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苏联解体20周年，当我们回顾20年来苏联问题的研究时，一方面看到，在方面出现了许多有分量的学术成果，成绩是喜人的；另一方面，令人不无遗憾的是，正像不少学者所指出的，近年在这一学术领域，某些方面出现了一些“退步” ，甚至是“倒退”。其表现是，原本改革初期在这方面由小平同志明确论述的相关问题，又被思想理论界某些同志搞乱了；苏联解体后经学术界认真研讨，弄得比较明确的问题，经过某些同志近几年的宣传，有些又被搞混乱了，有些被回避或淡化了，有些又被着意掩盖甚至被弄颠倒了。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与我国改革相联系的苏联和斯大林问题，争论也变得尖锐起来；另一方面，原本中国和俄罗斯存在着各自不同的“斯大林问题”，但有人把俄罗斯社会面临的“斯大林问题”移植到中国，加以曲解，与中国改革遇到的这一问题混为一谈，这样就搞乱了这一问题的是非和性质。因此，近些年我国思想理论界有关斯大林和苏联模式问题及其内涵，又被搞乱了。对所有这些被搞乱的问题，应当一一加以澄清。我们现在对它们加以梳理，大体有如下十个问题，现分别加以陈述。
1、搞乱了、弄混了斯大林问题的时代性
斯大林问题具有很强时代特性。斯大林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是那个激烈阶级斗争时代、阶级厮杀时代的产物。可以说，他是那个时代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者。他在他那个特定的时代创造了丰功伟绩；但他的历史活动具有严重的时代局限性。今天是和平发展的时代，是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是社会主义改革的时代，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放异彩、取得震惊世界成就的时代。不能搞乱、混淆斯大林问题的时代性，把它在历史上有过的功绩不加分析地搬到今天再同样地加以歌颂。斯大林这把“刀子”在特定的时代对敌人是个巨大威胁（但也严重伤害过人民），在今天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情况下，再动不动高举这把“刀子”，就可以说是时代的错误。特别是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改革的时代，重要的是要弄清斯大林体制模式的弊端；当此之时，对待斯大林问题要特别辩证地加以分析，不能偏持一端和持不恰当的评价。
2、对苏联计划经济成就的夸大或虚构
应当肯定，苏联第一、二个五年计划虽没完成预定的超高指标，但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战后经济恢复也很迅速。但苏联经济从来没有实现过“腾飞”，也不能说有过“欣欣向荣”和“繁荣发展”。经济从来是国民经济各部门和人民生活的综合体；当工农业、轻重工业失调，农产品始终紧张，轻工民用产品从来奇缺，商业流通难以舒畅，只有重工业，特别与军事工业有关的重工业一家独秀，只有几种单项产品领先世界的情况下，根本称不上“经济腾飞”，也谈不到“欣欣向荣”和“繁荣发展”。有人这样过誉苏联计划经济，这是一种夸大甚至虚构，我国当前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的改革针对传统计划经济的，这样违背事实地虚构苏联计划经济的成就，对我国现实的改革有什么好处呢？
3、搞乱了30年代苏联“大清洗”运动的是非和性质
30年代苏联的“大清洗”，是发生在1936年到1939年期间，以1937—1938年为高潮、以历史上所有政治反对派、经济管理干部、军事领导人、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为打击目标的一场大清洗、大镇压。在运动当时和其后一个完全肯定这一运动的时期内，苏联官方及其拥护者是将其称为“肃反运动”的。后来认识到了它的扩大化问题，但仍对其基本肯定，又改称“肃反扩大化”。苏共二十大之后，经过昭雪平反，特别后来经由专门委员会审慎调查，对冤假错案进行了甄别平反，也经学术界长期研究证实，这一运动“是在斯大林集中领导下，有计划、有目的进行的，”是“波及苏联社会各阶层的大规模的镇压运动，成了集过去历次运动和清洗之大成者，成了最大规模的一次清洗运动。”[1]虽然它也连带镇压了极少数坏人和反革命，但基本的、主要的、大量的，是镇压、清洗了老布尔什维克、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所以，后来俄罗斯官学两界对它是完全否定的，一般称之为“大清洗”。近年来，我国有一些学者，又捡起“肃反运动”或“肃反扩大化”这类名称，来“重新评价”这一运动，有的甚至毫无根据地肯定“第五纵队”的存在，这样，就完全搞乱了这场运动的是非曲直和性质。这样为“大清洗”运动翻案是错误的。
4、淡化、掩饰斯大林的个人权力体制
从上世纪30年代中期形成、确立苏联政治体制之后，由斯大林个人独断，随意圈定和变化“五人团”、“七人团”或者“九人团”作为最高决策班子，来拍板、决定国家大事。在这种“圈子”中，也只有斯大林一人说了算数，实行实际的“一言堂”。对于斯大林这样一种被公认的专断独裁、个人权力体制，我们有的宣传材料竟轻描淡写，将其说成是仅仅的“民主作风不够”。这是明显地粉饰斯大林的政治体制，为其整个体制的弊端做辩解。这样描述历史，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5、完全否定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批判，完全否定赫鲁晓夫开启的改革
小平同志在我党八大上的报告和八大决议中，对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批判是给予肯定的。新时期我党又重申了对个人崇拜的批判。这是严肃的党的决定。但是近些年，有些同志又向后倒退，把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所作所为统统说成是“大反斯大林”，全盘加以否定。与此想联系，对赫鲁晓夫开启的改革，也遭到完全的否定。对此，小平同志是谈到过，也是给予某种肯定的，尽管这一改革缺乏深度和系统性，具有随意性。赫鲁晓夫改革了农业和工业管理体制，实行干部任期制，打破了终生制；也对教育和科研体制做了某些调整和改革；同时还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对文化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有某些改善。这都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可是，有些同志一仍上世纪60年代我国“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调子，用”大反斯大林”的罪名来概括、评价赫鲁晓夫的活动。这是又一次搞乱了我党曾经拨乱反正了的问题。
6、回避苏联农民和农业问题，回避强迫集体化的严重后果
在苏联74年的历史上，农民和农业问题除新经济政策几年稍有缓解外，一直是个从未解决的严重问题。30年代以后变得更加严重。凡此，盖缘于斯大林强迫集体化的严重后果。集体化曾造成30年代初（1932-1933年）和战后（1946-1947年）两次大饥荒，非正常死亡数百万。农民被紧紧束缚在集体农庄，产品大部分被国家以各种名目调走，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赫鲁晓夫进行了改革和调整，但没有根本解决问题，直到苏联解体，这仍是一个重大症结问题。但有的同志对斯大林体制模式造成的这一问题是竭力回避的。
7、掩盖斯大林时期苏联文化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僵化，淡化苏联文化和知识分子政策问题
20年代在列宁文化思想的基础上，布哈林和卢那察尔斯基曾起草了一个至今仍有重要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关于党在文艺方面的政策》决议，为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成为指导党的文化意识形态的总路线和总方针。但1929年“大转变”后，这一决议实际被取消，同决议精神相反的种种做法，比如，用简单的行政干涉，代替对文化的内行领导；用对文艺“阶级性”简单化解释，代替对其复杂阶级性内容的阐释；用主张文艺多流派、多风格的“自由竞赛”，取代单一流派的一统天下，等等，都占了主流和上风。后来，从30年代初直到1952年（只有卫国战争最激烈的三年左右除外），又接连不断进行各种名目的批判运动，造成学术文化气氛万马齐喑；加上风格流派单一，学术文化和文艺创作在艰难中生存。日丹诺夫提出“现代资产阶级文化全面腐朽”的理论，斯大林在联共（布）十八大上提出了“专家越大越反动”的理论，按照这种理论，苏联在30年代实际上消灭了几乎所有“旧专家”和老知识分子。
到战后初期，苏联文化体制和意识形态更加僵化，连爱因斯坦相对论、生物遗传学也受到批判。斯大林垄断真理，解释一切，连土壤学和草田轮作制也是他说了算数。对所有这些问题，我们有些同志是竭力回避的，因为这有损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模式。
8、掩盖了城乡、工农二元对立、限制社团的社会体制
斯大林主导形成的社会体制是极端僵化的，其主要特点是歧视乡村、压制农民，实行城乡对立、工农二元的社会体制。既在经济上挖取乡村，供养城市，又在政治上压制、歧视农民。实行严格的户籍和身份证制度，但又相当时期不发给农民合法证件，实际上把农民牢牢绑死在居住地，不仅限制居住自由，连起码的旅行、进城自由也没有。凡此，都得特持开据证件。至于在选举上，人数比例少与城市工人也有数十倍之差。社会体制的另一特点，是大量解散社会团体，严格限制群众首创精神。十月革命之初，原本就解散了有一批具有政治色彩的社团，到1929—1940年，又对各类社团大砍大杀，解散和停止活动比例平均达73%，而社会科学和文艺创作团体分别解散达95.5%和93%。剩下寥寥无几的社会团体，也都实行了国家化、行政化和大一统化，群众在其中的创造性活动空间完全被扼杀。
9、抹煞斯大林在中苏关系上的大国沙文主义政策
斯大林基本上继承了沙俄在中俄关系上的遗产，维护过去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侵占的大片中国版图。非但如此，在他领导时期又最后实际侵占了黑瞎子岛、外蒙和唐努古梁海等地，总面积还大于沙俄所侵占之地。我党毛泽东和邓小平老一代领导人，对斯大林在中苏关系上的大国沙文主义憎恶有加，这是人所共知的；而我们有些同志把这一切忘得干干净净，一味同持强国主义的俄罗斯人一样，歌颂斯大林为“俄罗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意味着超过列宁和彼得大帝），这实在是没有道理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要站在党的立场，二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不能同俄国人一样，伴着大俄罗主义的舞曲跳舞。而近些年，我们有些学者就是像充满大俄罗斯主义情结的俄罗斯人一样，用同样的调门赞颂斯大林的。
10、不加分析地歌颂斯大林在二战中的所作所为，包括同德国法西斯瓜分势力范围
斯大林在二战前夕不仅发动苏芬战争，侵占芬兰，强迫后者割让领土以充当苏联的挡箭牌，还同希特勒签订瓜分中东欧的“秘密议定书”，把波兰部分领土和摩尔达维亚等地据为苏联版图，加上后来又侵占其他国家的土地，包括中国的唐努古梁海，共侵占、扩张领土达67万多平方公里，使苏联疆域超过原沙俄的版图。俄罗斯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史学家，近年大赞特赞斯大林在二战中的功绩，首先推崇的就是这一扩张领土的 “功绩”[2]。我国有的学者近年也跟着这样大唱赞歌，认为斯大林领导取得的这一战争胜利，使他的其他一切过错都不值一提，并模仿俄罗斯学者的评价，赞赏斯大林为“俄罗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这显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评价，而是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评价：中国学术界对此是不可盲目附和的。然而奇怪得很，近些年这些歌颂之词却占据了我国有的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刊物。
对上述这些被近年搞乱，掩盖和回避，甚至被搞颠倒了的问题，我们在此提出来，期望学术界同仁予以必要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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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之铧、吴恩远、马龙闪主编：《苏联兴亡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页。
[2]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教师参考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