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经济如何实现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是经济学者一直思考的问题。二战之后兴起的结构经济学主张国家积极干预经济发展，尤其是重点扶持重工业等部门，从而实现所谓的工业化革命。这种发展模式被事实证明是非常低效的。尤其是随着80年代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崩溃，这种发展模式逐渐被各国所弃用。
随后，被称作“华盛顿共识”的经济发展策略则走向另一个极端。该理论主张全面消除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影响，而进行以市场为主导的全面经济开放。华盛顿共识认为应该放弃政府补贴和关税等在内的各种政府干预，通过开放贸易和金融等国际市场实现经济的增长。这种完全依赖市场的发展模式在90年代阿根廷等拉美国家遭受了多次金融和经济危机后也逐渐被怀疑。
林毅夫教授总结了结构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失败的教训后，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10月中旬，笔者参加了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行的新结构经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三天的会议中，来自国内外的 30余位经济学者就林毅夫教授提出的 “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展开对话和讨论。本文中，我将讨论一下个人对新结构经济学的一点认识。
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由很多不同阶段组成，而每个阶段的最优生产资料结构不同。生产资料结构是指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之间的比例。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尽管在每一个阶段，市场是对资源配置的最有效手段，当经济从一个阶段向下一个阶段过渡的过程中，一些产业升级的外部效应没有办法被市场完全考虑。比如企业创新升级会为其他企业提供公共知识，基础设施建设会降低公司的交易成本和提高投资回报率。这些外部效应往往无法完全通过市场途径解决。因此新结构经济学认为政府应该在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新结构经济学认为政府应该积极帮助私有部门确定和发展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通过连续的产业升级来实现快速经济增长。
由于缺乏对新结构经济学的认识，很多人错误认为林毅夫教授主张计划经济或者政府强制干预经济。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仍然认为在每个经济发展阶段，市场是最有效的分配资源方式。企业自主进行产业升级的过程中，政府只是提供一些帮助和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等辅助作用。比如林毅夫教授在会议上多次强调，政府扶持和垄断等不应该长期存在。衡量经济政策成败的重要指标是看被扶持产业能否在政府扶持撤销后仍然盈利。
对新结构经济学的批评往往来自两个阵营。一是认为市场万能的人。这种批评更多基于对市场过度迷信的意识形态问题。完美的市场在现实中不存在。经济学中有成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证明确实存在各种市场失灵的地方。而很多前沿的宏观经济学也是研究市场中什么地方可能存在缺陷，有没有通过政策可以解决或者提高效率的方法。所以认为新结构经济学允许政府在产业升级中发挥作用就简单地全面否定并非理性。
另一方面，新结构经济学也面临来自对执行细节上的质疑。比如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Alan Deardorff在新结构经济学会议上指出，政府的产业政策往往容易被一部分利益集团所操纵。即使在政治相对透明的美国，产业政策也经常被少数利益集团的游说公司所影响，从而造成对纳税人资金的浪费。我也赞同中国政府如何在执行产业政策的过程中提高透明度，防止被少数利益团体钻空子，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是所有经济政策都必须面对的，不仅仅局限于新结构经济学。不能因为目前制度建设上的一些不足就把所有政策研究和政策制定全盘否定。
目前林毅夫教授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研究有一个我认为非常好的地方。他把一批国内外的优秀经济学者组织起来，从数据出发，用严谨的经济学模型认真思考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瓶颈在什么地方，在此基础上提供政策建议。很多林毅夫教授的合作者和学生利用公司等微观层面数据从下而上地了解中国经济，同时使用严谨的经济学模型来解读这些数据和提供政策参考。这种研究方法和目前宏观经济学中强调微观基础的研究方法一致。通过构造和实际微观数据一致的模型，可以保证经济学模型描述了经济的真实情况。基于这种模型上的政策建议也更有可靠性。这种研究方法和以往泛泛而谈的经济政策研究相比，是一个巨大进步。
因此，我认为尽管新结构经济学还面临一些实际操作上的困难需要克服，林毅夫教授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研究提供了一个广阔领域。相信未来无论在学术研究还是政策建议上，这个领域都非常有前途。
王健，美国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高级经济学家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或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系统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