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阶层固化”趋向成为引发中国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阶层固化意味着社会成员在不同阶层之间的地位流动受阻，个人的后天努力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底层群体向上流动的通道被堵塞，也就是说，不同社会阶层的成员构成趋于稳定，社会不平等结构被原样复制。从学理上说，阶层固化在中国社会是否存在，其普遍性如何，还需要扎实的实证研究来证明。社会的阶层结构一旦固化，公平正义势必遭受损害，社会的发展活力与秩序和谐将面临挑战。因此，我们不能不追问，是什么因素促成了公众对阶层固化的感受？笔者认为，在表层，这与全球金融危机、房价畸高等因素增加了中低阶层的生存压力有关，也与一些“官二代”、“富二代”的不当行为导致社会阶层冲突增加有关，而在深层，这更与当前发展阶段的新形势与不彻底的体制改革发生激烈碰撞紧密相关。阶层固化至少是一些体制性因素导致的客观存在。
首先，市场引致的财富分化进入代际传承期，相应的调节措施却尚未建立。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带来了一个竞争时代，市场竞争优化了资源配置，激发了发展活力，促进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大规模推进。这个过程既促进了资源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也带来庞大的阶层流动机会增量，从而打破了原来的阶层边界，使不同的社会群体共同受益。但与此同时，这个过程也是一个收入分配快速分化的过程。改革开放30多年，人们基于经济收入形成了新的阶层位次，中国社会的收入差距已位居全球前列，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已远远超出0.45。也恰恰是这30年，中国社会已基本完成创业阶段的财富积累，由收入分化带来的经济分层开始进入代际传承的新阶段。新一代的阶层流动需要起点公平，但我们用以调节收入分配的所得税制度尚不完善，可为底层群体发展提供助力的资源基础极为薄弱。由此，上一代形成的收入差距逐渐转化为新一代社会起步的不同起点，相对于贫困家庭的子弟，先富人群的子女先天拥有财富上的优势，并逐渐转化为教育、职业等社会优势，底层群体的向上流动受到挤压。
其次，社会体制中的身份弹性趋近极限，农民工继续发展面临“天花板”。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体制依据家庭背景界定政治身份和户籍身份，进而决定个人阶层地位，由此形成了农民、工人、干部等相对固化的阶层结构。改革开放之后，劳动人事制度改革和城乡之间的资源流动打破了原有的阶层边界，促进了不同阶层成员的自主流动。在城市，工人和干部之间的身份差别明显淡化。在农村，大批农民得以进厂、进城。相对于原来静态、刚性的身份制，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规模不断扩大，工人、农民改变自身地位的机会大大增加，2亿多农民通过进城务工经商成为“农民工”，其生活水平和经济地位得到很大改善。但是应该看到，体制内的工人与干部身份并未完全打破，户籍制度和依据户籍人口分配社会福利的传统体制仍然维持，农民的地位改变其实只是农民内部分化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2亿农民工难以真正融入城市，没有户籍的流动人口也难以在流入地获得公共服务。这表明，原来的身份制只是因市场经济发育而增加了弹性，而真正的藩篱仍然存在。随着二代农民工的生成，农民在城市难以扎根的事实被明确感知，社会体制弹性空间的极限也就浮现出来。
第三，多元社会的资源配置缺乏公平博弈，中低阶层难免遭遇“社会排斥”。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相对于改革初期的生存需求，社会成员的发展性需求开始得到释放。市场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弹性带来分配方式、就业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多样化，一个利益主体多元的社会格局已经形成，而多元主体的继续发展都需要教育、医疗、就业与保障等公共服务的支持，需要公共资源真正实现对不同区域、不同人群的公平覆盖，这又无疑呼唤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共参与和公平博弈。但是这样的机制和平台却迟迟未能建立，导致一部分人群在事关自身利益的资源配置中面临“权利缺位”。农民对乡村教育资源配置有何具体需求、对医疗服务的均等化如何期待，流动人口对住房问题的解决有何意见，似乎缺乏关注。如此，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就难以真正得到落实。于是，公共资源配置就向优势阶层、优势地区倾斜，中低阶层遭遇的“社会排斥”就不断出现，对其实现向上流动至关重要的教育公平、就业公平就一再成为问题。
第四，公共权力运行的约束机制依然匮乏，某些优势阶层通过寻租市场形成结盟。我们说改革是社会利益格局的大调整，其背后的实质是社会权利分配的大调整，相对应的就是对公共权力的改革和重新建构。然而，渐进式改革意味着不同领域、不同方向的改革进程并不一致，由此造成新旧制度长期并存。与社会“碎片化”对应的是体制“碎片化”。这就是说，一方面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公共权力运行方式与市场经济体制的资源配置方式双轨并存，使得行政权力过分扩容，权力不仅控制市场运行和市场交易，甚至进入市场成为交易的商品；一方面围绕不同体制“碎片”凝结成不同的受益群体，不同的受益群体也为不同的体制“碎片”辩护，改革深化的共识迟迟难以达成。在这种格局下，掌握优势资源的权力拥有者、财富拥有者和社会声望分配者可以优势互补、结成同盟，裙带关系、权钱交易、权权交易便构成了某些优势阶层的利益传承机制，而中低阶层的向上流动则面临更大风险。由于社会地位出现一定的世袭倾向，新一轮的社会身份化也就俨然成型。
事实上，从人类社会的普遍性来说，由社会资源不平等分配而形成阶层分化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如何形成这种分化，也就是社会资源不平等分配的主要依据是什么。社会的现代性要求阶层间的边界是开放的，社会成员在不同阶层间的流动应该更多地依据其后天的个人努力而不是先天的出身背景，如此才能增强普遍的公平感和发展的生机活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秩序与活力其实正是来源于此。然而，我们必须看到，阶层固化趋向，折射出阻碍社会公平的体制性因素仍然存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财富分配也正在沉淀为新的身份。一旦这种现象固化为新的社会结构基础，则没有阶层能真正从中受益。因此，我们必须充分估计新世纪、新阶段的新要求，下决心将改革进行到底，而所谓“改”，就是要改变妨碍社会公平的体制要素，从而继续释放生产力；所谓“革”，就是通过新型体制建构满足新的发展阶段的社会公平要求，从而防止前30年的改革成果趋于固化。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