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文之际，立法会的选举已经有了结果，从议席的分布，虽然爱国爱港阵营小胜，但反对派中较为偏激反共的公民党和人民力量都得到不错的战绩，在新一届立法会稳占了关键的少数，成事虽然不足，败事却绰绰有余。早在选举结束之前，已有评论员预测“瘫痪香港，更进一步”。
在这次选举中，反对派不惜撕破脸皮，赤裸裸的反共反华，反共之余，还要反对内地十三亿同胞，已经图穷匕现。而反共还找不到什么突破点，竟然在反对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推行的国民教育作切入，更于找不到反对国民教育的理由，便莫须有地一口咬定它“洗脑”，企图通过红色恐慌，建立白色恐怖，更明显暴露了反对派议题用尽，已经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
因为反对势力手上议题已经所余无几，再加上特首梁振英处理失当，助长了他们的气焰，在未来的一段日子，还一定要用尽用足反对“洗脑”，反对国民教育这仅有的弹药，闹个翻天覆地。我们很有必要正面面对它，通过理论论述去武装爱国爱港参政议政人员，同时也为广大市民群众提供精神消毒剂。
子虚乌有的“洗脑”
首先，所有科学研究都指向世上根本没有“思想控制”（mind control）即俗称“洗脑”(brainwashing)这回事。把人改造为毫无思辨能力的丧尸（zombie），完全相信控制者要他们相信的事物，和作出要他们作的反应，古往今来，都没有绝对成功过。于“文革”高峰期，表面看来，当时8亿人口都被“洗脑”，全疯了，事后我们知道，原来大部分人对“四人帮”过“左”的那一套其实都“看在眼里，恨在心里”；那少部分于短时期完全相信和接受那一套的，也在事后完全恢复批判能力。巴金是其表表者，他后来在《沉思录》中的反省也十分深刻。
但话说回来，于“文革”初期，在不利的讯息被集体排斥的状态之下，的确有不少人完全认同需要“批私反修，从灵魂深处闹革命”，并且要求人人过关的。这短期狂热的集体歇斯底里（mass hysteria），不论古今中西，都不时会发生。大家大概还会记得上世纪末曾经出现过“纪元虫”的恐慌，当时经报章大量报道，几乎人人都相信2000年1月1日零时因为电脑集体失灵，必然会出现大危机，有些人还煞有介事的做了应付灾难的准备。事后看来，这只不过是电脑业界成功给我们“洗脑”，藉此卖出一大批新电脑的集体谎言的结果。冷静回想，这谎言其实有很多的漏洞，但当时的确没有人能独立思考，敢于公开挑战“纪元虫”的存在。至于美国为了找藉口打越南，自编、自导、自演了所谓“东京湾事件”，激起民意参战，好一段时期，美国人民大都相信有这一回事，这已经成了经典之作了。
现在看来，冷战可以看作是一连串系统操作的集体歇斯底里行为。当时美国和苏联两大阵营，互相把对方妖魔化，并且人为的隔绝人民交往和讯息交流，从而灌输对另一个阵营强烈的恐惧和仇恨，达到接近人民相信控制者要他们相信的事物，和作出要他们作的反应的效果。即便在这40年冷战期间，虽然出现了今天大家都清楚是由控制者的谎言所导致的多次大小对外战争和内部折腾，但总体来说，人民还是有思辨能力、清醒和理性的。
从今天一些从未接触过几个共产党员的中学生，被老师和父母挑动之下，狂热和非理性的反共和反国民教育的种种表现，一次集体歇斯底里正在我们眼皮底下进行中。我们深入的探讨一下，这些小孩长期被引导只接受某些负面信息，造成没有充足事实基础的强烈恐惧和仇恨，在某些具符号意义的事物触动之下，便会作出自己以为正义、合理、必要的集体歇斯底里排他反应。但是从最近许多事实，包括这次竞争激烈的选举结果所显示，香港近来这一股反共反华的狂飙的底下，市民基本上还是理性和明辨是非的。世上从来都没有“洗脑”这回事，“你可以全部时间欺骗部分人，或者部分时间欺骗全部人，但不可能全部时间欺骗全部人。”这才是颠簸不易的真理。
殖民地人与香港的中国人
不过我们还是面对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香港人跟内地同胞在许多方面的确有很多不同之处。这是什么原因？我们应该如何对待？
先说如何对待。我们中国是一个辽阔庞杂的大国，即便是广东，一省之内也有说不出多少的方言和多姿多彩的风俗习惯，更不说广东人和外省人之间的千差万别了。香港人之跟内地人于多地方不一样，就像四川人跟河南人不一样那么自然和合理。如果我们从一些文化差异硬要构建有别于中国人的“香港人”出来的话，那将会十分荒谬。台独分子文胆的论述能力远比香港的反对派秀才强，他们写了多少篇文章，出了多少本书，努力证明“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甚至压根儿就没有“中国人”这回事。但是他们都失败了，如果真有“台湾人”，那只可能是少数的山地土著，而他们还是被那些百多年前才来自大陆的假“台湾人”赶上山的。到最后，连李登辉和陈水扁都公开承认台独是个假议题。至于香港，更连所谓新界“原居民”都清一色是中国人，只有来港定居先后的分别，那里还有什么“香港人”。
既然是假议题，辩论也是假辩论，那就不需要认真作智慧的较量。反对势力把反共反华作为独港、港独的手段，政治斗争自有其内在的游戏规则和攻略，也只能通过这些游戏规则和攻略寻求解决。
不过话说回来，反对势力真的害怕香港人会变成中国人，香港变成“另外一个中国城市”。只是以前还遮遮掩掩的说怕香港失去既有的特色，因而失去竞争力等作为藉口，今天则是赤裸裸的竖起独港和港独的旗帜。
四川人跟河南人之所以不同，是两地数千年来都各有自己不一样的风俗习惯。这些风俗习惯，有些是跟气候、地貌等客观条件有关。比如西北高原天气乾燥，气温较低，个人卫生毋须像我们生活于既潮且热的香港人那么紧张；正如在湿度低的北方，饼乾可以随便放，但我们却一定要置于密封容器中才能维持硬脆一样。另一方面，也有与当地曾经发生的某些共同经历所影响。一个近例是在沙士（非典）疫情之后，港人出外吃饭，流行自己亲自洗食具一次，并且坚持用公筷。内地受沙士（非典）影响没有香港那么深，所以虽然公筷日渐流行，但没有香港那么普遍，而自洗食器的行为，内地罕见。如果我们抱一种“存在必有其合理性”这包容的态度，就不会大惊小怪，也不会自觉高人一等。
而共同经历等，另一种说法就是“文化沉淀”。由于过去160年香港发生的许多事物跟内地不一样，处理不一样，结果也不一样，香港市民所感受到的文化沉淀，跟内地任何一个地方，即便是近在一河之隔的深圳，都有明显的差异，这便形成了香港人独特的文化。但是在中国过去千万年的历史长河之中，这百多年根本算不上什么，所造成的文化沉淀只是面上薄薄的一层。更不说香港700万人口中，不但年纪不同，在港定居的时间也不同，这表层的沉淀，即从谓“集体回忆”是十分复杂的，跟内地不同地方的同胞又各自有不同的重迭，绝对不能一盖而论。所以要建构“香港人”是十分困难的一回事。
只是香港有一小部分人，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他们其实不想做中国人，但在香港以外，也很难生存和发展。对他们来说，香港的现状就是最好，但是中国就是这么大，吸力是这么强，要保持现状，就非得要对抗中国强大的吸力，努力去朝偏离中国的方向走不可。
反对势力害怕和抗拒的究竟是什么
“一国两制”的设计，本来就是为了迁就这些不想马上全面融入中国的人而设计的。于上世纪80年代香港前途问题刚出现时，内地“文革”刚结束，香港当时某些人提出对回归信心不足的原因，是害怕“文革”再来。归根到底，“一国两制”所针对的，是当时冷战思维中两种不同制度的同时存在的问题。这便带出了“五十年不变，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政策：意思是你们不用怕，未来五十年在香港都会实行有别于内地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由香港人来治理香港，并且除了国防、外交之外，中央授与香港高度自治权。
即便中央政府对某些香港人已经作出了如此重大的退让和妥协，回归前跑出去的百万移民因为外边生活不如意而陆续回流；但是回归15年之后，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一部分香港人依然不想做中国人，只是于2008年国际金融海啸之后，在香港以外，他们更难生存和发展，移民已经不是一个选项。眼看着香港正顺着形势的发展，一往无前的融入中国主流之中，上世纪90年代移民潮已经不可能重现，这些不想做中国人的港人成了困兽，最终要浮上水面赤裸裸的反共反华，作垂死的挣扎。而香港某些既得利益的财团，和长期想“和平演变”中国的外部势力，又乐得藉此推波助澜。
说穿了，这些反对势力所害怕和要死命抗拒的，并非无中生有的什么“洗脑”，而是中国因素越来越重的新文化沉淀，会逐步掩盖了殖民地时代和之后还继续主导的西方文化沉淀，东风最后必然压倒西风，香港人最终会从殖民地人（即反对派论述的“香港居民”不是“中国公民”）醒觉成为生活在香港的中国人。
没有错，这无疑是一个思想和价值观改造的过程。但是科大教授雷鼎鸣兄说得好：“若说企图改造别人的思想，便已犯下弥天大罪，我并不同意。香港的媒体，哪一份没有自己的立场，并试图说服别人相信它们的观点？教会的传教士怎会不希望受众从不信变成相信？在学校的老师若不努力改造学生，使他们从无知到有知，从逻辑混乱到思维敏锐，那么他们便必定不是好老师，家长付钱让子女上课，正正是希望他们得到改造。”
这里我再引用雷兄对国民教育的看法：“改造不是问题，什么才是问题？最怕的是学生再无思想与辩证能力。要做到后者，有效的方法是杜绝观点及资讯的多元化，而且一旦脱离老师的观点便受到打击。按此准则，教材中存有老师或家长不同意的部分，根本是无关宏旨的，问题是老师是否能引导学生思考，作出自己的判断。”
如果说通过文化沉淀做中国人便是“洗脑”，那么全世界的人都被其文化“洗脑”，即是说全国13亿同胞都已经“被洗脑”。“洗脑”这一说法无比荒谬，同时也是对全世界的政府和人民，甚至人类文明莫大的侮辱。不管“洗脑”与否，你甚至毋须直接接触交流，只要上网看看，今天的神州大地之上，基本上已经再没有盲目服从，对政府没有自己看法，逆来顺受的人民，香港更不会有。而在香港这一个资讯发达的环境中，灌输积极正面的价值如爱家爱国，何罪之有？而向青少年鼓吹仇恨、怀疑、对抗等负面情绪，又何等卑鄙恶毒？！
作者是《中国评论》月刊学术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