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风云变幻，特别是“9? 11”事件与全球金融危机，使中国发展的外部条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这期间又是在全球化信息化深入发展，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的背景下，如何看待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我们约请了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赵可金来深刻解读。

在2002年举行的十六大上，中央制定了在本世纪头五十年的长远战略规划，即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为了实现战略目标，中央明确了全党工作重心是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21世纪上半叶全党的中心任务和我国的基本国策。

在这一中心任务主导下，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外交走过了很不平坦的道路。回首十年，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繁重，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紧紧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致力于维护和巩固中国崛起的势头，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的考验，中国经济保持持续性增长势头，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中国成为当今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综合国力和世界影响力稳步提升，促进了中国外交理论的创新，丰富了中国外交的时代内涵。

一、战略机遇期

科学分析国际形势，正确判断重大矛盾，是确定中国外交政策的依据。党的十六大以来，国际形势复杂变化，经济全球化曲折发展，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十六大对国际形势做出了明确判断：综观全局，21世纪头20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对于确立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中心任务至关重要。十六大以来，中国外交经历了重大国际事件的考验，从反恐战争到全球金融危机，从“阿拉伯之春”到美国亚太战略再平衡，很多人曾经对“战略机遇期”产生怀疑和动摇。对此，胡锦涛总书记多次在党的会议上强调加强“机遇意识”，“把握机遇”，“运用机遇”，“捕捉机遇”，无论面对多么复杂的形势，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始终坚持“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牢牢把控外交全局，在国际形势发展的惊涛骇浪中稳步前进。

因此，“战略机遇期”的战略判断是关乎全局的重要理论创新，它直接决定着中国外交的战略走向和资源配置。从“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出发，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是准确研判形势，妥善处理敏感问题，切实维护和巩固好中国崛起的势头，为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创造良好国际环境。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在较长一段时期内都要遵循“坚持韬光养晦、积极有所作为”的方针，只要不动摇中国崛起势头的根本，不动摇中国战略机遇期内的中国发展全局，中国始终保持不急不躁的心态，排除各种干扰，集中发展自己。可见，战略机遇期的理论回答了中国在面临复杂的国际环境变化和艰巨的国内建设任务时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如何处理对外战略的根本问题，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怎样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的基本理论问题，为新时期的中国外交提供了根本依据。

二、科学发展观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更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理论指南。进入新世纪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一思想在党的十七大写入党章，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新时期指导外交的战略思想。

在外交中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要确立以人为本和服务发展的外交理念。2006年4月21日，胡锦涛在访问美国耶鲁大学演讲时说：“今天，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对“以人为本”外交理念的深入诠释，意味着中国外交哲学从“外交依靠人民”向“外交为了人民”转变。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关心海外公民包括港澳台同胞的安危冷暖，并多次作出具体指示，较好地处理了在伊拉克、巴基斯坦、阿富汗、南非、美国、英国、菲律宾、吉尔吉斯斯坦等地发生的危及中国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事件。在外交实践中，增加了很多为人民服务的重要内容，如设立外交部开放日，成立公众外交处，逐步开放历史档案，在网上与网民进行外交话题对话。在外交运行机制上，提高了外交为民的能力。比如建立了境外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和国外应急协调处理机制，建立健全海外安全风险评估和防范预警机制，成功实施多起从动乱国家大规模撤侨行动，妥善处置我人员海外遇袭事件，设立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不断加强领事保护的机制建设，在外交经费上也拨专款用于依法保护中国公民和华侨的权利等，外交为民有了实质性的进步。

同时，科学发展观还明确了外交与发展的辩证关系和外交服务发展的理念。在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胡锦涛强调：“新形势下，外交工作同国家发展的关系更加紧密，必须依靠发展、服务发展、促进发展，切实维护全方位对外开放条件下我国发展利益。”这一思想对中国外交增强服务发展的意识，提升服务发展的能力，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近年来，外交工作日益突出以服务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为主线，以推进世界经济治理机制改革为主要平台，有效应对各类涉外敏感问题和突发事件，不断增强依靠发展、服务发展和促进发展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有力地维护了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为国内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三、和平发展道路

十六大以来，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实现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稳步提升。面对中国实力的迅速崛起，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充满疑虑，担心中国走“国强必霸”、“冲突战争”的老路。

面对国外舆论的种种猜测和怀疑，中国从2003年开始就把探索中国崛起道路作为一个重要外交战略问题。2004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时，首次提出了“和平崛起道路”，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中国的崛起不会危害到世界任何国家。2004年2月17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明确提出中国“要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经过反复讨论后，2005年，中国政府发布《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向世界郑重宣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就是要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时机，努力发展和壮大自己，同时又以自己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2011年，中国政府再次发布《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提出这条道路最鲜明的特征是科学发展、自主发展、开放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它的不懈追求是对内求发展、求和谐，对外求合作、求和平。

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一条在维护世界和平中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促进世界和平的道路，一条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道路，一条勇于参与和平国际竞争又坚持广泛合作的道路。中国选择这条道路，就是要顺应时代潮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互为表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外部实现形式。

四、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中国的发展究竟依靠自力更生，还是依靠外来援助，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思考的核心。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中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指导方针。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国一度犯了“关起门来搞建设”的错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实现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造成了产能过剩、环境压力、假冒伪劣等问题。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对传统开放理论进行了深入反思，打破了作为传统开放理论基础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提出不失时机地实施“走出去”战略，更好地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近年来，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中国强调利用全球化的有利挑战，“走出去”参与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同时依靠国内有利条件，推动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开拓国内广阔市场，贯彻以人为本的方针，保护我国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探索以战略和体制的优化实现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2011年通过的“十二五”规划详细规定了“走出去”战略的具体的实施方式，为中国外交提出了推进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新任务。

可见，科学发展观主导的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开放观的新开放观。此种新开放观不是简单地打开国门，而是一种着眼于全球经营的开放观，是致力于提高效益、协调发展、以人为本的开放观。它不像传统开放观那样过于依赖政策优惠激励，过于依赖要素价格优势，而是注重走出国门，参与全球化分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发展贸易，推动投资和管理金融工具，是一种强调互利双赢的开放观，是一种在全球开放经济体系下探索中国发展的战略，是一种外交思想的创新和突破。

五、建设和谐世界

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国际社会都迫切希望中国对世界新秩序表达明确的观点，以往仅仅强调推进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宽泛提法已经不能满足新形势的需要。为此，中国倡导并致力于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认为这既是一个长期目标，又是一项现实任务。

“和谐世界”概念是胡锦涛总书记在2005年4月22日出席雅加达亚非峰会发表演讲时提出的。他倡议亚非国家之间应当建立政治上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经济上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文化上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安全上平等互信、对话协作。同时，倡导开放包容精神，尊重文明、宗教、价值观的多样性，尊重各国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自主权，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2005年9月15日，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鲜明地提出，只有世界所有国家紧密团结起来，共同把握机遇、应对挑战，才能为人类社会发展创造光明的未来，才能真正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这是中国第一次在代表世界最高权威的讲坛上、以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名义，向全世界推广和谐社会的理念，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理想追求和世界目标：建设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2007年，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被写入党的十七大报告，成为指导中国外交的理念。

和谐世界是中国外交理论的重要创新，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潮流，符合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集中体现着国际政治文明进步的历史趋势，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显著的优越性。作为一种世界秩序典范，它将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主导着中国的世界政治理想和外交目标。

六、发展新型大国关系

大国关系历来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能否处理好大国关系，决定着中国外交发展的全局。随着中国成为第二经济大国，与大国的外交越来越成为中国外交的核心。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与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的时代背景下，能否统筹好大国关系，发展新型大国关系，不仅攸关中国外交全局，而且攸关中国和平发展道路。

自新中国成立后，大国外交始终是事关中国外交全局的战略性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巩固新生的共和国政权，中国采取了“一边倒”的战略方针，后来根据形势变化需要确立了“三个世界”的战略构想。20世纪80年代后，在大国关系上，中国从国际统一战线的结盟外交转变为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外交，从以意识形态划线转变为全方位外交，坚持以冷静观察、沉着应对的方针和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精神处理国际事务，先后与许多大国建立了不结盟、不对抗和不针对第三国的新型伙伴关系。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大国伙伴关系基础上，中国领导人与时俱进，根据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后出现的大国互动新格局，提出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构想。2009年 11月，在美国总统巴拉克 奥巴马访华期间，中美双方达成《中美联合声明》，确认发展“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2012年2月 15日，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提出中美应拓展两国利益汇合点和互利合作面，努力把两国合作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首次明确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并在5月3日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会见美方代表时表示，中美作为政治制度、历史文化背景、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两个大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既要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决心和信心，也要有“摸着石头过河”的耐心和智慧。2012年5月3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出席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致辞时，明确提出努力发展让两国人民放心、让各国人民安心的新型大国关系，提出需要创新思维、相互信任、平等互谅、积极行动等提议。不难看出，中国领导人密集论述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新时期大国外交的新方向。

理解新型大国关系，要与传统大国关系比较起来认识。传统大国关系是一种敌友明确、追求霸权、结盟对抗和零和博弈的关系，新型大国关系是一种非敌非友、和平发展、竞争合作和正和博弈的关系。作为中国外交的一个新维度，在发展与所有大国的新型大国关系过程中，中国需要明确大国定位，履行大国责任，巩固大国权力，坚持大国对话，不断增进大国之间的政治互信，提升社会和民众对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信心，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而努力。

七、构筑周边地缘战略依托

长期以来，周边外交是中国外交的重要一环。改革开放以来，营造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成为中国周边外交的主要任务，逐步形成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等一系列方针政策，在维护地区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十六大以来，周边地区在中国外交棋盘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周边是首要”被明确为指导周边外交的战略方针，中国在亚太地区外交上也越来越积极主动，先后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实施“睦邻、富邻、安邻”的周边外交政策，强调积极开展亚太区域合作，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

近年来，尽管面临美国亚太战略再平衡的挑战，中国坚持这一周边外交方针和政策，在维护地区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周边国家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随着六方会谈、中日韩首脑峰会、中国—东盟自贸区、上海合作组织等一系列外交平台的建立和拓展，中国周边外交已经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印度洋地震海啸灾难发生后，中国政府和人民与受灾国政府和人民心心相系，迅速作出反应，开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对外救援行动。在东北亚，中国从大局出发，坚持不懈，积极斡旋，先后促成朝核六方会谈，避免了半岛紧张局势升级，为维护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在中亚，中国和俄罗斯、中亚国家共同倡导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对稳定地区局势和推动安全合作产生了积极影响。在东南亚，中国与东盟各国建立“10+1”自由贸易区和“10+3”机制，大大推动了地区经济合作的发展。

总之，在周边外交和区域合作中，中国坚持协商一致、平等互利、循序渐进的原则，照顾各方利益和关切，以实际行动推动与亚洲国家的共同发展。中国同周边各国积极开展睦邻友好合作，倡导“亚洲精神”，共同推动建设和谐亚洲，已经初步建立起中国和平发展的周边战略依托。

八、积极有为的国际责任

传统上，中国不喜欢多边外交，更倾向于双边外交。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一系列国际组织，中国多边外交日益活跃，不仅积极参与大量的全球性和区域性国际组织，并在其中扮演积极推动者的角色，而且也开始主动倡导和培育多边外交舞台，在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博鳌亚洲论坛、朝核六方会谈、中国—东盟地区合作、中非合作论坛等多边外交舞台建设，逐步从反应式利用逐渐向主动式参与、积极性构建过渡，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作为新兴大国越来越成为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完善者和改造者，这是中国战略思维变化最突出的体现。

同时，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也越来越重视扮演负责任的大国，秉持积极有为的国际责任观，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近年来，在治理 SARS、国际反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全球环境保护、达尔富尔问题、打击跨国犯罪等问题上逐渐扮演起召集人、调解员的角色。中国履行入世国际承诺和对国际社会负责的行为受到国际社会的肯定和称赞。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积极与国际社会一道，参与G20对话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一系列国际经济制度改革，参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谈判，以积极姿态参与国际体系变革和国际规则制定，参与全球性问题治理，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此外，近年来，中国越来越重视与第三世界国家开展互惠互利的合作，探索与发展中国家互利合作的新领域、新途径。中国与非盟、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长期保持合作，积极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的集体对话，比如中非论坛、中阿对话、中国和拉美对话、中国与南太平洋对话，与巴西、印度、南非等新兴国家的合作，中国和东盟地区论坛的对话与合作等。通过上述努力，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在性质上实现了“从老朋友到新伙伴”的转换。

九、加强公共外交与人文外交

加强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是中国外交新的增长点。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公共外交在世界范围的兴起，拓展公共外交成为新时期民间外交的重要任务。中国政府真正认识公共外交的重要意义是在2001年，随着美国在“9?11”事件后日益重视公共外交，中国外交部也把公共外交纳入外交事务的一个重要方面。从2002年开始，外交学院举办的外交干部培训班开始把公共外交作为一项必要的培训内容。2004年外交部新闻司内部设立了公众外交处，全面负责公共外交事宜，2009年，公共外交处升格为公共外交办公室。公共外交办公室的具体职责包括：负责举办外交部公众开放日等大型公共外交活动；向国内媒体介绍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国际热点问题的主张；协调外交部部内部属单位及外交部与其他部委间的公共外交工作；负责外交部公众信息网及 204个子网站建设，管理外交论坛；协调指导各驻外使领馆公共外交工作；进行公共外交调研等。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在多次外事访问的过程中也身体力行，积极践行公共外交，为加深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公共外交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拓展公共外交和推进中外人文交流的过程中，人文交流的外交意义和内容逐渐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人文外交逐渐成为中国民间外交工作中的一个亮点，更是新时期民间外交的一个着力点。2007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从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高度，明确提出“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2009年7月20日，胡锦涛主席在出席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时指出：“要加强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开展各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扎实传播中华优秀文化。”随后，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在2010年建立，文化部在各国陆续推出的“中国文化节”、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与俄多家 媒 体 策 划 实 施 的“你 好，中国！”、教育部主办的“汉语桥”大中学生汉语大赛、广电部门主办的“中国电影周”等一系列人文外交机制得以巩固和发展，人文外交越来越成为中国民间外交的靓丽风景线。

十、统筹兼顾的外交方法

近年来，中国领导人频频强调加强外交能力建设，强调统筹外交方法。2006年，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中央明确提出，“审时度势，因势利导，趋利避害，不断提高新形势下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和水平”。在2009年7月召开的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国家主席胡锦涛强调，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不断提高外交工作能力和水平，努力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和外部条件。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对提升外交能力作出最全面最详细的阐述，对提升中国外交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针对外交与内政相互交织的新形势，中国越来越重视统筹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强调转变内外有别的传统外交观念，确立国际国内一盘棋的战略思想，深化对内政外交互动规律的认识，善于从复杂国际形势和国际条件的发展变化中把握中国改革发展稳定全局，把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更好统一起来，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更好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服务。统筹职业外交与非职业外交，克服外交部独揽外交事务的“关门主义”倾向，把所有参与外事的行为体纳入外事共同体，合理划分职能权限，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构建中央统一领导、外交部综合协调、各方面共同参与的“大外交”格局。统筹地区国别外交与议题领域外交，防止各自为战的“分散主义”外交倾向，明确主次配合机制，推进地区外交战略化、国别外交政治化、领域外交专门化，构建外交统一布局、部门梯次搭配、人员复合联动的网络外交体系。统筹双边外交和多边外交，改进双边外交与多边外交“缺乏联动”的倾向，把握外交节奏，增强外交互动，在双边外交中创造多边外交的机遇，在多边外交中搭建双边外交的舞台，构建统一规划、左右逢源、弹性互动的联动外交机制。

在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新时代，中国外交正在进行着重大而深刻的变革。中国外交正从以传统外交为主向传统外交和非传统外交并重的方向发展，探索立体思维，立体操作，充分发挥政府外交的主渠道作用，加强和改进政党、人大、政协、军队、地方、民间团体对外交往工作，打造内外结合、各方互动、官民并举、相互配合的统筹外交，不断拓展中国外交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