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子
作为一个共和国公民和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是我向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第三次进言。前两次分别是给十六大、十七大的。如果将1998年、2008年给"两会"的进言算在内，这是我向中央的第五次进言。
五次进言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政治体制改革。 五次进言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希望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这是我十几年来作为公民、党员的一个夙愿，也是我十几年来持续关注的"国之大事"。
我坚信中国先贤"处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古训的金石之义！也坚信现代政治理念"公民即责任"的确定不移性。所以十多年来不敢自弃，也不自量力，一直怀惴惴之心，以拳拳之情，为促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尽点滴之力。
从一方面看，这多年来的努力和多次进言不过是"同义之反复"，恰如拳打棉花，没有多少作用；从另一方面看，经过十几年来零打碎敲的动作、风风雨雨的吹淋和上上下下的发声，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急迫性已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认识，某种意义上正在形成一种政改新思潮。
"中国的事情很难办"-这是毛泽东于1944年7月在延安对来访的美国特使赫尔利所说的话。这句话意指战后中国面临的棘手政治局面-当时中国亟需政治改革但又很难改革，因为国共两大党都不愿意在政治改革中牺牲太多的权力。这句话放在今天依然有效-当今中国亟需政治体制改革但很难有突破性改革，因为中国民间对政改呼声虽高，但无能为力；而本可有作为的政治领导集团由于种种利益和顾虑的纠葛又难以作出改革的决断。
但很难办的事情终究也得办。无论有多么艰难艰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走上破冰之路已是"英雄所见略同"。
二、政体改革不能再拖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邓小平就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全面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1987年召开的十三大将政治体制改革确定为主要议事日程，作了全面部署。从那时到现在，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基本还在原地徘徊。当然采取过一些措施，比如行政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引入一定竞争机制，基层民主政治试点等。但这些都属于表层和枝节，总体成效不理想，而且反弹性很大。如机构改革就始终未能跳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 的圈子。一些改革成为"盆景"，推广不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不但使经济体制改革无法深入，而且滋长了一系列社会病。当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这些社会病主要表现为：
①庞大的行政机构、准行政机构及其附属机构的官员消费、人头开支以及越权敛财给社会造成大的压力。 ②权力和金钱的相互渗透相互结合造成的腐败和腐败蔓延。③在国有及其他公营企业改革中，公有资产通过各种非法或灰色渠道流向个人手中，造成一批显形和隐蔽的暴富者。④改革权力、行政权力和企业管理权力的结合性腐败使大量职工沦为牺牲品。⑤公众特别是农民的权益经常遭受来自非法权力的侵害。⑥政绩驱使和行政揽权导致错误决策，由此带来的资源浪费和环境危害。⑦大量的行政违规和执法犯法问题。⑧干部人事制度的腐败，卖官鬻爵现象屡见不鲜。⑨各种形式主义和虚浮奢糜之风对社会风气的毒化。
进入新世纪十年代，随着社会环境和经济条件的变化，因政改滞后滋长的社会病出现了新情况和新动态。主要表现为：
①越来越庞大的行政及其附属机构对社会造成的压力愈来愈甚，官民比例畸高，"三公"消费畸重，堪为世界第一。而据权威部门的有关调查透露：从2005年到2012年，全国年行政经费以千亿元的速度递增。②政治权力对经济和社会进行全面刚性的干预，以至有些地方达到"没有政府干不了的事"、"政府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程度。这在城市拆迁、投资建设、招商引资中表现的特别突出。在政府的铁腕推动下，整个中国成了一个拆了盖盖了拆、挖了填填了挖、此起彼伏、不断折腾、无休无止的大工地。③伴随大大小小权力腾挪干预空间的加大，力度的加强，权力对金钱的渗透、金钱对权力的追逐、权力和金钱的结合以及相伴生的权力和各种形形色色社会资源的交换，面向各领域寻租的姿态更疯狂、更赤裸裸、更肆无忌惮，呈现出"权力通吃"的局面。④伴随垄断性国企的"做大做强"，以"国有"、"公有"为标榜的新的权贵经济阶层发展起来了，并不断把手伸向新领域，攫取新资源，制造新垄断，发展新权贵。⑤经济转型难以突围，资源浪费更上台阶，环境破坏有恃无恐，造成这一切的不仅仅是政绩驱使、决策失误，更是大大小小权力无所顾忌的"肆溢"。⑥由于垄断经济挤压、权力"四溢"寻租、资源分配不公、社会底层缺乏谈判争取机制，造成经济总量愈大贫富悬殊愈甚。⑦不仅仅是行政违规和执法违法，而且是滥用权力，善法难行，恶法横行，并运用权力制造新的恶法，使宪法规定的人民的基本权利难以落实。⑧干部人事制度的腐败到了如此地步，以至拿钱买官、论价卖官已成为不少地方官场的共识。⑨以政治权力为中心，形成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支配着各部门、各领域、各方面的资源，并不断固化既得利益，发展更多的利益。⑩腐败滥权、政治高压造成官民关系紧张，群体事件频发，维稳成为头等大事，据报道维稳支出已占到国防支出的一半。○11垄断国企、土地制度、计划生育体制、城乡二元制度、科技教育卫生体制都亟需改革，但在现有政治体制下却难以迈出真正的改革步伐，使中国社会陷入欲进不得、欲退不能的僵局。
政治体制改革真不能再拖了，政体改革必须提上议事日程了。
三、对一些论调的反驳
多年来特别是近年，围绕政治体制改革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锋。但不管持何论点，没有人正面否定政治体制改革则是唯一之"大同"。但这并不表明政治体制改革已成为当今中国的共识，而是表明政治体制改革在道义上已强大到使人不敢明目张胆的反对。这里对不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几种论调加以梳理反驳如下：
第一种，维稳论。这在当今的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影响很大的论调，而且是一个很大的势力，在某种意义上掌握着中国的局面，阻碍着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维稳论的主要观点是：稳定压倒一切。一切影响稳定的因素都应排除，一切不利于稳定的事都要制止在萌芽中，一切有可能影响稳定的举措都要暂缓采取。按此论调，攻坚式的政治体制改革理所当然地被搁置起来了，而且最好是无限期的搁置。这也正是维稳论的一贯做法和目标。但我们要说，稳定有两种，一种是苟且的稳定，一种是长远的稳定。苟且的稳定就是不管也不敢面对长期积累的深层积弊和矛盾，而是想尽办法掩盖积弊，压制矛盾，以求得表面的、暂时的、得过且过的太平。谋求长远的稳定就是大胆面对社会的深层积弊和错综矛盾，希图通过改革的办法消除积弊，解决矛盾，在此基础上建立稳固、长远、制度化的稳定局面。维稳派谋求的稳定只能是苟且的稳定，并不惜一切代价要谋求这种稳定，包括不惜耗费一半国防费用来维稳，不惜把政治体制改革推向遥遥无期的将来，留给后人的后人的后人去解决。这实质上就是"我在位能保证太平无事就好，我去位管他洪水滔天不滔天"的思维，而牺牲的却是中国的真正前途和广大民众的公民福祉。很能安抚人，但根本要不得。
第二种，发展论。持此论者和维稳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就是维稳论的翻版。该论派的影响及势力和维稳论相当或者过之。发展论的主要观点是：发展高于一切，而发展又主要是指经济发展。在行动和倡导上就是"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认为一些社会矛盾要通过发展经济去解决。该论派也主张改革，但他们的改革主要是指经济体制的改革，而且更多的着眼政策层面。他们担心（更多的是借口）政治体制改革会影响经济发展，主张政治体制改革缓行，实质上也是要将其长期搁置。如果按发展论的主张，当今中国的GDP已居世界第二，这样的经济实力应该有助于不少社会矛盾的解决。但实际上却不是这样。人们看到和感受到的是：在中国经济实力大大提高的同时，一些社会矛盾却更加凸显了出来：如贫富悬殊的矛盾，权贵阶层和普通民众的矛盾，官民之间的矛盾，垄断经济和民营经济及大众消费的矛盾，经济高速增长和资源匮乏、环境恶化的矛盾。等等。我们和发展论不同的是：我们认为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不是一切，也不代表一切，更不能以发展代替改革。当然改革也不能代替发展，但由于通过改革可以解决深层的、纠结的、阻梗性的矛盾，就会为社会的健康、良性、全面、长远、惠及大多数人民的发展创造条件。发展论者有意无意地将发展和改革特别是将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对立了起来，单纯强调发展，这是短见的、偏执的、更是错误的。改革和发展并不矛盾，更不对立。正如改革和稳定不矛盾不对立一样。我们要的是促进发展的改革，有利于长远稳定和发展的改革，能覆荫于广大民众福祉的改革，而这只能是政治体制改革。
第三种，民生论。近年来，民生问题受到上上下下的高度关注。这应该说是一件大好事，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从历史和现实看，虽然民生有赖于发展，但发展了并不一定就有利于民生，只有着眼于民生和归结为民生的发展才是善的发展。借用计划经济时代的一句经典语言：发展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因此，民生高于发展，更高于经济发展。所以，强调民生是对的，但民生和发展一样，并不就是一切，更不能代替一切。民生论的局限性就在于把民生问题绝对化了。此论派一方面高度强调民生，另一方面又有意无意地淡化改革。须知，民生问题的真解决不仅需要通过发展提供丰富的物质和其他条件，也有赖于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公平公正和有效率的社会分配条件。特别是当今的中国，在传统发展空间越来越窄逼、综合经济规模已居世界第二的情况下，通过深层改革改善社会分配条件对民生的意义就更显重要了。
第四种，碎步改革论。该轮派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在进行，只不过是以碎步前进的方式。而且认为碎步最适合中国国情，中国只有搞碎步政改才能避免苏东那样的巨变和震荡，保持社会稳定。碎步改革论在中国有很大的市场，"碎步"加上"稳妥"，保证改革不会出什么乱子，但也绝对不会有多少成就。这已为历史所证明。其实，碎步改革论是典型的改革犬儒主义者，是胆小如鼠的改革者，比前面的维稳论、发展论强不了多少，且更具有标榜性和迷惑性。从某种意义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长期徘徊不前，碎步改革论要负相当的责任。无论从理论和实践看，在中国这样一个皇权专制长达两千年、又搞了几十年政经合一的计划经济、新旧弊端和矛盾盘根交结、错综复杂的社会条件下，企图依靠碎步达到政改目的无异于痴人说梦。何况还是扭秧歌、改改停停、一步三回头式的碎步。这样的改革只能收获"盆景"和"反弹"。当今中国真正需要的是坚定稳健、一往直前、迈进式的政治体制改革，只有这样的改革才能破其坚冰，使中华之舟驶向大海。
第五种，回到文革论。这是当今中国所谓的左派持有的一种论调。回到文革不是指真要回到文革时代，而是要借用文革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以文革手段取代改革手段。该论派认为，只有用文革方式才能解决愈演愈烈的官员腐败问题，用文革方式才能打倒新的权贵阶层，用阶级斗争消除贫富悬殊，解放群众，解决官民矛盾。该论派没有多大市场，但反映了一部分人在现实中找不到出路表现出的极端化情绪，虽不可能成大气候，但要防止其破坏性的渲泻。
第六种，重拾新民主主义论。近年来，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受到学界的新关注。一些研究者提出中国应重返新民主主义，完成当年未完成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任务，再走新民主主义之路。但其间又有区别。有的研究者意在借助"新民主主义"使中国走上民主政治道路，有的研究者则意在利用"新民主主义"来消解政治体制改革，幻想回到前社会主义时代。但无论哪种立意都不会有什么前途。因为从历史上看，"新民主主义"论的内涵在不断发展演变，并没有一个明确定型的理论说法。毛泽东更多的是从过渡形态和政治策略方面来看待"新民主主义"的，其内心憧憬的还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并不想真搞什么"新民主主义"。从现实看，当年"新民主主义"论的国内外大背景早已不复存在了，又怎么可能回归"新民主主义"呢？今天只能直面社会现实矛盾，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促使中国走上文明、民主、富强的道路。
四、要防止被动改革局面的出现
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敏感性和苏东剧变的前车之鉴，不少人担心真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会导致局面失控，甚至出现大乱，这也是执政层对政治体制改革顾虑重重的重要原因。维稳论等论派的主张能大行其道和此有很大关系。不能说这种担心没有道理，或无此必要。相反，真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就必须对此郑重虑及和防范，从可能发生的最坏处着眼，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但此种担心并不能成为拖延政治体制改革的理由，更不能以苏东"教训"为由搞成"别人一朝被蛇咬，我便永远怕井绳"的懦夫行径。要看到苏东剧变特别是苏联解体既有戈尔巴乔夫等领导人推进政改中失策的一面，也有苏东执政集团长期不思变革造成重重积弊使人民丧失信心而导致多米诺骨牌的效应。还要看到苏东剧变虽然执政党下台了，联盟分裂了，但整个社会开始向民主自由的现代人类文明迈进（回归），又何尝不是坏事中的好事。当然，中国改革要力求避免苏东剧变特别是前苏联崩盘的效应。这里的关键不仅在于要搞好改革设计、精心组织、确保执政层对改革局面的掌控；而且在于中国的政治历史传统、文化组合、民族构成和苏东大不相同，只要设计合理，组织得当，就不会出现前苏联那种情况。况且政体改革既然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就要为此立起敢冒风险、敢付代价、敢闯敢干、敢打破"罈罈罐罐"、敢于"杀出一条血路来"（邓小平语）的精神，先抱有"四平八稳"、"万无一失"的思想就不能搞政治体制改革，也肯定搞不成。政体改革必然要打破一些"罈罈罐罐"，但换来的却可能是传世的"青铜大鼎"。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今中国深以为忧的并不是政体改革的风险，而是那种预设风险庸人自扰式的担忧空气；当今中国深以为忧的并不是政体改革的冒进，而是以各种理由拖延搁置政体改革的不作为行为；当今中国深以为忧的并不是政体改革任务的艰巨，而是由于不作为使政体改革机遇的一再丧失。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内忧外患的交逼为当时的清政府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改革机遇，也同时酝酿着革命的条件。换句话说，当时的中国既可能通过变法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也可能通过革命推翻大清王朝。选择和平立宪还是选择暴力革命，就在于变法集团和革命党人谁能抓住先机。由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室顽固势力不顾时势，害怕因变法丧失权利而加以阻挠，以光绪皇帝、康有为领袖的变法集团却又缺乏变法的权力，加之操之过急和策略不当，遂使戊戌变法归于失败。后来清室在形势（主要是庚子事变、辛丑条约的签订等）的逼迫下又颁行新政重启变法，但另一方面在关键的立宪问题上还玩弄权术，敷衍拖延。后在立宪请愿运动的压力下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答应以9年为期逐步筹备宪政，以后又在"速开国会"的请愿压力下将"预备立宪"的时间由9年调整为5年，定于1913年召开国会，但在1911年镇压黄花岗起以后又成立了一个"皇族内阁"，被立宪派称为"名为内阁，实则军机，名为立宪，实则专制"，由此大失人心。加上宣布"铁路国有"，遂激起民潮风涌的保路运动，武昌起义随后爆发，全国局面失控。拟定的君主立宪被革命起义所取代，满清统治被推翻。可见，从主观方面讲，清末满清政府改革的失败以至被推翻就是由于清室的当权者认不清形势，迷信固有的权力，先则阻挠延误、后则一再被迫改革所致。将本来应有的主动权一步步丧失了，最后黯然下台。实是咎由自取。所痛者不仅害了自身害了国家和民众，其遗害一直至今。我们应深刻吸取这一历史教训，以此为警，自惕自厉，积极推进政体改革，掌握改革的主动权，避免被动改革局面的出现。
五、何妨学一学日本的政改经验
日本在世界上是一个很独特的国家。作为一个孤悬于东洋的岛国，这个国家具有冒险和强悍的性格，这种冒险和强悍曾给中国等东亚诸国带来很大痛苦，至今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还不断制造事端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但另一方面这个国家又很虚心，善于学习和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包括政治管理经验，特别是善于把这种经验转化为自己的东西，使之在本国开花结果。这种转化的渠道就是改革：
从古代到现代，日本通过学习外国进行了三次大的政体改革。第一次是学习借鉴中国隋唐的三省六部制，在天皇统摄的朝廷设立一官八省制。虽然后来大权归于幕府将军，但就朝廷架构看，这次改革奠定了日本封建朝廷的政治和官制结构。一官八省制一直延续到"明治维新"前。第二次是在近代开关尊王（倒幕还政）之后，学习借鉴欧美国家的政体模式，设国会，开议院，立内阁，改官制，制宪法，同时废藩设县，实行中央集权，建立实君式（天皇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内阁对天皇负责）的君主立宪体制，完成"明治维新"改革。这次改革为日本进入近代世界强国之林奠定了基础，当然也是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兆始。第三次是二战结束后，在美军占领当局的主持下，采英美政治经验，通过制定新宪法，改变以天皇为中心的政治体制，内阁总理为行政首脑，内阁对国会负责，实行非军事化，遣散秘密警察，取消对公民自由的种种限制，赋予民众基本的民主权利，同时在形式上保留了天皇的国家象征地位（虚君），还实行了土地改革，使全国90%的农地归农民所有。通过这次改革，日本迅速走上民主道路，并在较短时间内发展为现代化强国。
应该说，日本通过虚心学习借鉴外国政治模式进行政体改革的路径是比较成功的。不能因为日本有一段不光彩的军国主义历史就否定这种成功。而日本的成功经验历来为中国的有识之士所重视。戊戌变法的领袖康有为曾专门编写了《日本变政考》一书进呈给光绪皇帝，恳请光绪皇帝"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有论者认为"《日本变政考》是戊戌年间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进呈的最重要的一部指导变法的书籍，也是他所有上书中，卷册最多、份量最大的一部"1。而光绪帝"阅之甚喜"，"日置左右，次第择而行之"2。
站在今天的角度，学习和借鉴日本的政改经验并不是就按日本的那一套来做，而是要学习其精神和方法。历史上日本曾以中为师，做的很成功，对日本的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反观近代中国也曾以日为师，变法图强，却做的很不成功。后来的政体改革也屡次流产。这成功与不成功之间，除其他因素外，必有精神和方法上的差距。就从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来说，我国和日本的差距就在于：日本的学习和借鉴是虚怀若谷，敢于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不行，彻底的放下身段，不存在学习的禁区，只要认为有利国家，优于本国的，就拿来为我所用。从不考虑面子问题，绝不感到这样做有失尊严。而我国的学习和借鉴则是扭扭捏捏、亦真亦假、犹抱琵琶半遮面。以前是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后来又搞"中国特色"，"政治优势"的屁股摸不得，强调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多少年下来，外国的真经学到的不多，学习的禁区设置了不少，发展差距自然就拉大了。此外日本的成功还有如下五点值得重视：
第一点，循序渐进，推进政改不断深入。从"明治维新"看，前后历经二十三年，基本完成日本的政体转变。所用时间不能说很长，但也不短。方法步骤则是循序渐进，一往直前，不断深入。从明治元年（1868年）天皇大誓天下宣布改革，到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发布宪法，二十三年（1890年）召开国会，历经颁政体书，发行纸币，置大政官，立法与行政分离，府县设议员，定官制，置公议所，开学校，颁图书出版条例、民部省规则、海外留学规则，建外务省，定各官办公事分课之法，府藩县置议事厅，废众卿诸侯为华族，定集议院规则，置制度局，厘定官制章程，改定官录制，编审户口，废藩为县，废贱民而与平民齐一，废买卖奴仆娼妓，敕华族游学从业，开女校，建农务局、商务局，车马器服皆从西式，置海陆军二省，定铁路、矿山规则，设巡捕，集议院定上书规则，改用阳历，定征兵规则，废五节及一切应侯繁礼，定小学法，更正大政官、政院章程，公布国家会计表，置内务省，设卫生局，定文部省学制，议设民选议院，置东京警视厅，建立民间会党，定议院法及规则，敕令地方官会议，公布国岁出入，召募民债，颁谗谤例及新闻纸条例，废一切杂税，制定行政警察规则，定府县职制事务章程，定地方官任期，取美制编拟宪法，定地方官会议法，颁布郡国町村法，设银行，改定地方官会议规则，改正府县会议规则，定区町村会法，设农商务省，设租税局、设计院，定沙汰官员纲领，宫中置制度取调局，发公债证书，改定宪法，召开举国宪法发布式，公布会计法，贵族院令，发布保护议会、议员之律，公布各省官制通则、议院选举结果、集会及政社法，召开国会。这里有几条线索都体现了渐近深入的特点：一是立宪线索。从颁政体书，经取美制编拟宪法，到改定宪法，发布宪法。二是建立议会民主线索。从决定立法与行政分离，府县设议员，置公议所，府藩县置议事厅，定集议院规则，到设民选议院，建立民间会党，定议院法及规则，改正府县会议规则，再到发布保护议会、议员之律，公布议院选举结果，最后召开国会。三是建立官制线索。从提出定官制，定各官办公事分课之法，到重订官制章程，改定官录制，敕令地方官会议，再到定府县职制事务章程，定地方官任期和地方官会议法，发布各省官制规则。四是设置行政机构线索。从置大政官，颁民部省规则，建外务部，建农务局，商务局，设巡捕，到更正大政官、政院章程，置内务省，设卫生局，置东京警视厅，制定行政警察规则，设农商务省和租税局。五是发展新式教育线索。从开学校，到开女学，定小学法，再到定文部省学制。
第二点，以政改为中心，多领域改革相互促进。日本的"明治维新"改革和战后改革都体现了这个特点。在"明治维新"改革中，日本全国面临着体制和社会根本转换，百事待举。以政体改革为中心，包括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社会习俗改革并行举发，相得益彰。经济上发行纸币，设农务和商务局，定铁路修建、矿山开发规则，发展造船业，废一切杂税，设立银行，召募民债，劝民储蓄，发行公债，劝业博览会；军事上设置海陆军二省，定征兵规则，游欧查学军法，以太子嘉仁亲王为陆军步兵少尉以示对建立新军的重视；文化教育方面开学校，开女学，定小学法，定文部省学制，颁图书出版条例和新闻纸条例；社会习俗方面减仆从仪，改用西服，车马器服皆从西式，改用太阳历，废五节及一切应侯繁礼。在战后改革中，日本以无条件投降的战败国身份，痛定思痛，不但对明治时代建立的政治体制要作重大改革，而且百废待兴。所以在改革头重脚轻的政治体制、实行新宪政的同时，开展了土地制度、农业体制和其他经济领域的改革，并让妇女获得了选举权。战后改革历时6年，为日本的政治转型、经济起飞和建立良性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
第三点，破立结合，破旧框为立新制开辟道路。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难点在于调整旧有的权力结构及与之关联的利益结构、社会地位、社会身份等。所以必须破字当头，敢于破才能立，不能破则不能立。日本的"明治维新"和战后改革成功的要诀就是破做的好。"明治维新"中的"去尊隔"、"减仆从仪"、"废公卿诸侯"、"废藩"、"废贱民"、"废买卖奴仆娼妓"、"废五节及一切应侯繁礼"、"废一切杂税"都属于破的范畴。没有这些破，应立的新制就立不起来。如不去"尊隔"，就不能通下情，设议员，置公议所，立议院，举国会；不"废公卿诸侯"，就不能定官制，建新的行政机构；不"废藩"，就不能置县，建地方制度，符中央集权；不"废贱民"，不"废买卖奴仆娼妓"，就不能"与平民齐一"，实现平等；不"减仆从仪"，不"废五节及一切应侯繁礼"，就不能使风俗昌明，"车马器服皆从西式"。从战后改革看，只有破了"以天皇为中心"的政体，取消贵族爵位，才能建立权归人民、虚尊天皇的民主政治体制。只有破了地主土地所有制，才能使土地归农民所有，建立农民土地所有制。凡此种种，都体现了日本政改不破不立、破而后立的精神。
第四点，以大局为重，化私利为公义。日本能实现"明治维新"，在某种意义上是个奇迹。如果换成中国或其他国家，以"明治维新"前那样复杂的社会格局，是很难实现的。因为在此之前，日本天皇徒有虚名没有实权，蜗居京都一隅，难有作为。掌管全国政权的是幕府将军，这种局面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各地由大大小小的藩府诸侯统治，拥有相对独立的政权财权兵权和土地，接受幕府领导。倒幕战争是依靠各藩出兵出钱打赢的。幕府倒台后，名义上政归天皇，实际上政权、土地、人民在各藩主手里。在这种情况下，要真正实现日本统一，政归天皇，就必须撤藩。但天皇显然没有这个力量，也不敢这样做。这时候奇迹发生了。在伊藤博文、木户孝允等改革志士的说服和斡旋下（这有点与虎谋皮的味道），萨摩、长洲、土佐等四大藩居然率先连名向天皇递呈奏折，申请奉还版籍，随后将政权、土地、人民、兵马主动交给朝廷处分。在四大藩的带动下，其他藩也纷纷效仿。政归天皇就这样轻松地完成了。然后才有废藩置县，全国统一，然后才有天皇领导下的"明治维新"。这不能不说是各藩主以大局为重做出的牺牲，是深明大义、化私利为公义的贤人行动。从而成全了"明治维新"，成全了日本。真正令世人钦佩！日本的富强，或许道义之根就在这里。
第五点，上下互动，共同完成政改大业。日本的"明治维新"从表面看是由上而下推行的，天皇是改革维新的主持者和发动机。但实际上，"明治维新"是在上下两种力量的交互推动下进行的。其中"下"的力量特别是民间改革志士在改革前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有些民间志士后被选拔为朝廷大臣，担任了实际上的改革领导人物。像世界著名的政治家伊藤博文就是其中的代表。伊藤博文在青年时代就以民间志士身份投身维新事业，在开关尊王、倒幕废藩、归政天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多次游历欧美，学习和借鉴西洋的政体经验，提出许多重要的改革建议。后进入宫庭，又在开创国会、建立内阁、制定宪法以至外交方面作出很大贡献，曾多次担任总理大臣，成为明治天皇极为倚重的改革家。"明治维新"时期发布的许多改革敕命，是在天皇御前反复辩论、讨论后发布的。"明治维新"在一开始就充分重视发动下层力量，"去尊隔之议"，"征草莽以谋大政"，"置贡士对策所"，"置公议所"，"定上书规则"，都是发动的措施和体现。明治天皇还破格提拔重用有才学的"草莽之士"。"一时公卿宰执，皆拔自下僚，起自处士，归从外国游学，尽秉大政"3。就形成了明治时期上下互动、共铸改革伟业的局面。
六、要兑现当初建立"自由民主中国"的承诺
建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曾是中国共产党对世人的庄严承诺。这个承诺曾多少次出现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党的会议文件、其他文件和新闻报刊中，包括"新民主主义"的有关论述中。
实际上，上世纪四十年代我党在抗日根据地普遍实行的"三三制"原则，可以看作是民主政治的实践。当时"三三制"是指政权构成中共产党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董必武曾这样评价"三三制"："这个制度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反对一党包办，反对一党专政，而和各党派、无党派的各阶级人士，更好地团结合作"4。毛泽东曾十分肯定地说："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地实现了"5。
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推行民主政治，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我党媒体的重要宣传内容。如1941年10月28日《解放日报》说："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6。1945年9月27日《新华日报》的社论说："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7。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做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提出抗日战争结束后的中国"需要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8。
1945年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英国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来访时对"自由民主中国"作了这样的诠释："'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9。
"建立一个民主新中国"曾是解放战争中激励许许多多指战员的响亮口号。一个当年的老战士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他所在的连队每次点名时，指导员都要大声问："同志们！我们流血牺牲、前仆后继是为了什么？"全连指战员立即信心百倍地回答："建立一个民主新中国！"作者进一步说："正因为这个响亮的口号，才使这场付出了惨重代价的国内战争具有崭新的革命意义，……但对于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一代中国人来说，它并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他们前仆后继的目标，又是他们对于后人的庄严承诺，还是他们对生者与死者的神圣誓言"10。
然而遗憾的是，正如后来众所周知的：新中国是成立了，但由于种种原因，当年"自由民主"的承诺并没有实现。无数先烈的鲜血并没有浇灌出"自由民主"之花。浇灌出的是一种仿苏式的党政经一体、高度集权或者说是极权式的体制。这种体制对政治、经济、社会资源的一体化垄断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可以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这种体制中，不可能有"自由民主"的成分存在。虽然在称为"根本大法"的宪法中规定了人民的种种自由民主权利，但实际上没有落实，也无法落实。极其吊诡和复杂的中国近代史竟和先烈们那"仰天长啸"要建立"自由民主新中国"的壮志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以至他们直到现在都无法瞑目。
党政经一体化的极权体制加上阶级斗争、个人崇拜和中国式的"群众运动"，就酿成了史无前例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以至于国家主席也无法借助宪法保护自己的人身权利。在这种环境下，谈何"自由民主"。
党政经一体化的极权体制必然表现为大大小小的"一把手"说了算，结果是"一把手"控制了整个社会的资源。在这种体制面前，当年我党曾强烈谴责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也相形见绌。因为这种体制不仅表现为"专政"，也同时表现为"专经"和"专社"。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领域打开了缺口，民营和民间经济有相当大的发展，非政治性的社会组织也有一定发展。但政治领域还是高度集权化。且近年来借助政治权力的垄断经济表现越来越强势，民营和民间经济遭受多种打击和限制，使原本有限的"自由民主"经济发展空间反而缩小。无官方背景的社会组织活动和发声空间很小。各种维权诉求大多也只能以上访的形式进行表达，还往往遭遇强力截访和遣访的对待。
近年政治权力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控制之势愈来愈强，尤其在上项目、城建、地产开发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各种各样的一把手项目、一把手园区、一把手新城、一把手经济就是明证。在有些地方，政治权力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竟达到如此程度：不怕干不到，就怕想不到；怎么想就怎么干，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以至采取烙饼式的建设和发展成为一种常态。在这样的强权笼罩下，哪有"民主"侧身的空间？哪有"自由"发生的余地？
幸好俾科技发展之惠，当今中国有网络的存在。网民在现实中无法表达的言论和诉求，便通过虚拟的网络来表达。但近年借管理之名对网络的控制也在不断强化，使此种表达渠道也受到威胁。网络死了，那中国的自由民主何处栖身呢？
这种局面不能也不应该持续下去了。今天中国执政层和各级领导层特别需要重温上世纪四十年代我党建立自由民主新中国的郑重主张和承诺，担当起兑现承诺的任务。兑现承诺的唯一途径就是对极权式的政治体制进行真改革，还政于社，还政于民，培育自由民主之鲜花，建设自由民主之中国。方可昭大信于天下，庶使千千万万烈士的遗愿实现！
七、要坚定大胆地推进政体改革
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党心民心世心所向，是历史发展、时代潮流、现实国情的共趋，是建设自由民主中国的需要，是消除丛生积弊和解决错综矛盾的主要手段，是使人民主动创造精神充分奔涌的突破口，是促进中国政治解放、经济解放、社会解放、人的解放的根本举措，是创新中华古国的选择，是保证中华民族繁荣昌盛、长治久安、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真的不能再拖了！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提上国家的日程表了！
希望党的十八大将政治体制改革列为最重要的议程！
在充分认识政治体制改革的伟大意义和势在必行的同时，当然要看到中国这样一个国度开展政体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要善于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善于借鉴他国良好的做法，以做到坚决、大胆、智慧、稳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特提出如下建议：
政体改革要有明确的指向和目标。就是说，通过改革，要建立什么样的政治架构和社会运行模式，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必须明确。然后才有适合目标和目的的内容安排以及相应的方法步骤。窃以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决不能偏离人类政治文明大道和共通的文明法则。按此原则，改革的基本目标应由三要点组成：①实现宪政民主，宪法要成为真正至高无上的根本大法，使国民基本的自由民主权利得到落实和保障。②变金字塔式的政治集权为制衡式的政治平权，政治运作由行政压力指令型转变为民主法治合作型。国家及地方政权机构之间要有相互制约的功能。在保持国家政令统一的前提下，中央、地方、基层实行分权制。③为培育公民社会创造条件，建立开放、自由、民主、文明、能充分体现交流对话合作精神的社会运行模式。
政体改革要搞好顶层设计。何为顶层设计？就是由中央组织班子进行全国政改的总体研究和设计。顶层设计应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是由中央设计全国的政改框架，才能高瞻远瞩，全局在胸，易于形成合理的方案。二是政改应遵循由上而下的路径，政改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上面，中央是政改的领导者、设计者、发动者、参与者、主导者。顶层设计应是开放的设计，要充分吸取和借鉴国际现代政治文明成果和他国的成功经验，应面向国民征求意见，广求天下才智之士的精思衷识。顶层设计应是包含改革目标、顺序、内容、方略、组织、分工的全面设计。窃以为顶层设计的政治内容应体现这样的一些要点：政党的组织运行和地位；行政、立法、司法、监察组织的设置；选举制度；政务官员及公务员制度；新闻制度；国民的基本权利；中央、地方、基层的治权和事权；公民性社会组织。
政体改革要有正确的推行方略。由于中国政体改革长期后滞、积重难返和错综复杂的特点。总体政改方略应坚决、大胆、智慧、稳健，非坚决不足以突破，非大胆不足以深入，非智慧不足以应对（复杂局面），非稳健不足以图远。不能希图一个战役解决问题，不能抱有一揽子解决的幻想。而是要按照既定目标和全局设计，坚定地、逐步地、一往直前的实施和深入。在必要的时间，针对特定的对象甚至可以大刀阔斧的进行。切忌畏首畏尾、裹足不前。要注意由浅入深，顺序开展；要注意上下互动，合力进行；要注意全面推进，重点突破；要注意延揽改革人才，培养政改生力军，甚至可以"征草莽以议大政"；要注意总结经验，检讨失误，调整步骤，修正错误，引领改革稳步深化。不妨以十年为期，一以贯之，必能大收成效：争取将宪政民主共和的框架建立起来。
政体改革要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政体改革和发展经济一样，应按"三个有利于"的原则办事，不问"姓公姓私"、 "姓社姓资"，切忌"改革未动、意识形态先行"。正如市场经济没有姓社姓资的区分外，民主共和政治也没有姓社姓资的区分；正如搞市场经济就要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一样，发展民主共和政治也要遵循民主共和政治的一般规律；正如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是几百年来人类经济实践和研究形成的共同成果一样，民主共和政治的一般原理也是几百年来人类政治实践和研究形成的共同成果。如果说市场经济的通识精神就是开放、公平、竞争、价值实现规律，那么民主共和政治的通识精神就是自由、平等、竞争、民主实现规律。这在任何民族、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如果硬要冠以什么"主义"，什么"特色"，结果只能是把简单的事情弄复杂，把透明的事情弄晦涩，最后弄出一个什么都不像的东西。这样的教训太多也太沉重了！当然由于国情不同、历史不同、传统不同，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会有所不同，因而会体现不同的特点或"特色"，但这种特点或"特色"是在改革过程、民主政治的实践过程中自然体现出来的，是以民主政治的一般规律为前提的。而不是刻意追求的，更不是背离一般规律、离开世界文明大道的宗派式的"特色"。
政体改革既要有勇无直前的精神，又要有敢于付出、不惜自我牺牲的准备。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所要面对的是几千年来的皇权专制、官僚政治的沉重因袭，所要面对的是近百年来党政经一体化的高度集权，所要面对的是几十年来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中凸显出来的大大小小、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其艰难性和复杂性自不待言，其利益结构、权力结构调整的艰巨性也不言而喻。不仅难，而且难在不但要改别人，还要改自己；不但需要强势调整别人的利益和权力，而且需要主动牺牲自己的利益和权力；既要成为改革者同时也要敢于成为被改革者。这是中国政改之难的真正难点，也是政改久拖不进的重要原因。但为中国的长远发展计，为中华民族的前途计，为人民的根本利益计，政体改革终归要搞。迟搞不如早搞，被动搞不如主动搞。这就要坚立改革大志，以大誓天下的决心，无坚不摧的气概，勇往直前的精神，敢于自我牺牲、打破罈罈罐罐、壮士断腕在所不惜的决绝气魄，将政体改革进行到底，实现中国政治体制的伟大创新。
党的领导和党的改革是政体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这里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政体改革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在中国的环境下，党是唯一有权威、有能力组织实施政体改革的政治集团。而且党的地位相对超脱，有利于领导改革和推进改革。第二层是，党的改革是政体改革能否到位的关节点。党如何进行改革，十三大提出党政分开，改革党的领导制度，理顺党组织与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司法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党要管好党。应该说为党的改革指出了方向。从今天看，党的改革的根本是要解决以党代政、以党治国的问题。而以党代政、以党治国本质上就是"一党专政"。这曾是我党长期抨击的国民党的弊端。党的改革从长远看就是要解决这种弊端。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最终到位。但窃以为，党的改革应放在政体改革的后期进行。这样能保证党对政体改革过程的领导和主导，有利于政体改革有秩序的进行。待其他政治领域的改革到位后，党的改革自然水到渠成。党领导中国的政体改革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党进行自身的改革更需要"自我革命"的气魄。一切取决于党性、党的意志和党为了中华民族的自我牺牲精神。
其他社会体制的改革要相辅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社会走上良性发展道路的关键，是其他改革顺利进行的突破口。但政治体制改革又不能独自深入，而需要其他社会体制改革适时相辅推进，这样才能收到相互促进、相互支援、相得益彰的效果。这里最为重要的有国有垄断经济的改革、土地制度的改革、计划生育体制的改革、社会组织管理的改革。这些领域的改革不但直接间接地促进政体改革，而且为政体改革最终成功创造基础条件，对国计民生和整个社会影响巨大，也是理顺中国社会流程的战略之举。
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华民族在21世纪要完成的伟大社会工程，是新千年最威武雄壮的民族大剧。中国共产党理应成为这个大剧的总导演。让我们翘首期待剧幕的徐徐拉开吧！！！
2012年10月30日
原题：《给"十八大"的万言谏议书》
注释：
1.见《晚清巨人传o康有为》齐春晓 曲广华著，312页，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3月版
2.转引自同上书 321页
3.转引自同上书 319页
4.转引自《近代中国宪政民主的轨迹》王铁群，2012年第7期《炎黄春秋》
5.引自《毛泽东选集》第3卷，1070页
6.转引自《宪政民主应成为基本共识》张千帆，2012年第6期《炎黄春秋》
7.转引自同上文
8.引自《毛泽东选集》第3卷，1030页
9.转引自《解放战争》王树增著，上卷2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8月北京第1版
10.引自《记忆中的星光》白桦，2010年4月8日《南方周末》
拙文中有关日本政改经验的重要参考书目：《晚清巨人传·康有为》齐春晓 曲广华著；《伊藤博文传》（日）久米正雄著，林其模译，团结出版社2003年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