，国内金融体系和国际金融关系陷入一片混乱。这个新型挑战提出了在全球范围提供有效金融监管和最后贷款人救助的国际公共产品的问题。可供选择的方案是拓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功能，让其承担全球金融监管和全球最后贷款人职责。但是充当最后贷款人要求具有像各国中央银行一样发行货币的特权以保证其救助的资金来源，这在现实中尚不具有可行性，另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由于被美国政府操控其合法性问题也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因此，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就是对跨国金融机构的全球化发展进行限制。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的全球化经营是金融全球化的直接推动力，而限制其全球化经营将直接导致金融全球化的退潮。
金融全球化退潮的第三个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的“原罪”，一种与生俱来的内在结构性缺陷：缺乏长期的信用基础或健全的长期资本市场。发展中国家就整体而言，在保护私有产权的立法、司法和执法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和市场信用制度等市场经济基础性制度的建设方面是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速度的，因此发展中国家整体而言尚不具备良好的长期投资的制度环境。这被新华盛顿共识称之为金融全球化增进发展中国家利益的门槛效应。当这些制度条件不具备的时候，跨国资本流动日益体现出证券化的全球组合投资特征，短期逐利的投机性不断上升。这种“割羊毛”性质的短期资本流动导致财富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转移，导致发展中国家泡沫生成和破灭的金融危机的频发。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合理选择是放慢资本市场的开放或顶着发达国家的压力重启外汇管制政策，以便留出时间和空间用于市场经济基础性制度的建设。
因此，金融全球化退潮的主要特征就是发达国家和全球金融市场的去杠杆化和发展中国家外汇管制的重启。
由此可见，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实际上也是全球治理滞后于全球化进程所引发的。全球治理是指能够让各国人民平等分享全球化利益的国际制度安排。但是由于美国在国际经济和金融领域的垄断特权地位，任何有损美国利益的国际制度安排都无法有序推进，全球治理严重滞后于全球化进程。美国次债危机引发全球金融海啸，也许可以推动全球金融监管制度的变革，但不可能颠覆美国的金融霸权地位。因此在全球治理没有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全球化退潮的风险将会大幅度上升。
三、应对全球化退潮风险：中国经济转型
中国已是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加入WTO后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例不断上升，近两年来已超过65%。出口则从本世纪初的20%上升到39%的高水平。中国经济增长对外部市场和外部资源依赖性日益加深。美国次债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面临着巨大外部冲击和经济金融风险。当前中国面临四个方面的主要挑战：一是由于外部和内部需求的下降，出现较为严重的制造业产能过剩和严峻的失业问题；二是接近2万亿美元的国家主权财富面临慢性美元危机或美元贬值与美国国债市场崩溃的双重风险；三是政府当前短期的反危机政策如何与中长期经济转型的战略举措协调和配合，从而既化解金融危机的负面冲击，又能应对后危机时代全球化退潮的风险；四是中国经济转型如何推进，突破口和抓手何在。今天我只能就最后两个问题作简要的分析。
我国政府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保增长”的反危机政策目标。我个人的理解是保增长作为政策目标其最终的目的在于保就业。也就是反危机政策的着力点应该是通过刺激需求，消化过剩产能，以避免过大的失业压力；同时各级政府需要通过失业救助，实现社会经济稳定。
中国经济转型的政策着力点则需要在总需求结构方面实现从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在制造业结构调整方面，在实现产能的消化和收缩的同时，实现产业升级；同时需要大力发展具有劳动密集型、资源低消耗、环境低污染的消费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我认为，两类政策兼容或重叠的部分应成为当前反危机和促转型的政策突破口。 启动消费、促进产业升级与服务业发展应成为当前经济转型的突破口和抓手。下面我就这三突破口的相关政策作进一步的探讨。
突破口一：启动消费。
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看，消费的启动可运用于五大杠杆：促进就业与工作收入的增长；扩大公共产品的供给（医疗、教育、社保、住房、水电煤交通等公用事业）；拓展消费服务的供给；加强商业银行消费信贷的发放；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前两项可通过政府财政和税收政策的运用予以推动。其中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政府投资也应着眼于长期就业岗位的创造。高速公路和机场的建设通常占用大量可耕地面积，永久释放剩余劳动力，其创造的就业机会是暂时的，就业弹性十分有限。特别需要避免民营经济不发达地区公路无车跑和机场无飞机起落的盲目无效投资。后三项可以通过金融业的发展予以促进。但是仍应注意消费信贷的发放应与居民长期的还本付息能力相适应。因此政府不仅要推动银行提供更多的住宅抵押贷款服务，更应促进房地产商降低房价，才能真正启动住宅的消费、销售和投资。
突破口二：通过产业组织重构实现制造业产业增值链（微笑曲线）的整体本土化。
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存在两个重大的问题：一是产业组织存在严重扭曲，即竞争性行业的无序竞争与垄断行业的行政垄断性质；二是作为全球制造工厂的国际分工地位被固定在制造加工的产业增值链最低端。
我在此提出通过产业组织重构实现产业增值链整体本土化的战略思路。这个思路由四部分构成：①加快竞争性产业的并购与重组，这需要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提供更多并购融资，也需要破除地方政府的地方保护主义。② 行政垄断产业国有企业分公司的分拆与出让，实现产业链制造加工环境从企业组织内部转移到组织外部，促进市场化协作分工体系的形成，原国有集团公司则重点向研发、品牌培育、销售渠道建设和售后服务等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③全面促进国有大企业与民营中小企业的分工协作关系的发展，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和双赢。④在技术创新方面实施两条腿走路的战略：一方面集国家资本之实力在制造业的关键技术领域实现重大突破；另一方面加快发展风险资本市场促进民间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快速成长。
突破口三：促进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服务业的发展在经济转型中具有核心的地位和作用。各级政府应放到突出的位置予以重视。这是因为：消费服务业的发展体现以人为本发展理念和目标的实现；具有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与长期增长潜力的深远意义；消费服务业发展可谓空间无限，而制造业的发展空间则十分有限；另外大多数服务业的发展体现出资源的比较优势，具有劳动密集型、资源低消耗和环境低污染的特征；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则意味着社会分工的扩大，特别是现代金融业的发展、投资咨询等企业管理决策的外包、以及物流业的发展对于社会经济效率的提升具有重大战略作用。
在服务业的发展方面有三个重大课题需要研究：①如何发展消费或零售服务业？②如何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③如何在现代服务业创造低端就业岗位？这里我只讨论消费服务业如何发展的问题。
消费服务业包括“衣食住行医、教科文体娱”十大领域。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供给抑制需求。比如服装，人们历来将它看作是物质消费。但是前几年有服装公司高管告诉我，中国一条丝巾贴上一个法国名牌卖1000元人民币，拿掉这个牌子只能卖10元人民币。这里人们花990元买的是什么呢？满足他们什么样的需求呢？显然人们买的是附在丝巾上满足人们精神、文化和社会需要的某种东西。它可称为“非物质的服务”。这个案例对中国整体制造业有巨大的借鉴意义。我们的制造业通过降低成本向下发展的竞争战略几乎毫无空间，因为8元钱能买得起丝巾的消费者几乎10元也都买得起，降价不可能再扩大需求；相反通过增加制成品的技术和服务含量可能就有99倍的发展空间！
此外，消费服务业发展的障碍还在于：相关市场准入制度和生产组织方式相对落后，从而不适应其生产、销售和消费三位一体特征所提出的个性化和人性化要求；专业人才缺乏；以及城镇化定位导致的城市化误区所带来的人口过度分散居住的结果，后者导致的各类消费服务由于缺乏规模经济效益而不能作为产业来发展。
当前消费服务业可以重点突破的领域在于：教育培训、医疗保健、廉租房建设配套服务、家政的个性化社会化服务，以及市场细分的文化娱乐产业。
举例来说，据美国专家的估算，女性作为家庭主妇的工作其市场年薪应该在十几万美元，相当于一般白领女性年薪的2-3倍。现阶段让女性回归家庭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应是十分巨大的市场。但是目前的主要问题在于保姆的信用和技术瓶颈无法适应各类家庭的个性化需要。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发展专业化细分的公司制服务供给呢？通过吸收制造业释放的失业人员进行专业化技术培训和职业道德教育，为他们提供各种社会保障，作为公司派出员工为家庭提供专业化服务。并将相关增加值纳入GDP统计。政府需要做的是取消审批等市场准入限制，通过免税、财政补贴、贴息、担保等优惠政策和象征性参股等方式给予服务业各类中小企业以支持，促进其快速发展。
本文根据2008年12月3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学子论坛上的讲演录音稿整理而成，并于2008年12月28日《解放日报》“思想者栏目”以“全球化退潮背景下如何突围”为题发表了主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