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在钓鱼岛上的纠纷还在继续发酵。这一纠纷不仅集历史、民族情感与领土主权的敏感性于一身，而且不排除有突发转成军事摩擦的可能。本期《卡内基中国透视》采访了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望月(Mike Mochizuki)、麻省理工大学教授理查德·萨缪尔斯(Richard Samuels)和卡内基高级研究员史文(Michael Swaine)三位东亚安全与日本问题专家，解读了此次中日钓鱼岛风波背后的日本政治、对中日关系及中国的战略利益的影响。

“购岛”背后的日本政治

日本野田政府称日本政府“购岛”是为了避免中日关系出现更糟的情形——即由“对华强硬派”东京知事石原慎太郎购岛。中国朝野上下却并不买账，认为日本“购岛”为蓄谋已久、精心策划，是野田与石原共同上演的一场政治秀。

暂不看“购岛”的后果，先就野田政府的意图来看，与石原“同谋购岛”之说在政治动机和政治可能性上缺乏逻辑支持。“在日本的政治光谱上，野田与石原分处非常不同的位置——野田中偏左，石原极偏右，”萨缪尔斯分析道，“此外，石原热切希望他的儿子石原伸晃能够赢得日本在野党自民党总裁的选举。在日本党魁选举之际，石原不顾儿子的政治前途，与当时同样面临党内选举的野田共同抛开党派、意识形态的分歧在钓鱼岛上进行合作——这实在是难合逻辑。”此外，“同谋购岛”之说也似乎高估了日本政府的决策协调能力与对外一致性。萨缪尔斯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日本政府都未能采取战略性的行动了。”史文也说：“基于我对日本政府运作与日本政治体系的了解，我相信野田的本意确实是避免更坏的情形，与石原‘共谋’的可能性极低。”

然而，野田好的本意并不代表其政策选择便是最佳选择；眼看中国的抗议声一浪高过一浪，他也不得不承认：虽有预见中国不满，但不满之程度却为他始料未及。除由政府“购岛”外，野田政府要稳定中日关系还有其他几个选择：1）先默认石原“购岛”，然后对石原可能的挑衅行为一一加以控制。2）说服私人“岛主”放弃“卖岛”，而选择与政府续订租赁契约。3）以政治压力迫使石原放弃“购岛”。这些选择要么存在风险，要么政治上实现的可能不大。野田在决定由政府出面“购岛”前有没有对这些选择一一做考虑，我们也不得而知。望月评价道：“野田政府在胡锦涛主席的严重警告下仍决定‘购岛’，实在不幸。日本政府对九一八事变和中国的政治过渡缺乏足够的敏感，反而被日本政府的预算时间表与日本国内的政治挑战所一叶障目，草率地做出决定。”“此外，日本政府虽成功地阻止了东京考察团登岛及石原主张的开发计划，但中央政府并没有刻意与石原的目标划清界限。比如，原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明确反对东京都“购岛”，却受到日本外相批评，并被召回，也难怪中国会有‘同谋购岛’之说。”可见，野田即使出于好意，也是带了侥幸心理的。史文认为，这件事的前后都贯穿着民主社会的一个通病，即中央政府在私人或地方未违法之前并不能予以羁束。日本地方能如此背离日本国家利益而行动，恐怕也是中国人所不能理解的。

除“共谋购岛”之说外，中国政府和民间都有警告日本右翼势力的上升之说。“这是中国官方对日本政治的典型曲解和卡通化，”史文如是说。他认为这种看法不符合战后日本的政治现实。麻省理工大学一项研究表明，在民族主义的多重形式里，与民族自豪、和平主义、贸易与民主所联系在一起的广义民族主义在日本社会有所上升；而与靖国神社、慰安妇问题和军国主义挂钩的狭隘民族主义则总体呈稳定下降趋势。史文指出，虽然日本已开始赋予其军队更多的责任或能力，但日本的军费开支仍被控制在最小范围内——低于GDP的1%，且在逐年下降。“日本极端民族主义不仅在政府里不得势，而且在民间也不得人心。” 萨缪尔斯说，“在任何的民主社会，总有刺耳的声音在。但在日本的政治平衡与国家定义中，反对改宪、反对武装日本是有着牢固的社会与政治基础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日钓鱼岛纷争中最直接的获利者却是日本右翼份子。望月指出，冷战结束后日本左翼势力受到打击，日本国内平衡右翼势力的力量也相应减弱。更重要的是，在日本人眼中，中国的强硬立场愈发使日本公众对中国的印象偏向负面。2010年日本逮捕中国船长事件，虽最终以日方释放中国船长为结果，但事件前后日本人所感知的中国的强硬更强化了这种负面印象。正是因这种印象的转变，石原充满挑衅的“购岛”计划才没有受到日本民间过强的抵制，面临选举的野田政府也因此并未直接批评石原。要知道，石原以个人身份主张“购岛”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但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缺乏民意支持，而一直未能得逞。现在看来，日本公众主流无疑还是看重中日关系的稳定与合作之大局的，但他们对中国强硬态度的担忧及由此带来的对日本政治态度的影响却不容乐观。

“购岛”风波的后果

有人可能要说，无论日本政府的本意是好是坏，其“购岛” 已成事实，既已打破钓鱼岛“现状”，也已然破坏中日关系的稳定。中方强调，此次日本政府“购岛”最严重的后果是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从根本上动摇了1978年邓小平赴日时就钓鱼岛达成的的“共识”，即搁置争议，留给后代解决。然而，对于这一“共识”并非不存在疑问。首先，既然中日之间存在“共识”，那为何日本连争议存在本身都不承认？其次，望月指出，日方也可以申辩：其实中方也早已开始在改变着钓鱼岛的“现状”，挑战着“共识”，例如中国在1992年颁布的包含钓鱼岛在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及随后在争议地区进行的一些活动。

其实，中日之间的战略不信任虽突出体现在“购岛”事件上，却又不止于此：双方更大的担忧是在对方可能的“进一步”行动。中方看到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虽然目前石原提出的在岛上开发基建及驻军的建议未被日本当局批准，但在中国人眼里，没有理由相信日本将来也不会这样做。而日本则担心中国的“野心”不止钓鱼岛还有其他岛屿。因此，双方都不愿示弱，以防止对方误判而产生采取“进一步”行动的侥幸心理。如果双方能够私下相互传达某种不会有“进一步”的承诺，应该才会为中日关系的稳定大局排除互信的障碍。

综合专家看法，相较于2005年和2010年中日之间的危机，此次“购岛”风波不仅在规模和强度上更大更高，而且有着一些独有的特征。第一，这次风波发生在中日两国都面临国内政治过渡的关键时期，因此“双方政府在约束国内民族主义势力上就面临更严峻的挑战”（望月） 。卡内基副总裁包道格(Douglas Paal)在其《中日该消停了》（“Japan-China: Time to Climb Down”）一文中说，由于两国的国内政治情况，“双方领导人都在维护着自己的爱国势力，而为此牺牲着彼此的关系。” 第二，此次风波转为军事摩擦的可能不可被小觑。虽然所幸目前人民解放军和日本自卫队都还只停留在背景里，但中国海监船与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船只都在钓鱼岛附近海域频繁巡逻，使得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增加很多。第三，台湾在此次风波中也表现得很活跃。这就使北京不仅要顶着大陆高涨的民族情绪，还不能显得其捍卫领土主权的决心不及台湾。第四，中国的国际形象因抗议“暴徒化”而严重受损。中国数年的“和平崛起”的公共外交努力遭遇了严重的倒退。中国的暴力事件并不能代表中国人民的立场，却不幸被本性追逐看点的媒体所渲染。萨缪尔斯评价：“一时间，中国抗议人士打砸抢烧的画面和由一段反伊斯兰教录像引起的阿拉伯世界的反美暴力活动的血腥镜头同时出现在电视新闻中。这使得从华盛顿到伦敦到亚洲的各界人士不禁怀疑，人们是否对中国的‘和平崛起’过于乐观了？”

回到中国真正的战略利益上来

短期看，这次危机不是简单地双方找个台阶下就能解决的。首先，双方返回风波前的状态存在很大难度。如果中国的短期目标仅仅是让日本承认钓鱼岛主权存在争议，日本政府在2008年释放中国船长时已有挫败感，此次若再做让步实恐要遭受日本国内巨大的压力。因此，让日方承认争议存在在日本国内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包道格在《中日该消停了》一文中建议，日本应由一位政府权威人士重申日本拥有钓鱼岛的主权和管辖权是“不争的事实”，而同时承认中国大陆与台湾都对此存在异议。然而，此次日本“挑事”在先也为中国提供了打破日本实际控制钓岛的机会，因此即便日本能够做出让步、承认争议存在，中国也可能不愿返回风波前日本实际控制的状态 。其二，如前所述，中日两国在钓鱼岛上的纠纷中隐藏着长期忧虑，比如对彼此在钓鱼岛这一步棋后的下几步棋的忧虑，体现了两国之间缺乏信任，因此建议双方尤其是下任政府的权威人士在私下交换善意的承诺。

此次危机即使平安过去，也会对中日经贸与政治关系产生长期的影响。萨缪尔斯认为，这次事件，尤其是中国的抗议示威活动，会使日本的在华投资商产生更强的危机感，会使他们更积极地寻找分散风险的渠道。在国际政治上，日本会更加积极主动地寻求美国的安全保障。“这次事件使得美日同盟朝着美国希望的方向进一步发展。”

如果要衡量钓鱼岛本身和中日友善的邻邦关系这两者对中国的利益，似乎后者从长远上看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更具战略意义。钓鱼岛与南海诸岛不同，与其说战略资源、战略性地理位置，钓鱼岛所寄托的更多的是历史恩怨与民族情感。可以让国家民族感情发挥诱导国际舆论的作用，却万不可当真“感情用事”，让其影响国家决策层对国家战略利益的评估，做出不理智的决策。越是风眼浪尖时，越需要理性。

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说一句，钓鱼岛之于中国、之于日本，正如人民币汇率之于美国，都是种种复杂原因下的某种偏执和情结。这次风波日本惹事在先，中国暴力事件在后，至今双方僵持不下，想必较到最后还是两败俱伤。领土主权诚然是无价的，但相比卷入战争双方都付出惨重的代价来说，双方都不是没有更好的选择。包道格在其文中说：“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购岛’原本是想达到激怒中国、煽动日本人民的反华情绪而最终实现武装日本的目标。讽刺的是，而今他虽‘购岛’未成，但在中国的‘协助’下，却正顺利向他的目标迈进。”实际上，像石原这样的极端右翼分子才是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共同的敌人。一些中国人不作区分地把所有日本人划到了对立面，既伤害日本对华友好人士的感情又把中间派往右翼推，实在是盲目的和害国的。

注：本文由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授权发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成立于1910年，是美国历史最为悠久的智库、知名的外交与国际事务政策研究所，其中文网站“卡内基中文网”（www.ceip.org/china）由亚洲项目主办，旨在向政策制定者和学者广泛介绍来自卡内基基金会的著作、杂志、活动及其他信息资源，以增进中美之间国际政治和公共政策领域的学术交流及相互了解。通过www.chinese.carnegieendowment.org/chinanet/免费订阅《卡内基中国透视》，可阅读到卡内基中文网每月最新内容。

作者是卡内基和平基金会亚洲项目主管、《卡内基中国透视》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