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流动的含义是跨越社会阶层壁垒的流动。阶层固化从社会流动角度定义，就是跨阶层的社会流动愈来愈难：处于相对弱势的阶层难于向上流动，而相对强势的阶层子弟能轻易停留在其父辈的社会经济地位上。

一个社会的社会流动，主要取决于两个独立起作用的因素，一是社会结构本身的变迁，另一个是社会选择的机制。

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中，不同结构位置的容量是不同的。在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中，大量人群处于中下层，而菱形的社会结构则提供了更多中间位置的社会空缺。在社会结构变迁时代，如果结构变迁的方向是从金字塔形向菱形变迁，那么必然会发生相当数量原处于中下层的社会成员及其子女向上流动到社会结构的中层。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结构是典型的金字塔结构。根据1982年的人口普查，在业人口中普通工人和商业服务员人员约占20%，农民为70%，两者合计超过90%，而各级各类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非体力劳动者的比例合计才8%。到2005年，非农比例上升到近43%，其中管理、专业和非体力劳动者岗位增加近60%，比例达到12.7%，新增约三千万个职位空缺。经济总量增加和产业结构升级，创造了很多职业地位更高的管理和技术职位，给原为工农及其子弟的向上流动提供了机会。

在一项上海和俄罗斯圣彼得堡的比较研究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由于近30年上海经济的迅速发展，上海市民的向上流动机会明显增加，约45%的新一代市民实现了向上流动，向下流动的为26%。而圣彼得堡因为“休克疗法”造成经济萎缩和停滞，社会结构反而金字塔化了，其流动模式正好相反，向下流动占43%，向上流动只有22%，向下流动的机会要远大于向上流动的机会。这些都充分说明了社会结构的改变对社会流动机会所产生的影响。

当前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艰难地从金字塔型向菱形的转变过程中。其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产业升级遭遇到瓶颈，从劳动力密集到资本技术密集的转型、以及第三产业的扩展比原先的预想更为困难，这使得经济发展持续不断提供民众向上流动机会的能力在减弱。特别是在高等教育扩张的背景下，经济发展未能新增足够的管理和技术岗位，大学生就业难、待遇“民工化”，就凸显了社会结构变迁的滞后对流动机会的制约作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因为近年来社会结构的变迁没有如1980、1990年代提供更多的向上流动的机会，导致普通工农子弟向上流动的机会受限是可能的。但如果社会流动的机会仍然能公平地分配，就不意味着社会阶层的固化。随着经济规模的进一步扩张、产业结构的调整，各社会阶层都可能有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

影响社会流动的第二个因素是社会选择机制，这是指一个社会是如何筛选人才的，是否公正分配流动的机会，是否做到人尽其才。即使在社会结构稳定的情况下，社会虽然不能“做大蛋糕”，为中下层新增向上流动的机会，但只要能公平、公正地分配机会，仍然可以打破社会阶层壁垒，让社会充满活力。一个理想的社会，其社会选择的唯一原则是绩效原则，就是以个人能力、努力为标准，推动各阶层社会流动机会的均等化。相对应的另外一个极端，是传统的精英阶层社会政治地位的世袭制，最典型的是古代印度的种姓制度，每个种姓的下一代毫无例外地延续父辈的身份，这是“全民世袭”的极端状态。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筛选机制的变化，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基于绩效原则的现代流动模式正在形成，流动中“自致性”的因素正在逐渐代替旧有“先赋性”为主的传统社会的流动机制。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的是身份分层、政治分层，不但户籍身份、家庭政治出身对个人的命运有决定性的影响，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工人”或“干部”的身份、或是“跳槽”换个单位都存在制度性的障碍，这种强调既有身份的社会流动机制阻碍了人们通过努力奋斗实现向上流动，社会因此缺乏活力和动力。而改革开放之后，首先是在体制外形成了新社会的流动空间。1980年代的乡镇企业和1990年代的大规模民工流动突破了原本计划经济体制下严格控制的城乡分割和工农区隔，加之新兴的外资、民营经济成分比例不断扩大，这为民众提供了一条体制外走向成功的道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健全，绩效原则日益深入人心，劳动力市场而非行政计划部门成为人才配置的主要机制。

从3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来看，社会筛选的原则在进步、机制在完善，这为打破社会不平等壁垒提供了体制保障。尤其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社会流动非常活跃，社会活力充分激发。有研究表明，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代际流动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处于较高水平，与美、英等少数发达国家接近，明显高于印度、巴西等国家。

对于当前热议的“寒门是否能出贵子”，是源于这样一个观察：一些对中国名校生源的分析发现，考上名校的农村孩子占的比例越来越小，主要集中在普通地方院校与专科院校。这些观察或分析大多局限于某一特定高校或专业，有些缺乏可靠的历史比较数据。同时，也有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如有学者对北京某名校和江苏某省属大学1950-2003年学生学籍卡资料的分析，发现近30年来两所学校中农民子弟仍保持着相对稳定的比例，而工人子弟的比例在1980年代末开始还出现了大幅度的增加。所以，社会中下层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之路已经被堵塞这一结论的可靠性有待进一步验证。

在现代社会，教育对于社会流动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社会中下层实现向上流动的阶梯，也是社会中上层完成社会继承的手段。不可避免，在社会中下层“知识改变命运”的希望和社会中上层子弟“地位维继”之间会发生博弈和争夺。而且，社会下层子弟在高等院校的入学劣势在全世界都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以美国为例，在全美最好的一百多所精英大学里，家庭收入处于末尾四分之一的学生不到5%，家庭收入处于前四分之一的学生则超过70%。而教育不平等的程度和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具体的制度设计。我们现在虽然不能断言寒门子弟的上升之路已经梗阻，但当前教育体制、甚至近年一些教育改革的具体措施和政策，的确是更有利于社会中上层将家庭背景的优势传递到下一代。检验的标准是，优质教育资源是否在分布上更为不均衡、在获得上是否更为不平等。社会热议“寒门贵子”问题的背后，是民众对近年来各种各样“拼爹”游戏的愤慨和忧虑。高考乃至整个教育体系，不但承担着培养人才的重任，更是社会筛选的主要机制。在当前社会状况下，教育改革的进一步方向，需要把教育公平放到首要位置，这是维护社会团结、促进社会公正的必然要求。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