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人是人类中的精英？流俗的观点里，能当上大官、挣来大钱、出得大名的人，就是人类中的精英。岂料世事的变换，超出很多人的想象，一些当了大官的在反腐行动中被证明其高级职位不是干出来的而是买来的，一些赚了大钱的在打假行动中被证明其巨额财产不是赚来的而是骗来的，一些出了大名的在需要其展示真本领时被证明其过人本领不是真有的而是吹出来的。起初，大众还对此类人嗤之以鼻、痛斥鞭挞，到后来发现无论怎样鄙视和批判，此类人照样存在，而且层出不穷，不断证实了其手法的可行性，甚至再后来，“劣币驱逐良币”，实干的和有本领的不如跑送的、行骗的、吹牛的，进一步证实了其手法的必要性，导致这些歪门邪道本身即被视为一种本领，掌握这种本领的人便被视为精英的一种，更甚之，只有掌握这种本领被才被视为精英。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如何，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个国家的精英决定的。精英之于大众的意义，就如夜空中的星宿，引领大众选择什么方向、最终走向何方。鉴于此，极有必要追问，谁是真正的精英？如果说受行业领域限制，无法对所有的精英统一细化标准，那么有没有可能找出一个总体标准来衡量究竟什么样的人是人类中的精英？这就是本文将要回答的问题。

1.来自人类进化史的启示：人与动物的区别是理性

从人类进化和发展史来看，人类的科技和文化发展水平尽管在一些时间段里停滞不前甚至有些倒退，但总体上是不断向前的。什么样的人是人类中的精英，应当放在人类进化和发展的历史中衡量。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霍尔巴赫指出，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人有理性、智力，这理性、智力使人高于一切动物，因为动物只有在绝无理性参加的生理刺激下才进行活动”。这一论断是否正确，可以通过回顾和分析人类进化史来进行验证。众所周知，人类本身即是一种动物，只不过更高级而已，由前人类的动物进化成人，不是物种的根本改变，而是重大跃进。这一重大跃进就是人相比动物，有了智力或者说理性。从一开始的些微差别进化到现在的巨大差距，人类在智力或者说理性方面傲视整个动物界。

2.来自人类发展史的启示：发展意味着理性的不断增进

既然理性是人类与动物的区别，那么在这个层面上理性究竟是什么？仍然从历史中寻找答案。迄今为止，人类的进步可以划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工具理性的提升和丰富，另一方面是价值理性的建立和拓展。所谓工具理性的提升和丰富，是指人类对各种客观规律的发现和运用，从最初制造简单的石器开始到现在各种信息化工具的发明和广泛使用。所谓价值理性的建立和拓展，是指人类对人际交往规律的提炼和运用，从最开始的同态复仇到现在世界人民大家庭的和平共处。通过前者，人类学会并很好地使用客观世界，通过后者人类学会并很好地使用人类自身。

3.增进工具理性的逻辑：更好地利用人类以外的世界

人类为什么要发展工具理性？最简单的回答是，为了人类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在远古时代，仅凭人类的身体之力和生存本能难以战胜自然界的各种侵害，如各种大型肉食性动物的侵袭和各种有毒有害物质的诱惑，为了避免成为其他物种的食物、不慎吞食了有毒有害物质等等之类的危险，人类通过自己所闻所见，总结归纳出了数学、物理学、化学等科学知识，并通过运用这些知识发明创造了各种超出人类身体机能的工具，从被动防御的工具到主动攻击的工具，从仅为满足安全需要的工具到不断提高生活舒适度的工具，时至今日，人类的工具理性已经极大丰富，承载这些工具理性的工具已经高度智能化，极大地满足了人类的安全、发展和享受的需要，甚至某些时候成为人类新的恐惧的来源——人工智能可能成为人类的敌人。尽管如此，回顾工具理性的增进过程，仍可以发现这一过程恰是人类幸存于自然界的各种灾害，战胜了动物界的各种敌人，最终走出人类的低级阶段，发展至人类的高级阶段的过程，可以说，完胜了人类之外的所有敌人。然而，问题并没有到此终结，人类之间的征战层出不穷，这些征战一方面对军事领域的工具理性的增进——如由冷兵器发展至热兵器——提出新的需求，一方面又以这种增进阻碍了人类其他领域工具理性的发展，因为假如可以凭借掠夺、欺骗等不正当手段获得承载工具理性的产品，那些擅长这些手段的人总是倾向于使用这些手段。从长远看，这样的人是短视的，他们可以掠夺到承载工具理性的产品，却无法掠夺到工具理性本身，发明创造这些产品的人才是最宝贵，历史地看，他们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精英，是他们不断提升了人类工具理性的水平。

至此，一个新的问题的出现了，什么样的环境更有利于工具理性的发展？更生活化地说，什么样的环境最适宜于提升人类工具理性的人生存？

4.塑造价值理性的逻辑：形成人类之间的契约

回答前一个问题，需要从工具理性的演进历史中追索。人类历史上，工具理性的进步并不是匀速发展的，而是在近现代以后突飞猛进的。究其原因，就在于近现代有了远古时代没有的东西：一是科学研究的自由。科学的进步需要“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坚持“日心说”都要遭受火型的时代肯定不适于科学研究。二是市场经济的发展。科学的进步最终还是要体现在人类的实践上，即表现为将一种先进的技术应用于对人类生产的促进或对人类生活的改善上。此时，市场经济的发展就是科学和技术得以广泛运用的媒介，也是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的人获得物质利益的重要渠道。三是对私人财产权的保护。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的人获得物质利益以后，如果一个国家不保障私人财产权，动辄横征暴敛，或者制度层面的国家根本尚未建立，公共领域根本没有任何秩序可言，那么这个地方的科学技术也不会进步。

综上，将影响甚至决定科学技术进步的因素放到一起，它们就是价值理性的核心内容——对人的自由权和财产权的承认。科学研究的自由是人的自由权的一种，市场经济是承认私人财产权的自然延伸。在此意义上，价值理性是工具理性发展的条件。证明该论点的实例，历史上早已有之。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曾分析指出，就客观条件来看，500年前的西班牙优于英国，为什么工业革命在英国而不在西班牙发生，关键原因之一就是西班牙没有如英国一样在工业革命之前建立一套新的制度——保护私人财产权和开放经济自由。

5.人类中的精英：那些为人类增进工具理性和塑造价值理性的人

什么样的人是人类中的精英？根据前文对人类进化史和发展史的分析推理可以得出，宏观地看，那些使得人类得以进化和发展的人是人类中的精英；微观地看，那些从客观世界中发现了新的现象、总结出新的规律，创立了新的工具理性，使得人类文明得以发展的人，是人类中的精英；那些致力于塑造人的价值理性，使得人类相互尊重彼此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从而为人类从事工具理性的研究提供了外部条件的人，也是人类中的精英。照此标准，牛顿、门捷列夫、爱因斯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科学家们，托克维尔、孟德斯鸠、洛克等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家们，都是人类中的精英；除此以外，那些虽然不直接从事工具理性的发现和价值理性的建构，但是致力于推广工具理性和传播价值理性的实践家们，也是人类中的精英，比如那些能够敏锐捕捉到自然科学领域的新发现，使得更广泛的人从这种新发现中获益的企业家们，那些能够有力地塑造出人的价值理性共识，使得更广泛的人从共同认同的价值理性中获益的政治家们。

6.必要的反躬自省：我们的精英人才状况不容乐观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衡量一个国家人才状况，最核心的指标是具有新的工具理性的发现和运用能力，或者价值理性共识的建构和推广能力的人究竟有多少，这方面的能力究竟有多强。以此审示当今的中国，情况似乎不容乐观。北大退休教授钱理群曾指出，当前一些大学，包括北大、清华在内，正在培养着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钱理群教授的批判具有更多的道德评判色彩，背后的景象其实更为复杂。按照上文的分析推理，人类中的精英当是之于人类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发现和运用有所助益的人。古语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即便按照该古语之逻辑，独善与兼济之间，也不仅是道德上的区分，还有能力的判定。当一些大学生，特别是名校大学生，这些本应当成为精英的一群人，选择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时，其反映的绝不只是道德上的亏欠，还有能力上的匮乏，这表明“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极可能是有文凭而没有足够水平的人，他们在大学里学到的多是现代社会的辞章而已，并将这些辞章视为高人一等的智慧，除了想方设法适应旧有的体制以外，他们或许根本不具备在现实世界之外想象另一个更美好世界的思考能力，除了利用体制之弊让自己发家致富以外，他们或许也根本不具备让所有人发家致富的实践能力。对可能遇到的质疑的回答是，如果这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果真具备了发现和运用新的工具理性的能力，可以为人类科学技术进步做出贡献，果真具备了建构和传播价值理性共识的能力，可以为形成一个更美好的共同体做出贡献，他们怎么会甘心做一名单向度的“利己主义者”呢？难道这不是对自己才干的浪费和对自己生命的虚掷吗？或许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当今不少大学生们，其实是现代性不足的大学制造出来的残次品，他们自身的庸碌是他们成为利己主义者的关键原因，除了利己外他们尚不具备利他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这就是当前我们人才状况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