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推进兼顾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而马克思的环境思想，特别是必须联系人与人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来讨论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法论。以往人们比较多地关注马克思的早期文本，其实在《资本论》中也有相当密集的思考和论述，对于我们调整经济结构、实现发展方式转变具有特殊的启示。

从物质变换到循环经济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但详尽讨论了资本主义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还揭示了与之交织在一起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分析这种相互交织的关系时，他频繁使用了“物质变换”（《资本论》法文版的中译为“物质循环”）这个概念。马克思的“物质变换（循环）”有两层含义：一是通过劳动和技术，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这就是生产的“自然”过程。通过劳动，人衣食住行的生产和消费来自大自然，然后又以生产和消费的排泄物形式返回大自然；二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是在资本循环和构成这个循环的一个阶段的商品形态变化中完成的。”在物质变换的实现过程中，人与人的社会经济关系同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是不可割裂的。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过程涵盖了人们相互之间的经济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生产过程和整个经济运行除了自身循环，还包含着与自然的循环。

马克思还特地提出在农村和城市、工业和农业之间建立合理的物质能量循环思想。19世纪欧洲已经出现城市污染、土壤肥力衰竭和人口过剩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对自然的破坏和对人的摧残的基础上，一方面创造出巨大的财富，另一方面却使物质变换“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并进一步表现为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包括城乡之间一系列“物质变换的断裂”。这些断裂的爆发就是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前者表现为生产过剩及其商品循环断裂，后者则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循环发生断裂。资本主义生产造成了新的“恶性循环”和城乡联系，但这个循环也意味着另一种可能性，即“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染才能排除”。全社会的物质循环不仅仅在各工业部门之间进行，还包括在城乡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进行。这就要求我们从城乡一体化的视角来探索循环经济方式，用生态链把工业与农业很好地联结起来。

我国生态环境长期处于超负荷运行，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相对短缺的矛盾日益凸显。线性、单向性生产方式既盲目开采资源，又任意排放废料，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废料，产品消费后又被当作无用垃圾丢弃，有的甚至连末端处理都没有做到。我国绝大多数城市尚未实行垃圾分类，大量垃圾只能用填埋方式进行处理，许多地方甚至已经“垃圾围城”；而垃圾焚烧要求严格的技术条件，如果达不到，可能造成更严重污染。

面对日益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我们必须以节能减排为重点，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加快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从粗放型生产转向集约型生产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生产的资本不断增长；第二，由于资本使用的效率不断提高”，前者即粗放型增长，后者是集约型增长，是通过改进生产条件和改善企业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超额利润。资本的生产效率具体表现在生产资料的效益上，生产效率（益）的提高推动着产业进步和经济转型。

我国原有的资源禀赋就比较差，人均资源占有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主要偏重数量扩张，追求增长速度，而忽视了经济效益和质量，基本上仍属于粗放型发展，越来越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和国际舆论压力迫使我们必须尽快向集约型发展转型。

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最重要的是要放弃速度偏好，着力提高资源使用效益，谋求“又好又快”的发展。必须依靠市场机制决定资源价格。“原料的价格对产品价格的影响，比固定资本的价格对产品价格的影响要大得多。”只有当原料价格足够高时，人们才会产生开发节约资源的技术和生产工艺的积极性，也才会重视废料的利用，促使循环经济转动起来。必须加大科技的开发和利用。科学技术改进了机器质量和生产工艺，比较充分地利用了原料，减少了废料；而原料的质量部分地取决于它“在进入制造厂以前所经历的过程的发达程度”。在生产过程中，还需要清洁生产和纳入循环经济轨道。“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式；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化学的进步，发现了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大工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发明运用，为实现这个转变提供了技术可能性。

从经济平衡到经济与生态平衡

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生产和未来社会生产的比较分析还提出了重要的平衡思想。

两大部类生产的平衡。包括各部类之间和内部的平衡，生产与消费的平衡，涉及各类产品的价值补偿和实现，以及各类产品的物质补偿。如果经济失去平衡，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对于资源来说，如果只顾消耗而不顾循环利用，资源的不可再生性难以获得必要的补偿，生态失去了平衡，出现“物质变换的断裂”，就会爆发生态危机。

人口与自然的平衡。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发展着的生产力与人口相比是惊人巨大的，它只是受制于资本的价值增值条件；但无论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如何强大，它总要受制于自然条件；我们也不可能坐等共产主义社会来临再来控制人口，“从道德上限制生殖的本能”。我国迄今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其实就是人与自然的不平衡迫使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必须控制人口。

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的代际平衡。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人类世代传承的过程，自然不属于任何人，人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但很遗憾，“文明和产业的整个发展，对森林的破坏从来就起很大作用。对比之下，它所起的相反的作用，即对森林的护养和生产所起的作用则微乎其微。”世界上不可再生资源存量有限，根据历史经验，资源利用率的提高反而将更加促使资源消耗，当代人不能借口相信后代人的聪明智慧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而必须为他们的生存和发展预留必要的资源储备和生态环境。

我国经济的不平衡也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失衡。一是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工业，工业产能过剩而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供给不足。二是工业结构偏“重”。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优先发展重工业，形成了重积累轻消费的基本格局。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结构和产品结构逐渐趋“轻”，但进入21世纪，又出现了新一轮趋“重”，直接导致我国能源资源消耗过快。三是经济增长速度与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高耗能产业推动，出现了GDP、能耗和污染三同步的高增长，增长速度与节能效率存在尖锐矛盾。四是资源环境开发和保护的不平衡，我国有些地方为了追求眼前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往往遏制不住粗放式的投资冲动，更倾向于靠较低的环境门槛来吸引资本、开发资源，而这些行为通常又是以“效率优先”或“先开发、后治理（或保护）”名义进行的，进而导致了边治理边破坏、治理速度跟不上破坏速度。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经到了一个重要关头，主要由投资、出口和低端制造业推动的发展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发展转型要求建立与生态承载力相适应的产业结构，每个地方都应当根据当地的资源禀赋确定适合产业，同时还应考虑本地产业发展的适度性，包括对周边地区或流域的可能影响；生态脆弱地区的开发更要谨慎从事，以保证自然生态的休养生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