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是最令人瞩目的国际政治经济现象之一。这一改革起因相差很大，但结局几乎如出一辙，即从早期的迅速发展，到中期的陷入停滞，最后走上无可挽回的崩溃道路。大约延续了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改革，就此画上了一个令人惊叹的句号。

为甚么曾经如此具有活力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后都难免崩溃的命运呢？对此，人们长期以来要么归咎于掌握国家权力的政治领袖人物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叛离，要么归咎于改革举措的不当，甚至归罪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颠覆。无疑，这些说法都有一定根据。但单凭这些说法来解释社会主义国家从改革走向崩溃的历史进程，似嫌单薄。本文从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制度安排与秩序保障方面，对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过程进行解释性描述与分析，以期更为准确地理解其改革走势。

一　令人震惊的“发展奇迹”

社会主义是一个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组织与经济发展模式的复杂集合体。在这一名称之下存在着从形式到实质差异都非常巨大的各种变体。本文所指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具有特定涵义：在原生形态上讲，这些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秉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国家政体上呈现为极权主义，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实行计划经济，在国家权力的存在方式上以国家吞噬社会与市场为特征。而在改革形态上讲，就是要对前述各个方面进行改良，以便显示出某种弹性，从而延年益寿。因此，本文所指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包括实行社会民主主义的北欧国家，其指涉对象限定在苏联、东欧、中国、北朝鲜、越南和古巴，也就是所谓的“苏式国家”。由于中国和越南的改革还在进行之中，其未来的走向和前景还有待观察，而北朝鲜和古巴明显抵制改革，因此，本文所论实际上限于人们习称的“苏联东欧国家”，或简称“苏东国家”。

社会主义的改革并不是一个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就出现的话题。在外部没有给社会主义国家的原创形态──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苏联）──造成重大威胁的情况下，苏联工业化的超高速发展曾震惊了西方世界。1945年以后，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世界一分为二，幷将现代世界区隔成两个重要的意识形态─国家联盟的情况下，苏东国家的发展，也给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中厌恶剥削和压迫的左翼知识份子以巨大鼓舞，幷且给资本主义世界造成巨大压力。

从苏联来看，发展奇迹分为两个阶段呈现出来：1917年革命前的俄国，尽管是一个初步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俄国经济以摧毁性的打击。“十月革命”爆发之时，俄罗斯的经济正处于严重的滞涨状态。布尔什维克取得全国政权以后，巩固权力与发展经济成为两大难题。在政治上，布尔什维克开展了毫不妥协的党内外斗争，不仅确定了独占国家权力的政治体制，将政党意志直接转变为国家意志，而且通过残酷的党内斗争，建立起高度集权的政党体制。在经济上，苏联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断然实施工业国有化、余粮征收、集中供给制，但这类政策既受到绩效的困扰，也受到社会的强烈抵抗。列宁就此转向推行“新经济政策”：小规模的工商贸易允许私人经营、征收农产品改为征收粮食税、允许农产品的市场交易。这种“退却性”的经济政策成为后来强制工业化的秩序基础。1920年代初中期，苏联建立起了计划与市场混合的经济体制1。

到1928年，局势相对稳定的苏联开始了大规模的强制工业化进程。这一进程与苏联的国家自我认知紧密联系在一起。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依赖从资本主义国家的进口来取得发展，必须“自力更生”。于是，在意识形态的强大推动之下，苏联开始了国家直接布局的工业化过程：一是调整全国工业经济的布局，在远离传统经济中心的乌拉尔、西伯利亚和中亚内陆设立工业基地；二是强制推行农业的工业化，使消费品供给体制工业化；三是推进教育改革，为工业化培养所需人才；四是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筹划发展事务2。

仅用十年时间，到1937年，苏联就基本完成了工业化的国家目标。工业总产值增长了差不多四倍半，完整的工业体系得以建立起来，而且分布在苏联的欧洲和亚洲部分。这种依靠国家权力布局的“无情的工业化”，推动苏联从一个农业国家快速进入工业国家的行列3，创造了人类工业化史上的奇迹。

苏联迅速的工业化大大提升了国家实力。这为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与美国对抗，以及苏联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奠定了可靠的基础。与此同时，两个有利的外部条件也对苏联强化工业化提供了帮助：在二战中，苏联接受了大量的英美援助，有力地促进了工业技术更新4；二战后，苏联又从战败的德国接收了先进的技术与设备。进入冷战时期，苏联依靠经济互助委员会和华沙条约组织（Warsaw Pact），对强制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进行经济分工5，从而保证苏联借助于分工优势保持大工业国的地位。至于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因为获得了经济区域互助的活力，在诸如能源供给、金融合作、交通运输等方面获得了发展动力，相比于此前，其发展也显得迅速得多6。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迅速工业化，使本国执政党喜形于色，因此不吝辞藻地赞美苏式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紧紧跟随苏联的步伐。一方面，苏式政治体制因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在东欧国家扎下根来；另一方面，苏联的工业化模式也成为东欧国家工业化进路的模仿对象；中央计划体制、国家主导的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成为东欧国家发展的三个支柱7。至于后起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更是对苏联模式表示发自内心的认同，幷长期以之作为国家发展的指导思想。

苏联模式带来的增长奇迹，使西方国家的左翼知识份子激动不已，也使他们对苏联倾慕不已。苏联模式满足了他们批判不道德资本主义的主观偏好，幷且使他们认定苏联模式是替代不道德资本主义的唯一出路。法国左翼知识份子在1940至1950年代对苏联的礼敬可作为代表。如萨特（Jean-Paul Sartre）直言不讳地宣称自己支持苏联：“经过十年沉思，我到达了一个转折点：我只需要捅破一层纸。用教会的语言说，这是我的改宗。”他的改宗宣言简洁明了：“反共产主义者是条狗。”8我们不能说这类言说仅仅由于萨特的个人信念所致，而应该注意到苏联的发展态势也许是他们如此仰慕苏联或共产主义最大的动力所在。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成就，也使二战后的资本主义国家面临巨大压力，其一是在政治经济发展模式上加以调整，其二是在政治经济学上发生巨大分歧，幷坐实了二战后西方国家政府调控主导的发展模式。这一压力，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来解析：

一方面，苏式社会主义体系的强劲发展，尤其是它所确立的发展模式，即由国家权力不惜一切代价强制推进的工业化进程，从增长上看，确实远比诉诸市场力量的西方国家要令人兴奋得多。从一个简单的同期数据对比，就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增长的巨大差异：1930年代苏联的工业生产总值增加了4.5倍，但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则陷入了严重的衰退状态。1950年代苏联体系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业产值增加都在一至三倍，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在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的支持下才刚刚恢复到二战以前的工业产值水平。

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就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而言，支持市场主导的思想家与支持政府主导的思想家之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争辩，其结果是后者占据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这中间的两个着名人物颇具代表性，一是市场经济的辩护者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又译海耶克），一是政府调控的主张者凯恩斯（John M. Keynes），两人之间产生了巨大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是后者成为西方国家经济政策的主导人物，而前者只好转向研究政治哲学。这一争论自然涉及两者的价值偏好和学术观点，但其中苏联的强劲发展则是其现实背景。在这场争论之后，英美两国实施的经济政策，都将凯恩斯关于政府调控的理念，作为经济政策的主导理念加以贯彻9。由此可见，由国家推动的发展奇迹对西方国家产生了多么巨大的诱惑力。

二　功能性改革与结构性病症

在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一开始就出现了发展迅速但配套不足而带来的严重问题。由国家权力体系直接推动的发展，一定会仰赖于经济─政治─社会资源的严重倾斜性配置，也就必然导致种种问题。从苏联的情况来看，“无情的工业化”既造成工业体系的畸轻畸重，更严重地伤害了农业的健康成长。国家权力体系全力推进工业增长，势必要求这一权力体系建构成为垄断资源的极权体制，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必须无条件地屈从于国家力量，因此经济的强势增长对于经济体系自身和“国家”权力体制本身，都会造成损害。

但是，在苏联体制还能维持一定经济绩效的时期，这样的体制弊端幷不为人们所意识到。在斯大林统治苏联时期，“无情的工业化”塑就的政治─经济体制，仅仅因为斯大林的个人专断便得到强势延续。就政治体制而言，这是一种以党代政的高度集权体制，斯大林统治的晚期甚至连执政党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都成为摆设，加之形式上应当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最高苏维埃成为联共（布）的政治玩偶，部长会议只是执政党的执行机构而非相对独立地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的政府机关，以致苏联的政治运作完全是斯大林个人说了算。而执政党内部所谓的“民主集中制”，早就演变成了斯大林依照个人意志自上而下委派干部的专制体制。干部的终身制度也缺乏激励作用。整个国家体制的运转依赖长官意志，国家治理毫无规则可言。人民完全被排除在权力运作之外，成为受支配的对象。就经济体制而言，苏联推行生产资料国有制，幷强行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即实行集体农庄制）；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强调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完全排斥市场经济，形成所谓的“指令经济”，幷且常常以政治化的方式处理经济发展问题；在工业经济的布局中，苏联将对显示工业产值具有突出作用的重工业置于绝对重要的位置，对其他工业门类则不予重视10。

苏式极权体制看似存在其特定“优势”：这一体制能够在短期内使执政党高度垄断国家权力和经济资源，既有效击退各种政治反对力量，又能在短时间内凸显经济增长奇迹，从而“证明”执政党统治的发展绩效。然而，执政党高度垄断政治、经济资源的体制，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必然存在难以克服的弊端。从政治上看，苏式国家不是现代常态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而是变形的党化国家（party state），因此政治制度的运行缺乏秩序性、稳定性保障。党化国家垄断性地支配一切的极权主义发展模式，必然要依靠一个高度集权的政党领袖人物，他的天纵英明成为整个国家发展的保证。倘若他失去了这种天纵之才，则整个国家便会陷入愁云惨雾之中。而由政党、尤其是政党领袖支撑的经济发展，则更是呈现出一种脆性的发展状态──一旦政党及其领袖的钢铁般意志倾注于经济事务，经济的快速增长一定会令世人瞩目，但国家的资源配置不可能永远合理，经济发展也无法长期支撑。

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中，无论是执政党还是政府的领导人，对于极权主义体制的弊端都不乏清醒认识的人士。正是这些人启动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从1950年代算起，到1990年代初期为止，社会主义国家共经历了三轮改革：第一轮改革从南斯拉夫肇始，后由赫鲁晓夫（Nikita S. Khrushchev）在苏联推进，并在东欧尝试；第二轮改革由东欧国家大力推动，触及到一些关键性问题；第三轮改革先在东欧国家启动，接着由戈尔巴乔夫（Mikhail S. Gorbachev）在苏联强力主导，继而整个东欧国家出现改革高潮，但结局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11。

从第一轮改革来看，启动改革进程的南斯拉夫是因为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与南斯拉夫的联盟结构发生冲突。加之执政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及其领导人铁托（Josip B. Tito），因坚持独立自主的路线而与苏共发生严重矛盾，尤其是因为巴尔干联邦问题导致与苏联的冲突公开化，从而开启了反思苏联模式的大门。南斯拉夫提出了以人民自治理念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政治改革方案，将社会自治与国家作为自由人联合体、国家所有制的暂时性、国家消亡，以及消灭异化等马克思主义命题紧密联系起来。在政治制度上，南斯拉夫将自治改革法制化，在基层成立了工厂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改干部任命制为民主选举和定期轮换制。继而，南斯拉夫对农业政策做出了调整，降低了强制性合作化程度，逐渐取消了农产品的征收制度。最后，南斯拉夫在政治体制上大力推进“民主化、分散化、非官僚化”的改革──强化地方自治，限制和取消官僚特权，精简机构幷下放权力，改善执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承诺非党政治组织的作用。1953年，南斯拉夫更以确定上述改革的《基本法》，取代了1946年的集权型《宪法》12。

正当南斯拉夫大力推进改革之时，斯大林于1953年去世。经过短暂的权力调整期，赫鲁晓夫执掌了苏联最高权力，斯大林时期高度集权的统治也开始进入调整状态：改革国家特务机构，平反冤假错案，加强集体领导，促进经济发展，缓和国际局势。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做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党内秘密报告，对斯大林的错误进行了清算，重申了苏共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其后又改善了苏维埃的运作制度，加强了法制建设，精简了机构幷改善干部制度。同时，苏联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进行了重新评估，承认不同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式存在差异。苏联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总结，除了继续推动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经济发展之外，也积极调整农业政策和发展方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苏联经济学界对所谓“利别尔曼建议”开展了大讨论，这一建议将物质刺激纳入到激励机制之中，改进了此前单纯强调精神激励的简单激励机制13。

随着苏联清理斯大林的错误以及对改革的推进，东欧各国也掀起了改革浪潮。1956年，波兰在“波兹南事件”（Poznan Uprising）发生后，对苏联模式的反思进入高潮。主张改革的哥穆尔卡（Wladyslaw Gomulka）取得最高领导人职位，推动设立工人委员会，扩大议会权力，发展各种形式的农民自治经济。匈牙利在纳吉（Imre Nagy）担任政府领导人之後，也致力於推进改革，但1956年10月发生的“匈牙利事件”（Hungarian Revolution）使改革中断，直到11月卡达尔（Janos Kadar）执掌国家权力之後，改革才得以继续推进。匈牙利改变了执政党绝对执掌国家权力的方式，实行党政分开，健全民主制度和加强法制建设，重视农业生产，强调劳动生产率。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东德也在同期进行了类似的改革14。

到1960至7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二轮改革启动了。这一轮改革不再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直接对垒的背景，也不再针对苏联模式及其矫正而展开。这一时期的改革体现了不同于第一轮改革的四个特点：一是对社会主义体制自身的弊端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二是开始自觉地引入市场机制，个人利益得到承认，经济组织更为多元；三是扩大了民众的政治参与，强化了国家政治体制中的民主因素；四是改革的综合性特点日益突出，配套改革的意图日益明显15。

第二轮的改革浪潮主要是在国家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展开的。如1960年代南斯拉夫就自认处于经济危机之中：重复投资严重、基建规模过大、经济效益下滑、高增长伴随着比例失调，等等。于是，南斯拉夫在1960年代中期推出了“新经济措施”，采取了一系列财政措施缓解经济危机。同时，南斯拉夫还致力于改革政党机制，推进党内民主，幷修改宪法，扩大民族自由和自治，强调民族平等。南斯拉夫的改革就此处在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前列。

1964年，苏联进入勃列日涅夫（Leonid I. Brezhnev）时代。由于这一时代的开端是对赫鲁晓夫改革的清算，接下来进行的改革注定只能是技术性的。在经济改革方面，勃列日涅夫也推行了新经济体制，注重计划的完善，管理的改进，强化了经济核算，建立了物质激励机制，引入了包工制度，扩大了联合公司，致力提高劳动生产率16。在农业体制和发展战略上，苏联也采取了一系列改革举措，旨在以集约化的方式提高农业生产率，幷且增加农业投资，强化技术改造，推行农工一体化。在政治体制上，苏联强调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三驾马车（党─国─政）的新型体制，以期杜绝斯大林式的个人专制。在此时期，苏联虽确认苏共的领导地位，但明确提出改善党的领导方式。苏联于1977年修订了宪法，提高了苏维埃的地位，加强人民监督，健全司法制度，扩大直接民主。

苏、南的这些改革，都是针对国内问题展开的。但很明显，所有改革都围绕具体问题而展开，缺乏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深刻认识与整体重构。这是一种忽视结构性问题、专注于功能性调整的改革：改革者完全没有意识到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制度设计以及运作秩序存在结构上难以治愈的病症，整个改革的重心都是原社会主义结构的改良与优化。因此可以说，社会主义的改革一开始就处于错位的状态：人们习惯于将社会主义弊端视为某个领导人失误所造成，而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缺乏反思能力。因此，在反思斯大林错误的起点上推动的改革，实际上幷没有触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缺陷。在政治体制上，这类改革大多是重申共产党民主集中制的固有组织原则；对于法律的引入也缺乏法治的理念；限制个人权力膨胀也远远高于限制组织权力的脱缰。苏东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对于一个超级政党独占国家权力这个根本问题，完全没有触动。在经济体制上，这些国家主要寄望于通过小修小补来提升效率，因此没有触及到生产资料所有制重构的问题。由于没有推行有效的市场资源配置方式，所谓改革大多停留在经济结构的调整，尤其是工业与农业关系的调整。这些改革，无法为僵化的社会主义制度注入长期有效的活力。

三　改革的普遍停滞与夭折态势

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功能性改革，几乎无一例外地逐渐陷入停滞情境和夭折状态。

在第二轮改革浪潮中，捷克斯洛伐克在1960年代初期启动了改革进程。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人们意识到改革不仅是经济领域的事情，而应当是政治─经济改革的联动。着名捷克经济学家希克（Ota Sik）指出，第一轮改革失败的责任在上不在下。他主张，在企业微观运行上必须引入市场机制，对企业利润进行分成，调整企业领导选拔方式，加强工人自治，扩大工会权力。捷共领导人诺沃提尼（Antonin Novotny）采纳了希克的建议。于是，捷克开始推进比第一轮改革更为激进的改革举措。但是，1964年赫鲁晓夫的下台导致捷克改革受阻。1967年，捷克陷入严重的经济困难。阻挠改革的诺沃提尼与改革力量形成对峙。

1968年初，主张改革的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cek）被推上捷共第一书记的职位，波澜壮阔的“布拉格之春”（Prague Spring）开始了，它对苏东改革具有象征意义。捷共不仅在党内实行民主化，而且推进政治多元化，实施民主选举制度，幷在捷克与斯洛伐克之间建立联邦制，同时致力于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在经济上，捷共扩大企业自主权，引入市场机制，成立工厂委员会，农业实行独立经营。在国际上，捷克斯洛伐克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然而，这一疾风暴雨式的“改革”，既激发了捷克斯洛伐克国内保守力量的聚集，也促使保守的苏联横加干预。在保宪社会主义的名义下，苏联出动军队占领布拉格，中止了捷克的改革。1969年，胡萨克（Gustav Husak）登上捷共领导人之位，进行了清党，将改革者悉数清除出去17。此后，在整个197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便回归到小修小补的道路。

在捷克斯洛伐克改革遭遇内外强大阻力而发生逆转的情况下，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处境也很艰难。匈牙利在1968年开始推行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其核心是价格制度改革，同时扩大地方和企业的财政权限，改革税收和银行体制，改革工资制度，建立灵活的分配制度。总体来说，改革的原则就是宏观控制由国家执掌，微观管理由企业自主，试图由此来缓解政府宏观管理与微观经济运作之间的尖锐矛盾。

1970年12月12日，波兰政府宣布大幅度提高四十多种生活消费品的价格，随后引发多个城市的工人及市民抗议示威，当局出动军警镇压示威群众，造成45人死亡、1,100多人受伤的流血事件，引发“十二月危机”，导致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哥穆尔卡下台。新领导盖莱克（Edward Gierek）在危机感充溢的社会氛围中登台，虽然他以十五条政治结论总结了波兰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误，但基本上还是对社会主义原教旨的重申。在经济上，波兰采取了类似于捷、匈的一些改革措施，但是在整个1970年代，波兰的政治经济环境始终处于比较动荡的状态。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也在经济境里困难的情况下，进行了新经济体制的尝试18。

这类改革，基本上具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政治─经济上力求联动，但在政治上基本围绕着改善党的领导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来展开，经济上主要是围绕着提高效率的目的而进行。对这些国家的执政党来说，缓解明显的社会矛盾，是改革的现实推动力量。执政党内的改革力量与反改革力量则成为改革曲折前行中的对手。

与东欧国家动荡不安的局势下催生的改革惊涛骇浪不同，苏联自建立勃列日涅夫─米高扬（Anastas I. Mikoyan）─柯西金（Alexei N. Kosygin）三驾马车的领导格局之后，便将改革限定在经济管理手段的改进和领导方式的改善上面。如前所述，这是明显的功能性、技术性改革路线，也是明显具有改革面目却掩盖了结构化改革必要性的有限“改革”。因此，苏联的改革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实际上陷入停顿状态。在1970年代，苏东国家日积月累的制度弊端其实已经沉屙难治。但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不仅未能推动有效的改革，反而以所谓“发达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宣传来遮蔽制度的结构性病症，陷入一种自我慰藉的太平盛世幻觉之中19。

相对来说，东欧国家对于危机的感应能力似乎强于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三轮改革因此而启动了，南斯拉夫依然处于改革的前沿。在1970年代，南斯拉夫的自治制度改革进入所谓“联合劳动阶段”，即由此前以自治制度提升劳动效率的改革，进入到生产关系的改革阶段，俾使劳动者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强制性劳动。为此，南斯拉夫建立了联合劳动的基层组织、组织和复合组织三层结构，以类似于公司制的方式将劳动者组织起来，幷以工人委员会作为自治机构。进而，南斯拉夫将不同的社会组织建立为自治利益共同体，实施了所谓“自治社会计划”。在政治上，为了弥合各联邦之间的民族关系，南斯拉夫推行了代表团制度，建立了联邦、共和国或自治省，以及区三级代表团议会制，彻底地简政放权。在政治强人铁托去世以后，南斯拉夫更是实施了“集体工作、集体决定、集体负责”的领导体制。一时间，南斯拉夫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显得经济繁荣，景象万千20。

但是，南斯拉夫此时的改革实际上已经完全无法改变结构性的国家困境：一党独大的政党制度难以松动；权力的赋予与权力的运用关系无法对接；联盟结构的组成部分具有的深刻民族矛盾难以愈合；经济体制的所有制矛盾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冲突无力改变。因此，即使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南斯拉夫的改革算是较为彻底，但是到了1980年代，改革就已经没有进一步推进结构性改变的余地了，幷陷入缺少对策的僵化状态。这是改革必定停滞的征兆。

这样的处境，在所有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相同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发展到这样的地步，政治体制的结构性改革已经刻不容缓，否则改革再也无法进行。然而，如果政治体制的结构性改革不可避免地成为改革的突破点，这就触及到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正当性与稳定性问题。于是，到19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便成为各国执政党与国家危机搏斗的艰难过程。

匈牙利在1980年代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活力得以显现出来，民众得到实惠，这也鼓舞了人们将改革向纵深推进的决心与信心。于是，匈牙利在选举上进行改革，引入了打破苏联等额制虚伪选举的差额选举制，加强了地方自治，明确限制了政党与国家领导人的权限，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气象由是呈现出来。尽管如此，与南斯拉夫一样，涉及社会主义制度安排的根本性问题，在匈牙利仍然被遮蔽。匈牙利走在社会主义国家前沿的、大胆的经济体制改革，幷没有闯出一条新路来。

在1980年代，波兰陷入更为频繁的社会动荡，改革的紧迫感更形强烈。1981年10月，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出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两个月之后决定以军事管制来维持国家秩序，幷取缔团结工会。此后，波兰一方面致力于强化国家总体计划，但另一方面在微观经济领域引入市场机制，进行了工资、税收和银行体制改革。在政治方面，主要的措施不外乎改善党的领导，加强人民权力机构，增强政治磋商，优化经济民主以应对改革的需求。总的说来，波兰已经穷尽了既有体制下的所有改革选项21。

1980年代的苏联，也可谓积重难返。勃列日涅夫当政十八年的经济长期停滞，加上“发达社会主义”教条对于党─国结构性问题的遮蔽，使得苏联的制度弊端已经达到难以医治的地步。勃列日涅夫去世以后，苏联经过了安德罗波夫（Yuri V. Andropov）和契尔年科（Konstantin U. Chernenko）的短期过渡性执政。在此期间，苏联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政治理念，也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但总体来说，苏联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都未如理想。

直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登上权力舞台中心之后，苏联才出现了一些稍微大胆的改革提法，诸如用“完善社会主义”代替“完善发达社会主义”，明确企业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幷发展出人民自治的理论。1986年的苏共二十七大将这些主张合法化，作为苏联改革的指导思想。在政治体制上，苏联的改革以“公开性”为显着标志，其内容是推进民主制度，全面改进苏维埃体制，提高国家机关工作效率，强化人民组织的作用，以及扩大社会参与渠道。同时，苏联党和国家对整个领导层进行了更新换代。一时间，苏联给全世界营造出一种全新的气象，戈尔巴乔夫也因此成为世界风云政治人物。

但同样不得不指出的是，苏联此时的改革只能发挥一些激动人心的作用。对于苏联历经半个世纪定型幷陷入困境的社会主义体制来讲，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其实也无力回天。而且，从赫鲁晓夫开始的苏联改革进程，一直以纠正前任领导的严重错误为前提，这就势必激发主张改革的人士与保守既得利益的人士之间的斗争。由于改革者与保守者之间总是出现严峻的政治对峙，整个国家处于一个无法达成共识的分裂状态，改革的政治动力无法有效聚集，改革的社会动力也相应地难以发挥作用。更为糟糕的是，对于改革的迟滞怀有不满的人士，甚至是怀有不同政治抱负的人士，开始与主导改革的戈尔巴乔夫发生分歧。任何温和的改革事实上都无法进行下去。当经济问题、民族问题、党内分歧问题一股脑地涌上改革议程之时，达成改革共识的空间就被压缩殆尽了22。

1989年，苏联引入了真正具有竞争性的选举制度，选举产生的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出现对国家建构秉持完全不同主张的群体，使得苏共长期未曾经受社会公众检验的脆弱政治心理受到挑战。于是，现有政治体系难以整合进来的社会力量登上了国家权力舞台。此时，苏联的经济危机尖锐化，经济供给能力下降，而执政党却束手无策。恰如论者指出的，“这是没有效率的经济，不是以改善人们生活为目标的经济，伴随日益加重的财政危机的经济”，“救治这样的经济更为困难。‘过渡时期’的处方是柔和而模糊的，治病妙方是‘口念’驱魔的咒语──将社会主义计划同面向社会的市场相结合”23。1990年，在进行苏联总统选举的时候，国家危机不仅没有得到缓解，相反进一步加深。作为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通过召开俄罗斯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开宣示国家主权。此时戈尔巴乔夫只能忙于在保守派与激进改革派之间搞平衡，国家的改革事实上丧失了一切可能性。其他加盟共和国潜藏已久的不满情绪也同时爆发，国家危机不断加深。1991年8月19日，苏共内部的保守派策动政变，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实施紧急状态，废黜戈尔巴乔夫，同时废黜俄罗斯总统叶利钦（Boris N. Yeltsin）。但政变很快遭到挫败，苏联就此注定解体24。

苏联晚期阶段经历的改革停滞、夭折与国家崩溃，不只是一个国家的悲剧命运，几乎是东欧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的共同命运。由于东欧的改革到后来愈来愈成为修饰性和枝节性动作，幷且日益偏离国家实际形势需要，因此自1970年代中期开始，东欧国家经济大多陷入停滞、甚至呈负增长状态。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Janos Kornai）的数据说明了这一点──东欧各国於1973至198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从3.9%下降为1.9%，1988年以後几乎停滞不前甚至出现负增长；以1988年这一年来看，波兰的GDP增长率是4.1%，匈牙利是－0.1%，捷克斯洛伐克是2.2%，保加利亚是2.6%，罗马尼亚是－0.5%。与上一年相比，仅有波兰出现正增长25。

与此同时，东欧的政治形势也显得紧蹙。一方面，反对派组织大量涌现，如波兰有团结工会，匈牙利有民主论坛；捷克斯洛伐克还发布了要求保护基本人权的《七七宪章》。另一方面，东欧各国党内的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分歧日益严重，已经势成水火。此外，民族与宗教矛盾已经到了难于化解的地步，尤以南斯拉夫最为突出。而这个时候，苏联因为国内发展需要，收缩了国际阵线，无力应对东欧变化，大多情况下都放任东欧国家自主。

内外局势的明显变化，使得东欧各国共产党不得不与反对派妥协。尽管这一过程不乏血腥，但总体上东欧国家在1980年代末和平终结了社会主义的历史。首先是1989年底波兰完成了民主转型，接着是1990年3月匈牙利转制为民主国家，跟着是6月捷克斯洛伐克以议会选举完成了政体转变。同年10月，东德幷入西德，将已经转制的东德彻底终结。而罗马尼亚则是于1990年初在暴力冲突中开始转变，年中迫使前执政党转型的政治组织与新兴政治组织分享了权力。同年11月，保加利亚建立了民主制度。南斯拉夫则分裂为五个独立国家，各自走上了不同的建国之路，其中夹杂着民族间的战争。阿尔巴尼亚最后在1992年终结了社会主义历史26。

苏东社会主义的改革史就此宣告结束。回顾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历史，需要提出的问题是，为甚么改革到晚近阶段，几乎都陷入停滞状态而难于避免崩溃结局呢？回答这一提问，就必然凸显两个阻碍改革的重大结构性因素：

一是改革力量缺乏有效的整合。改革者都是在一种既定的刚性政治前提下从事相关改革，这种策略性的改革幷无意根治社会主义的根本弊端。因此，改革愈是往纵深处推进，改革者自身就愈来愈处于被改革的境地，因此他们就会拒斥改革。这在第二轮到第三轮改革中尤为明显。简言之，社会主义改革动力的缺损症，就存在于这一改革的功能性定位之中。

二是抵抗改革的负面因素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这些负面力量长期借助于国家意识形态、政党利益与集团诉求，扼制住了国家的政治咽喉。哪怕是极其轻微的改革，也因为触动了保守集团的政治利益、社会利益或经济利益而遭到抵抗。因此，承诺不触动执政集团的政治利益，就成为改革的一个预设条件。可是，即便是推进相对容易的经济改革，也难免会触动政治权势人物随主观愿望控制国家经济活动的“利益”，故而经济体制改革必然与政治体制改革内在嵌合。然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都将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人为切割开来。

因此，改革的失衡难以避免。一旦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国家权力习性就与新生的民主政治力量形成正面冲突，使得社会主义政治定势与政治改革方向相左，到最后，只好以终结社会主义收场。从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来看，这两种动力机制呈现出一种相反运动的趋向：当改革空间尚存的时候，后者受制于前者；当改革空间趋近于最小值的时候，后者对前者发挥出无法排遣的阻挡作用。这样的动力机制就体现为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一种衰变情形：在改革初期，推进改革的共识较容易形成，因为通过经济改革来促进经济发展，既可以用来证明执政党的英明，提供其长期执政的理由，也可以用来证明改革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满足改革者从事改革的成就需要。但当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推进的时候，对执政者也好，对试图取得执政机会的组织与政治人物也好，国家权力分配的不公正与不均衡，是极权体制所不能摆脱的困境。于是，共识丧失，改革左右摇摆，蹒跚而行，事实上处于停顿状态。最后，国家走向崩溃也就势所必然。

从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阶段性特征上分析，苏东国家改革基本上走上一个从共识期、衰变期、疲劳期、停滞期到夭折期的历程。前两个阶段可以被认读为有利于推进改革的阶段，可是到政治体制设置的硬门槛阻挡住改革的时候，经济改革也就只能局限在技术性的范围，对于改革的疲劳感便弥漫开来。一旦整个国家从统治者到公众，都对于周而复始的技术性改革心生厌倦的时候，改革也就走入了死胡同。社会公众对改革的厌弃现象体现为对改革收益预期的下降，与此同时，分享国家权力或兑现个体权利的呼声愈来愈强烈；改革者的厌弃表现为对改革缺乏热情和战略眼光，这是功能性、技术性改革缺乏愿景所必然导致的境地。对改革的普遍厌弃，造成社会主义国家以改革推动发展的动力机制严重软化。改革的动力耗竭症状一旦呈现出来，社会主义的崩溃也就在情理之中。

四　崩溃的宿命？

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从热情高涨的改革逐渐陷入停滞幷无可挽回地走向崩溃，原因自然是多重且复杂的。如前所述，社会主义国家陷入崩溃与社会主义改革的总体思路密切相关：在绝对限定改革的政治前提的情况下，苏东改革无论如何都无法取得结构性的成效。不管苏东改革采取多么不同的进路，其崩溃的结局都是一样的。

从比较的视角看苏东改革，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南斯拉夫的强人启动与内部阻止中断型；二是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的内部驱动改革与苏联的外部强制终止型；三是苏联的内部矛盾驱动与国家反改革力量集结性反对的阻止型。

虽然南斯拉夫的改革可以说是社会主义改革中较为彻底的类型，但总的说来仍然是功能调整型改革。当这样的改革遭遇国家结构的基本难题，诸如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国家权力的分权制衡等棘手问题时，便处于束手无策的状态。一旦在党权和国家权力领域引入竞争性机制，国家就呈现崩溃的迹象。

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都有改革的内源动力。但与南斯拉夫一样，改革的政治前提是完全一致的，改革初期都是限定在经济─管理领域，都是为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到后来才不得不触及政治体制问题。但是，执政党总是绝对拒绝与其他社会─政治力量分享国家权力。在不得不触及这类问题的时候，国内的反对改革集团就和苏联勾连在一起，成为葬送改革的强大力量。

苏联自身改革的最初阶段也曾有声有色，但由于改革的前提是执政党维持专制体制，完全拒绝分享权力，因此经济体制改革的产权基础没有建立起来，经济绩效的提高也就不具有可持续性。于是，苏联和东欧国家一样，第一轮改革都在一段时期内提高了经济绩效，但很快就出现经济停滞；此后再经过一轮改革，以形式上新颖但实质上依旧的一些改革举措来应对经济下滑。所谓的“改革”就在这种循环往复中徘徊。一旦触及政治体制问题，不是立即退守，起码也是无功而返。

造成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走向崩溃的原因确实非常复杂。除上述改革的功能性定位偏离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结构性问题之外，不少论者曾从宏观的制度设计和微观的经济运行等各个方面，进行过细致的讨论。但是，人们很少从社会主义国家的总体结构上分析苏东改革归于失败幷导致国家崩溃的深层次原因。其实，国家结构对于自我调整的内在限定，才是首要原因。从总体结构上讲，国家的刚性体制，注定了社会主义改革空间的明显有限性。首先，从意识形态起源来看，社会主义国家是建立在怨恨伦理基础上的政治结构，这一结构注定难以从仇恨状态走向合作状态。而社会主义改革恰恰需要从革命的、怨恨的结构走向后革命的、合作的结构。在这个意义上，“改革”等于点中了社会主义的死穴。

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这一本质规定，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就可以直观地体认到。他们指出，一切剥削阶级一直剥削和压迫被剥削与被统治阶级，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史。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对立的阶级格局显现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由于资产阶级“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27，因此对于无产阶级来讲，只能选择推翻“可鄙、可恨、可恶”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无法克服的矛盾。但是要完成这一历史性的伟大任务，中间阶级（如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流氓无产阶级）是无力担当的28。在这一革命的过程中，共产党承担着无可替代的领导责任，幷将消灭私有制作为首要任务29。而在履行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的时候，无产阶级必须联合起来，国际主义的立场也就应运而生，所谓“工人没有祖国”30。在这场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无产阶级革命中，作为领导者的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的现存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31。

列宁将马、恩的怨恨理论与俄国的革命天才地结合起来。一方面，他深信《共产党宣言》宣誓的革命原则，强调“这部着作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即把社会生活领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32，从而将马、恩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论述作为革命的经典性纲领。另一方面，他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强调“一个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懂得这一点的人，才算掌握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在此基础上，列宁进一步强调，“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能不产生丰富和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样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33在俄国革命的实际进程中，列宁就是按照这些原则组织革命和建立苏联政权的。

可见，在马克思─列宁的社会主义设计和实践中，共产党的一党执政、公有制的绝对主导地位、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与共产主义的国际运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容置疑的。遵守这些基本准则就是奉行社会主义，在这些准则的前提条件下进行的改革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而修正甚至反对这些准则的改革就丧失了社会主义的性质，就是必须予以抵制的反社会主义行径。因此，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严格限定了社会主义的改革范围。从苏东改革来看，一切改革举措，哪怕是最激进的改革，也未曾尝试改变这些基本的意识形态禁忌。

其次，就结构性特质来分析，社会主义国家也因给出无法兑现的承诺（那就是彻底的自由承诺与无限的福利担保）而背上沉重的包袱。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以解放全人类而自许、自命的国家体系，必然给自己设定无法完成的国家使命。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因此它不仅要推动人类实现物质层面的自由，还要推动人类实现精神层面的自由。就前者而言，它必须以生产力的极大发展来作为目标；就后者而论，它必须实现最大限度解放人类的目的。然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经济恰恰长期尴尬地运行在短缺经济的状态下，物质上的极大丰富变得遥不可及，而精神上的自由和解放更是无从谈起。即使是在改革时期人们的思想显得相对活跃的状态中，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所使用的政治辞藻也是干瘪的，缺乏真正的吸引力，相应也就难以获得人们内心的认同。

此外，实际运行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实都是早产儿──要么完全没有做好理论准备和掌权准备就进入了社会主义时期（如苏联），要么来自于外力的突然施加而意外地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如东欧），要么来自于革命形势的急遽转变意外地由社会主义者掌握了国家政权（如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这些国家来讲，原有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来讲，原本就对这些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不抱甚么希望：马、恩长期以来一直期待的，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以求一举解决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与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由此为建成共产主义的理想国奠定坚实基础。惜乎社会主义革命均发生在经济上十分落后的东欧、亚洲、美洲或非洲国家，这就使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导致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断言被颠覆了。这些突如其来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在经济发展上花费巨大的工夫“补课”。对于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讲，经济补课与政治发展的双重任务不可偏废，必须同时完成。这也就注定了社会主义国家会陷在发展经济与维持政权的紧张状态之中。

再者，社会主义国家结构是一个党化结构与国家结构直接同一的同构形态，由于执政党的自我期许是作为道德上最为无私和使命最为远大的空前绝后、无比卓越的政治组织，因此一切社会组织都必须接受它的领导，否则就被视为国家的敌人，受到无情的镇压。可见，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权力具有强烈的排斥性。这种排斥性显示为党─国意识形态对于一切活性的意识形态的绝对压制态势，因此国家统治的精神状态必定是萎靡的，一切有利于国家创新的思想观念都被强制纳入国家既定的意识形态框架之中，国家体制就此成为一个反创新体制。当国家改革时期亟需创新思维、创新体制和创新成果的时候，“创新”却早就被国家权力无情窒息掉了。

同时，这种排斥性还显现为精英淘汰的用人状态。一切与党─国体制相左的人才被完全排斥在国家建设的圈子之外。在这种定势之下，党─国维持革命时期的理想主义状态时，政党还可以引领国家发展；但革命的形势时过境迁之后，当政党自身成为一个纯粹的利益团体时，政党就此成为蝇营狗苟之所：要么是完全臣服政党意志或国家权力的人占据高位，要么是完全求取个人利益的机会主义份子掌握权力。这就是党─国体制的运作定势。

政党在寻求夺取国家权力的时候，具有某种理想主义的诱人色彩。一旦这样的政党获得国家权力，就必然蜕变为特殊利益集团。他们对一切可能触及自身利益的改革怀抱本能的反感。即使是改革者，往往不是因为理想主义的社会主义价值信念驱动他投入改革，而是因为政治处境驱使他进行改革，以便牢牢掌握住已经获得和可能获得的权力34。而掌握权力的党务─行政官僚，也日益成为集团型腐败的群体，在这个群体内，官员随意占有国家财富。

而党─国为了保证官僚群体对其自身的政治忠诚，也就以惩治政治上不忠诚或政治斗争失败者的腐败典型来有心无意地对治腐败35。缺乏权力制衡机制、合理制度安排和有效施政程序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此无法吸纳有利于稳定治理的基本资源。刚性的意识形态导致的精神资源贫乏，公有制与官僚化管理引发的制度资源匮缺，党化国家对于“朝气蓬勃精神面貌”的强行推广必致的日常生活干瘪，使社会主义在延续的过程中逐渐地丧尽了认同的社会资源。

因此，如果把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最终都走上自我崩溃之路归咎于党─国领导人的策略失误以及美国成功的颠覆战略，这是舍本逐末的归纳。从前述可见，苏东改革几乎一直徘徊在经济领域之中，回避政治权力领域的回应性改革。因此，市场导向型的经济领域改革一旦触碰到政治问题，便就退回到改革的原来状态。当人们对改革还怀有期待之情的时候，改革的进与保守的退，还可以容有拉锯的余地。这就是人们习惯于用“韧性”来看待尚未崩溃前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状况的原因。其实，当马克思─列宁主义限定的社会主义基本指标成为不可触动的红线之时，所谓激活社会主义经济的努力到最后总是白费心机。不管在行政体制上做怎样的调整，在管理体制上进行如何的矫正，在经济手段上引进市场经济的甚么手段或技巧，如果拒绝在政治体制中实行分权制衡制度，无论甚么样的功能性、技术性的改革，最后都会归于无效──因为苏东的社会主义结构就是一个窒息国家活力的结构。结构既定，功能再怎么优化，也抵挡不住结构对功能的限制。

美国学者奇洛特（Daniel Chirot）对苏东社会主义改革的五种组合性结构进行了对比分析，从中可以得出社会主义改革难免崩溃的结论。他认为改革中的东欧国家体制只不过是一种“自由化的斯大林主义政权”。尽管这一类型的国家可以显示出某种灵活性，但这种“有限自由化的最严重问题之一乃是，党方不愿意放弃其任何控制，容许人民拥有更多的自由，或增进他们与西方的接触。因此之故，虽然斯大林恐怖岁月已不存在，但自由化的经济效益幷没有多大进展。经济改革若未伴以社会与政治改革，是不会有多大影响力的”36。从已经尘埃落定的苏东改革来看，这些国家一旦被动地驱动政治体制改革，以便与经济体制改革相匹配，政改就常常成了国家崩溃的直接导因。这是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结构注定的结局，而不是改革举措失当导致的后果。

从比较政治的角度讲，社会主义国家处于一个由强到弱的变化过程，而资本主义国家则似乎处于一个由弱到强的演进状态。社会主义国家出现普遍改革的时候，恰好与资本主义国家自我矫正相互写照。在资本主义国家经历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的时候，同期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的奇迹，似乎以一种强势出击的方式，回答了究竟哪一种基本制度更为优越的问题。但是，经过资本主义国家的自我调适，将国家成功地转变为最有利于稳定的中立性国家，幷实现了人民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的时候37，社会主义国家的刚性结构却没有做出调整，因此注定了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在双方展开竞争时所具有的优势。换言之，兴起幷巩固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多元文化三大要素呈现的现代结构，终于成为现代国家的主流结构。顺之则国家昌盛，逆之则国家发展不畅、处于停滞、终至崩溃。

注释

1、2、3　参见马赛厄斯（Peter Mathias）、波拉德（Sidney Pollard）主编，王宏伟、锺和译：《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八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页900；909-91；911-12。

4　斯大林曾说，“苏联的工业基础，三分之二来自美援。”引自毕英贤主编：《新苏联──社会主义祖国在蜕变中》（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1），页47。

5　波兰、波罗的海三国、捷克、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东德等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主要是因为二战后苏联的占领，幷且在西方国家与苏联划分势力范围的时候，顺势将其划为苏联支配的范围，再加上南斯拉夫、匈牙利、北韩和中国等国，构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参见柯洛齐（Brian Crozier）着，林添贵译：《苏联帝国兴衰史》，上册（台北：智库股份有限公司，2003），第八章，页142及以下。

6　参见周祉元等：《东欧各国共党》（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匪俄问题研究中心，1978），页55及以下；孔寒冰：《东欧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页317-19。后者指出，东欧国家经过苏联化的经济改造，工业生产普遍增长一到三倍，而当时共产党情报局指责南斯拉夫，就是因为它推行农业集体化的步伐太慢。这正好构成观察东欧苏联化的正反两个剖面。

7、26　参见孔寒冰：《东欧史》，页315及以下；450及以下。

8　阿隆森（Ronald Aronson）着，章乐天译：《加缪和萨特──一段传奇友谊及其崩解》（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页176。尽管萨特在1957年以后对苏联极表失望，但他将自己的左翼热情转移到中国及其领导人身上，因此可以说他的这类断言幷无改变，只不过他对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具体寄托对象发生了变化而已。

9　参见陈奎德：《海耶克》（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9），页53-56。

10、12、13、14、15、17、18、19、21　参见李忠杰、徐耀新、魏力：《社会主义改革史》（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页90-99；149及以下；191-229；252及以下；341-45；451-55；456及以下；689-90；686。

11　本文对于苏东三轮改革的描述，主要参见李忠杰、徐耀新、魏力：《社会主义改革史》及孔寒冰《东欧史》两书。

16　这一时期出现了所谓“阿克赛方法”、“狄纳莫经验”、“复合劳动报酬制试验”、“谢基诺方法”等提高经济绩效的探索，引进了此前苏联计划经济模式中所缺少的市场性因素。参见李忠杰、徐耀新、魏力：《社会主义改革史》，页393-94。

20　1954至1980年，南斯拉夫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6.5%，其中工业从1953至1980年的年均增长率为9.1%。这样的增长速度高于同期资本主义国家（英美国家类似的增长率在3至6%之间）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东欧国家的增长率则为1.9至3.9%）。根据李忠杰、徐耀新、魏力的《社会主义改革史》、孔寒冰的《东欧史》，以及毕英贤主编的《新苏联》三书综合的数据。

22　参见皮霍亚（R. G. Pikhoeiia）着，徐锦栋等译：《苏联政权史（1945-1991）》（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第七章，页568及以下。在这部分，作者忠实记录了苏共高层领导人之间对于苏联局势的不同判断和相异对策，可见苏联当时的局势已经病入膏肓，病无可医。

23、24　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页631；718-57。

25　科尔奈（Janos Kornai）着，张安译：《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页184-85。

27　马克思（Karl Marx）、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译：《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页30。从伦理学上讲，怨恨者并不需要对怨恨承当全部责任，相反，怨恨者总是具有明确的客观理由。但是，基于怨恨的行动者，在占据化解怨恨的社会─政治优势地位以后，如果仍然以这样的伦理作为社会─政治行动的伦理基础，那就不仅无法化解怨恨，而且必然造成不断的、新的怨恨。

28、30、31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页38；46；62-63。

29　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就资产阶级私有制促使阶级对立，幷且以一些人对另一些人剥削的作为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页41。

3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页50。

3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页33。

34　东欧大多数改革领导者都是在党内不太得意，而努力寻求权力的人物；即使是手中掌握了权力的改革领导者，通常也在权力的得失权衡中，确定改革的举措和收放。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一轮改革失败，大多就败在这些国家的政治人物的权力盘算中。第二轮改革中那些请求苏联出兵镇压改革的东欧国家领导人，其实大多都是谋求国家权力的机会主义份子而已。即使是为人称颂的第三轮苏联改革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到改革的晚期阶段，一心所想的也就是维持自己的总统权力。参见孔寒冰：《东欧史》，第九章有关记载，页391-90；以及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第八章，页667-72。

35　参见霍尔莫斯（Leslie Holmes）着，宋镇照、张保民译：《共党政权之末路──反腐败运动与合法化危机》（台北：国立编译馆，1995），第八章，页271。

36　奇洛特（Daniel Chirot）着，蔡伸章译：《近代的社会变迁》（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1），页473、476。

37　在美国上个世纪进行“人民资本主义”导向的公司制改革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选择了单纯的攻击进路，认为那只不过是垄断资本主义欺骗人民的一种花招。但从长程历史观衡量，美国的这一改革不仅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共同的选择，而且事实上因为相对有效地解决了产权分享和发展成就分享的问题，不仅有利于解决资本主义的危机，而且对于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是极具启发作用的。参见贝利（Adolf A. Berle）着，锺远蕃译：《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第一章以及译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