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化过程中，认识国情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也不是通过几个简单的数字和排个什么名次就可遽下结论的。现代化无论对社会还是对国家发展来说，是一个涵盖面很广的历史进步过程，它既包括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的现代化，又包括制度层面和精神文化的现代化，是一个需要处理好工人与农民、城市和乡村、边缘和中心、上层和下层等等各种复杂关系的进步发展过程。一个国家和社会，离真正的现代化究竟有多远，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现代化，是局部的、片面的现代化，还是完全的、全面的现代化，这是一个需要从多方面冷静思考和深入考察的问题，也是一个必须认真思索、慎重回答的问题。
那么，现在应该怎么样认识我国的现代化水平和目前的国情呢？胡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尽管90年来我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地位没有变。这是对我国基本国情的实事求是的科学判断，对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和理解。
“七一”讲话中这个“三没变”的论断，对认识我国目前的基本国情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同时也具有十分尖锐的针对性。因为必须看到，近年来有不少人对我国的现代化和基本国情的认识发生了某些偏误。他们对我国近些年的飞速发展和巨大跨越，头脑有些昏昏然；在他们看来，我国有了多个世界第一——近30年发展速度世界第一，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外贸出口世界第一，高速铁路网第一，还有工业生产方面的诸多第一，等等，更重要的是，国家上升到了仅逊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样，在他们的意识中，我国“已经”实现现代化了，可以进入“发达国家之林”了，起码也称得上是一个“准发达国家”了。加上受到国外一些人士出于真心或心怀叵测的的喝彩和吹捧，他们更是飘飘然，盲目乐观而不知所之。诸如此类。两眼张望，只看外边，只看人家，唯独不全面审慎地看待自己的发展，实事求是地、多方位地考量自己。
而且，他们所理解的现代化，还仅仅是器物的、物质的现代化。他们不知道还应该追问一下，我们整个社会层面的现代化如何呢？我们的制度现代化又到达什么程度了呢？精神文化现代化又怎样呢？他们不了解应该全面地、多方位地、深层次地理解现代化，不能停留在表层的、单方面的器物现代化上面。由于这些同志对现代化的研判有失全面和深入，于是，便陷入了盲目乐观。
要克服这种情绪，纠正这种偏误，最根本的，是要对我国的国情有一个正确的、清醒的认识。对国情的深刻认识，是一件错综复杂、相当纠结的事情，有时一个国家，甚至一代人，都对其国情似是而非，没有能搞得十分清楚明了。这是有过历史教训的。俄国人上世纪就曾两度在相当时间内没有能够十分清醒地、实事求是地、科学地判断准他们的国情，这曾招致严重的历史后果。这个深刻的教训，是应当为我们深刻吸取的。
一、苏联时期对国情的两次误判
俄国人在上世纪头一二十年，对自己国情就发生了误判。俄国当时究竟在世界上处于什么地位？按照工业产值在世界上的份额，俄国当时号称仅逊于美、德、英、法，是世界第五资本主义大国；以1913年为准，俄国工业产值占世界份额的5.3%；而美国则为35.8%，德国为15.7%，英国为14.0%，法国是6.4%。［1］17220世纪初，俄国的石油开采量居世界第一，机车和车厢产量仅次于美国，生铁和钢产量居世界第四，煤炭开采量居世界第六。［2］268看来，俄国工业在世界上的排位的确比较靠前。所以，许多俄国人长期以此为据，认为俄国当时是“中等发展水平的资本主义国家”。然而，事实果真是如此吗如果把当时俄国的各项发展指标放在1.6亿人口中和228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疆域上来衡量，恐怕就要大大打上折扣了。按人均计算，1913年俄国的电力仅为11千瓦时，而美国是它的20倍以上，它的煤人均为美、英的1/33，生铁为美国的1/2.5，英国的1/8.3，棉织品（坯布）为英国的1/13，等等。俄国很重视发展铁路运输业，其冶金业等主要就是为此而发展起来的，它在1900年铁路的总长度就达53234公里，但平均铺展在它广袤的国土上，其密度要逊于日本、意大利，甚至不能和当时欧洲更小、更落后的国家相比拟。俄国的农业更落后。1914年俄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6%，农业占国民收入的53.6%，人均生产粮食26普特（每普特合我国36市斤），而当时美国人均为48普特，加拿大为73普特。［3］23，30－32
综上所述，可见俄国当时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但在苏联时期，许多学者都错估了俄国上世纪初的国情。所谓“中等发展水平的资本主义国家”一说，甚至成了苏联官方的意识形态。这种说法，至今还为我国个别学者所继承。
对俄国国情认识之不易，甚至像列宁这样睿智、伟大的人物，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列宁在十月革命前，总体来说对俄国发展水平估计偏高，而在革命后，只是在指导革命和建设实践的过程中，才校正、准确地认识了俄国的国情。年轻的列宁刚刚登上俄罗斯政治舞台不久，1894年春夏，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中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是这样估计的：“在俄国，不仅在工厂，而且在最偏僻的乡村，到处都有有产者和无产者的斗争，而且这种斗争到处都是在商品经济基础上形成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4］199这些话意味着，似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俄国已占据了统治地位。而经过13年之后，1907年11－12月，他在《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文中，则依据下述资料——“欧俄1050万农户共拥有7500万俄亩土地。3万个大地主（主要是出身贵族的，也有一部分是暴发户）每户有500俄亩以上。总共拥有7000万俄亩土地。这就是基本背景”——由此得出结论认为，“这就是农奴主－地主在俄国农业制度中以至整个俄国国家和俄国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基本条件”。［5］388这就是说，“地主土地所有制”就是在俄国比较发达的欧俄部分仍占据着“统治地位”。在这里，列宁显然校正、补充了他在1894年关于资本主义在俄国占统治地位的说法。到十月革命前夕，在准备发动革命的时期，列宁在1917年9月写成的《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文中又说：俄国的资本主义成了垄断资本主义，“战争异常地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作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6］164与对俄国认识的这一论断相联系，加之于十月革命后国内战争的需要，就采取“军事共产主义”，实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策。而这一政策在遭到广大农民的激烈反抗，“农民暴动可以说是俄国的普遍现象”［7］280、甚至发生喀琅施塔得兵变的情况下，才改行“新经济政策”，采用“迂回的方法”向社会主义过渡。一直这时，仅仅到这时，经过革命的挫折以及领导建设的实践，列宁才进一步认识到俄国的落后。1921年，他在《论粮食税》一文中大有感慨地说：“看一下俄罗斯联邦的地图吧。在沃洛格达以北、顿河畔罗斯托夫及萨拉托夫东南、奥伦堡和鄂木斯克以南、托木斯克以北有一片片一望无际的空旷地带，可以容下几十个文明大国。然而主宰这一片片空旷地带的却是宗法制度、半野蛮状态和十足的野蛮状态。那么在俄国所有其余的穷乡僻壤又是怎样的呢？乡村同铁路，即同那连结文明、连结资本主义、连结大工业、连结大城市的物质脉络往往相隔几十俄里，而只有羊肠小道可通，确切些说，是无路可通。到处都是这样。这些地方不也是到处都是宗法制度、奥勃洛摩夫精神和半野蛮状态占优势吗？”接着又说：“试问能不能由这种在俄国占优势的状态，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呢？”［8］216直到这时，可以说列宁才真正准确地把握了俄国的国情，刻骨铭心地认清了俄国的落后，所以，他据此所制定的“新经济政策”才卓有成效，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就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斯大林对列宁这一思想的认识并未入脑，重又依据表面的几个经济数据，回到俄国属于“资本主义中等发展大国”的认识上来，因此，实行“新经济政策”不久，在20年代末就取消了这一政策，发起了“向资本主义的全面进攻”。
不仅如此。俄国人在1960年代、1970年代对苏联当时的国情，再次发生了误判。由于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战后经济的快速恢复，苏联的国力迅速增强，国民收入在上世纪50年代超过德、英、法，跃居欧洲之首，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国。加上苏联1957年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1961年世界第一个载人飞船升空，同时还创造了其他几个世界第一。在70年代，据统计，苏联在电力、钢、原油、原煤、天然气等20多种主要工业品的产量，均超过美国。苏联凭借这时的国力，与美国进行激烈的军备竞赛，军费1973年超过美国，1976年度苏联军费额度为1270亿美元，美国为1027亿美元；洲际导弹数量这期间也超过美国：1975年，苏联为1618枚，美国仅为1054枚。［9］38－42种种情况，使苏联在60—70年代成为世界上的科技大国、军事超级大国，也使苏联领导人充满自信和霸气。面对这一情况，应该怎样认识苏联的基本国情呢？抱着“上帝选定民族”的传统理念，在一向的大国情结的鼓舞下，俄国人一下子头脑发胀，感到飘飘然起来。赫鲁晓夫接过斯大林“建设共产主义”的口号，提出20年后，即到1980年进入“共产主义”。勃列日涅夫变了个说法，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国家”。于是，苏联在70年代四处出击，采取战略攻势，世界四大洋无处没有它游弋的军舰，世界五大洲无处没有它插手的地盘，欲与美国一争高下；同时，实行革命输出，大手笔援助亚非拉国家，消耗了大把大把的石油外汇和巨大资源。
实际上，苏联真正的国力发展水平和科技实力，特别是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不仅同美国有很大差距，就是同一系列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相比，也都有相当差距。苏联的实力主要表现在军事上，而在广泛的民用工业、民用科技方面，苏联同这些国家相比，还是相当落后的。同时也应看到，苏联的发展主要是在欧俄部分，广大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北部沿北冰洋地区，都还落后得很，就是包括中亚、外高加索一带，也不是发展得很好。更重要的，是苏联的发展方式很粗放，资源投入很大，效率很低。科技革命落后于西方，就是已有的科技成果也得不到很好的应用，这使苏联的经济发展很脆弱。加上政治方面的因循守旧、僵化停滞，也造成其政治意识形态的异常脆弱性。这样，就使苏联这艘巨大的航船经不起重大风浪的摇曳和震荡，一经改革的考验，就桨断船裂，沉没大海。
历史证明，俄国人两度对自己的国情都是误判的。这种对国情的误判，造成了一系列无数错误的链条，大大有害于苏联和俄罗斯的发展，最终使俄罗斯至今还属于一个靠输出石油和天然气维系国计民生的“新兴国家”。
二、误判国情的历史教训
历史的教训值得吸取。首先，准确认识一个国家的国情应该是多方面、多角度的，不应当仅仅从单方面的几个指标去看待。就以十月革命前俄国的国情而言，绝不能仅用世界排名第五来判断，定位它就是“中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俄国疆土那么广袤，人口当时也达一亿六，把它那些工业产值平均放置到这些国土和人口中，同当时不少欧洲国家相比较，俄国的发展程度显然也不能与之同日而语。即使在人口较为密集、发展情况较好的欧俄部分，俄国当时的工业也仅仅高度集中在几个小小的资本主义绿洲上。在欧俄的其他广大地区，正如列宁上述所说，也“只有羊肠小道可通，确切些说，是无路可通”，“到处都是宗法制度、奥勃洛摩夫精神和半野蛮状态占优势”。可见，俄国发展的不平衡是极端严重的，决不能只看到这几个资本主义绿洲而无视其他90%以上的“宗法制度”和呈现“野蛮、半野蛮状态”的地区。这涉及到俄国经济的边缘和中心、城市和乡村、大俄罗斯民族和少数民族聚居区之间的种种不平衡。如果对这方面缺乏认识，就不可能正确判断国情。这还仅仅是就物质层面而言，如果考虑制度文明、精神文化层面，俄国同西欧还差得更远。
其次，赶超型现代化道路包含着各种各样的不平衡和尖锐矛盾，对此必须予以深刻认识，否则，就不足以正确无误地判断国情。仍以俄国为例，18世纪初彼得一世推行的改革，走的是以赶超西欧先进国家、以追求军事强国地位为目标的赶超型现代化道路。“这种赶超型现代化是由国家政权主导并以强制手段直接推动的，因此，经济和社会表层生活中的进步经常是以政治生活领域的停滞以及巨大的社会损失为代价的。”［10］4因此，这种改革必然包含着许多不平衡的和十分尖锐的矛盾。这些不平衡和矛盾主要是：有限的西方化目标和普遍东方化手段之间的矛盾；表面生活的西方化与内部结构东方化之间的矛盾；欧化进程造成的上层西方化与下层东方化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包含着城市和乡村、边缘和中心、上层和下层、贵族与平民、地主与农奴、封建宗法制度与新生资本主义关系之间等等的矛盾与冲突。对日后俄国一两个世纪间一直延续着的这些矛盾和冲突，如果在认识和判断上有所偏误，顾此而失彼，都会影响对俄国国情的准确把握。
第三，准确把握一个国家的国情不是一蹴而就的，往往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对革命前俄国国情的认识，伟大、睿智、观察敏锐如列宁者，尚有一个转变和深化、发展和到位的过程，何况我们这些碌碌平庸者。况且，即使正确认识到、准确把握了国情，同制定出与之相协调、相适应的重大战略和具体方针政策之间，尚有一段距离和过程。在苏联早期，列宁、布哈林等少数几位领导人，对俄国是“落后的农民国家”这一国情是有深刻认识的，所以执行“新经济政策”不遗余力。而其他大多数领导人，包括总书记斯大林在内，却对列宁关于俄国国情的全面论述没有入脑，或者只抓住列宁在革命某一时期的言论，做了片面的理解，所以发生对“新经济政策”的三心二意。到1929年，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战胜布哈林之后，就悍然改变方针路线，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了”。苏联这一教训是深刻的，如果对国情不予正确认识，就会把革命和建设引到斜路上去。
第四，国情教育十分重要，应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下大力气，把它当作一项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工作来做。国情教育是一项基本教育，恐怕也是一切教育的出发点。只有做到心里对国情有数，才能搞好其他各方面的方针政策。不仅各级主要领导要弄得十分明白，就是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也应对此有一个深刻认识。必须看到，认识国情是一个需要通过长期教育、学习来解决的问题。重要的是，要让各级领导干部切实入脑，变成实际的政策行动，不是说几句口头上的“官话”就行的。个别或少数人认识、领悟了的国情，也未必为多数人所领悟；知识精英群体认识到了的国情，也未必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认识。理念上认识到了的，也未必变成实际行动。所以，对国情的认识，有关国情的教育，应当是一项长期而不间断的、坚持不懈的工作。
三、准确认识国情、把握现代化进程的现实意义
准确把握国情，正确认识现代化进程，对我国当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30年来我们改革取得了举世震惊的辉煌成就和巨大进步，但是，对这辉煌成就、巨大进步所掩盖下的矛盾和问题，必须予以缜密分析和深刻认识。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人们常说的“跨越式发展”，实际上也就是“赶超型的现代化道路”。这种发展道路在创造我国巨大辉煌的同时，还包含了哪些矛盾，哪些不平衡，这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分析的。有些同志说得对，我们用10年、20年就赶过了西方国家用100年甚至几百年才走过的道路，这是的的确确的，值得我们引以自豪。但也应看到，西方一些国家100年或几百年的发展，走的是一条属于“自然历史发展型”的道路。这种发展，在各个方面、各种领域、各种经济机制、各种政治结构、各种社会结构，方方面面都经过了上百、几百年的不断调整和“磨合”，它们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内部以及相互之间，有一套相协调的运行机制，运行起来比较而言是平衡和平稳的。而我们的“赶超型”发展，就像速成学校一样，有“赶”的成分在；要“赶”，就是要抓主要科目，放次要课程，这同普通循序渐进的常规学校相比，就有我们的薄弱环节。所以，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弱点：我国实际上是一个后发追赶型国家，一是“追赶”，二是“后发”。这两个特点决定我们国家一不能松懈停步，要坚持改革，坚持发展；二不能忘记是“后发”：是落后而追赶式的发展。前一个特点要求改革要深化，发展要保证质量，要节省、能持续；后一个特应点使我们了解各方面的发展还不稳固、不定型，因此，发展步子要沉稳、审慎，要再巩固、再提高，这样才能更好地协调前进。
我国目前多发的社会矛盾，不仅是世界各国共有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所致，同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后发追赶”发展所带来的各种矛盾和不平衡。除了政治体制改革不到位、精神文化创新跟不上，也就是制度和文化现代化需加倍努力以外，仅就经济社会领域而言，也有诸多不平衡和矛盾存在。除存在收入差距，医改、教育、社会保险及各种法制不完善等问题之外，城乡之间、各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是个重大问题。此外，政治设施与社会经济机制之间，各种机制设施内部，还有种种问题需要研究解决。有许多问题还仅仅停留在理念认识的层面，还没有上升到制度层面，更没有形成系统的制度体系。所有这一切，都与“后发追赶”发展带来的问题息息相关。
目前，深入学习、切实领会“七一”讲话有关三个“没有变”的论断，十分重要，应更深刻地认识我们的国情，防止盲目误判，忘乎所以。
在我国近现代史上，曾有过多次国情问题的争论。几乎每一次争论都有人以中国特殊论抵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当今改革开放时代出现的这一争论，虽稍有不同于过去的特点，但以类似过去的“特殊论”阻挡现代化深入发展的倾向，亦显现出来。我们对此应当加以注意和警惕，遵循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指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沿着继续深化改革的道路，坚定不移把我国的现代化事业推向前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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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来源:《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1月
