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百年来谁著史》到《马克思的事业》，对于韩毓海先生来说，是一条漫长的心路历程。
《五百年来谁著史》中，揭示了一个旧时代的崩溃：随着朝贡体系的成员被西方列强一一剪除，古代中国逐渐丧失了运作空间，最终在持续的货币战争、武装侵略下，走向衰败，一个曾为世界贡献过孔孟之道、伟大发明和工艺精神的民族，突然成了现代视角中的“野蛮人”。
在浩荡的世界潮流中，我们为什么一次次错过机遇？因为精英阶级、士大夫阶级颟顸无能，他们落入了自己制造的概念中，完全丧失了动手能力、实践能力，他们全部的才华都被消耗在利益争夺、立场碰撞和意气用事中，这又如何能应对三千年未见之大变局？
《五百年来谁著史》完美地展示了我们面对的困境，可解决之道在哪里？
几年的不懈努力，《马克思的事业》是韩毓海先生交出的一份答卷，刚一问世，它便被新闻出版总署推为“迎接党的十八大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这本书最难得之处在于，它超越了左右之争，致力于追寻马克思的真精神，以此回应时代挑战。
应该看到：一方面，在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上，马克思主义产生过巨大作用，曾带领我们走出百年迷茫；另一方面，我们对马克思的误会又比比皆是，许多人只是接受了几个教条，便自以为融会贯通，对马克思的“评论”压倒了对马克思著作的阅读，没有哪个思想家像马克思那样，被评论的那么多，而又被阅读的那么少。
回归马克思的事业，追寻自我与人类的精神自由。为深入解读这本力作，《北京晨报》陈辉先生特专访了韩毓海教授。
半本《资本论》让人误解马克思
北京晨报：您怎么突然研究起马克思了？
韩毓海：并不突然，其实这本书是《五百年来谁著史》思想的延续，在《五百年来谁著史》中，对传统中国的崩溃做出了学理阐释，可面对当下问题，又该怎么看呢？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种解释铺天盖地，可我始终不太满意，所以，想回到马克思主义去找答案。
北京晨报：国内马克思主义学者很多，可相关的新成果似乎并不多啊？
韩毓海：因为许多人没认真读过《资本论》，许多人认为《资本论》早已经是过时的东西了，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论》中包括某些过时的东西，比如说资本剥削劳动是资本积累的根本动力这个观点，恐怕在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时代就过时了。必须指出：这个观点是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发明，也是恩格斯的观点，但并不是马克思的观点，这恰恰是马克思批判地审视的政治经济学的观念，《资本论》的副标题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但长期以来，研究马克思的学者却把它当作马克思的观点，实际上，马克思指出：仅仅靠剥削雇佣劳动，企业家靠剥削剩余劳动，不可能造成贫富差距的不可逆转，也不可能造成资本统治的绝对性。真正使得资本主义在世界上得以确立的历史条件有两个，一个是殖民主义，一个是与战争国债制度相联系的国际信用－金融体系和国内税收体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它概括为殖民－国债－税收－关税这样一个特殊的制度创制，这也是我在《五百年来谁著史》的《国债与资本》一章中所表述的观点，我在那一章中采用世界史、特别是经济史研究的新材料继续阐述了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我的历史描述表明：使得东西方发生大分流、使得人类世界向着资本主义制度发生大逆转、大转型的，正是这样一个制度创制，而不是货币经济的发生、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扩大，货币不是资本、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更重要的是：产业经济不是资本主义，这才是马克思的观点。
简而言之，使得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变得不可逆转的，乃是有组织的暴力剥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以及金融－信用垄断体制（金融垄断），靠市场经济、产业竞争根本做不到这一点，而这恰恰是使得资本主义得以成立的东西，实际上，只是在这种制度制造的差别变得不可逆转之后，社会才分裂为资本家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阵营，即资本剥夺劳动，企业家剥削工人，这是上述世界历史发生资本主义大逆转造成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离开了马克思所谓资本主义的前史，不能解释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历史，因为那个大逆转使得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变得再也不可逆了，结果才出现了只能靠出卖劳动力维生的雇佣劳动者。
马克思描述的是世界经济由重商主义、产业革命向着金融垄断的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过程，产业经济只是其中的一个阶段，企业家剥削工人的剩余劳动，这是大卫·李嘉图的发明，根本不是马克思的发明，如果资本主义就这么简单，那它太容易被推翻了，可见问题不在这里，实际上，离开了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机器，离开了国际金融－信用体制，工人占领多少工厂都不可能触动资本主义的毫毛，这才是马克思的观点。
《资本论》的研究者往往缺乏马克思那种磅礴的经济史视野。马克思生前准备写6集《资本论》，实际却只完成了1卷，后两卷是恩格斯根据他的手稿整理完成的，第四卷是考茨基编成的《剩余价值学说》。今天大家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多指《资本论》第一卷，它讨论了剩余价值与生产等学说，但实际上，这连《资本论》的“一豹”都难以窥到，《资本论》六集的篇目是：一，资本；二，土地所有制；三，雇佣劳动；四，国家；五，国际贸易；六，世界市场。这种篇目安排，所体现的正是经济史磅礴的视野。第一集又分四篇：资本一般、竞争、信用、股份资本；而目前的出版的三卷《资本论》只是“资本一般”的三个部分，也就是马克思写作计划第一集的第一篇，马克思对资本主义金融的深入研究，并没有在此展开，现在研究《资本论》的人，其经济学理论的水平一般不会超过亚当·斯密，由于缺乏马克思那种经济史的视野，所以，即使看过三卷《资本论》，他们恐怕也不太能理解其中说了什么。
国外学者怎样读马克思
北京晨报：在国外，人们是怎么看《资本论》？
韩毓海：金融危机后，《资本论》在西方风靡一时，我到美国教书时才发现，尽管我们这边已经很少有人谈马克思了，可在英美一流大学中，基本都有《资本论》专题课。在我教书的纽约大学书店，《资本论》一直是畅销书，你要知道，这个书店位于百老汇大街和华尔街之间，处在资本主义金融中心的心脏地带。
北京晨报：国外学者怎么看马克思？
韩毓海：主要分三大流派。
一是法国的阿尔都塞，他写了《读资本论》，他的观点是我们看任何事物，其实都是一个遮蔽的过程，即在看到问题一面时，会不自觉地遮蔽了另一面，《资本论》被误解，因为哲学家说它是经济学的著作，经济学家说它是哲学著作，其实马克思是用哲学和经济学两个视角看问题，从而把各自遮蔽的世界释放了出来，这是其一。更为重要的是，阿尔杜塞强调我们要真正去读《资本论》原作，而不是去读对马克思著作的介绍和评论，因为正是那些评论遮蔽了马克思，其中特别是恩格斯的评论。因为我们了解的马克思主义往往是恩格斯总结的，而这种总结很大程度上遮蔽了马克思。
二是鲁道夫·希法亭，他曾任德国财长，拯救了“一战”后几乎崩溃的德国经济，他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最伟大的一位，他的《金融资本》一书认为资本主义的实质不是生产，而是金融，研究资本主义必须从金融入手。因此，无论从古典经济学的商品生产的角度，还是从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消费价格的角度，都不能抓住资本主义，能够抓住资本主义的是国债－信用－税收－关税这个创制，其核心是金融和信用，希法亭是真正读懂了《资本论》的人，他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真正继承人，他的成功实践更表明，只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能够拯救世界经济危机，其余的都不行。十分可惜，他被希特勒杀害了，从此之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统被中断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被错误地理解为计划经济。
三是西美尔的《货币资本》，重点研究货币对现代社会产生的结构性影响，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中介人社会，它由大量的中间人构成，经济领域：金融家、经纪人、商人，法律领域：律师；政治领域：议员、代表；宗教领域：牧师；意识形态领域：媒体；这个中间人领域的日益庞大，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征，也构成了对社会的威胁。西美尔开拓了马克思的民主理论，包括卢卡契、哈贝马斯等都延续了马克思分析现代社会的视野。
东西方眼中的两个马克思
北京晨报：这样说来，东西方视野中的马克思，似乎是两个人。
韩毓海：是的。起码从学术界来看是如此。市场经济、货币经济都不是资本主义，中国市场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发生和成熟都很早，但是从货币制度向信用制度的飞跃却一直难产，首先，中国没有发生出西方那种战争国债制度，随之而来就是严格的国家税收制度，马克思说，西方的所谓国民财富，就是国民承担的国债，中国的国民财富，长期以来就是不能转化为信用的土地和商品，这是很大的不同。
总之，资本主义不是单纯的生产制度、市场制度，它是以货币为完成形式的价值形态－－信用为中心的特殊的社会组织方式，如果只看《资本论》第一卷，就会以为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剥削的主要手段，其实，这只是产业资本家的手段，真正看完第三卷才明白，马克思认为从产业资本主义到金融资本主义才是“惊人的一跳”。《资本论》犹如一部长篇小说，讲述了从重商主义，到产业资本主义，再到金融资本主义的进化过程，它需要很耐心的听众。
金融资本改变了世界
北京晨报：金融资本为什么重要？
韩毓海：邓小平说过，商品经济不是资本主义，邓小平的这句话，阐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这其实也是马克思的原话：货币不是资本，但货币经济可以转变为资本主义，而这需要特定的制度条件。商品流通很早就开始了，以商品交换为社会交往方式的社会，一般老百姓之间交往的方式－－或者说“语言”－－就是货币，但这却不是大商人之间的语言，大的商人和企业家之间交换，几乎不用货币，而是用票据来对话，只要生意在持续，这个对话就会继续下去，这就将买卖关系转化为债务关系，这就是“惊人的一跳”。
北京晨报：票据和货币不是一样的吗？
韩毓海：不是的，票据是信用，相比于货币，它是延期支付的。资本的游戏规则是，因为大宗的商品不是一下子就可能出清的，卖不出去的只能挂账，挂账，就是把买卖关系转变为债务关系，或者信用关系，只要债务链条不中断，则生产就会一直持续下去，信用扩大，则生产提高，而信用崩溃，就是经济危机。
所以，在金融资本时代，谁掌握了信用，他就能负债，在社会关系中就居于主导权，今天，美国正是以债务驱动了世界经济发展。所以研究资本主义，必须从金融资本入手。对此，马克思有非常清醒的认识，而恩格斯家几代人都在经营工厂，他对企业管理、劳资关系更熟悉，一般的读者喜欢恩格斯，后者的语言很清晰，论述很简单，所以他们只谈恩格斯，很少谈马克思，这就给人以误会，以为恩格斯就是马克思，其实，马克思很少分析工厂经营，他更关注金融资本。
顺便说一句，邓小平对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是非常熟悉的，几乎到了信手拈来的地步，包括他说阶级斗争理论不是马克思的发明，无产阶级专政才是马克思的发明，这也是马克思的原话，改革开放的理论，是从马克思的的经济学理论出发的，特别是商品经济、货币经济不是资本主义，这些都是马克思的话。江泽民谈金融的几篇文章，都体现了马克思的视野、经济史的视野，他也是《资本论》非常优秀的读者。
金融资本是看不见的掠夺
北京晨报：金融资本不也有助于生产力的提高吗？
韩毓海：应该这样说：金融资本的发展表现为虚拟资本对生产领域支配力量的增强，而不是生产力的扩大。金融资本家不关心生产，他不需要占有生产资料，甚至根本不需要钱，只要信用增值就可以，比如房地产，同样一块地，价格飙升了，他就盈利了。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资本家已经不再需要生产资料，只需一个idea（创意），就能赚钱。如果房价、地价飙升的那么快，干什么都不如囤地、囤房，那就没有人愿意搞工厂、搞企业了，真正使得经济危机，使得贫富分化变得不可逆的，不是产业资本，而是房地产泡沫，是土地与金融的结合，这也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
如果马克思来写《资本论》第四卷，我想应该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我们知道，这个工作是列宁完成的，希法亭是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列宁则从希法亭那里得到很多东西。但恩格斯信任考茨基，结果第四卷就成了考茨基的《剩余价值学说》。对于金融资本的力量，马克思很早就意识到了，所以他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因为资产阶级垄断了信用，因此垄断了世界交往方式和经济交换方式。马克思认为，世界本是各种共同体按各自的节奏运动，通过共振形成了世界体系，而金融资本主义却让一个阶级垄断了信用，从而垄断了价格和交往方式。在今天，你可能有很多东西，可你没有美元，你就买不来想要的东西，所以你只能砸锅卖铁去换美元，不得不忍受它的剥削。
中国革命改变了传统信用机制
北京晨报：所以美国的物价反而会比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便宜。
韩毓海：是的，因为金融资本垄断了信用，从而垄断了大宗商品交换的定价权，生产者反而没有定价权，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生产者没信用，有信用的人不生产，劳动者最终被贬低为只能从事生产的无产阶级。所以这些年来，美国的生产力下降了，可它统治世界的能力反而增强了。
北京晨报：这固然是一个问题，可解决方案何在？
韩毓海：当然有解决方案。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当时农村高度贫困化，而土地革命不仅仅是给了农民土地，而是给了农民信用，即生产队可以用这个土地为抵押从国家换来贷款，用于化肥、种子、农机和水利，这样中国的农业才有了飞跃，土地革命绝不是均田，唐太宗也均田，但毛泽东给了农民信用，所以，“他是人民大救星”，他在这个意义上超越了唐宗宋祖－－在现代信用经济的意义上。今天也是这样，农民有劳动力，有房子和地，就是没有货币，缺钱，如果他们涌进城，找不到工作，住不下，又会带来城市贫民窟的问题，同时他们原有的土地又会放荒、丢失。作为生产者，为什么他们反而最穷？问题的关键在他们的物质财富不能转化成价值形式，换言之，他们不是没有财富，而是没有商业意义上的信用，他们的财富换不成钱 ，所以我们应该因地制宜，以他们的土地、宅基地为抵押，向他们提供定向贷款，让他们能够买化肥、拖拉机，发展多种产业，搞农家乐等等，甚至为他们进城提供一笔先期资助，使得他们进城安居。我们给农民发放了10亿贷款，还款率是99％，农民是最优质的信贷客户。
改革国际信用体系，反对金融垄断，这是马克思的一贯观点，当然，这不是指简单的人民币国际化，我们要避免风险，便要倡导货币多元化，结算方式多元化，包括以货币互换的方式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以此有力地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谁说马克思主义过时了？邓小平说：“哪有那回事”！马克思主义如果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世界的问题，如果只是一些空洞的教条，它早就被打倒了。事实上绝非如此。我们破解经济社会发展的难局，还是要回到马克思那里去。
越生产越贫穷的魔咒
北京晨报：由此看来，我们过去教材对马克思的理解确实过于简单化、过于肤浅了。
韩毓海：其中主要内容是恩格斯的，恩格斯一个伟大的贡献是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通俗化，这样通俗易懂的学说有利于传播，恩格斯的学说简单易懂，他认为资本主义是从生产出发，靠占有生产资料实现剥削，不过，许许多多的问题，这样一来就解释不了，比如商品、货币都要不得了，企业家成了万恶的资本家了。我在大学也开了读《资本论》的课，来听的学生们都很吃惊：过去所理解的马克思，原来都是恩格斯，没想到马克思这么深邃。
从恩格斯的思路出发，只要推翻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生产资料国有制，实行计划经济，就能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这就把资本主义等于了市场经济，而不是把资本主义理解为金融垄断和有组织的暴力掠夺，忽略了金融资本主义早已从剥削工人变成了以金融的方式剥削全社会，只要他主导了信用，并以此垄断了社会交往方式，垄断了商品交换的定价权，只要它与国家暴力结合在一起，市场经济必然会走入越生产越贫穷的魔咒，今天，甚至美国政府、军队都变成了华尔街的保安队，这样去斗争又有什么意义呢？在巴黎公社失败后，恩格斯曾批评说，公社绑架2000名人质，不如绑架银行，那样大资本家们的信用瞬间清零，必然溃败，但实际上哪有那么容易。马克思站在了信用经济的高度看问题，而恩格斯更多遵循了亚当·斯密的理论。
阵发性的金融危机难以避免
北京晨报：这么说，金融危机将不断出现？
韩毓海：是的，以战争国债为核心发展出来的资本主义，使得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变得不可逆了。美国现在有的是钱，但是华尔街的资本家就是不愿意投资，因为他们知道，只有投资战争，才能以战利品来补充国民税收的亏空，只有投资战争，才能推动大的科技创新，现在几乎所有的重大科技成果，都是军事工业转化来的，而投资生产，不可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利润，不可能使得世界权力变得一边独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信用垄断为基础，以此垄断了社会交往和商品交换，这并非买卖关系，以战争国债的方式垄断了信用，这是资本主义最实质也是最野蛮的地方，资本家有不断扩大信用的动力，导致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无法均衡。资本主义包含一个巨大的悖论，资本家只是为了追求利润而发展实体经济，可实体经济发展又会造成利润率下降，所以发达国家的资本家万不得已才投资生产和实体经济，他们盼望战争，可以将一个国家打回前现代，通过重建，可以为自己攫取超额利润。
北京晨报：对于中国而言，应如何应对？
韩毓海：走自己的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1840年以来，外面帝国主义，里面一派散沙，中国积贫积弱，现实逼迫我们只能“抱团过冬”，就是团结起来，人多力量大，所以我们选择了集体主义，用这样的方式组织起原材料－生产－市场的循环，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迅速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没有这个基本政治制度，中国早就分崩离析了，谈何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国有企业保证国家的经济安全、人民的基本福祉，民营经济保证经济自由和经济活力，现在，我们致力于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是在养老、医疗、教育和住房方面下力气，虽然力气下起来不容易。只有把社会保障搞好了，我们才能在生产和经济的大规模发展的基础上，建立充分保障一切人的个人自由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
逆转资本主义造成的世界范围内的两极分化，以更民主更自由的社会交往和经济交换方式，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这就是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人类追求正义与发展的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在这条康庄大道上已经奋斗了90年。历史证明，搞社会主义不容易。邓小平说，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里，发生了多少次王朝复辟？社会主义才有多长的时间？关键是我们自己头脑要清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更不是社会主义，只有在人民团结起来的基础上才能发展中国，只有中国发展了，才能保证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所以，关键在反对两极分化，国际上的两极分化、国内的两极分化，如果两极分化不可逆了，我们就走到邪路上去了，那样，改革开放搞不成，民主自由搞不成，发展也搞不成。目前，对于房地产泡沫的问题，一定要重视，因为它造成了这样的苗头，有房即有产，无房即无产，这使得两极分化变得严重，治理腐败、发展民生发展经济，坚持社会主义，就要从这里下手，这就是具体的坚持社会主义。
时代需要中国人深读马克思
北京晨报：您的这本书澄清了很多误会，对以往教育有纠偏作用，但遗憾的是，今天许多年轻人一听说马克思主义，就觉得太严肃太难读。
韩毓海：时代需要中国人深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历程中，马克思主义一直是最重要的思想武器，毛主席说过，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尝试了各种主义和办法，最终表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毛主席是过来人，他年轻时代在北大，曾是康有为和严复的热心读者，通过严复，他接触了亚当·斯密，约翰·穆勒，通过杨怀中先生，他阅读康德和黑格尔，他也是卢梭的热心读者，正是在北大图书馆的默默阅读，把他老人家和当时的新青年引向了卡尔·马克思。最近北大图书馆馆庆出版纪念集，封面上有年轻时代毛润之的话：在北大图书馆，我第一次读到了马克思。今天的年轻人需要读点经典，需要学习青年毛润之的读书精神。
我们这样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能够打败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能够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靠的就是列宁主义的民族解放理论，我们用28年时间完成了国家工业化，靠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浦山先生，他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是熊彼特的学生，他指出，哪个大国进行工业化不是血腥的，苏联如此，美国不要说了，印第安人被他们差不多灭绝了，英国是殖民主义加羊吃人啊，世界上只有我们，走了一条中国的、人民的现代化道路，不靠马克思主义，靠的是什么？中国的、人民的现代化，独立自主的工业化，不是一句计划经济就能打发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是平坦的，包括我这样的人，年轻时代不也是不读马克思吗？我是读了许多书，走了许多弯路，为了以学术的方式探索中国发展的道路，才最终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我们过去搞的就是恩格斯所说的计划经济，那还与苏联论战，搞两条腿走路，搞十大关系干什么？邓小平同志多次提到商品经济不是资本主义，这是马克思的原话。现在有些人动辄民主啦、自由啦，没有共同富裕，谈什么民主，不以生产资料的极大丰富为基础，谈什么个人自由？
16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以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以战争金融制度，把人类抛入巨大的两极分化和战争动乱的灾难中，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可是，今天有些人，特别是一些号称社会精英的人，却无视这些巨大灾难的真正源头，而把灾难的原因指向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种论调，与严肃地总结经验教训绝不是一回事。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理论的自觉，完全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那么，遇到现实挑战时，就会出现六神无主的情况。令我感到非常痛心的是：今天某些共产党员不读书、不思考，不学习马克思主义，只凭经验做事，凭道听途说讲话，结果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你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我认为，未来中国思想要取得突破，还是要从马克思主义入手，因为在所有外国思想家中，我们翻译最多、最好的就是马克思，它是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的框架，如果框架的东西没有了，只剩下砖瓦，那么大家就真的成了所谓的“砖家”了。
精英没能承担起家国责任
北京晨报：今天所有主义都在退潮，恐怕这也是大趋势吧？
韩毓海：我们的发展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危机与挑战并存。其中一个危机，就是我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还比较肤浅，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也难说深刻。普通民众每天要为生计奔忙，没时间看理论书籍，有时行为偏情绪化，这是可以理解的，关键是那些社会精英在扮演什么角色。问题不是人民不成熟，而是今天的社会精英不成熟。有些体制内的共产党员、党的干部，一面痛骂社会主义体制，一面贪污腐败，某些先富起来的人，领带还没打好，英语小学水平，则一面在中国捞钱，一面移民美国，把美国想象为可以为所欲为的“天堂”，不客气地说，像他们这样的，在美国作一个月生意，就会赔掉了裤子，某些所谓学者，所有的学问可以概括为两句话，骂中国，骂社会主义。其实，这些人对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了解，如果不是十分的皮毛和肤浅，那就是充分的无知；这些人代表着当代中国普遍的以无知为知识的愚昧倾向。不要以为中国离开了谁就不转了，这些人才占了中国人口的多少？他们是极少数。没有了这些蛀虫，我们中国会发展的更好。
倒是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像青草一样，用他们微薄的力量支撑起了我们全部的事业，这就是那些最美乡村教师、乡村医生、邮递员和普通劳动者，我们之所以一度产生了社会主义退潮的印象，是因为我们的媒体把焦点仅仅朝向了自以为聪明实则愚昧的精英，因为某些媒体也是此类精英当道，他们以知道一切的方式向社会传播愚昧。而当我们把关注的焦点对向基层最普通的人民群众的时候，你 会发现：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的事业，是人间正道。
毛主席曾经说过：我看到中国人民受苦受难，他们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为了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想过这个问题，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为了反抗资本主义造成的空前的两极分化的旧世界，为了建设今天这样一个走向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有多少仁人志士献出了自己的一切？我们今天该不该想想这个问题?毛主席说，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一切，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一想起他们就感到难过，想起当年在颠沛流离中苦斗的马克思，想起被纳粹杀害的罗莎·卢森堡、鲁道夫·希法亭，我们这些活着的人，难道不应该感到惭愧吗！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我最近应清华大学的邀请讲我的这本新书，五百多人的教室里挤满了清华学子，连地上也坐满了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魅力，不但今天的清华是这样，北大、人大也是这样，对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前途，我很乐观。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经历了严重挫折，但是人民经受的锻炼，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说社会主义不行了，马克思主义不行了，哪有那回事！
“你是一个火种，点燃了这片沉睡的土地，你是一面旗帜，飘飘扬扬，迎着风风雨雨，你，叙述着一个真理”，社会主义思想的高潮正在中国涌动，今日的中国，正再次迎来阅读马克思的时刻。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 陈辉/文）
韩毓海， 1965年11月生，山东省日照市人，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在美国、日本、韩国任教并从事学术研究，代表作《五百年来谁著史》曾引起较大轰动，与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合著《人间正道》，纵论中国道路与中国共产党，引起强烈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